古代散文十五講 · 第九講　韓愈的散文

一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陽人，唐代古文運動的領導者，是唐代最傑出的散文家。他領導的古文運動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用具有實用價值的唐代散文來代替六朝以來的駢文；一方面是提倡儒家思想，排斥佛家和道家思想。宋朝蘇軾稱讚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話說得誇張些，但就他在這兩方面的成就說，是有道理的。 自從六朝以來，文壇上形成了一種講究對偶、辭藻、聲律的駢文，呈現出一種柔靡浮艷的風格。這種駢文，在韓愈以前已遭到不少人的反對，只是反對儘管反對，它還是風行一時；直到韓愈起來領導古文運動，這種反對才獲得成功，主要有兩點：一是適應社會的需要，一是他在散文創作上的傑出成就。 韓愈提倡古文，正當唐朝憲宗時代。唐朝自從經過了安史之亂，到憲宗時，王朝的勢力又有所恢復。這就使有志之士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韓愈的提倡儒家學說和唐代散文，正符合他們的需要，這是一。韓愈在散文創作上的傑出成就，一掃柔靡浮艷的文風。他的有內容有高度藝術魅力而適於實用的散文，本身就具有吸引力，證明這種清新剛健的散文遠遠地勝過華靡的駢文，這是又一方面。在韓愈以前，像北周的蘇綽，模仿《尚書》的文體來反對駢文，可是，他的文章本身就寫得深奧難懂，自然行不通。隋朝李諤也曾上書反對當時的文風，說：「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他這篇上書本身也是駢文，這說明他所反對的只是柔靡浮艷的文風而不是駢文。但是不革除駢文的形式，柔靡浮艷的文風是無法革除的。到了唐朝，陳子昂、李華、蕭穎士等人也反對六朝以來的文風，只是他們在散文實踐上的成就還不夠，只能作為韓愈的先驅者。到了韓愈手裡，才以他在散文創作上的卓越成就，證明這種文體比駢文更適於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需要，更具有實用價值，才逐漸取得他們的信任。 韓愈的領導古文運動和他在散文創作上的成就，他的學生李漢在《昌黎先生集序》里有比較全面的說明。李漢先指出：「文者貫道之器」，說明韓愈在散文上的成就跟他的提倡儒學是分不開的。當時佛家和道家思想很流行，全力排斥佛家和道家，提倡儒家學說，跟韓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精神是一致的。貫徹著這種精神的散文，在當時是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六朝以來，講究對偶、辭藻、聲律，往往偏重形式，忽略內容。韓愈大力糾正這種偏向，用文來貫道，就是提倡內容和形式很好地結合起來的散文。這種散文：「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就是指這種散文剛健有力，像蛟龍那樣天矯變化，像虎鳳那樣文彩照映，像韶鈞那樣音節鏘鳴。又說：「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日光。指文有光彩；玉潔，指文理細密。又是指出它以儒家思想為內容，具有多樣的變化。韓愈有力地提倡這種散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遂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韓愈提倡散文，開始時是遭到一般人的牴觸和譏笑的，他堅持不懈，終於以他散文創作上的成就，改變了一般人的看法，摧毀了駢文在文壇上的統治地位。 韓愈自己講他的創作經驗，主要見於《答李翊書》。他提出：「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他首先指出寫作的根本問題是要培養深厚的基礎，根茂密了果實才長得好，膏油加足了燈光才明亮，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他講的話自然親切而感人，所以要寫好文章還得從根本上下工夫。「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所謂從根本上下工夫，就是要通過行動的實踐來培養自己的品德，還要經常反覆地研究經書，《詩》、《書》就是韓愈在當時所認為的經典。這種功夫是要畢生從事的。 他又講他學習創作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所謂三代兩漢之書，就是他所認為的經典和典範作品。開始的時候，只讀經書和典範作品，向它們學習，這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是端正自己的思想。韓愈認為端正了思想，提高了品德，才能說出真正有價值的話，這是寫作的根本。他的讀經書和典範作品，就是要從中學習寫作經驗和藉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他自稱做這步工作是非常專心的，專心到把別的一切都忘掉了，用心思考著。經過了這樣的研究思考，結合著提高思想品德的實踐，再來從事寫作。可是動手寫起來，要除去陳詞濫調還非常困難。要是把陳詞濫調完全掃去不用，那麼一定要確實有真知灼見，有較高的思想水平，才能說出有價值的話。在這個階段，韓愈還缺少真知灼見，但又要務去陳言，所以感到寫不出文章，寫起來很困難。 到第二階段：「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對於書上所講道理的正和偽，或者雖正確而還不夠的，都能分得很清楚。這說明他的思想認識已經提高了一步。第一階段只是專心學習，到這個階段已經能夠分別好壞而進行批判了。要達到這一步，先要深入進去，又要能夠跳出古書的範圍。這時候已經有了自己的見解，用自己的見解來寫文章，寫出來的自然是自己的體會，而不再是陳詞濫調了。既然有了自己的見解，寫起來自然像泉水那樣噴涌而出，不會感到困難了。 到第三階段：「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在第二階段雖然有了自己的見解，但這種見解還不夠深刻，對生活的體驗還不夠豐富，只是像泉水那樣。到第三階段，泉水變成長江大河，浩乎沛然，見解更成熟，生活更豐富了。寫作起來，文思旺盛得像長江大河；但是，又怕它挾泥沙俱下，所以在寫作前要做一番審察。經過審察，認為都是純粹的，然後再用恣肆奔放的筆調寫下來。 就一般的習作說，如果還缺乏對典範作品的深刻研究，下筆時還沒有有意識地要極力避免陳詞濫調，那麼，可以說還沒有進入第一階段。要到確有所見，有意識地掃除陳詞濫調，才算進入第一階段。古今的名家，寫出了具有自己風格的作品，才算進入第二階段，但內容還不一定廣博。只有寫出內容極為豐富的作品，才能夠說進入了第三階段。從這個寫作經驗來看，要學好寫作，首先應當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再學習典範作品，力求寫出自己的話，掃除陳詞濫調。努力豐富自己的生活體驗，才能寫出有價值的作品。 韓愈在這封信里又談到語言和內容的關係，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這是從語言方面說明內容怎樣決定形式的精闢見解。這裡所謂「氣」，就是理直氣壯的氣，是由於內容的正確和充實而產生的。有了正確和充實的內容，理直氣壯了，說出來的話自然有氣勢有力量，話說得或快或慢，聲調或高或低，自然跟自己的思想感情相應。可見語言問題，也是由構成作品內容的思想感情所決定的。不過這並不是說，有了正確和豐富的內容，語言問題就完全解決了，這只是說，語言也是由內容決定的。至於怎樣掌握運用語言的技巧，那還得加以勤苦的練習。他在《南陽樊紹述墓志銘》里說：「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這裡讚美樊紹述的寫作技巧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其實樊紹述的文章寫得很怪僻，並不像他所稱讚的那樣好，這段話主要是說明了他對語言的看法。他認為好的作品，語言是創造的，「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要做到這一步是很困難的。有了正確而豐富的內容，還要用奔放的語言表達出來，而這些語言又要完全合乎規矩，這也是不容易的。能奔放自如而完全合乎規矩，這才達到運用語言的純熟的境界。他又說：「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就是主張創造性地運用語言。「文從字順各識職」，就是用字造句都要合乎規律。「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連一個字一句話都要說得跟以前的人不同，這好像又是不可能的。那麼韓愈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呢？像前面指出的，當時流行的是講究對偶、辭藻、聲律的駢文。這種駢文在用詞造句上跟口語不同。韓愈提倡的古文，實際上就是用接近口語的唐代文言來寫散文，那樣的文章在用詞造句上跟駢文有很大不同。另外，韓愈提倡的古文既是唐代散文，由於語言也有發展，所以韓愈的散文跟古代的（像先秦的散文）也有不同，比方《左傳》的散文，句子短；韓愈的散文句子比較長，比較多變化，另外還用了當時通用的詞。這樣，他的散文的語言自然跟古代的散文也有所不同。所謂「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並不是要使散文寫得一個字都不和前人相同。韓愈提倡的散文既和當時流行的駢文不同，也和古代的散文不完全一樣。要成為唐代的散文，就非講究符合語言的規律不可，所以「文從字順各識職」是他提倡的散文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不能不加以重視了。 二 韓愈領導古文運動的成功，是跟他對散文創作上的正確認識和創作實踐上的傑出成就分不開的。我們想對這方面作些初步的探索。由於水平的限制，在這裡只能很粗淺地說說。 （一）堅定不移地運用儒家觀點，融化在文章里。 六朝以來柔靡浮艷的文風，跟消沉頹廢的思想是分不開的。要掃蕩這種不健康的文風，不僅是一個形式問題，也是內容問題。韓愈在他的散文中，堅定不移地運用儒家觀點來排斥佛家和道家，表現出一種積極的精神，反映出士人被壓抑的不平之鳴。這在當時是具有進步作用的。他把這種觀點貫徹在創作里，一定的內容需要一定的形式來表現，因此，韓愈力求革新文體以掃蕩柔靡浮艷的文風。假如我們就他散文中的主要部分如論文、贈序、雜記、碑傳來看，可以看到，雖然各篇的內容不同，論點不同，表現手法不同，但其中貫徹著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儒家觀點。 就論文說，試舉《原道》、《爭臣論》作例。《原道》正面攻擊佛家和道家，提倡儒家學說。他的提倡，不是照抄孔子、孟子的話，是結合當時的情況有他獨特的意見的。如說：「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商），今之為民者六（加上僧道）；古之教者處其一（儒），今之教者處其三（儒釋道）；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這裡指出唐朝尊崇佛教和道教，因此有大批人投到佛教和道教中去，人數之多，已經使韓愈感嘆地認為可以跟士農工商並立而為六。這批人都不勞而食，增加勞動人民的負擔。他強烈地反對他們，是跟人民的利益一致的。這個論點是本著儒家觀點來的。《爭臣論》批評陽城做了諫官卻不諫諍，他說：「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當時朝廷的政治並不清明，他要求諫官盡力諫淨，來影響其他人的進諫，從而達到政治清明的目的。這種願望雖然不免有些天真，但跟人民的願望政治清明，也是一致的。這樣來論諫官也貫徹著儒家觀點。 就贈序說，試舉《送董邵南序》、《送廖道士序》作例。董邵南要投奔河北藩鎮，序文貫徹著儒家尊王室的主張，含蓄地反對他去。當時的河北藩鎮，是跋扈的封建王國。這些藩鎮造成唐帝國內部的分裂，造成禍亂，給人民帶來災難。因此尊王室而反對去為藩鎮效力，是符合儒家的觀點的。《送廖道士序》則含蓄地譏刺他迷惑於道家之說，惋惜他的才藝。從儒家的觀點看，認為士農工商才是對社會有用的，道士對社會沒有用，因此他的才藝也變得沒有用了，所以惋惜。這樣寫贈序，表面上恭維，實際上批評，也是貫徹儒家觀點。 就雜記說，試舉《新修滕王閣記》、《燕喜亭記》作例。前者讚美重修滕王閣的洪州刺史王仲舒，說：「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終於達到「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後者讚美造燕喜亭的王弘中，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當時王弘中貶官在連州，所以說他要回朝不遠了。兩篇都是記名勝的，卻歸結到政治辦得好，人的德性好，就在記名勝的時候，也要貫徹儒家的觀點，看重政治，看重德性。當時的地方政治並不清明，如果地方官能夠注意這些，對當地人民是有好處的。 就碑傳說，試舉《張中丞傳後敘》、《柳子厚墓志銘》作例。傳後敘極力表揚張巡、許遠和南霽雲的忠貞不屈，為反抗叛亂而犧牲。墓志銘哀悼柳子厚的才幹而被貶死，說：「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這種表揚忠義，哀悼才能的被壓抑，道的不行，都是從儒家的觀點來說的。當時的安史之亂，是藩將叛亂，給唐代社會以極其嚴重的破壞，給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所以反抗這種叛亂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要求有才能的人得用，希望能使政治清明，也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這樣刻畫人物，也貫徹了儒家觀點。 這樣看來，韓愈的散文，即使體裁不同，內容不同，也都貫徹著儒家的觀點。這種觀點，又跟他所寫的事件、情景、人物等密切結合，這是他的散文能夠吸引人的原因之一。這種貫徹儒家觀點的散文的推行，構成一種力量，有力地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浮艷的文風。 （二）命意遣詞，力求創造；善於吸取前人寫作技巧，而能推陳出新。 韓愈主張「詞必己出」，「惟陳言之務去」。他不光在理論上這樣說，也在創作實踐上貫徹這種主張。要是光用唐代的散文來代替駢文，在用詞造句上雖然不同了，但還不是韓愈所說的「詞必己出」；要命意遣詞都是新的，才符合韓愈的主張。實際上，只有命意是新的，才算得是真正的創造。一般的寫作，談到經書上談過的問題，往往引用原話或原意來發揮，這樣的文章，它的用意還是和經書相同的，談不上什麼創造。還有，一般的寫作對於有些題目往往有一定的寫法，比方記名勝總是把重點放在對風景或古蹟的描寫上，贈序總是說些好話和勉勵的話，給人作墓誌總是隱惡揚善地對那人的生平敘述一番。可是韓愈的寫作就不這樣，即使碰到上述的題目，他在命意遣詞上還是要力求創新的。 先看他碰到經書上談過的問題是怎樣寫的。比方講仁義道德，這在孔子的話里已經談過很多，孔子講仁義道德，一般是從實際出發，對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就仁義道德的標準提出意見。因此，孔子的學生雖有好幾個人向他問仁，由於各人的水平不同，在仁的實踐上要求不同，所以孔子回答的話也各不同。韓愈針對這種情況，他在《原道》里一開頭對仁義道德作了說明，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這樣，他把孔子以來儒家講仁義道德的話給以抽象概括，得出一個很扼要的定義式的說明。這種講法是孔子所沒有講過的，從含義到遣詞都是新的。再像對於伯夷的看法，孔子一則稱他為「求仁而得仁」，再則說「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三則說「民到於今稱之」。孟子稱：「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又說：「伯夷，聖之清者也。」對伯夷，孔子和孟子已經作了這樣的評價。可是韓愈的《伯夷頌》卻完全不講這些，說：「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從特立獨行不顧天下人的反對這一點立論，這個命意確是新的，是孔孟所沒有講過的。在這裡，也反映了他不顧唐憲宗的崇信佛教，敢於上《論佛骨表》來反對憲宗去迎佛骨。再看語言，孔孟的話都很簡短，韓愈的話就比較長，更充暢，氣勢更旺盛有力，也是不同的。他的這種語言是跟命意相適應的。六朝以來長期造成的以駢文為正宗的勢力，一時是不容易改變的。因此，韓愈的創作散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在韓愈遭到當時人的驚疑、嘲笑、排擊的時候，他靠著「信道篤而自知明」絕不動搖。 再看他寫墓誌又是怎樣和一般人不同。像他寫《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寫他「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並寫出那種藥是用鉛、水銀燒成丹砂來吃的，這就是當時方士騙人的所謂長生不死藥。在這篇墓志銘里，他還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這種藥的害人。這就跟一般人寫墓誌的隱惡揚善不同，說出了真話。 這樣看來，他在命意遣詞上的創造，主要是由於他對生活有深刻的體驗，因此才能有見解，寫出有新意的文章。 其次，也和他善於吸取前人寫作中的優點，並且做到推陳出新是分不開的。事實上，一切藝術上的成就大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一般說來，大都是吸取前人創作的優點，再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加以發展和提高。在發展和提高中，就有了革新和創造。韓愈的散文也是這樣。 試看韓愈的《進學解》和漢代揚雄的《解嘲》，以及東方朔的《答客難》。這三篇都是寫別人嘲諷自己的不得志，自己出來作解釋的，以東方朔的《答客難》為最早。這種文章表面上看，好像是替自己作解釋，心平氣和，並無牢騷，骨子裡卻是借別人的嘲諷，來發泄自己的不得志。把這三篇對照起來看，揚雄寫得最差，韓愈寫得最好。為什麼會這樣呢？第一，揚雄在《解嘲》里主要是說時代不同，漢朝大一統不比春秋戰國，春秋戰國時的卿相要是生在漢朝，也只能做個小官。這個意思跟東方朔的《答客難》完全一樣。向前人學習寫作主要是學習它的技巧，不該襲取他的意思，揚雄從寫法和用意都襲用前人，所以較差。韓愈的《進學解》則是說人的才具有大小，他的才具小，所以不宜做大官。這個意思是新的，不是襲取前人的。第二，揚雄的文章里包含了從春秋到漢朝的許多歷史故事，用來說明時代不同。這種寫法跟《答客難》一樣，他的語言也是模仿《答客難》的，所以較差。韓愈的語言完全不是這樣，他連用幾個比方，來說明小才只能小用。那種說法也是新的。《進學解》寫得勝過《解嘲》，就因為它的內容是全新的，是韓愈自己的生活體驗。他採用《解嘲》的寫法來寫自己的生活體驗，能夠吸取前人的寫作技巧，達到推陳出新的境地。揚雄不僅採用了前人的寫法，連用意、語言也都和前人相似，寫來自然不如韓愈。這樣看，採取前人的寫法，一定要內容是自己的，才能使寫作技巧有所提高。 再看《雜說馬》，這篇用意是從《國策·楚策》中獲得啟發的。《楚策》中說，驥老了，拉著鹽車上太行山。蹄申膝折，皮膚潰爛，唾沫灑地，白汗交流，在山坡上掙扎拉不上去。伯樂碰到了，下車拉著它哭，脫下衣服來蓋在它身上。驥於是仰頭長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因為伯樂能夠這樣知己！這段寓言是說千里馬不遇伯樂時所遭受的折磨。《雜說馬》也是講千里馬不遇伯樂的悲慘遭遇，兩篇的用意相類似，但寫法不同。《楚策》里是敘事，《雜說馬》是議論。在敘事中，作者不發表感嘆；在議論中，作者儘量發表感嘆。敘事按事件的進程敘述，不多作轉折；議論則層層深入，多作轉折。這就是兩篇寫法的不同。這種不同，當然也和兩位作者的生活體驗有關。從這裡看到，要是前人作品中的用意可以啟發我們生活中的某種體會，我們採取前人的用意結合自己的體會來寫，那麼就該運用跟前人不同的寫法。由於寫法不同，再加上自己的體會，這樣寫出來的作品，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會有新的面貌。這是另一種吸取前人優點的方法，韓愈也是採用這種方法來提高他的創作的。 總之，韓愈的散文，無論從內容、從表現手法、從語言方面來看，都有其革新和創造，這種革新和創造，使他的散文在當時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清新剛健的風格。 韓愈的散文，以清新剛健形成自己的風格。文章要是寫得意思含糊而沒有新意，不可能給人以清新的感覺；要是寫得態度不堅決，感情不充沛，不可能給人以剛健的感覺。所以清新剛健的風格，是跟內容的有新意，態度的堅決，感情的充沛，語言的明快有關的。韓愈認為自己「信道篤而自知明」，有堅強的自信力，敢於面對時人的驚疑、譏笑、排擊而不動搖。這種自信力，他的友人柳宗元就很不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柳宗元因此「不敢為人師」。韓愈這種勇氣和自信，也充分表現在他的散文里。前引的《伯夷頌》就是有力的證明。再像他寫的《師說》，也表現了他的自信。他說的師，不是指學校里的老師，是指有文化教養的人拜別人為師，跟他「傳道受業解惑」。他說：「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他不僅主張有文化教養的人拜人為師，還主張年紀大的拜年紀小的為師，貴人拜微賤的人為師，而且明確地說這是師道。這種肯定的話里表現了他不顧時人譏笑的勇氣。再像《諱辯》是勇敢地駁斥庸俗者的誹謗。韓愈勸李賀考進士，與李賀爭名的人誹謗說，李賀的父親名晉肅，勸賀考進士，「晉」「進」同音，觸犯父諱，是有罪的。韓愈舉出唐律來證明同音字不必避諱，再舉周公孔子的實例來作證，再舉周、漢、唐的例子來作證。都證明不必避諱，只有宦官、宮妾對於皇帝名字才連同音字都諱。於是感嘆道：「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他用極其堅實而不可動搖的許多例證，駁斥了誹謗者，歸結到這樣氣勢噴薄而帶有諷刺性的結論。張裕釗說它像「飄風急雨之驟至，輕車駿馬之奔馳」，正是形容他的剛健的風格的。 他不光在論文裡表現這種旺盛的氣勢，在敘事和抒情中也同樣顯得氣勢旺盛有力。像《唐朝散大夫贈司勛員外郎孔君墓志銘》，開頭說：「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把孔君一生中最突出的事放在開頭說，肯定他是賢佐，描寫他的忠於職守，勇於批評。這樣寫人，就表現了一種磅礴的氣勢。再像《與鄂州柳中丞書》是表達他對柳中丞欽佩的感情的，文中說：「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告於眾），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被馬踢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傾慕的感情是用激昂慷慨的話來表達的。這也由於柳中丞的行動本身是豪邁的，激動人心的，所以那封信也寫得雄健有力。 韓愈在宣傳儒學和古文的時候，遭到多方面的譏笑和排擠，他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因此，他的思想感情長期受到鬱積。但韓愈為人堅強自信，固守其志，因而在散文中把這種鬱積表達出來，便令人感到一種磅礴的氣勢，而使他的散文風格突出地顯得剛健雄肆。此外，他對道和文的看法跟當時一般人不同，或比當時人更深入些，這就使他的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四）根據不同的內容確定不同的表現手法。 說韓愈的散文剛健雄肆，只是就它的主要的風格說，也是就他的大多數的散文說，實際上他的散文的風格是多種多樣的。就是同樣的剛健雄肆的風格，也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他善於量體裁衣，根據不同的內容、不同的對象、不同的體裁，確定不同的寫法，因此他的寫法顯得變化多端。為了說明方便，試專就他的論文來說：他的《原毀》是「有作於上者」，即給當權的人看的；他的《諱辯》是針對妒忌李賀的誹謗者說的；他的《爭臣論》是對諫官陽城說的。這三篇的對象不同，因此語氣也不同。《原毀》是心平氣和地講道理，這樣容易使當權派聽進去。《諱辯》是面對誹謗者，所以在最後用諷刺的話狠狠地進行反擊。《爭臣論》一方面批評陽城的不進諫，一方面希望他能夠進諫，所以嚴肅而不猛厲，既不同於《原毀》的心平氣和，也不同於《諱辯》的猛烈進擊。因此，同樣是論文，由於對象不同而語氣不同，由於語氣不同而風格不同：《原毀》和婉，《諱辯》猛厲，《爭臣論》嚴正。 再看這三篇的寫法也不同。《原毀》推原毀謗的由來，用的是由表及里的分析方法，一直探索到毀謗產生的原因。他先從一般現象看，指出今之君子嚴於責人，寬於待己。於是進一步探索它的原因，指出是怠和忌造成的，因為懈怠，所以對自己要求不嚴格；因為妒忌，所以對別人百般挑剔。《諱辯》是要駁斥嫉妒者的誹謗，那不光憑理論還得有根據，所以舉出一個個根據來加以駁斥。先舉法律，次舉經典，次舉事例，這些強有力的根據把誹謗徹底駁斥了。《爭臣論》既是希望陽城能夠諫諍，目的在要求他改進，所以一方面用「或者」的口氣問韓愈，處處替陽城辯護，舉出他的各種好處；一方面是韓愈對「或者」的回答，批評了陽城，指出他的缺點。這樣，把陽城的優點缺點都說出來，不是專揭缺點。就是批評的話，也給他留有餘地。這是根據不同的對象、要求而表現出來的不同寫法。 這三篇的不同寫法還表現在其他方面：《原毀》通過一段描繪來探索原因，像寫人的妒忌，說：「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怒於言、怒於色，就是對妒忌者的描繪，通過這種描繪來說明發怒的原因。因為是心平氣和地說理，所以可以這樣說。《諱辯》沒有那樣從容，不適宜作描繪。列舉證據來駁斥，話越到後來越重，一直逼到對方無話可說。《爭臣論》一開頭就批評陽城不是有道之士，辭氣比較重，但到後來反而顯得緩和了些，這是為了爭取他改進。這也是由於不同要求所造成的不同寫法。 再看《原毀》跟《獲麟解》。兩篇都是論文，都是希望當權者看了能夠採納他的意見，但兩篇寫得完全不同。《原毀》從現象探索原因，沒什麼轉折；《獲麟解》卻是用轉折的筆法來透露正意。《原毀》把正意明白說出；《獲麟解》卻是用比喻來暗示，並不說明。《原毀》言盡意止；《獲麟解》言簡而含義豐富，有尺幅千里之勢。《獲麟解》先說大家都「知」麟為「祥」，一轉轉到麟的不常有，因而「不可知」，說它「不祥」也行；再一轉轉到聖人必「知」麟，麟畢竟「不為不祥」；再一轉轉到「麟之出不待聖人」，那麼說它「不祥」也可以。這樣轉來轉去，是《原毀》里所沒有的。《獲麟解》以麟比有才能的士人，感嘆一般人不識人才，不能重用，只有聖人能識人才。要是當時沒有聖人，那麼有才能的人只是被看成怪物而已。這種比喻寫法，《原毀》里也是沒有的。《獲麟解》篇幅極短，卻反映了整個封建社會裡貴族當權、人才被壓抑的深刻而豐富的主題，所以雖尺幅而有千里之勢，這在《原毀》里也是沒有的。 《獲麟解》跟《雜說馬》都是用比喻，都是感嘆有才能的人被壓抑的深刻而豐富的主題，所以都是「尺幅而有千里之勢」，都是講「知」與「不知」。《獲麟解》中的聖人和麟，就是《雜說馬》中的伯樂和千里馬。這兩篇有這樣多的相同，應該是寫得雷同了吧，其實不然。這兩篇命意不同。《獲麟解》歸結到沒有聖人則麟還是成為不祥的怪物，話說到這裡為止。成為不祥之物以後怎麼樣，沒有說下去。《雜說馬》是接著說下去。《雜說馬》的開頭「伯樂不常有」而千里馬不被人知，即沒有聖人，麟不被人知，不被人知以後，「辱於奴隸人之手」，「食不飽，力不足」，比常馬更不如，它的結果就這樣慘，而駕馭的人還在感嘆「天下無馬」。這樣，《雜說馬》的用意就跟《獲麟解》不甚相同了，這就構成兩篇寫法的不同。《雜說馬》著重寫馬的悲慘遭遇，還加以描寫，《獲麟解》沒有寫麟的不幸遭遇。《獲麟解》從「知」和「祥」跟「不知」和「不祥」上作轉折，也就是在理論上轉；《雜說馬》在馬的悲慘遭遇上作轉折，不在理論上轉。兩篇的情緒也不同，《雜說馬》比《獲麟解》更悲慘。這就是根據不同的內容造成的不同寫法。韓愈的散文不論是敘事、抒情都是這樣千變萬化的。 （五）語言精練有力，合乎規矩。 韓愈散文的語言，能夠確切地表達他的思想感情，構成各種不同的風格，符合語言的規律，精練而有力。如他要表達氣勢旺盛感情充沛的內容，他的語言就能恰好地把這種氣勢感情表達出來。比方《伯夷頌》借伯夷來表達自己被譏笑排擊而長期鬱積的感情，氣勢噴薄而出，所以說：「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客也！」用了三個比方來讚美伯夷，這三個比方又是三個排比句，就顯得氣勢充沛了。再像《張中丞傳後敘》，他聽說有人誹謗許遠，非常氣憤，他用的語言能夠恰好地把這種氣憤表達出來。如說：「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這裡用「嗚呼」「邪（耶）」構成的感嘆句來表達氣憤的感情。再像《與鄂州柳中丞書》，他聽說書生誓師起兵平亂，心情非常激動，他的語言能恰好地表達這種激動。他用的是頓挫的方法，像先說武將的驕橫，沒有一個人誓師向前；再說武將只知要賞賜，反而助寇作聲勢。經過這樣蓄勢，於是一下子折落到書生起兵誓師向前。用這種頓挫蓄勢的方法，就寫得激昂而有氣勢了。 他要表達一種心平氣和的態度時，他的語言又自不同。《原毀》中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構成兩大比。「古之君子」中，又分成重於責己、輕於待人兩小比。小比中還有小比。這樣對稱的語言，適於一層層推理之用，就把平心靜氣的說理態度表達出來了。像要表達婉轉的情思時，他的語言也就顯得柔婉。如《與孟東野書》：「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之懸懸於吾也。」從自己的體會來推想朋友，語言是婉轉的。要表達沉痛的心情時，語言越質樸卻越顯得沉痛。如《祭十二郎文》：「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從極質樸的話中顯出作者的沉痛的心情。 他的語言善於敘事、狀物、抒情。比方寫英雄要寫得生氣勃勃、激動人心是不容易的，他的語言就有這種力量。例如《張中丞傳後敘》，寫南霽雲到賀蘭處請救兵，賀蘭不肯發兵，要留住他。「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余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這裡的語言沒有什麼辭藻，很樸素，但把英雄的生氣完全寫出來了。由於他用樸素的話記下英雄的驚心動魄的語言和行動，更由於寫出當時「一座大驚及泣下」的氣氛，所以有那樣的力量。他能用最經濟的話來描狀物態，如《畫記》中描寫馬的二十餘種不同的形態，說：「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往往只用一個字來寫一種形態，可算是最經濟的了。他能狀難寫之情，如《與李翱書》：「仆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歲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事後回想依人度日時的痛苦心情，這種心情是不容易寫的，他卻能用個確切的比方把它有力地寫出來了。「痛定思痛」從此成為流傳的成語。 他的語言都合乎規矩，也就是合乎語法，所謂「文從字順各識職」。一般說來，短句子不容易出錯，長句子容易出錯。我們試看看他的長句子，如《張中丞傳後敘》：「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這裡共三句，在古文中這樣的長句是比較少的。我們讀這三句，像一般短句一樣的明確有力，一樣文從字順，一點也不費力，這就是運用語言的本領。 韓愈的散文具有這樣的特點。這構成他在散文創作上的突出成就，是他領導古文運動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自然，他的散文也有缺點，尤其在思想內容方面，這裡就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