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十五講 · 第八講　論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定名與背景 《四庫全書總目》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稱「《明史·文苑傳》：『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考明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右書今不傳，惟坤此集為世所傳習」。按《文編》所選，自周迄宋，不限於唐宋。其所選唐宋文，雖限於八家，而無「唐宋八大家」之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實本於《文編》所選八家，而「唐宋八大家」之名，則為茅坤所定。《文編》所選唐宋八家，又當推本於明初朱右所選之《八先生文集》。《八先生文集》雖不傳，但明貝瓊有朱右《唐宋六家文衡序》，稱「六家」，以「蜀蘇氏父子」三家為一，實即八家。貝瓊序稱朱右之選：「降於六朝之浮華，不論也。昌黎韓子倡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敗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是朱右所選，以唐代韓愈起來反對六朝浮華的文風，倡導古文運動，柳宗元和之，因選韓柳兩家。以五代文風敗腐，歐陽修起來倡導古文革新運動，曾、王、三蘇和之，因選宋代六家文。唐順之選《文編》，自周迄宋，於唐宋兩代取於朱右所選之八家，以上窺秦漢。《四庫全書總目》於《文編》稱：「學秦漢者當於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編為門徑矣。自正、嘉（正德、嘉靖）之後，北地、信陽（李夢陽、何景明）聲價，奔走一世。太倉、歷下（王世貞、李攀龍）流派彌長。而日久論定，言古文者終以順之及歸有光、王慎中三家為歸。」是唐順之的《文編》以唐宋八家，上繼秦漢，反對明代復古派的模仿秦漢文的字彙句法。朱右（？—1376），字伯賢，明初臨海（在浙江）人。明朝征右編《元史》，史成歸里。又征右編《日曆》、《寶訓》，授翰林編修，遷晉府長史。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明武進人。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工古文，人稱荊川先生，著有《荊川先生文集》。茅坤（1512—1601），字順甫，號鹿門。明歸安（今浙江吳興縣）人。官至大名兵備副使。著有《白華樓藏稿》等書。 朱右選唐宋八家，有見於唐代的韓柳兩家反對六代的浮華而發動古文運動來的；宋代的歐陽、曾、王、三蘇六家，反對五代的腐惡，發動古文革新運動來的，是有所見的。唐順之選唐宋八家，是有見於八家之文，有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可以上繼秦漢，以救明代復古派之弊。茅坤選唐宋八家，所得較淺，欲從抑揚開闔、起伏照應以求八家之法，不免落入學唐宋文的窠臼。 再看唐代韓、柳兩家，《新唐書·文藝傳》稱：「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始則唐高祖、太宗「沿江左餘風，句繪章，故王、楊（王勃、楊炯）為之伯」。次則「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張說、蘇頲）擅其宗」。三則「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遂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這就是韓愈倡導，柳宗元和之的唐代古文運動。 從東漢末年，經過魏晉六朝到初唐，駢文盛極一時。駢文講究形式，講對偶、聲律、辭藻，它的流弊是忽視內容，構成一種形式主義文風。韓愈起來倡導古文運動，即用唐代文辭仿古代的散文寫法，稱為古文，反對駢文。用古文來代替駢文，有兩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創作成功的古文作範例，一是要提出創作古文的理論來使人信服。韓愈、柳宗元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古文運動興盛起來，這就是唐代的古文兩大家。從唐末經過五代到宋初，駢文又興盛起來，到宋初的楊億，提倡西崑體，用駢文來作文，盛極一時。石介起來反對楊億，又興起一種怪異的文風。歐陽修起來倡導古文革新運動，繼承韓愈的古文運動，曾鞏、王安石、蘇洵和他的兒子軾、轍和之。他們的古文創作和創作古文的理論，也獲得大成功，成為宋代的六大家。唐代兩大家和宋代六大家合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倡導古文運動的成功，依靠古文創作和創作古文理論的成功，先看唐代韓愈、柳宗元在這兩方面的成就。 韓柳在創作古文上的成就 《舊唐書·韓愈傳》稱他創作的古文為「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經誥指儒家的經書，即用儒家的理論來寫古文，又推重他的古文，說有司馬遷、揚雄的氣勢格調。韓愈的學生李漢，替韓愈的文集寫序，稱韓愈的文章：「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讚美他的古文，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與日月爭光，與寶玉比潔。他的古文，還寫出了各種形態。在反對駢文上，具有摧陷廓清的功效。宋代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贊他的古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稱「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即指從東漢到隋的八代中駢文極盛，思想上異端並起，包括佛道思想盛行。稱「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指韓愈的提倡古文，倡導儒家思想，作《原道》來排斥佛老，稱為「道濟天下之溺」。 宋蘇洵《上歐陽內翰（修）書》，稱：「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這裡指出韓愈文的風格特點，也說明韓文的傑出成就。 宋林光朝《讀韓柳蘇黃集》論韓愈詩：「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化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讚美韓愈的詩，也像韓愈的文章，有大力奔放的，有藏形匿影的，變化無窮。 再看柳宗元的創作，韓愈稱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劉禹錫《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又在《柳子厚墓志銘》，稱柳宗元的文章：「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卓厲風發。」如《封建論》。又稱他貶為永州司馬時：「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刻畫山水，有傑出成就。柳宗元的寓言小品，如《黔之驢》等，形象生動，含義深刻；他的《段太尉逸事狀》，工於塑造人物。在文章的各種體裁上，也作出突出貢獻。柳宗元的詩語言峻潔，情意幽深，蘇軾在《書黃子思詩集後》，評他的詩「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有騷人之韻。 韓柳的文論 韓愈在《進學解》中，除推重經書外，稱「下逮《莊》、《騷》，太史所錄」。於諸子中推《莊子》，於史部中推《史記》。他的認識，有超過劉勰處。因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中不突出《莊子》，於《史傳》中不突出《史記》。韓愈之識見，也超過劉知畿，因劉知畿在《史通》中尊《漢書》而抑《史記》。 韓愈的文論，有《答李翊書》，提出學道與養氣說。 他講學道為文：「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光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狀美盛）也。」指學到儒家之道，成為仁義之人，其文自然美好。 講學道為文的進程：「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狀端莊）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這裡講學道，要「行之乎仁義之途，求之乎詩書之源」，即從詩書的書本上學道。學成為仁義之人，才能寫好古文。 再看養氣。韓愈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這是說明古文與駢文不同，駢文要講聲律，調平仄；古文講氣勢旺盛，所以要養氣。 韓愈講古文，先要學道，學習儒家講的道理。所以他在《答劉正夫書》中說：「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效法古代的聖人賢人，學習他們講的道理，不學習他們的文辭。因為古代的聖人賢人寫的文辭，跟唐代的文辭不完全一樣，所以不學習古代的文辭。但這裡還有一個問題，他在《答尉遲生書》里說：「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古道有兩方面，一方面對唐朝還適用，一方面適應古代的需要，對唐朝已不適用。他在《讀儀禮》里說：「考於今，誠無所用之。」所以他在《原道》里說：「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他講儒家的道理，就講合乎仁義的道理。道家佛家講的，不合乎儒家仁義的道理，他要起來反對，這就是他寫的《原道》。儒家以外，別的諸子百家講的道理，他認為對唐朝有用的，他也講。儒家講的道理，他認為已經過時的，他不講。他在《讀鶡冠子》里說：「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鶡冠子》是道家，不同於儒家，他卻讚美它。他在《讀墨子》里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那他講的古道，也包括墨子之道。但他對於儒家的《儀禮》，卻認為已經過時，沒有用了。這說明他的學古道，還是比較通達的。但是他的學古道，不論是主要學儒家的道，或學諸子百家的道，都是從書本中學。但柳宗元的學道，就跟他不完全相同了。 再看柳宗元的文論。他在《與友人論為文書》里說：「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為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系焉；談之辯訥，升降系焉；鑒之頗正，好惡系焉；交之廣狹，屈伸系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這是說，文章難以寫好，不是因為比興不足，開拓不廣，鑽研不深，毛病不去，是得到道為難。得到道，文章即使有缺點，也像日月的有日食月食，寶玉上的有斑點，還是日月，還是寶玉，哪能傷害它的光明，廢黜它是寶玉呢？主要是對道的認識，對道有明顯的認識，或不明顯，這跟幸或不幸有關，跟辯明或說不明有關，跟文章上升或下降有關，跟觀察的正確或不正確有關，跟人家的愛好或厭惡有關，跟交接的廣闊或狹隘有關，跟文章屈辱或申展有關。那些自以為得道奮筆寫作的，得呢不得呢？還不可知。這是說，對文章的題目，作了研究，有了認識，即使文章有毛病，還是日月之食，寶玉之瑕，還是好的。對文章的題目沒有研究，沒有認識，寫出來的文章，就是不幸的，說不清楚的，不好的，不正確的，被人討厭的，看得不廣的，屈辱的。他講的得道，就是對文章的題目有研究，有正確認識。這個道不是聖人的仁義之道，是這個題目的道理，這是他與韓愈的不同處。他在《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里說：「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核，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這是說，當時講道理的有三種：一種是儒家，講得迂腐迷濛而不合；一種是切於事實，又講得苛刻而不合理；一種是好怪而妄言，不可信賴。 再看他的所謂道，他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里說：「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之，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仆，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他認為「道之及，及乎物」，這是「取道之內」；一種是「貴辭而矜書」，「不亦外乎」。他認為要取道，要「及乎物」，這叫「取道之內」，就是要從事物本身去求道，這是「取道之內」；從書本上去求道，這是「取道之外」，怎麼分別取道之內與取道之外呢？可用柳宗元的《天說》來看： 韓愈謂柳子曰：「……吾意有能殘斯人（民）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 柳子曰：「……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 韓愈從書本上去求道，書本上認為天是賞功而罰禍的，因此認為人民墾原田，伐山林，疏溝涸，禍元氣陰陽，當受天罰；殘害人民的，是減少對元氣陰陽的禍害，是有功於天地，當受天賞。柳宗元的求道，「及於物」，即及於天地、元氣、陰陽，看到這些物，不會報，也不會怒，不會賞功罰禍。人民墾原田，有收穫，有功，功者自功。人民伐山林，有禍，禍者自禍。功和禍，都是人民自造的，欲望天的賞罰者大謬。這是柳宗元求道及於物，是求道之內，勝過韓愈從書本求道之外。 柳宗元的論文求道也與韓愈不同。韓愈論文求道，要學為聖人，「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的論文求道，還是「及於物」。當時認為《五經》與諸子、《離騷》、《史記》等寫得最好，就從這些書中求寫作之道。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里，提出從《五經》里「取道之原」：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柳宗元的論文求道，認為《五經》中保留寫作所求的道，如文章的內容要求質實，說的道理要求持久，要求適宜，要求有決斷，要求有變化。在這些方面從《五經》中去求，這是論文求道之原。 光有了這些認識還不夠，還需要端正態度，「羽翼乎道」：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這裡講，作文在得到道以後，寫文章來說明道，要端正態度。未敢掉以輕心，怕文章寫得浮滑而不莊重；未敢出以怠慢，怕文章寫得鬆弛而不謹嚴；未敢出以昏沉，怕文章寫得昏暗而雜亂；未敢出以驕氣，怕文章寫得高傲而驕橫。對文章的內容，抑制它使它深入，發揚它使它鮮明，疏通它使它通暢，簡練它使它有節制，激發它使它清新，固定它使它莊重。這樣，就可以扶助所講的道。 柳宗元又說： 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這是說最後還要參考各家作品來加強文章的藝術性，如參考《穀梁傳》來使文氣嚴謹，因為《穀梁傳》在解釋《春秋》時最為嚴謹。參考《孟子》、《荀子》，使文章的枝葉茂盛，因為孟子荀子善於設喻，因而使文章枝葉茂盛。參考《莊子》、《老子》，使文章的開端顯得恣肆，《莊子》文章設想奇特，開端恣肆，《老子》比較謹嚴，在這裡可能借老子作陪襯。參考《國語》來豐富文章的趣味，參考《離騷》使文章意味幽遠，參考《史記》來使文章潔淨。這是從旁推求，參考這些作品來加強文章的藝術性。 韓愈、柳宗元的文論，都講求道，韓愈主張從書中求道，柳宗元主張從「及於物」中求道，在這一點上，柳宗元的求道勝過韓愈。柳宗元怎樣從「及於物」中求道呢？他在《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里說：「竊自冠好游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他寫段太尉逸事，就進行實地調查，訪問了解段太尉的故老卒吏，得到了詳盡的材料，再請求了解段太尉的永州刺史崔能對這些材料進行參校，從而認識段太尉的性格德行。從段太尉一生的行事和言論中去認識他，這就是「及於物」的取道之內。「及於物」即及於人物。韓愈雖然主張從書中求道，但他在寫《張中丞傳後敘》時，「得李翰所為《張巡傳》」，但他不相信那篇傳，加以批評，說明他不完全相信書。他說：「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雲。」韓愈親到張巡、許遠的雙廟裡去祭奠，親自聽老人講張巡、許遠時事，所以文中補寫南霽雲的事，極為生動感人。又從張巡手下的於嵩，得知張巡的事。那麼韓愈寫這篇文章，也像柳宗元一樣，是「及於物」的，所以寫得極為生動形象，和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狀》一樣被傳誦。 宋六大家的詩人 宋代六大家中，以歐陽修為古文革新運動的開創者。《宋史》本傳稱：「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為必顯於世。」「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此則就大體說。蘇洵《上歐陽內翰書》，稱他的文章風格：「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又稱「陸贄之文，遣言措辭，切近得當，有執事之實」。錢鍾書《宋詩選注》稱修：「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成就卓著」，在詩上，「他深受李白和韓愈的影響」。《宋元十家詞選例言》：「其詞與元獻（晏殊）同出南唐，而深致則過之。」「亦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游。」 曾鞏，《宋史》本傳云：「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辭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錢鍾書《宋詩選注》：「就八家而論，他的詩遠比蘇洵、蘇轍父子的詩好，七言絕句更有王安石的風致。」 王安石，《宋史》本傳稱他：「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修有詩贈他：「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用李白、韓愈來推許他。他《奉酬永叔見贈》：「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他不以文學家自許。錢鍾書《宋詩選注》稱王安石詩「比歐陽修淵博，更講究修辭的技巧」。王安石又說自己「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突出他的修辭手法。 三蘇的詩文創作，《宋史》論三蘇文，於《蘇洵傳》稱：「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特於《蘇軾傳》稱：「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於《蘇轍傳》稱：「蘇轍論事精研，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至論軾英邁之氣，宏肆之文，轍為軾弟，可謂難矣。」錢鍾書《宋詩選注》論軾詩，稱：「在藝術規律的容許之下，創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動，這正是蘇軾所一再聲明的。作文該像『行雲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樣的自由活潑，可是同時候很謹嚴的『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後，古代大約沒有人趕得上蘇軾這種『豪放』。」蘇軾詞，宋人胡寅《題酒邊詞》：「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視，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永）為輿台矣。」極推蘇詞風格之高。 宋六大家的文論 唐代韓、柳的文論，突出地講學道；宋六大家的文論，突出地講文學的藝術性。歐陽修的文論，在《答吳充秀才書》里，雖說了「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繼承唐朝人求道的用意。但他的突出的文論，還在講文的藝術性。他在《書梅聖俞稿後》說： ……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 …… 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 歐陽修在這裡提出音樂和詩歌所產生的令人心動神移、或歌或泣的感動力量是從哪裡來的，這就接觸到藝術感染力了。 再看曾鞏的《南齊書目錄序》，他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按：史家的文章以敘事為主，而曾鞏要求史文於敘事中寫人，在寫人時要寫人「難知之意」，發人「難顯之情」，司馬遷的《史記》就在敘事中寫人的「難知之意」與「難顯之情」，成為傳記文學的傑作。這樣的要求，即要求史文寫成傳記文學，而有文學的藝術性。 王安石的文論，有《上人書》，引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稱為「作文之本意」。則要求作文的內容，有自得、居安而資深，則非同泛泛，必深有所得，必有深切體會。如歐陽修所云的感染力，又稱作文之辭，比之於「刻鏤繪畫」，亦以藝術作比，則對作文的要求，亦通於藝術。 三蘇的文論，蘇洵有《仲兄字文甫說》，以為風水相遭而文生焉。釋者以水喻藝術修養，風喻創作衝動。那風水相遭的比喻，也比作藝術修養了。蘇洵的《上歐陽內翰書》，論孟子、韓愈、歐陽修三家文，皆推究三家文的不同風格，亦視藝術性立論。那蘇洵的文論，亦強調藝術性。蘇軾的文論，有《答謝民師書》，稱「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那麼怎樣「求物之妙」呢？他在《書黃子思詩集後》中，引司空圖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咸，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那蘇軾講的「求物之妙」，即求鹽梅在咸酸之外的美，即求詩文的藝術美。蘇轍的文論，有《上樞密韓太尉書》，稱：「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強交遊，故其文疏盪，頗有奇氣。」他提出從外境閱歷來培養奇氣。他講司馬遷的文章疏盪，頗有奇氣，還是就文的藝術性說的。這樣看來，宋代六大家的文論，與唐代韓、柳的文論不同。唐代韓、柳的文論重在求道，而宋代六大家的文論重在探討詩文的藝術美。但柳宗元的文論，參考各家的作品來「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實際上已經接觸到文章的藝術性，宋代六大家的文論，就從他這裡作了發展，把重點探討到詩文的藝術性了。 唐宋占文風格的差異 清人劉開《與阮芸台（元）宮保論文書》，稱：「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云之宏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鍠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宋賢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子瞻又掃之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沉浸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按，韓愈在《進學解》里講：「沉浸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又稱：「子云（揚雄）、相如（司馬相如），同工異曲。」劉開講韓愈的為文是有據的，不過他的尊唐貶宋則因阮元主張駢文，不免有意迎合，是不確的，不如明末黃宗羲《南雷庚戌集自序》中說得平實。他說：「古文自唐以後為一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劃然如界限矣。」按，韓愈的文章，本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怪怪奇奇，一方面是文從字順。歐陽修發揮他的文從字順這一面，是好的。韓愈「氣盛言宜」，所以他的文章，氣勢旺盛，或不足於理。歐陽修的古文委曲詳盡，以理勝。如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草木有什麼不得其平呢？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婉轉申說，皆中於理。又如記山水，唐文由窮極形象，而感慨身世；宋文則歌頌人物，或寫詩情畫意之美。如柳宗元《小石潭記》，稱潭水之清，則曰魚「皆若空游無所依」。稱泉水曲折，則稱「斗折蛇行，明滅可見」，歸結到「淒神寒骨，悄愴幽邃」，與作者貶謫的身世相應。歐陽修寫《峴山亭記》，於「山川之勝勢」，令「覽者自得之」，皆不道，只推美晉將羊祜。又如蘇軾《記承天寺夜遊》，不談寺容，只寫「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先用一「如」字，先寫比喻，有詩情畫意，後指竹柏影，亦見宋文重在寫藝術性，與唐文的刻畫形象不同。 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稱：「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惟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如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作「水循除鳴」，（guó），狀水聲，即奇重字。而歐陽修《醉翁亭記》作「漸聞水聲潺潺」，即用平常字。又如柳宗元《小石潭記》：「卷石底以出」，卷音拳，本於《禮記·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註：「卷猶還也。」《左傳》昭公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註：「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卷為一斗六升容量。此即奇重字。蘇軾《石鐘山記》：「有大石當中流。」用「大」即平常字。但如《醉翁亭記》，陳師道《後山詩話》稱「少游（秦觀）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賦是鋪敘，《醉翁亭記》寫山水景物，用「者」字鋪敘，用「也」字點明，如「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用賦體寫記，是記文的創格。蘇軾的《石鐘山記》，工於狀物，如：「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皆為妙文。宋文拋棄韓文奇奇怪怪的一面，取於他的文從字順的一面，用平易自然的語言，創為精工形象的文辭，是宋文的傑出成就。 歐陽修、蘇軾還用明白自然的語言來寫四六文，唐代的駢文發展為四六文講對偶，多用典。歐陽修、蘇軾用明白自然的語言來寫四六文，成為四六文的創格。如歐陽修的《謝致仕表》：「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才，早遘休明之運。不通文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才，復虛言而少實。」蘇軾的《密州謝上表》：「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既少用典或不用典，又不限於四字六字句，實亦宋文的創格。這些說明宋文與唐文的差異，實亦宋文繼唐文有所發展，可以供研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