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十五講 · 第三講　《論語》的散文

1989年是孔子誕生2540周年，我參加了孔子學術討論會，因此寫了這篇文章作紀念。孔子的言論，主要見於《論語》。《論語》是記載孔子和孔子門人言論的書，劉勰在《文心雕龍·徵聖》里稱：「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說《論語》中記孔子的話，能夠反映孔子的風采。又說：「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可見《論語》的風格，又是雅麗的。又說：「精理為文，秀氣成采」，《論語》的文章，理是精的，氣指文氣，秀是突出，構成文采，這又同《論語》反映孔子的風采有關。 論「和」的辯證觀點 先看《論語》的「精理為文」，《論語·子路》（以下只舉篇名）：「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楊伯峻先生《論語譯註》： 「和」與「同」是春秋時代的兩個常用術語，《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晏子對齊景公批評梁丘據的話，和《國語·鄭語》所載史伯的話，都解說得非常詳細。「和」如五味的調和，八音的和諧；一定要有水、火、醬、醋各種不同的材料才能調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長短、疾徐各種不同的聲調才能使樂曲和諧。晏子說：「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因此史伯也說：「以他平他謂之和。」「同」就不如此，用晏子的話說：「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這裡講「水、火、醬、醋各種不同的材料才能調和滋味」，「高下、長短、疾徐各種不同的聲調才能使樂曲和諧」，是多樣性的統一，其中有對立，如水與火是對立的，高下、長短、疾徐是對立的，對立即「相反」。水、火、醬、醋調和滋味煮成小菜，是「相成」。高下、長短、疾徐調和成樂曲是「相成」，這是「相反相成」。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說：「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證的，是違反形上學的。」就「相反」說是對立的；就「相成」說，如水火既濟，生米煮成熟飯，引起質變，高下、長短、疾徐的不同聲調配合成樂曲，引起質變。這樣的「相反相成」是辯證的。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有辯證觀點。 在「和」與「同」上，晏子把「和」與「同」引向君臣的意見的相反相成上為「和」，即「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可」與「否」是相反的；「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相成的。這相成的「可」，已與原來的「可」不同，是原來的「可」與「否」的協調。 孔子怎樣做到「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呢？《顏淵》：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是魯國執政的三家貴族之一，他提出「殺無道以就有道」，即把人分為「無道」與「有道」，是「相反」的。他要「殺無道以就有道」，不是「相反相成」的。孔子反對「殺無道」，認為季康子說的「無道」，不過是由於他為政不善，引起人反對他，他稱為「無道」。因此孔子提出「子欲善而民善矣」，只要季康子改正他為政的不善，民就不反對他了，即同歸於善，即「相成」。孔子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用風吹草倒來作形象的說明。在這個形象里，要季康子的風吹向善的一面，小人之德草也倒向善的一面，就由「相反」轉向「相成」了。孔子的言論既是辯證的，又是形象生動而精練的，是「精理為文」，而形象生動，又是「秀氣成采」了。 孔子的辯證觀點，又表現在論人物上。《論語·八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子在這裡批評管仲氣量小，不節儉，不知禮。管仲有這些缺點，尤其是「不知禮」。照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管仲既然不知禮，不懂得「克己復禮」，當然算不得仁了。可是，《憲問》里說：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這裡，子路認為管仲是公子糾手下的臣子，齊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即不忠，不忠當然就不仁了。子貢也認為齊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輔佐桓公，不是仁者。子路、子貢認為仁是極高的品德，管仲連忠也算不上，當然算不上仁了。孔子不這樣看，孔子看管仲的功業成就。當時周天子勢力微弱，諸侯紛爭，夷狄交侵，漢族有被夷狄奴役的危險。管仲輔相桓公，連合諸侯，成就霸業，抵抗夷狄的侵略，為國家民族立了大功，使人民得到好處。孔子站在國家、民族、人民的立場上肯定管仲，認為這就是管仲的仁。子路、子貢只從一方面看，否定管仲。孔子認為否定不當，應從全面看問題，改正他們的否定，這就是「獻可替否」，這就是「和」。這樣從全面看問題，從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來考慮，來否定片面的評論，不僅否定了子路、子貢的貶低管仲，也對他自己說的管仲的氣量小，不節儉、不知禮這些缺點，作了全面的權衡、審視，在管仲對國家、民族、人民所建立的大功上，這些缺點也給掩蓋住了，這就是辯證觀點。這種觀點又是從「民到於今受其賜」來的，即從人民的觀點來的，是有民主性的。這從《論語》中孔子的思想方法上看，是「精理為文」的。 孔子講的「君子和而不同」，楊伯峻先生《論語譯註》作：「君子用自己的正確意見來糾正別人的錯誤意見，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處，卻不肯盲從附和。」他把「和」譯作「恰到好處」，把「同」譯作「盲從附和」，是恰當的。就「恰到好處」說，又跟「中庸」有關。《雍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就是無過不及，即恰到好處。「庸」就是平常，即把恰到好處應用到生活實踐中去。孔子把「中庸」看成是很高的道德標準，所以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這個道德標準，他的學生子張和子夏都沒有達到。《先進》：「子貢問：『師（子張）與商（子夏）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過與不及都沒有達到中庸的道德標準。中庸跟「和」有關，「和」是從正反兩方面去求得恰到好處，孔子就是這樣做的。《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即從他那一問題的正反面去盤問之後，才能得到恰好的處理意見。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這樣做的。 反映孔子的風貌 孔子是講「仁」的，《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講「仁」是「愛人」。但《學而》里又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因此有人認為「人」指士大夫，不包括「民」，所以「愛人」與「使民」相對說。按：「人」指一切人，包括士大夫和民，但使的只能是民，不能是士大夫，所以說「使民」。《鄉黨》：「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在馬廄里管馬的「人」，一定不是士大夫，所以孔子的「人」是泛指，不專指士大夫。從孔子的問「傷人乎？不問馬」里，也可見孔子看重當時地位低下的人。 《鄉黨》：「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他在鄉黨的父老前面，顯得非常恭順，好像不能說話的樣子。在宗廟裡、朝廷上，明白流暢地說話，只是謹慎點。「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在朝與下大夫說話，溫和而快樂的樣子；與上大夫說話，正直而恭敬的樣子。即孔子在鄉黨父老前，非常謙恭，絕無傲慢的態度；在宗廟裡、朝廷上，明白曉暢地說話，絕不阿諛。對下大夫，態度溫和；對上大夫，態度正直，絕不傲下媚上，從中顯示出孔子對人處世中庸，即沒有過與不及的毛病。孔子新到一國，對那一國君臣又有一種態度。《學而》：「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孔子用溫、良、恭、儉、讓的態度來對待新到一國的君臣，使得那國的君臣樂於接待他，樂於告訴他國內的政事情況。孔子平居的態度，《述而》：「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他是溫和可親的人，但人們不敢狎侮他，因他又是嚴厲的；他是有威儀的，但又不兇猛，不使人畏懼；他是恭敬的，又很安靜，即出於自然，不是做作的。溫和和嚴厲，有威儀和不兇猛，恭敬和安靜，好像兩者有些差異。孔子能夠調整起來集中在一身，這又是「和」的表現。 孔子立身處世的態度，《里仁》：「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不追求富貴，追求仁德。《述而》：「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自甘清貧，所追求的是仁德。《述而》又說：「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他的發憤和樂，都是為了求仁。 孔子面對自然景物，表示了他的態度。《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是看到川流晝夜不停，感嘆時光的迅速，這跟他的「發憤忘食」，求仁的「造次必於是」有關，含有勉勵人不要浪費光陰的意思。又《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看到松柏後凋，表示一個人要禁得起嚴峻的考驗。《雍也》：「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朱熹《集注》：「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孔子看到水的流動，想到智者的周流無滯。看到山的沉靜，想到仁者的厚重不遷。《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曾皙（名點）「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朱熹《集注》稱曾點的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捨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又引程子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這裡指出孔子居師長之位，悠然自得，在春風中，想與冠者、童子領略春天景物之美，歌詠而歸。既欣賞自然景物，又進行歌詠教育，使人與景物各得其所，這裡反映了孔子的胸襟志趣。總起來看，《論語》中所記孔子的言行，確實反映了孔子的人物風貌和人物情思。 《論語》中的修辭 《論語》中記錄孔子的話，自然形成各種修辭手法。如《為政》：「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這裡用了兩個比喻，一個「北辰」，比為政以德的統治者；一個「眾星」，比諸侯國或大夫。他們的關係像北極星居於一定的位置，眾星都環繞著它。這兩個比喻又有兩個特點，「北辰」比「為政以德」的統治者，但省去了「統治者」，用的是省略格。光說「眾星」，不說「眾星」比什麼，是借喻。這裡用了明喻、借喻、省略三種修辭格。又《為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用牛或馬拉車，車轅的一道橫木是駕牲口的地方。那橫木，大車上的叫鬲，小車上的叫衡。鬲衡兩頭都有活塞，是鬲的活塞，是衡的活塞。大車和小車比人，比信。這裡用兩個比喻，「無」「無」來比一個人「無信」，用「大車」「小車」來比「人」，是明喻。《八佾》引儀封人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木鐸是銅質木舌的鈴子。古代公家有事要宣布，便搖這鈴，召集大家來聽。這是用木鐸作比喻，來比孔子，但喻詞用「為」，不用「如」「似」，是隱喻。《雍也》：「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這是說：「耕牛的兒子長著赤色的毛、整齊的角，雖然不想用它作犧牲來祭祀，山川之神難道會捨棄它嗎？」這裡用「犁牛」來比仲弓的父親是勞動人民，但不指明。用「犁牛之子騂且角」來比仲弓有才能，也不指明比什麼，都可視作借喻。「勿用作犧牲來祭祀」，比作「勿用作士大夫」。這裡的「勿用」有省略。「山川」比山川之神，也有省略。這裡用了借喻和省略格。 《論語》里用了對偶，如上引《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類似的對偶，如《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還有錯綜復疊格，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前三句是錯綜格，後二句是復疊格。又有錯綜層遞格，如《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按：「有恥且格」即「民有恥而且格」，所以前三句與後三句構成錯綜格，從「民免而無恥」，進到「有恥且格」，這六句又是層遞格。又《子罕》：「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這裡的三個「可與」「未可與」，一層進一層，屬層遞格。又《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裡從「志於學」進到「而立」，進到「不惑」，一層層前進，也屬於層遞格，是屬於時間上的前進。又《八佾》：「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也從時間上說，開始演奏翕翕地熱烈；繼續下去，純純地和諧，皦皦地清晰，繹繹地不絕，然後完成。這裡指奏樂時按時間先後來說直到完成。又《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裡也講進層，好之勝過知之，樂之勝過好之。層遞格也有下降的，又《雍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從「中人以上」到「中人以下」是遞降的。 《論語》里還有誇張的修辭格，如《里仁》：「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是誇張的說法，不這樣誇張，顯不出孔子把聞道看得比性命還重要。又《為政》：「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張問今後十代的禮儀制度，可以預先知道嗎？孔子認為後代的禮儀制度是據前代的禮儀制度加以損益，所以後代的禮儀制度可以根據前代的禮儀制度來推知，他說「雖百世可知也」，是誇張的說法。《論語》里也用婉曲格，如《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不說孔子在齊國聽韶樂，欣賞到極妙境界，卻說「三月不知肉味」，是婉曲的說法。又：「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冉有要問孔子贊助衛出公輒嗎？子貢去問孔子。他不直接向孔子提問，他問孔子：伯夷、叔齊怨嗎？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二子，二人推讓君位，都拋棄了君位出走。孔子稱他們「求仁得仁」，是對他們的極度讚美，這說明孔子不贊助出公輒。出公輒是衛靈公的孫子，衛太子蒯聵的兒子。太子蒯聵得罪了衛靈公的夫人南子，逃到晉國。衛靈公死，立輒為國君。晉國把蒯聵送回來，衛國拒絕蒯聵回國，造成父子爭奪君位。孔子讚美伯夷、叔齊的推讓君位，正說明他不贊助出公輒與父蒯聵的爭奪君位。這裡子貢借伯夷、叔齊來問，是婉曲的說法。《論語》中的修辭手法不止這些，這裡就談這一些吧。 總起來看，《論語》中記孔子的言行，既有辯證觀點，又有民主性，又能反映孔子為人的風貌，富有各種修辭手法，這就使《論語》成為先秦時代的傑出散文之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