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漢語常識 · 漢語發展史鳥瞰

事物總是發展的，語言不能是例外。隨著歷史的發展，漢語從上古、中古、近代以至現代，經歷不少的變化，才成為現在的樣子，研究這些變化，成為一門科學，叫作漢語史，也叫作漢語發展史。 語言是發展的，在科學發達的今天，這是不容懷疑的真理。但是古人並不懂得這個真理，他們以為語言是永久不變的。兒女跟父母學話，世代相傳，怎麼會有變化呢？他們不知道，兒女跟父母學話也不能百分之百相像，一代傳一代，積少成多，距離拉大了，就有明顯的變化。其次，由於社會的發展，新事物的產生需要新的詞語來表示，舊事物的廢棄也引起舊詞語的淘汰，語言的變化就更大了。 現在我分為語音、語法、詞彙三方面和大家談談漢語發展史。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只能粗線條地勾畫出一個輪廓。所以我今天講的題目叫作「漢語發展史鳥瞰」。 （一）漢語語音的發展 從前人們不知道語音是發展的，不知道古音不同於今音。他們念《詩經》的時候，覺得許多地方不押韻。例如《關雎》二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友」字怎能和「采」字押韻呢？於是有人猜想，詩人為了押韻，把「采」字臨時改讀為「此」，「友」字臨時改讀為「以」。這種辦法叫作「叶音」。但是，為什麼《詩經》里所有的「友」字都念「以」，沒有一處讀成「酉」音呢？人們沒法回答這個問題。直到明末的陳第，才提出了一個歷史主義的原理，他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他由此引出結論說，《詩經》時代，「友」字本來就念「以」，並非臨時改讀。他的理論是正確的。但是他的擬音還不十分正確。直到最近數十年，我們學習了歷史比較法，進行了古音擬測，才知道先秦時代，「采」字的讀音是〔ts『ə〕，「友」字的讀音是（Ɣi̭uə） ，這樣問題才解決了。 不但上古音和今音不同，中古音也和今音不同。不懂中古音，我們讀唐宋詩詞時，有些地方也感到格格不入。例如杜牧《山行》詩：「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斜」字用北京話讀，用廣州話讀都不押韻，用上海話讀成〔zia〕才押韻了。因為上海話「斜」字保存了唐宋音。又如王安石的《元日》詩：「爆竹聲中一歲除，春歲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用廣州話讀，「除」〔tʃ′øy〕、「蘇」〔∫ou〕、符〔fu〕都不押韻，用北京話讀就押韻了，因為北京話「除」「蘇」「符」等字接近於唐宋音。 聲母方面，有兩次大變化。第一次是舌上音和輕唇音產生。本來知徹澄母字是屬於端透定母的。現代廈門話「直」字讀〔tit 〕，「遲」字讀〔ti 〕，「晝」字讀〔tiu⅃〕，「除」字讀〔tu 〕，「朝」字讀〔tiɑu 〕是保存了古聲母。客家話「知」字讀〔ti〕也保存了古聲母。本來非、敷、奉、微四個聲母的字是屬於幫、滂、並、明的。上海「防」字讀〔bɔŋ〕，「肥皂」說成「皮皂」，白話「問」說成「悶」，「聞」（嗅） 說成「門」，「味道」說成「謎道」，廣州「文」讀如「民」，「網」讀如「莽」，「微」讀如「眉」，白話「新婦」（兒媳婦） 說成「心抱」，都是保存了古聲母。舌上音大約產生於盛唐時代，輕唇音大約產生於晚唐時代。 第二次是濁音的消失。本來，漢語古聲母分為清濁兩類：唇音幫、滂是清，並是濁；舌音端、透是清，定是濁；齒音精、清是清，從是濁；牙音見、溪是清，群是濁，等等。現代吳方言還保留清濁的分別，例如「暴」〔bɔ〕≠「報」，「洞」〔duŋ〕≠「凍」〔tuŋ〕，盡〔dzin〕≠「進」〔tʃin〕，「轎」〔dʑiɔ〕≠「叫」〔tɕiɔ〕，等等。現代粵方言濁音已經消失，只在聲調上保留濁音的痕跡：清音字歸陰調類，濁音字歸陽調類，以致「暴」與「報」，「洞」與「凍」，「盡」與「進」，「轎」與「叫」，都是同音不同調。北京話只有平聲分陰陽，濁上變去，去聲不分陰陽，以致「暴」＝「報」，「盡」＝「進」，「轎」＝「叫」，既同音，又同調，完全混同了。濁音聲母的消失，大約是從宋代開始的。 韻部方面，也有兩次大變化。第一次是入聲韻分化為去、入兩聲。上古入聲有長入、短入兩類。例如「暴」字既可以讀長入〔bo: k〕，表示殘暴，又可以讀短入〔bok〕，表示曬乾（後來寫作「曝」） 。後來長入的「暴」字由於元音長，後面的輔音失落，變為〔bo〕，同時變成去聲。長入變去的過程，大約是在魏晉時代完成的。第二次是入聲韻部的消失。古代入聲有三種韻尾：〔-p〕，〔-t〕，〔-k〕，和今天的廣州話一樣。例如廣州「邑」〔jɐp〕，「一」〔jɐt〕，「益」〔jik〕；「急」〔kɐp〕，「吉」〔kɐt〕，「擊」〔kik〕。後來合併為一種韻尾〔-Ɂ〕，和今天的上海話一樣。例如上海「邑、一、益」〔iɁ〕，「急、吉、擊」〔tɕiɁ〕。最後韻尾失落，和今天的北京話一樣。例如「邑、一、益」〔i〕（「一」讀陰平，「邑，益」讀去聲） ，「急、吉、擊」〔tɕi〕（「擊」讀陰平，「急，吉」讀陽平） 。這最後的過程大約是在元代完成的。 語音的發展都是系統性的變化，就是向鄰近的發音部位發展。例如從雙唇變唇齒，從舌根變舌面。有自然的變化，如歌韻的發展過程是ai→a→ɔ→o，有條件的變化，如舌根音在〔i〕〔y〕的前面變為舌面音，北京話「擊」字是由〔ki〕變〔tɕi〕，「去」字是由〔k『y〕變〔tɕ『y〕；又如元音〔u〕在舌齒唇的後面變為〔ou〕，廣州話「圖」字是由〔t『u〕變〔t『ou〕，「蘇」字是由〔su〕變〔sou〕，「布」字是由〔pu〕變〔pou〕。條件的變化都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 （二）漢語語法的發展 語法是最富有穩定性的，但是也不能沒有發展。現在舉出主要的四點來談。 第一，雙音詞的發展。漢語本來是所謂「單音節語」。除連綿字外，都是單音詞。後來逐漸產生雙音詞，隨著歷史的發展，雙音詞越來越多了。雙音詞產生的主要原因是：（1）由於語音系統簡單化，需要產生雙音詞，以免同音詞太多。例如北京話「眼」發展為「眼睛」，「角」發展為「犄角」，就是這個道理。廣州話同音詞較少，因此雙音詞也較少。（2）由於社會的發展，新事物的不斷產生和出現，雙音詞也就越來越多。新名詞一般總是在舊詞的基礎上產生的，往往是兩個舊詞的組合，如「火車」「輪船」「電燈」「電話」「火柴」「肥皂」等。 第二，詞尾的發展。名詞詞尾「子」「兒」，人稱代詞詞尾「們」，形容詞詞尾「的」，副詞詞尾「地」，動詞詞尾「了」「著」「過」，都是近代產生的。這是漢語語法的大發展。尤其是表示情貌（aspect） 的動詞詞尾「了」「著」「過」，最能反映漢民族邏輯思維的發展。 第三，量詞的發展。上古時代，漢語的量詞是很少的，只有「車千乘、馬千匹」一類的量詞，而且這些量詞是放在名詞後面的。「一個人」「一所房子」「三條魚」「五棵樹」等，其中的量詞，是比較後起的了。另有一種動量，如「來了八次」「聽了一回」「再說一遍」等，那就更晚。這也是漢語語法的大發展。 第四，使成式的發展。上古時代，使成式非常罕見。《孟子》說：「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匠人斫而小之。」這是使成式的萌芽。由「斫而小之」演變為「削小」，就成了使成式。但是，使成式在古文中仍是非常少見的。古人用的是使動詞。「打敗了他」，古人只說「敗之」；「做成了它」，古人只說「成之」；「打死了他」，古人只說「斃之」；「打倒了他」，古人只說「踣之」，等等。使動詞只說出了結果，沒有說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意思不夠明確。使成式把因果同時說出來了，這也是漢語語法的大發展。 （三）漢語詞彙的發展 隨著社會的發展，詞彙就有新陳代謝。舊詞的死亡和新詞的產生，是漢語發展長河中最顯而易見的現象。上古的「俎」「豆」「尊」「彝」等，後代沒有了，它們就變成了死亡的詞。但是新興的詞要比死亡的詞多得多。 詞彙的發展和社會生產的發展有極其密切的關係。社會生產的發展又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大有關係。近百年來，社會生產有巨大的發展，因此，表現新事物、新科學、新技術的名詞術語也就層出不窮。近百年來，漢語新詞的產生，其數量遠遠超過過去兩千年。我們可以從新詞產生的多少看到文化科學的進步。 漢語的詞彙常受外語的影響。最明顯的影響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北方與西域的影響，主要是在漢代輸入了一些外來語，如「箜篌」、「琵琶」、「蒲桃」（葡萄） 、「苜蓿」等。第二時期是印度的影響，主要是在東漢輸入佛教以後，如「佛」「菩薩」「和尚」「世界」「地獄」「罪孽」等。第三時期是西洋的影響，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西洋的文化、科學、技術傳入中國，漢語裡產生大量的新詞，「五四」運動以後，新詞越來越多。今天書報上的文章里，大約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五四」運動以後新興的詞語，不過人們習以為常，不知道它們是新興的詞語罷了。 應該指出，「五四」運動以後新興的詞語並不都是外語的影響。除了「咖啡」「沙發」一類音譯名詞之外，一般的譯詞如「火車」「輪船」「電燈」「火柴」「肥皂」「電影」等，都不該認為是外語的影響，因為這些新事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人用漢語的舊詞作為詞素造成這些新事物的名稱，這是土生土長的東西，不能說是從外語借來的。 但是，有些抽象的名詞概念，仍應認為是從外語借來的。例如「哲學」「文學」「邏輯」「前提」「具體」「抽象」「經濟」「革命」「發展」等，都不是我國古人原有的概念。古書中雖也有「文學」「具體」「經濟」「革命」的說法，但不是今天這個意思。至於「邏輯」是譯音（logic） ，「前提」「抽象」是譯意（premise、abstract） ，那更不用說，是受外語的影響了。 以上所講的漢語發展史，可說是輪廓的輪廓。詳細講起來，可以寫成一部書。這裡不詳細講了。 （原載《語文園地》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