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探源 · 附錄二　古代經濟學中之本農末商學說

吾國雖自古號稱以農業立國，而於工商則三代未嘗卑棄。抑棄工商，提倡耕農，蓋在苟卿之時。制為本農末工商之口號，則當在戰國之末，而盛行於西漢之初。戰國之末，最斥綦組刻畫末技游食之民，偏於工；西漢之初，最斥富商大賈，則漸偏於商矣。（此比較輕重言，非謂戰國之末不非商，漢初不非工也。） 《虞書》曰：「懋遷有無化居。」《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比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史記·貨殖列傳》引）由此知唐虞以至三代，無抑商之事。 至春秋，衛文中興，史記其政曰：「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左傳》閔二年）晉文修霸，始入國而「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性讀為生）」。且使「工商食官」以倡之。（《晉語》四）周內史過之言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國語·周語上》）隨會之論楚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左傳》宣十二年）則春秋時對於工商亦甚重視。《論語》載子貢貨殖，孔子責以「賜不受命」。但孔子之意，不在排抵商業，而在提倡道術，惡其不專力道術而貨殖分勤也。故樊遲請學稼，孔子亦斥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不能謂其棄農也。 戰國中世以前，孟子言王政，亦曰：「商旅皆欲出於王之塗。」無賤商之論。不惟孟子，《墨子》《國策》，舉無賤商之論也。《莊子·德充符》曰：「不貨，惡用商？」言不用貨物，何須通商？非以商業為賤也。惟商鞅相秦孝公，僻在西陲，首為富國強兵之策[1]，重農戰，抑商賈。但《史記·商君列傳》言：「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其政則確為商君之政，「本」「末」二字則史公追敘之言，非商鞅已謂農為本，謂商為末也。史公所引古書，多易以今字，此篇即為引《秦記》，或其他記載商鞅行政之文，曰本曰末，亦當為史公所改。《貨殖列傳》引計然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計然之時，絕無卑商之說，當然不能名商曰末，「病末」之末，為史公以今文改易無疑。以彼例此，《商君傳》「本」「末」二字，亦應出之史公也。 至荀子始曰：「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徵，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又曰：「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並《富國》篇）又曰：「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奸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君道》篇）則有重農抑工商之說矣。蓋此與社會狀況、國家政策，有密切之關係。戰國自中世以下，侯國並峙，戰禍相尋，殺人盈城，死人盈野，因之社會秩序，極感不安。農之為業，利於平定，不利於變亂，因之農失作業，而衣食乏絕。商之為事，則社會愈有變動，愈可居奇操縱，以得厚利。此戰國中世以下，重農抑工商之源於社會狀況者也。戰國久戰之後，各國有人寡之患，爭思所以徠民。[2]農有地著，安土重遷；商恃行賈，遷徙靡定。此戰國中世以下，重農抑工商之源於國家政策者也。但荀子雖有重農抑商之趨勢，尚無本農末商之口號。《君道》篇曰：「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天論》篇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成相》篇曰：「務本節用財無極。」《君道》《成相》之言，楊倞無注。《天論》篇楊倞注曰：「本謂農桑。」按《說文·部》：「，木下曰本，從木從。，木上曰末，從木從。」此其本義也。引申之，凡事理之初源皆曰本，其究竟皆曰末；而凡標榜之則尊之為本，抑制之則斥之為末；隨人而異，因用為殊，亦綦繁矣。《論語》：「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禮記·大學》則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即以荀子之言，所指亦不可以一端概也。《臣道》篇曰：「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議兵》篇則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此明有所指而絕不同者也。至未明所指者，《議兵》篇曰：「今汝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哀公》篇曰：「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若此者甚多。《君道》《天論》《成相》所謂本末，未明所指，確定為何，極為困難。楊氏言「本謂農桑」，以後世之說，強加附會，非篤論也。《天論》篇以「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與「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則天不能禍」並舉。且從反面為言曰：「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曰「養備」，曰「修道」，曰「節用」，曰「動時」，曰「不二」，皆就全體泛論，非專指一事。則所謂「本」，不容獨指一實物之農桑，而必為指一切富厚之本源。《成相》篇「務本節用財元極」之上，有「臣下賤，莫游食」二句，則「本」字指守職而不游食。《君道》篇「務本禁末」，難定所指，然亦無法謂其確指農商也。 下逮韓非著書，始有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之明簡口號。《詭使》篇曰：「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五蠹》篇曰：「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王先慎《集解》：「《拾補》趨作外。盧文弨云：『趨舊作人改。』先慎按，張榜本作減，較舊義為近。」）所以謂工商游食之民為末者，冀「名卑以寡」也；則所以謂耕農為本者，冀「名尊以多」也。自韓非始講明本農末工商之作用，則前者之無此說明矣。《八說》篇曰：「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韓非既明謂耕農為本務，綦組錦繡刻畫商工游食之民為末作，則此所謂「本作」，必指耕農，「末事」必指工商。而曰：「今之學者之言也，不知務本作而好末事。」則直至韓非之時，尚有著論以提倡工商者；而重農抑工商之說，不甚熾也。至《呂氏春秋·孝行覽》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人疑為本之殘文）。……務本莫貴於孝。」謂「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本也」，足證於時已有以「耕耘種植」為本者，而此所謂本，則不指此也。然呂氏又有《上農》之篇，專論重農抑末之理。其言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補，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后稷無書，蓋後世為耕農之說者所依託也。）其言本末，似指農與工商，而戰國末所以重農抑工商者，亦可以知矣。 韓呂已至戰國之末，始倡本農末工商之說，然尚未能披靡一世（韓子謂今之學者為言，不知務本作而好末事，是其證）；其披靡一世，在西漢初年。西漢初年，此說之披靡一世，約分兩期，而原因亦遂不一。自高祖以至文景，承戰國楚漢久戰之後，農民流亡，商賈過盛，故上自君相，下至撰言立論之士，舉謀所以提倡農業，壓抑商賈。《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文帝紀》：「二年、上曰：『農、天下之本。』」「十三年、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漢書·食貨志上》：「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晁錯復說上曰：『……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信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統觀諸書所言，知漢初高惠文景之世，所以朝野上下，異口同聲，以倡農壓抑商賈者，以久戰之餘，民棄本趨末，商賈兼併農人，而社會國家已呈不安之象也。 至武帝好大喜功，四出征討，財匱不足，用桑弘羊孔僅之徒，興鹽鐵平準之策，與民爭利，朝廷之上，惡商賈累貨積財，不佐國家之急；文學之士，卑縣官以天下貿易，騷擾民間，於是殊途同歸，皆為抑卑商賈之論。《平準書》言武帝之時：「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又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又曰：「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此朝廷之上，所以壓抑商賈之故壓抑商賈之策也。 《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又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眾也。……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力耕》篇文學曰：「草萊不辟，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若此者甚多，不必枚舉。此在野持論之士，所以卑抑商賈之故也。 高惠文景時，以商賈之兼併農人，而致國家社會有不安之象；武昭時，更益以上惡商賈之不佐國家之急，士庶卑朝廷之以天下為商而示民以利，由是重農卑商之思，深入於一世人人之心，而尊農為本，抑商為末之標語口號，騰播炫耀，如雲興潮湧，而不可遏止；而本末二字，遂若農商之專用代名詞者。即當時少數在朝主張鹽鐵酒榷之聚斂之臣，其對商賈固不十分反對（此輩半由賈豎出身，且躬當鹽鐵酒榷之吏，自然不便訾商賈），然亦稱農曰本，名商為末。《鹽鐵論》一書，專記昭帝時御史大夫與賢良文學辯論鹽鐵酒榷均輸事，御史大夫當時主張鹽鐵酒榷者也。《本議》篇記大夫之言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力耕》篇曰：「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盪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又曰：「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通有》篇曰：「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復古》篇曰：「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刺權》篇曰：「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相刺》篇曰：『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水旱》篇曰：「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輕重》篇記御史之言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又曰：「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睏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他尚眾，不備引。身為國家之賈官，出為庇商之言論，而亦字商為末，名農為本，其他更不必言矣。故漢初之書，率以本末代農商，例不勝舉，姑仍就《史記》《鹽鐵論》兩書述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農除末。」《平準書》：「先本絀末。」《貨殖列傳》：「其民益巧詐而事末也。」又：「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又：「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又：「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併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見前者不再列）《鹽鐵論·力耕》篇曰：「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通有》篇曰：「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又曰：「宋衛韓梁好本稼穡。」又曰：「溢利禁則反本。」又曰：「男子去本尚末。」《輕重》篇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又曰：「利末之事析秋毫。」又曰：「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地廣》篇曰：「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又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利議》篇曰：「執事暗於明禮，而喻於利末。」《國病》篇曰：「民朴而歸本。」又曰：「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水旱》篇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又曰：「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朴，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見前者不再列）然則西漢初年本農末商之空氣，可以想矣。 自後時過境遷，無漢初商賈之盛、商賈之禍，而此說已形成中國人傳統之思想，牢固而不可拔。故直至清末睹歐西之以工商富國強兵，而思所以變法興實業之前，士夫學子，賤棄商賈，卑夷不一道；偶或道之，必被惡名於天下後世。而本農末商之詞，遂至於今用之，其影響於國民經濟，國民思想，詎可稱量？固不顓顓焉有關於古代之經濟史也。 【注釋】 [1]《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秦用商君，富國強兵。」 [2]《商君書·墾令》篇，言商君以許多方法：「徠三晉之民。」雖《商君書》未必可信，然《孟子·梁惠王》篇亦謂梁惠王憂：「寡人之民不加多。」《墨子·節用上》亦謂「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之法，以為如此，則「人有可備也」。足征戰國實有人少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