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探源 · 第五章　《區言》五篇

《任法》第四十五《明法》第四十六——並戰國中世後法家作 （1）二篇睹名思義，不問而知為法家言。法家成立在戰國中世之後，前已迭次證明，茲亦不必再贅。 （2）以「主」與「人主」為君王之專稱，昉於戰國，於論《君臣》篇已言之。《任法》篇曰：「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又曰：「以遇其主矣。」又曰：「以事其主。」又曰：「主之所恆也。」又曰：「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明法》篇曰：「主道明也。」又曰：「今主釋法。」又曰：「是主以譽為賞。」又曰：「是忘主死交。」又曰：「其蔽主多矣。」其他以「主」與「人主」為君王之專稱者尚眾，不必枚數；亦為戰國作品，非春秋作品之證也。 （3）相之始置在戰國時，今《任法》篇曰：「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又曰：「卿相不得翦其私。」 （4）《明法》篇大半與《韓非子·有度》篇相襲，今比列於下： 有度 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奸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奸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托於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張榜本作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仇法，則可也。……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游外私也。（盧文弨曰：「游外二字，一本作滅。」）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 明法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解》下多一故字)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解》作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以繁簡多寡而論，似乎《韓非子》鈔《管子》。然審檢孰先孰後，不惟察其形式，尚須察其內容。後所以繁於前者，有二因：其一，恐其簡古而難明，此有關於形式者；其二，嫌其意儉而未足，此有關於內容者。關於內容，後者有增無減；關於形式，則後者增減迭有；簡晦則增之，詞費則去之；《管子》之視《韓非》，文雖省而意未減。如《韓非》：「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管子》作：「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兩文相較，《管子》文省意豐（多尋丈一喻），《韓非》文繁意儉。且《韓非》兩事皆用「欺」字，《管子》則用「巧」「欺」「差」三字以避重複，知為作《管子》此文者據《韓非》而潤色之也。《管子》大體文省，而於《韓非》「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之上，增「今上釋法」一句，則以如此意較完密。「比周以相為也」，《管子》易為「比周以相為匿」，亦較明顯。「忘主外交」，《管子》易為「忘主死交」。「外交」二字，在春秋戰國之時，多指與他國相交。上文為「比周以相為匿」，指國內臣工互交互匿，故「外交」實不若「死交」為妥。「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管子》易為「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實視《韓非》簡明。有此諸證，故余以為《管子》鈔《韓非》，非《韓非》鈔《管子》，知其年代最早在戰國之末焉。 《正世》第四十七《治國》第四十八——並漢文景後政治思想家作 （1）《治國》篇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考常山古名恆山；稱常山，乃漢人避文帝諱改。《尚書·禹貢》：「大行恆山，至於碣石。」《爾雅·釋山》：「河北恆……恆山為北嶽。」皆名恆不名常。至漢，《史記·趙世家》曰：「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說苑·辯物》篇曰：「常山，北嶽也。」《春秋元命苞》曰：「昴畢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立為常山。」《本草》曰：「常山有名草。」則皆避作常矣。漢人逢君上之名，多避諱而代以同義之字，故蒯徹避武帝諱作蒯通，莊助避明帝諱作嚴助。恆之作常，亦不惟恆山，《史記·田完世家》「田恆」亦避諱作「田常」也。然則名恆山為常山，實漢文帝以後之習，而此文之時代亦可想矣。 （2）本農末商，肇始戰國末年，而盛於西漢。《治國》篇曰：「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豬飼敬所《補註》：必字下疑脫事字）;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他處雖不言本末，亦皆與此段之旨相同，不外重農貴粟而禁末業。與賈誼《論積貯》、晁錯《論貴粟》完全契合，故以時代思想與用字言，亦漢文景後之書也。 （3）《治國》篇曰：「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考古量曰鍾，曰秉，曰庾，曰釜……無以石計者。《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注》：「關，門關之徵也；石，今之斛也。」然《文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鈞。」李善《注》引賈逵《國語注》：「關，通也。」《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傳》：「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定民足。」《疏》：「關，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曆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今按「關石和鈞」，錯縱為文，猶言關和石鈞也。石，鈞，皆衡名，韋氏不知關有通義，故以門關釋關，以鈞與和連文釋為調鈞，而以晚出之義釋石，謂即今之斛。果如此說，石不僅用於關，而只調關；關不僅限於石，而只鈞石；寧有此理？且「關石」二字，亦不詞矣。再考石為衡名，於古甚多。《國語》：「重不過石。」韋《注釋》曰：「百二十斤為石。」是《國語》以石為衡名，不僅一見，而韋氏亦非不知石義者。《呂氏春秋·仲春》：「鈞衡石。」《適音》：「重不過石。」《仲秋紀》：「正鈞石。」高《注》並曰：「百二十斤曰石。」則石為衡稱，周之通義。唯《韓非子·定法》篇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似為量名。考《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十二年：「予楚粟五萬石。」又敘誅商鞅下《集解》引《漢書》曰：「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千石。」則石蓋秦量，炎漢仍之。至漢百官之祿，率以石計；粟米之量，率以石數。劉向《說苑·辯物》篇曰：「十斗為一石。」既有前二證，則此亦可為一證也。 （4）《正世》篇曰：「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似法家言。又曰：「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又似儒家言。儒法混用，漢儒賈晁者流之政見，戰國之時無有也。（呂不韋之流，摭儒墨，采名法博雜之學，與賈晁之混儒法以為用者，不得同日而語。）目曰《正世》，曰《治國》，相對為題，其內容亦相生相用，疑出一人之手，故雖無他據可以證明《正世》為漢儒之文，亦且與《治國》比附同視也。 《內業》第四十九——疑戰國中世以後混合儒道者作 （1）《漢志》儒家載《內業》十五篇，班自註：「不知作書者。」其排次在《羋子》之後，《周史六弢》之前，《羋子》班自註：「七十子之後。」其排次，前為《孫卿子》。是班氏雖不知《內業》作者，而固以《羋子》後《孫卿子》，《內業》更後《羋子》也。《漢志·內業》今亡，然考《孝經》十一家，有《弟子職》一篇，今在此書為第五十九篇。《管子》作者非一人，輯者亦不出一時一人之手。《韓非子·五蠹》篇言：「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是《管子》於《韓非》之前，已有撰著。《史記·管晏列傳》：「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則司馬遷之前，此諸篇已匯訂成書。而今本《封禪》第五十，為《史記·封禪書》之言（詳後），則其編入必在史公之後。《幼官圖》第九，為劉向所未見，前已詳論，則其編入又在劉向之後。《弟子職》，《漢志》尚載於《孝經》十一家，則其編入更在班固之後矣。以彼例此，《內業》之篇，容即《漢志》所載。馬國翰《輯佚書》據以輯入，依《漢志》分為十五篇，雖未敢遽以為是，而分析之後，甚成篇章，無割裂翦裁之痕，謂即《漢志》所載，不為全無義證。即非其十五篇，亦有包於十五篇之嫌。如此說倘不甚謬，則其時代蓋在戰國中世之下哉？ （2）籀讀全篇，多道家言，詮發大道之蘊，如曰：「夫道者所以充形也……」云云，「凡道無所……」云云，「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云云，「凡道無根……」云云，若此者甚眾。而又曰：「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又若儒家。混合儒道以為用，必在儒道成立之後，故疑在戰國中世之後。 （3）篇中又有《心術下》與《莊子·庚桑楚》篇相同之一段，亦似襲《莊子》。 庚桑楚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己乎？ 內業 能摶（一本作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舍諸人」改為「勿求諸人」，已較明顯，尚不足以為鈔《莊子》之證。《莊子》此文之先曰：「《老子》曰：『衛生之經。』」此文之後，續以「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遍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矣」。詞意聯貫，絕無割襲他書之跡。此篇此文之前曰：「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一本作搏）此文之後，續以「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語意不若《莊子》之銜接，故疑此鈔《莊子》，非《莊子》鈔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