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探源 · 第二章　《外言》八篇

《五輔》第十——戰國政治思想家作 （1）篇中曰：「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王」「霸」之風盛於戰國中葉，已詳前文。且春秋之世，猶尊王室，不輕於言王。晉侯請隧，楚子問鼎，尚未直言欲王，即為一時輿論所非。及至戰國，王室式微，學者知其不足以系天下，由是孟荀著論，已爭言王矣。 （2）極力提倡「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此戰國商鞅一派富國強兵之語。蓋列國並峙，兵強者霸，故欲士民之貴武勇；糧供給，賴力田之所生，故欲庶人之好耕農。兩者相提並重，惟戰國為然。至漢重農加甚，力非商賈，而定鼎之後，殊不願人之武勇好戰也。 （3）《左傳》成書年代雖未能確定，然最早不過戰國初年。（篇中引及子思，知在子思後。）今此篇有顯襲《左傳》者。《左傳》隱三年：「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此則曰：「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逾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用字全同，不過此篇加一不字以成反義，必有一為鈔襲者。考此篇前曰：「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富貴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與此又異。蓋好左氏之言，不忍割愛，據以竄入，致自馳舛。而其時代必在《左傳》之後矣。 《宙合》第十一——戰國末陰陽家作 （1）《漢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此篇宗旨，一言以蔽之曰：「以人事合宇宙。」故曰宙合。其言曰：「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儒（章太炎《管子余義》釋為長短）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沉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凊，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災矣。」此以宇宙推之於持身涉世者也。又曰：「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揨，擿擋則擊。（戴望《校正》引洪說謂揨當為桴，擿擋則擊，當作擿擊則擋，擋與鐺通。）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百姓不養，則眾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校正》引丁云：「古字多以丕為不，此不字當讀為丕。丕，大也。」）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此以宇宙推之於君國政治者也。又總括之曰：「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王引之曰：「泉不可通，當為；，暨字也；暨，及也。」）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是（洪頤煊《管子義證》：謂山是當作由是，言宙合之意，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民莫不由是，故下雲，大之無外，小之無內）大之無外，小之無內。」純以陰陽宇宙為說，非陰陽家言而何？ （2）《漢書·嚴安傳》引《鄒子》之言曰：「政教文質，所以雲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後之論鄒子者，亦謂其「疾晚世之儒墨，守一隅而欲知萬方」。（《鹽鐵論·論鄒》篇）今此篇曰：「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校正》引王說中星也）辰序各有其司。」不惟與非訾「守一不變」之說相應，且其立腳點以天地四時為說，亦合陰陽家言，則雖非鄒子之書，亦為鄒子之學者所作也。 （3）豬飼彥博《管子補正》曰：「此篇先著經托古，而後作傳解之。然泛托古賢，不的言其人，故曰：『諭教者取辟焉。』又曰：『聖人著之簡，傳以告後世。』其非托敬仲也昭昭矣。蓋此篇本自為一書，亦朱長春所謂『采入以侈其富』者也。」此言良是。 《樞言》第十二——戰國末法家緣道家為之 （1）「王」「霸」二字之帶政治色彩者，產於戰國中葉。此篇曰：「王主積於民，霸主積於將戰士。」又曰：「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 （2）篇中多道家之言，如曰：「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眾，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故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先王不獨舉，不擅功。」又曰：「欲知者知之（知同智），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戒之戒之，微而異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又曰：「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又曰：「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校正》引宋云：「能而音義並同，後人讀此而字為能，遂改而為能，而仍存而字舊文。」）能春不生而夏無得乎？」又曰：「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此純乎《漢志》論道家，所謂「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之旨也。而又曰：「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則又以道為體，以法為用者也。（法家源於道家者極多，故史公以老莊申韓合傳，謂申子「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乎朱長春之言曰：「《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計主本，詳於運術，又法家強附道耶？」（朱養和輯訂本《管子》引。豬飼敬所《管子補正》曰：「《樞言》亦是法家一書，於篇末自言如此，則固非假託管子者也，是亦集書者采入焉耳。朱長春以為宿隱道術之士之作，是也。但其曰，以管子重言者，猶未免眩於篇首一節也。」按篇首有「管子曰」數語，豬飼敬所謂：「酷類《小稱》，錯簡在此。」無論「託管子重言」否，要之二人皆謂道家法家言。非《管子》舊文。） 考道家思想，其源甚古。三代尚矣。《論語》楚狂、接輿、荷筿丈人，固亦道家之流也。但著之書冊，蔚為一家一派之學，則為時較晚。《漢志》道家所列，最古者有《黃帝君臣》十篇，班氏自註：「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班氏自註：「六國時賢士所作。」《力牧》二十二篇，班氏自註：「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朱文公謂：「戰國方術之士，筆之於書。」（詳王應麟《漢志考證》）《伊尹》五十篇，王氏《考證》謂：「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托之伊尹。」《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班氏自註：「或有近世，又以為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劉向謂：「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王氏《考證》言《文選》注引）《鬻子》二十二篇，胡氏《四部正訛》、姚氏《古今偽書考》、紀氏《四庫書目提要》，皆謂後人偽作。《文子》九篇，班氏自註：「似依託。」惟《辛甲》二十九篇，班氏自註：「紂臣。」其書久佚，後人亦遂未論真偽。余以為諸道家書皆產生在戰國，此不容獨遠在商末，想亦後世所依託。《左傳》魏絳所述《虞人之箴》，又為箴銘，而非若諸子之自成一家言，諒不在二十九篇之內。《玉函山房輯佚書》采以入道家類，誤矣。自余皆戰國書。而老子，今人又多謂在墨子、孟子之後，則道家成立，當在戰國。（參閱本書《附錄一》）此篇擷道家之旨而行之以法，抑更在道家之後也。 《八觀》第十三——西漢文景後政治思想家作 （1）篇中曰：「六畜有徵，閉貨之門也。」考《春秋》《國語》，春秋時無六畜稅。不惟春秋，即至戰國賦斂繁重，然孟荀力主薄租稅，曾未譏及六畜；韓非、呂不韋已至戰國之末，其書亦不一及；則戰國時尚未六畜有徵。《漢書·昭帝紀》：「元鳳二年……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注》文穎曰：「往時馬口出斂錢。」《西域傳》：「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蓋武昭之世，國家多故，財匱不足，而桑孔之徒，又善巧立名目，故車船六畜，無不有稅，而班氏特表而出之，以志感喟。此篇論「六畜有徵」之害，必在徵稅既行，弊端既見之後也。 （2）篇中又曰：「上賣官爵，十年而亡。」按賣官鬻爵，亦似始於西漢。《儀禮·喪服傳》註：「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周禮·大宰》註：「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禮記·中庸》註：「爵謂公、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之封，其權操之天子；卿、大夫、士，容操之各國之君。但太半其來甚早，其承襲甚久（多在周初已襲爵），固非由買賣而得。戰國需材孔亟，各國於士卿之外，甄拔奇特之士以為之佐；但太半與官而不與爵，得爵者極少，未聞以金錢買者。至西漢因種種關係，爵多而賤，始得購買；但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諸重爵，亦未買賣。《史記·平準書》：「孝文時……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至今上（武帝）……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又：「始令吏得入粟補官。」（亦在武帝時。）則春秋戰國無賣官爵之實（賣官容或有之，賣爵則必無）,亦不能有此無的放矢之論也。 （3）篇中有與晁錯《貴粟疏》相出入者。《貴粟疏》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此則日：「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貴粟疏》曰：「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此則曰：「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凡兩書相出入，定其孰為鈔同晚出，有一公式焉；古者簡而晦，晚出鈔同者繁而顯。晁《疏》：「民貧則奸邪生」，視之鄰於武斷。此衍為「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義仍如此，而明達曉暢，視之入情入理矣。晁《疏》：「聚於力」，亦失簡晦。此衍為「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則明顯多矣。故此篇當在文景之後也。 （4）以農為本，卑商曰末，盛於西漢，產生在戰國之末。此篇有曰：「悅商販而不務本貨。」本貨商販對舉，必指農業無疑。 （5）曰：「民有鬻子。」曰：「道有損瘠。」曰：「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曰：「禽獸行。」皆西漢流行語，而春秋戰國所罕見者也。 《法禁》第十四《法法》第十六——並戰國法家作 （1）二篇按名思義，可知為法家言。尤以《法法》一篇科令嚴明，一切繩之以法，持與《韓非子·定法》等篇較，未易軒輊，此後人所以躋管仲為法家之祖也。余則以為惟其為成熟之法家言，故知為戰國書，而非春秋時之管仲書。法家完成，前已據《孟子》《荀子》《韓非子》等書，略論在戰國中葉。茲再以《左》《國》《公》《穀》證之，益知春秋時不能產生此種學說。《公》《穀》言法者極鮮，見於《公羊傳》者，惟文九年曰：「毛伯來求金……非禮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成二年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斫。」見於《穀梁傳》者，惟莊二十九年曰：「延廄者，法廄也。」僖二十年曰：「南門者，法門也。」定十年曰：「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法廄」「法門」，與法令之法，毫無關係，余皆禮法常法。（即自然法，欺三軍者法斫，與司馬行法，皆自然法。）蓋春秋時所謂法皆如此。《周語》載晉隨武子（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晉語》亦曰：「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左傳》宣十六年亦載曰：「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考「執秩」之法，亦見《左傳》。《左傳》僖二十七年，晉文公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則其法，禮法也。《晉語》又曰：「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左傳》成十二年又記楚子反謂晉郤至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郤至曰：「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其法亦即禮法。《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左傳》哀十一年亦載之，謂孔子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周公作禮者也，所謂周公之法、周公之典，當然不若法家之法、法家之典。且孔子之言，以禮為之說，則亦禮法也。《左傳》文六年：「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周語》單子與周定王論陳國曰：「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則又以制度為法，亦禮制禮法也。《周語》：「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慾。」《越語》：「死生因天地之刑。」韋《注》：「刑，法也。」又曰：「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左傳》昭二十六年：「獎順天法。」皆自然法也。又昭七年，楚無宇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區』之法：『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亦皆極簡單自然之法，與法家之法不同。《周語》曰：「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則其刑法，乃所謂典刑，非法令也。《左傳》《公》《穀》言法，盡於此矣；即有未盡，亦無關宏旨者也。 法家所謂法，據《韓非子·顯學》篇：「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用眾而舍寡」，與《禮記》「禮不下庶人」異。「不務德而務法」，與「先王之法制，德義之府也」異。法家之所謂法，據《韓非子·定法》篇曰：「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又《難三》篇曰：「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此亦春秋時所不能產生。《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又昭二十九年：「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蓋春秋直至戰國初年，政治家及政治思想家，主用禮，不主用法，且深藏固密，使民人不得與聞。直至《老子》書猶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雖曰：「夫耳內（同納）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又曰：「布憲施捨於百姓。」但皆就樂言，非就法言。《楚語》載屈到死，子木言其「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左傳》言遺法者甚多，乃法范或法制之議，非若法家所言之條法律令也。如《魯語》：「莊公如齊觀社，曹劌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莊二十三年亦載之）以觀社為非法，則法乃法制；「後嗣何觀」，則又有遺法以為後嗣模範之義。又：「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以丹楹刻桷為法，則法亦法製法范之義。又展禽論祀，臧文仲曰：「季子（展禽字）之言，不可不法也。」亦法製法范之義。《左傳》文六年，秦伯卒，以子車氏之三子殉，君子曰：「先王違世，猶詒之法。……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予之法制。……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亦明著為法制之法。屈到既為政，蓋遺政在民，而載之王府所藏之史，其亦法范法制之義，非法家「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之法也。 法家對於法之觀念，據《韓非子·詭使》篇曰：「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土有二心私學，岩居窞路，托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此種以法為神聖不可侵犯之說，亦與春秋時代之重賢尚德不同。 法家對於法之觀念，據《史記·商君傳》：「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與荀子「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由士以下，則必以法制之」異。 法家對於法之觀念，據《韓非子·用人》篇：「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慎子亦極力反對「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此亦與春秋時之說異。《魯語》及《左傳》莊十年載長勺之戰，「莊公謂曹劌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斷獄以情，不以法，實即法家最忌之心治。又《左傳》宣十五年：「君能制命為令，臣能承命為信。」則直以君言為法令，更法家所最忌。 再檢《管子》此二篇。《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又曰：「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聖王之禁也。」《法法》篇：「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此與《韓非子·詭使》篇之意同也。《法禁》篇曰：「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罰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法法》篇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又曰：「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此與韓非子「用眾」及商君「法行自上」之主張同，與慎子韓非子力斥「釋法而以身治」之說，亦無不同也。《法法》篇力言毋赦，謂：「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奸不勝矣」。謂：「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謂：「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禁》篇亦主「刑殺毋赦」，此與「務法不務德」之說同也。其思想無處不與戰國法家同，與春秋之說異。管子遠在春秋初葉，安得有此違反時代預同數百年後之說？《齊語》記鮑叔牙稱管仲曰：「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弗若也。」則管子思想，固與春秋時代同，而此必戰國法家之作無疑矣。 （2）《法法》篇兩曰：「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孔子以前之史，固亦多稱《春秋》者，而連以「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則戰國稱孔子《春秋》之詞。如孟子曰：「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滕文公下》）亦可為成於戰國之副證也。 《重令》第十五——秦末漢初政治思想家作 此篇亦帶極濃厚之法家色彩。如曰：「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可知必在法家完成之後。再考篇中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又曰：「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本農末商，盛於漢初，發生遠不過戰國之末，則此篇之作，亦在秦漢之間矣。 《兵法》第十七——秦漢兵家作 此篇為兵家言，非春秋時書，無問題。其問題在作者年代。篇中發端即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王霸之分，起於戰國中世；益之以帝，起戰國末世；此又益以皇，其時已在秦漢矣。（詳本書《附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