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傳 · 第五章·管子之初政

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於菟，其氣食牛；江河發源，勢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終於失敗者也。管子者，以帝國主義為政略者也。雖然，當其初返國也，齊之危亂，岌岌不可終日。既若彼，使魄力稍弱者，以為當此危局，苟還定而安集之，固非易矣！而逞暇更有所冀？譬諸今日之中國，雖好為大言者，未有敢邃侈然以帝國主義為救時之不二法門也。而管子乃異是。 （《大匡篇》）管仲至，公問日：「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日：「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日：「不能。」管仲辭於君日：「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日：「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日：「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 昔克林威爾當長期國會紛擾極點之後，獨能征愛爾蘭，實行重商主義，輝英國國威于海外；昔拿破崙當大革命後，全國為恐怖時代，獨能提兵四出，蹂躪全歐，幾使法國為世界共主。蓋大豪傑之治國家，未有不取積極政策而取消極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誠大國民之模範哉！ 雖然戶管子非鹵莽以圖功也。其目的在極大極遠，而其手段在極小極近。桓公欲修兵革，管子不可，曰：「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其民。」（《大匡篇》）桓公頷之，而未能行也。齊政彌亂，死亡相殺者踵相接；伐魯伐宋，衄師而歸。鮑叔憂之甚，日夜督責管仲。管仲曾不以為意。 （《大匡篇》）鮑叔謂管仲日：「異日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日：「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 蓋管子深知桓公之為人，以縱為擒，然後可得用也。如是者數年。 管子日：「驟令不行，民心乃外。」（《版法篇》）此言可謂知治本矣！蓋國民根性久習於腐敗者，欲突然革之，匪特功不易就，而流弊且往往無窮，變法之所以貴有次第也！管子之遲遲其布政者，諒不徒為桓公也，而亦為齊國之民。《戒篇》雲（《管子》篇名，次在第二十六）：「早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大政治家將有事於國，必先從事於國民教育，造成一國之輿論，使民服其教而安其政。然後舉而措之，孔子所以貴信而後勞其民也。管子其知此矣！ 桓公既相管仲，自舉其短，日好田好酒好色。管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人君惟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見《小匡》篇）以此論主術，洵可謂片言居要。蓋處高明之地者，惟優柔寡斷與暗昧無識最為害事，不徒為人君者為然矣。桓公之人格，與此相反，此其所以能用管子歟。 （《小匡篇》）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日：「諾。」管仲日：「升降揖讓，進退閒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闢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青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用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 觀此則知管子初政，首在用人各當其材，挈裘振領之效，既可睹矣。管子則不名一長而能盡眾長，其居之不疑也若此。西人言政治家莫貴乎有自信力，管子其自信力極強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