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 ·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五）

在上一講中，我對你們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人類本性中區分了三個層次或三個區域，是這樣的三個層面：智力思辨的區域、激情的區域——這是夾在前一區域和深層區域之間的中間區域——以及激情所達不到的深層區域。 很顯然，這三個層面不是彼此隔絕的，甚至互相之間也沒有清楚的界限。它們始終在互相滲透。 在前一講中，我對你們講到了中間區域，即激情的區域。戲劇正是在這一區域中，在這一層面上搬演的；不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為我們所展現的戲劇，而且還有全人類的戲劇，我們已經看到了初看之下似乎很悖理的事：無論激情有多麼動盪和強烈，總的來說，它們並不是什麼太重要的東西，或者至少可以說，心靈並不被它們深深地攪動，因為事件不能掌握心靈，心靈對事件並不感興趣。要說明這一點，沒有什麼比戰爭更好的例子了。人們對我們剛剛經歷的可怕戰爭 [114] 做了一些調查。他們向文學家詢問，戰爭到底具有或者似乎具有何等的重要性，會引起什麼樣的精神反響，會對文學產生什麼影響？……回答十分簡單：沒有任何影響，或者幾乎沒有影響。 我們還是來看看拿破崙帝國的戰爭吧。試一試來發現它在文學上的反響，試一試來尋找人類心靈在哪些方面被它改變了……當然，關於拿破崙史詩有一些應景的詩歌，就像當前有不少——而且還是很不少呢——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詩歌那樣；但是說到深刻的反響，基本的改變，則沒有！並沒有一個事件能夠引起那些反響和改變，無論這個事件有多麼悲壯，多麼重要！相反，法國大革命卻不一樣。但是，法國大革命並不是一個純粹外部的事件，它並非本來意義上的一個意外事件，我可以說，它不是一種心靈創傷。在這裡，事件誕生於人民本身，法國大革命對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人作品的影響是巨大的，雖然那些人的作品寫於大革命之前。是它們準備了大革命。這也是我們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看到的：思想不跟隨著事件，它先於事件。最經常的是，激情應該作為從思想到行動的中介。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我們將看到，智力因素有時候會直接與深層區域發生接觸。而這一深層區域根本不是心靈的地獄，相反，而是心靈的天堂。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們看到這種神秘的價值倒轉，而這，英國的神秘主義大詩人威廉·布萊克早就對我們談起過，我在上一次講座中也已經提到了。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說法，地獄是上層區域、智力區域。只要我們稍稍用警惕的眼光來看他的全部作品，我們就會發現，他在貶低智力，當然不是有系統地貶低，而幾乎是不自覺地貶低，是一種對智力的福音書式的貶低。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與愛相對立的，倒不是恨，而更是深思熟慮，這一點他並未明說，但有所暗示。對他來說，智力恰恰是使人個性化的東西，是與上帝的王國、與永恆的生命、與那種超乎時間之外的真福相對立的東西，因為要得到永福，就只有放棄個體，投入到某種籠統的團結的情感中去。 叔本華的下面這段話 [115] 無疑很能說明問題： 於是，他明白到，蒙受痛苦的那一個與應該忍受痛苦的那一個之間的區別，只是一種現象，並不涉及事物的根本，兩者心中都有的意志：這一位，被與自身相適應的智力所濫用，不再認識自身面目，在自己的某一表象中尋找一種善意，結果給另一位帶來一種極度的痛苦：行為是如此劇烈，他以自己的牙撕裂自身的肌膚，卻並不知道，這樣一來，他所傷害的是他自身，他通過人格化的中介所表現的，其實是他跟他隱藏於自身內部的自我的衝突。迫害者與被迫害者一體化了。一個弄錯了，不認為自己遭受了那份痛苦，另一個也弄錯了，不認為自己參與了罪行。假如他們都能擦亮眼睛，那麼惡人就會明白，在這寬廣的世界上，他自己就生活在任何受苦的造物之中，而當造物具有了理性，便會無謂地問自己，他被召喚來這樣活著，這樣忍受他不應忍受的痛苦，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同時，那個不幸者也會明白，大地上所犯的或已經犯下的惡行，都是來自這一意志，它同時也構成了他自身的本質，而他只是它的現象，而作為這一現象，作為對它的肯定，他承當了所有來源於此的痛苦，他應該忍受它們，他繼續作為這一意志多長時間，就應該忍受它們多長時間。 但是，悲觀主義（在叔本華的作品中有時甚至會顯得很虛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卻讓位給了一種狂熱的樂觀主義： 給我三條性命吧，我恐怕還會嫌不夠的。 [116] 這是他借《少年》中的一個人物的口說的。 還是在這本書中： 你居然有那麼強烈的生活欲望，就算是給你三條命，你恐怕還會嫌不夠的。 [117] 我願意和你們一起，更深地進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我們描繪的，或者他讓我們隱約看見的這種真福狀態中，他在他的每一本書中，都描繪了這一狀態，時間流逝的感覺，還有個體局限性的感覺，全都消失在了這一狀態中。 「在這時候，」梅什金公爵說，「我似乎覺得，我懂得了使徒的那句非凡的話：將不再有什麼時間了 。」 [118] 我們再來讀一讀《群魔》中的這一段令人信服的話： 「您愛孩子？」斯塔夫羅金問道。 「是的，我愛他們。」基里洛夫說，口氣相當冷淡。 「那麼，您也愛生命啦？」 「是的！我也愛生命！這讓您覺得很奇怪嗎？」 …… 「您相信在另一個世界中的永生嗎？」 「不！但我相信在這一世界中的永生。有些時候，對了，您會遇到某些時候，時間會突然停住，讓位給了永恆。」 [119] 我還可以引用更多的例子，但是，這些大概已經夠了。 我每次讀《福音書》時，都會對不斷出現的這幾個詞感到驚訝：「Et nunc」 [120] 。從現在起 。無疑，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也對此感到驚訝：假如人類靈魂否定自己、放棄自己的話，那麼，真福，基督所許諾的真福狀態就可以立即達到：Et nunc…… 我還記得曾經在拉丁文《聖經》中尋找基督對撒瑪利亞女人說的話。他給她水喝：「這水將為你而湧出直到永生。」幾乎所有的版本都這樣寫，但拉丁文《聖經》寫的卻是In vitam aeternam，意思是「湧出為永生」，而且「從現在起」。 永恆的生命不是（或者至少不僅僅是）一件將來的事。假如我們不能在這個世界中達到它，那我們將來恐怕也沒有什麼希望達到它了。 關於這一主題，讓我們再讀一讀馬克·拉瑟福德 [121] 的那本有趣的《自傳》中的這一段： 我日漸衰老，也就更加明白，那種對未來的不斷追求，那種來日的強大威力，那種日復一日對幸福的推延，那種前進的推遲，是多麼的瘋狂。我終於學會了生活在此時此刻中，但是為時已然太晚，我明白了，眼下正照射著我的陽光，跟將來任何時候一樣美麗，我也不再沒完沒了地為未來擔憂。但是，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是那種幻覺的犧牲品，出於這種或者那種原因，天性在我們的身上維繫著這一幻覺，以至於當我們身處六月份明媚無比的早晨時，我們會去想七月份的早晨，以為那時候的早晨將更明媚燦爛。 對永生不死的學說，我實在不能說什麼，既不能說贊成也不能說反對，我只能說：沒有它，人們可能是幸福的，即便在災難時刻也是這樣，而在永生不死中尋見我們世俗行為的唯一動力，那是一種無比誇大的瘋狂，這種瘋狂通過一個不斷向後拖延的希望，掌控了我們大家，掌控了我們整個的生命，最終，等到死亡來臨時，我們會連一時半刻的幸福都還沒有享受到。 [122] 我很願意感嘆一番：「假如我不能時刻意識到永生，那麼這種永生對我還有什麼意義？永生可以從現在起就存在於我們的身上。一旦我們同意自我死亡，同意自我放棄，我們就經歷了它，我們就立即在永恆中得到復活。」 這裡頭既沒有藥方，也沒有命令，只有至福的秘訣，基督在《福音書》中處處這樣向我們顯示這一秘訣：「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13章第17節）他說的不是「你們將有福」，而是「你們有福了」。也就是說，從現在起，我們立即就能進入真福之中。 多麼安詳啊！在這裡，時間真的停止了，在這裡，洋溢著永恆。我們進入了天國。 是的，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神秘中心，也是基督教倫理學的神秘中心，是幸福的神聖秘訣。個體通過放棄個體性而取得勝利：誰若愛自己的生命，若保護他的個性，誰就將失去它；誰若放棄自己的生命，將使它真正地活著，將保證他有永生；不是未來中的永生，而是從現在起的永生。復活在整個的生命中，忘卻任何的個體幸福。哦，多麼完美的復歸啊！ 《群魔》中跟我剛才念到的那一段相接的以下這一段，再好不過地表達了這一對感覺的頌揚，還有這一對思想的抑制： 「您看來很幸福嘛。」斯塔夫羅金對基里洛夫說。 「確實，我很幸福。」後者回答道，那語氣平常得像是在回答一個極普通的問題。 「可是不久之前，您還在生氣，您還在跟利普京慪氣，不是嗎？」 「哦，可現在，我不再抱怨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人。您見過葉子，注意過樹葉子嗎？」 「見過。」 「不久前，我見過一片葉子：它發黃了，但上面還保留了一些當初的綠色，儘管它的邊緣都爛了。風把它颳走了。我十歲的時候，冬天裡會常常故意閉上眼睛，在腦子裡重現一片綠葉的景象，葉脈清晰地突現，透出燦爛的陽光。我睜開眼睛，以為自己在做夢，那實在是太美了，於是我又閉上眼睛。」 「這是什麼意思？是一種形象比喻嗎？」 「不——不……為什麼？我從來不用寓意。我只是在說樹葉。樹葉是美的。一切都很好。」 …… 「您是在什麼時候知道您是幸福的？」 「上個星期二，或者不如說星期三。是在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間。」 「在什麼情境下？」 「我不記得了。這是偶然發生的。我在房間裡散步……這沒有什麼關係。我讓鐘擺停止了：當時是兩點三十七分。」 [123] 但是，你們會說，假如感覺戰勝了思想，假如心靈只熟悉那樣一種狀態，一種模糊的、空閒的、受一切外來影響支配的狀態，那麼，除了完全的無政府狀態之外，還會有什麼結果嗎？有人對我們說，有人最近一再地對我們說，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學說的致命後果。談論這一學說會使我們走得太遠。假如我現在就對你們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會把我們帶往無政府主義，而只會帶往《福音書》，你們一定不會同意，我相信我已經提前聽到了你們的抗議聲。因此，我們在這裡必須達成一種諒解。對我們法國人來說，基督教的教義，尤其是《福音書》中所包含的教義，往往是通過天主教教會顯現的，是由天主教教會來解釋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討厭各種教會，特別是天主教教會。他希望直接地、唯一地從《福音書》中接受基督的教誨，而這恰恰是天主教所不允許的。 他的書信中有很多段落抨擊了天主教教會。那些指責是如此猛烈，如此斷然，如此激動，以至於我不敢在這裡念給你們聽，但它們為我解釋了並讓我更加理解了，為什麼我每次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時都會有那個總體印象：我找不到任何一位作家比他更是基督徒，但又更不是天主教徒。 「正是如此，」天主教徒們會叫喊起來，「我們對您講過不知多少遍了，看來您也已經明白了：《福音書》、基督的話，如果孤立起來看，只會把我們引向無政府狀態；正因為如此，才需要有聖保羅、教會、整個的天主教會。」 我讓他們占上風吧。 總之，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把我們引向的，如若不是無政府狀態，至少也是一種佛教，一種寂靜（我們將看到，在正統教派的眼中，這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的異端邪說）。他把我們帶得遠離羅馬教廷（我想說的是教皇通諭），同樣也遠離世俗的榮譽。 「可是，公爵大人，您是一個正人君子吧？」小說《白痴》中的一個人物這樣問梅什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中，梅什金公爵可說是最能體現作者的思想或倫理觀念的一位——至少在他寫出《卡拉馬佐夫兄弟》，塑造出阿遼沙和佐西瑪長老這兩位天使一般的人物之前是如此。那麼，他要向我們建議什麼呢？一種靜修的生活嗎？一種排斥了一切智力和一切意志、人只活在時間之外、只知道愛的生活嗎？ 也許他真的能在這裡找到幸福，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不認為人的終結就在這裡。梅什金公爵遠離祖國，進入到了這一高級狀態，他體會到一種迫切的需要，要回到他的故鄉去；當年輕的阿遼沙向佐西瑪長老懺悔他想在修道院中了此一生的隱密願望時，佐西瑪對他說：「離開這個隱修院，你在外面會更有用：你的兄弟們很需要你。」基督說過這樣的話：「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124] 我注意到（而這一點能使我們進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惡魔部分），《聖經》的絕大多數版本，對基督的這句話是這樣翻譯的：「叫他們脫離惡」，這裡的意思可就大不一樣了。確實，我所談到的那些翻譯，都是新教的譯本。新教的教義有一種傾向，那就是並不太重視天使與魔鬼。我常常以試探的方式問一些新教徒：「您相信有魔鬼嗎？」每一次，這個問題都令對方驚訝不已。我知道，這是新教徒從來不對自己問起過的問題。他們最終會這樣回答我說：「當然啦，我相信有惡。」而當我繼續追問不停時，他們就會承認，他們在惡裡頭只看到善的缺乏，這就像在陰影中看到光線的缺乏。在此，我們離《福音書》的文本實在太遠了，而《福音書》，實際上多次隱射到一種現實的、真實的、特別的魔鬼般的力量。不是「叫他們脫離惡」，而是「叫他們脫離惡者 」。魔鬼的問題，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占據著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有些人會在他身上看出一個摩尼教徒。我們知道，偉大的異端祖師摩尼承認在這個世界中有兩大原則：善與惡，兩個原則是同樣的活躍和獨立，也同樣的不可或缺，在這一點上，摩尼的學說跟查拉圖斯特拉的學說十分類似。我們已經能看到——這一點我要再強調一下，因為這是極其重要的一點——陀思妥耶夫斯基讓魔鬼居住的地方，不是人的下層區域——儘管整個的人都可能成為它的居所和它的戰利品——而是上層區域，即智力的區域，頭腦的區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惡者對我們的巨大誘惑是智力的誘惑，是一些問題。我想在此提一提長久以來一直表達出了人類持久焦慮的問題，我想這並沒有怎麼偏離我的話題吧。有這樣一些問題：「人到底是什麼？他是從哪裡來的？他要到哪裡去？他在誕生之前是什麼？他在死亡之後又成為了什麼？他要達到什麼樣的真理？」或者，說得更精確一些：「真理是什麼？」 但是，自尼采起，從尼采之後，一個新的問題提了出來，那是一個與其他問題迥然不同的問題……與其說，它嫁接在那些問題之上，還不如說，它擾亂了並取代了那些問題；這個問題也包含了他的焦慮，它令尼采焦慮得發狂。這個問題，就是：「人能做什麼？一個人能做什麼？」這一問題包含著一種可怕的憂慮，即人原本可能是別的東西，原本可能更強，現在也還可以更強，但人可恥地停歇在了第一階段，絲毫沒有考慮到臻於完美。 尼采確實是提出這一問題的第一個人嗎？我不敢肯定，但是，對他精神思想形成過程的研究本身會告訴我們，他在希臘人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人身上已經遇到了這一問題，不過，在那些義大利人身上，這一問題立即有了答案，並促使人投入到了實踐的領域。義大利人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他們立即就在行動中、在藝術作品中找到了它。我想到了博爾吉亞家的亞歷山大和愷撒 [125] ，想到了腓特烈二世（所謂兩西西里王的那一位） [126] ，還有萊奧那多·達·芬奇，還有歌德。他們都是創造者，是高級的人。對藝術家和行動家來說，超人 的問題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立即就解決了的。他們的生活本身，他們的作品，就是一種直接的答案。當問題提出之後找不到答案時，或者說，問題提出後遲遲沒有等到答案時，焦慮便開始了。會思考、會想像卻不行動的人，是在毒害自己。我願意在此再一次為你們援引威廉·布萊克的話：「有欲望卻不行動的人生出惡臭。」尼采正是被這種惡臭毒害死的。 「一個人能做什麼？」這個問題，是無神論者的問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很好地理解了它，因為，正是對上帝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對人的肯定： 「沒有上帝嗎？那麼……那麼一切都是允許的。」我們在《群魔》中聽到這話。我們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再一次讀到了它。 假如上帝存在，一切便取決於他，我不能做任何有違他意願的事情。而如果他不存在，一切便取決於我，我必須肯定我的獨立性。 [127] 如何肯定自己的獨立性？焦慮就在這裡開始了。一切都被允許。什麼？一切！一個人能做什麼？ 我們每一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他的一個人物對自己提出這一問題，我們就可以確信，不久後，我們就該見識到他的崩潰了。我們首先看到拉斯柯爾尼科夫，這一思想首先是在他的身上形成的；而這樣一個思想，到了尼采那裡，變成了超人的思想。拉斯柯爾尼科夫寫了一篇多少有些顛覆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闡述道： 人分為普通人 和非凡人 ：第一類應該生活在屈從中，他們沒有權利違背法律，他們是一些普通人。第二類有權利犯各種罪行，踐踏各種法律，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是非凡的人。 波爾菲爾認為，這篇文章的概要至少可以這樣歸納。但是拉斯柯爾尼科夫並不同意： 「不完全是這樣，」他以簡單而又謙虛的口氣開始說，「我承認，您幾乎準確地複述了我的思想，甚至可以說是十分準確地……（他說這些詞的時候，帶著一種樂趣），只不過，我並沒有像您說的那樣說過，非凡的人必須時時犯各種各樣的罪行。我想，我們的書刊檢查制度也不會允許這樣的文章發表吧。我提出的是這個：『非凡人有權允許自己的意識超越某些障礙，但這只是為實現自己的思想所必需的，而這個思想可能對整個的人類有益。』」 …… 「我還記得，在我文章的下文中，我強調了這樣的一個思想，即人類的所有立法者和引路人——從最古老的那些人開始——都毫無例外地是罪犯，因為，在制定新的法令的時候，他們踐踏了那些由社會忠實地遵守、由祖先代代相傳的舊法令。 「甚至還應該看到，幾乎所有這些善行人和引路人，都曾經是嗜血成性的人。由此，不僅所有的偉大人物，而且所有那些多少超然於普通水平之上的人，能說出一些新東西的人，都必然是罪犯，這是他們的天性使然——當然，他們犯罪的程度會有所不同。不然的話，他們很難超越常規。要他們乖乖地留在常規之中，他們肯定不樂意，而且，依我看來，他們的職責本身也禁止他們如此。」 [128] 在這裡，我順便提請大家注意一下，儘管拉斯柯爾尼科夫做了這樣一番聲明，他仍然是一個信徒： 「您相信上帝嗎？請允許我這樣好奇地問您。」 「我相信。」青年人說著，抬起頭來望著波爾菲爾。 「還……相信拉撒路的復活嗎？」 「相信。可是您為什麼要問這個？」 「您不折不扣地相信？」 「不折不扣。」 [129] 在這一點上，拉斯柯爾尼科夫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其他的超人不同。 「對獅子和牛實行同一法律，就是壓迫。」布萊克這樣說過。 拉斯柯爾尼科夫只是對自己提出了問題，卻沒有採取什麼行動來解決它，僅僅這一點，就表明他並不是一個超人。他的失敗是徹底的。他一時一刻都沒有擺脫對自身平庸性的清醒意識。正是為了向自己證明他是一個超人，他把自己推向了罪行。 「一切都在這裡，」他自言自語地重複道，「只要有膽量就成。從這個真理出現在我的眼前，如陽光一樣明亮的那一天起，我就想顯示一下我的膽量，我就殺了人。我只是想證明我的大膽。」 [130] 後來，在犯罪之後： 「假如一切可以重來一次，」他又說，「我也許就不會幹了。但是，當時，我急於知道，我究竟是一個跟別人一樣的卑鄙小人，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我想知道，我身上是不是有足夠的勇氣超越障礙，我是不是一個戰戰兢兢的人，我是不是有權……」 [131] 此外，他並不接受自己的失敗。他並不接受自己大膽的行為是錯了這一事實。 只因為我失敗了，我才是一個可憐蟲！假如我成功了，人們會為我編織桂冠，而現在，我只能被他們拿去餵狗了。 [132] 在拉斯柯爾尼科夫之後，是斯塔夫羅金或者基里洛夫，是伊凡·卡拉馬佐夫或者《少年》中的少年。 他的這些智力型人物的失敗也是在於這一點，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智力高的聰明人幾乎沒有行動的能力。 《地下室手記》是在《永恆的丈夫》之前不久寫的，我認為這本小書是他寫作生涯的頂峰，是他的扛鼎之作，或者，如果你們願意，可以說是打開他思想的鑰匙。我們將看到他「思想者不行動……」這一思想的各個側面，從這一思想出發，可以推理出另一種思想，即行動以平庸的智力為前提。兩種思想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地下室手記》這本小書，從頭到尾始終是一篇獨白。我們的朋友瓦萊里·拉爾博 [133] 最近說過，《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喬伊斯是這種敘述形式的發明者，我認為這樣說未免過於武斷。這樣說就忘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還忘記了愛倫·坡，尤其是忘記了布朗寧 [134] ，當我重讀《地下室手記》的時候，我不能不想到他。我覺得，布朗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獨白這一文學形式，一下子提高到了它所能到達的精細而又多樣化的完美狀態。 我把這兩個人名相提並論，可能會讓某些文人吃驚，但是我不能不這樣做，在布朗寧的某些獨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小故事之間，某些深刻的相似性——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材料上的相似性——不能不讓我感到驚訝。在布朗寧這一方面，我尤其想到《我最後的公爵夫人》《波菲麗婭的愛人》，還有《指環與書》中蓬皮麗婭的丈夫的兩次陳述；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一方面，則是《作家日記》中一篇叫《克羅特卡亞》（我想，它的意思是「羞澀的女人」，在最近的一個譯本中，它就是被翻譯成了這個詞）的故事。但是，除了他們作品的形式和方式之外，布朗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同點，在我看來，還有他們的樂觀主義，這是一種與歌德的樂觀主義並沒有太多相似之處的樂觀主義，不過，它倒是跟尼采和偉大的威廉·布萊克頗為接近，因此，我必須跟你們來談一談。 是的，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布朗寧和布萊克，是同一星座中的四顆星。在很長時間裡，我不知道有布萊克，但是，當我最近終於發現他時，我似乎立即就認了出來，他就是「小熊星座」的第四顆星；我就像天文學家那樣，在發現某顆星星之前，天文學家可能長期地感到它的影響，探索它的位置，我則可以說，長期以來，我就預感到了布萊克。這是不是等於說，他的影響很大呢？不，正相反，就我所知，他並沒有產生什麼大的影響。即便在英國，至今為止，他幾乎還是默默無聞。這是一顆十分純澈、十分遙遠的星星，它的光芒才剛剛到達我們這裡。 對他最有意義的作品《天堂與地獄的婚姻》，我將援引幾句，以便我們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特點。 我在上文中引用的他的那句話「有欲望卻不行動的人，生出惡臭」——出自他的《地獄箴言》——我認為可以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的題詞，或者，我們可以用另外的一句：「死水中只能等到毒藥。」 「19世紀的行動者是沒有人格的人。」這是《地下室手記》中的主人公——假如我們可以稱之為主人公的話——所說的。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說法，行動者必然精神平庸，因為高傲的精神自己就妨礙了自己行動；他在行動中看到了對自身思想的一種連累，一種限制。行動的人，將是一個彼得·斯捷潘諾維奇，一個斯梅爾佳科夫 [135] （在《罪與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沒有對思想者和行動者作出這一區分）。 思想不行動，但它促使行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幾部小說中，我們看到這一奇怪的角色分工，這一令人不安的關係，這一隱秘的默契，一方面，是一個思想著的人，另一方面，是在前者的啟迪下代替他行動的人。你們都還應該記得伊凡·卡拉馬佐夫、斯梅爾佳科夫、斯塔夫羅金，還有被斯塔夫羅金稱為他的「猴子」的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傑出小說《罪與罰》中，我們就能找出他最後一本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思想者伊凡和他的僕人斯梅爾佳科夫之間奇特關係的最初版本來，這難道不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嗎？他在《罪與罰》中談到了某個費爾佳，是斯維德里蓋洛夫的僕人，他上吊死了，不是為了逃避主人的毆打，而是為了避免他的挖苦諷刺。「這是一個疑神疑鬼的人，一個僕人哲學家……他的夥伴們說，是書本擾亂了他的頭腦。」 [136] 在所有這些下等人、這些「猴子」、這些僕役的身上，在所有這些替知識分子行動的人身上，有著對精神惡魔般的優越性的一種愛，一種崇拜。在彼得·斯捷潘諾維奇眼中，斯塔夫羅金享有一種登峰造極的權威，而這個知識分子對這下人的藐視，同樣也是登峰造極的。 「您要不要我把一切真相都告訴您？」彼得·斯捷潘諾維奇這樣對斯塔夫羅金說，「您瞧，這一想法一時間裡來到我的頭腦中（這一想法，是一次可怕的兇殺）。是您本人啟發了我，儘管您沒有賦予它什麼重要性，沒錯，您只是在戲弄我，因為您並沒有很嚴肅地啟發我。」 [137] …… 在熱烈的談話中，彼得·斯捷潘諾維奇與斯塔夫羅金靠得越來越近了，並抓住他燕尾服的翻領（興許他是故意這樣做的），但是，他的胳膊上突然挨了猛烈的一記打，迫使他鬆開了手。 「我說，您想幹什麼呢？小心一點嘛，您都快把我的胳膊打折了。」 [138] 伊凡·卡拉馬佐夫對斯梅爾佳科夫也有類似的粗暴行為。再看《群魔》中的下文： 「尼古拉·弗謝沃諾多維奇，請您像在上帝面前那樣說話吧：您是有罪的人，是不是？我起誓，我會相信您的話的，如同相信上帝的話，我會陪同您一直走到世界的盡頭，哦！是的，無論到哪裡，我都跟您在一起！我會像一條狗那樣跟隨著您……」 [139] 最後： 「我是一個小丑，我知道，但是，我不願意讓您，我自身的最美好部分，也成為一個小丑！」 [140] 知識分子很高興統治對方，但是，同時，他也被對方所激怒，因為對方那笨拙的行動，似乎成了對他自己的思想的一種諷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使我們得以了解他作品的創作過程，尤其是關於《群魔》的創作過程，我本人認為，這部作品十分了不起，是這位偉大小說家的最有力、最精彩的作品。在這裡，我們見識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文學現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來想寫的書，與我們現在看到的書，有著相當大的不同。在他創作的時候，一個新的人物，他開始時幾乎根本就沒有想到過的人物，闖進了他的頭腦，並逐漸占據了首要的地位，把原來的主要人物趕到了一邊。「從來沒有過一部作品讓我寫得如此辛苦。」1870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勒斯登寫道： 最開始，也就是去年夏天快結束時，我把這件事看作已經研究好了，構建好了，我居高臨下地看著它。隨後，真正的靈感出現了，突然，我愛上了它，這部作品，我雙手緊緊地捧著它，我開始刪除最初寫下的東西。今年夏天，又出現了一種變化，一個新的人物冒了出來，並試圖成為小說真正的主人公 ，以至於早先的一號人物不得不退居次席。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但又不配當真正的主人公。新人物讓我感到如此興奮，於是，我再一次重新來寫我的整個作品。 [141] 他現在給予了全部注意力的這一個新人物，就是斯塔夫羅金，興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最古怪、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一位。在作品的結尾，斯塔夫羅金做了一番自我解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每一個人物往往都會出來，在某一時刻，而且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脫離故事情節，說那麼幾句話，解釋一下自己的性格，很少有人物不這樣出來的。下面，就是斯塔夫羅金說到自己時的那番話： 沒有任何東西讓我依戀俄羅斯，在那裡跟在別處一樣，我感到自己是異鄉人。其實，在這裡（瑞士）的生活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難以忍受，但是，即便是在這裡，我也不能憎恨任何什麼 。我考驗了我的力量。您曾經建議我這樣做的（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在這些試驗中，在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中，我顯現出了自己的強有力。但是，怎麼去用這一力量呢？這是我從來不曾知道的，是我到現在還不知道的。我能夠，就像我一直所能的那樣，感受到一種做好事的欲望，我為此而感到快樂。與此同時，我還渴望作惡，我同樣感到作惡的滿足。 [142] 我將在我的最後一次講座中，再來談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十分重要的這一聲明的第一點，即斯塔夫羅金與自己祖國的脫離。今天，我們只局限於來看看讓斯塔夫羅金左右為難的雙重吸引力。 波德萊爾說過，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著兩種傾向，一種朝向上帝，一種朝向撒旦。 實際上，斯塔夫羅金所鍾愛的，僅僅是活力。對這一神秘的性格，我們還是向威廉·布萊克請教一下解釋吧。布萊克說：「活力是唯一的生命，活力 是永恆的快樂。」 再來聽聽這幾句箴言 吧：「無節制的道路通向智慧的宮殿」，或者「瘋子若堅持瘋狂，就能成為智者」，還有「只有了解了無節制的人，才知道滿足」。在布萊克那裡，對活力的那種讚賞以各種最為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獅子的咆哮，狼的嗥叫，大海的怒吼，毀滅性的利劍，是永恆的巨大塊壘，大得人眼是看不到的。」 讓我們再讀一讀這些：「水池蓄水，水泉溢水。」還有：「憤怒的老虎比有學問的馬更有智慧。」最後，還有他的《天堂與地獄的婚姻》開頭的那句話，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並不了解它，卻把它的思想據為己有：「沒有對立，就沒有進步；吸引力與排斥力，理智與活力，愛與恨，對人的存在都是同樣必不可少的。」他還說：「大地上現在和將來永遠都有這兩種對立的傾向，它們互相為敵。試圖將它們調和，就是企圖摧毀人類的存在。」 在威廉·布萊克的這些「地獄箴言」之外，我還要加上兩條我自編的箴言：「懷著美好的情感，只能寫出糟糕的文學。」還有：「沒有跟惡魔的合作，就沒有藝術作品。」是的，不錯，任何一部藝術作品都是一個接觸點，或者，假如你們更願意這樣說的話，是一枚天堂與地獄的結婚戒指。威廉·布萊克告訴我們：「之所以彌爾頓在描繪上帝和天使時寫得束手束腳，之所以他在描繪惡魔和地獄時寫得自由奔放，那是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他不知不覺地站在了魔鬼一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同時為對惡的厭惡和對惡的必然性的認可所苦惱（通過惡，我同時也指痛苦）。我在讀他的作品時，想到了田地主人的寓言：「僕人說：『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們去把稗草拔掉好了。』主人說：『不必啦，容稗子和麥子一起生長吧，等到收割。』」 [143] 兩年多以前，我有機會遇見瓦爾特·拉特瑙 [144] ，他來中立國看我，跟我一起過了兩天，我就當今的時事問過他，尤其問過他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看法。他回答我說，當然，他為革命者所犯下的那麼多的破壞行為所痛苦，他覺得這是駭人聽聞的……不過，他又說：「但是，請相信我，只有沉入到痛苦之中，沉入到罪惡的深淵 中，一個民族才可能意識到它自身，同樣，一個個人也才可能意識到他自己的靈魂。」 他還說：「正是由於沒有接受痛苦和罪惡，美洲才還沒有它自己的靈魂。」 所以，當我們看到佐西瑪長老跪在德米特裡面前，看到拉斯柯爾尼科夫跪在索尼婭面前，我可以對你們說，他們跪拜的不僅僅是人類的痛苦，而且還有人類的罪惡。 讓我們不要誤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我再說一遍，假如他明確地提出了超人的問題，假如我們看到這一問題偷偷地出現在他的每一本書中，根本上占了上風的只是《福音書》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個人的自我放棄中看到了拯救，想像到了拯救。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暗示我們，人只有在達到憂傷的極限時，他才最接近上帝。只有在這一時刻，才會迸發出這樣的一聲呼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145] 他知道，這一聲呼喊，人們是不能從正人君子的口中聽到的，它不會來自永遠知道走向何方的人，自認為對自己、對上帝都循規蹈矩的人，而是來自不知道該去何處 的人之口！「您明白這意味著什麼嗎？」馬美拉多夫對拉斯柯爾尼科夫說，「您知道這些詞意味著什麼嗎：『不再有什麼地方可去？』不，您還不明白這個。」 [146] 只是在超越了他的憂傷和他的罪惡，甚至超越了懲罰後，只是在退出了人類社會之後，拉斯柯爾尼科夫才直接面對了《福音書》。 我今天對你們說的話裡頭，可能有不少模糊的地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許同時應該對此負責。布萊克這樣對我們說：「文化教養劃出的道路是直的，但是，曲折的、沒有益處的道路才是天才走的道路。」 總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確信，我也確信，在《福音書》的真理中是沒有什麼模糊的，重要的在於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