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 ·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六）
我覺得，我還有許多重要的東西要對你們說，這讓我頗感為難。我從一開始就對你們講過，你們也都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我，常常是一個藉口，我是在借他表達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我認為因此而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那我會非常抱歉，但是，實際上並沒有……我最多不過是，就像蒙田所說的那些蜜蜂一樣，在我所喜歡的他的作品中尋找適合我釀蜜的東西。一幅肖像，無論它有多麼逼真，總是會很像畫家自己，幾乎跟模特兒一樣像。模特兒無疑是最令人讚賞的，他總能引導出千變萬化的相似性，並且借給眾多的肖像來用。我試了試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模特，我覺得我還沒有窮盡他的相似性。
讓我為難的還有，對我的前幾次講座，我覺得還有許多修改要做。每做完一次講座，我都會立即發現，原來打算要對你們說的話卻忘記說了。比如說，上個星期六，我本來想對你們解釋一下，為何懷著美好的情感只能寫出糟糕的文學，還有，沒有跟惡魔的合作，就沒有真正的藝術作品 。這一點，對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可對你們來說也許有些悖理，因此需要稍微解釋一下。（我很討厭悖理，從來不尋求語出驚人，但是，假若我沒有什麼新東西可對你們說，那我就根本不用打算開口，而新的東西，看上去總是有些悖理的。）為了幫助你們接受這後面一個真理，我原打算請你們多多地注意一下阿西西的聖方濟各和安吉利科 [147] 這兩個形象。安吉利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在整個的藝術史中，我挑選他這位最純潔的人物作為最令人信服的例證——是因為，儘管他十分純潔，他的藝術要想成為真正的藝術，他還是不得不接受與魔鬼的合作。沒有魔鬼的參與，就沒有藝術品。聖人不是安吉利科，而是阿西西的聖方濟各。在聖人當中，是沒有藝術家的，同樣，在藝術家當中，是沒有聖人的。
一部藝術品就好比抹大拉的馬利亞不會為耶穌而灑的那一瓶香膏 [148] ，藝術家不灑香膏，他的作品為我們保留著香膏。關於這一點，我曾向你們援引過詩人布萊克驚人的話語：「之所以彌爾頓在描繪上帝和天使時寫得束手束腳，之所以他在描繪惡魔和地獄時寫得自由奔放，那是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他不知不覺地站在了魔鬼一邊。」
三隻銷釘支撐著任何藝術作品的織機，那就是使徒所談到的三種貪慾：「眼睛的貪慾，肉體的貪慾，還有生命的驕傲。」你們還記得拉科爾代爾 [149] 的話嗎？當他剛剛做完一次動人的布道後，有人上來祝賀他，他回答說：「在您之前，魔鬼早就對我說過了。」如果魔鬼本身沒有參與他的布道，那麼，魔鬼就不會對他說他的布道很美，它根本就不會有什麼話好對他說了。
在引用了席勒的《歡樂頌》的詩句之後：
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歡呼道：「美啊，這是多麼可怕又多麼可惡的東西！魔鬼正是走進了這裡與上帝搏鬥，而那個戰場，就是人的心靈。」 [150]
沒有一個藝術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麼漂亮地讓魔鬼參與到他的作品中去，除了那位布萊克，他曾說過——這是他那本精彩的小書《天堂與地獄的婚姻》中的最後幾句話：
那個天使，現在變成了魔鬼的那一個，是我要好的朋友：我們常常在一起讀《聖經》，從地獄或魔鬼的意義上來理解它。假如世界表現得正常，那麼，它也會在《聖經》中發現這一意義的。
同樣，我一走出這個劇場時，我就會馬上意識到，我在引用威廉·布萊克的《地獄箴言》中某些驚人的話語時，我忘了給你們讀一讀《群魔》中的那些片段，正是這些片段讓我想到要引用布萊克的那些話。因此，請允許我在今天為那一遺忘做個彌補。此外，你們還能在這個片段中欣賞到我在前幾講中提到的幾種不同因素的融合（以及混雜），首先是樂觀主義，那種對生命——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本書中都有——對生命、對全世界的野性的愛，對布萊克所說的老虎與羔羊共存的「廣闊的歡樂世界」的愛 [151] 。
「您愛孩子？」
「是的，我愛他們。」基里洛夫說，口氣相當冷淡。
「那麼，您也愛生命啦？」
「是的，我也愛生命。這讓您覺得很奇怪嗎？」
「可您決心開槍自殺。」
同樣，我們也看到，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在一種樂觀主義情緒的發作中，基於一種純粹的熱情，也準備自殺。回頭再看基里洛夫：
「聽我說，為什麼要把兩個根本不同的東西混為一談呢？生命是存在的，而死亡是不存在的。」
……
「您看來很幸福嘛，基里洛夫。」
「確實，我很幸福。」後者回答道，那語氣平常得像是在回答一個極普通的問題。
「可是不久之前，您還在生氣，您還在跟利普京慪氣，不是嗎？」
「哦，可現在，我不再抱怨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人……人之所以不幸，僅僅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幸福。誰知道自己幸福，誰就立即變得偉大……一切都很好。我突然發現了這一點。」
「假如您餓得要死，假如您強姦了一個小女孩，那同樣也很好嗎？」
「是的，對於知道一切原本就是那樣的人來說，一切都很好。」
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經常出現的這種表面上的兇殘，我們切莫誤解。它是寂靜主義的一部分，和布萊克的寂靜主義相似，正是由於這一寂靜主義，我才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離亞細亞比離羅馬更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活力的接受——而在布萊克那裡，這一接受甚至變成了一種歌頌——更屬於西方而非東方。
然而，布萊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人都太著迷於《福音書》的真理了，他們無法不認為，這一兇殘只是暫時的，是某種盲目性的暫時後果，也就是說，是註定要消失的。
只向你們介紹布萊克的殘酷一面，是對他的背叛。與我剛才引用的可怕的《地獄箴言》相反，我現在倒是很希望能給你們念一念他的一首詩，興許是《天真之歌》中最美麗的一首——然而，誰敢翻譯一首如此流暢的詩呢？——在這首詩中，他宣告和預見了那樣一個時代，那時候，獅子的力量將只用於保護軟弱的羔羊，用於看護畜群。
同樣，如果我們將《群魔》中這段驚人的對話延續下去，我們就將聽到基里洛夫補充說：
他們不善良，既然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善良。等他們將來知道了，他們也就不再強姦小姑娘了。他們必須知道自己是善良的，這樣，他們就將立即變得善良，無一例外。 [152]
對話繼續著，我們將看到人—神這個概念的出現：
「如此說來，您原來知道這個，您是善良的？」
「是的。」
「在這一點上，我同意您的看法。」斯塔夫羅金皺著眉頭，喃喃地說道。
「誰將告訴人們他們是善良的，誰就將完成世界。」
「告訴他們的那個人被他們釘上了十字架。」
「他會來的，他的名字是人—神。」
「神—人？」
「人—神，這是有區別的。」
取代了神—人 概念的這一人—神的概念，把我們帶向了尼采。在此，我想就「超人」的學說再說上幾句補充的話，以區別於一種過於輕信、過於輕率的看法。如果說，尼采的超人——它與拉斯柯爾尼科夫和基里洛夫所認為的超人是有區別的——的格言是「變得無情」，這一格言常常被人引用，卻也常常被人歪曲，那麼，他要表現的這一無情，不是針對別人的，而是針對自己的。他要超越的人性，是他自己的人性，簡而言之，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同一問題出發，對它提出了不同的、相反的解決辦法。尼采提出肯定自我，認為這是生命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放棄自我。尼采預感到的一個頂點，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那裡看到失敗。
我是在一位男護士的來信中讀到這個的，他很謙虛，不許我透露他的名字。那是在那次戰爭最黑暗的歲月中 [153] ，在他的周圍，他看到的只是難以忍受的痛苦，他聽到的只是絕望的話語。他寫道：「啊！但願他們知道，他們的痛苦也是一種貢獻！」
在這一聲呼喊中，有著那麼多的光明，用不著我在此做什麼解釋。我最多只能將它跟《群魔》中的這句話做個比較：
當你用你的眼淚澆灌土地，當你獻出眼淚當禮物 ，你的憂傷將立即消失，你將得到極大的安慰。 [154]
這裡，我們離帕斯卡爾的「徹底的甜蜜的放棄」已經很近了，他曾喊道：「歡樂！歡樂！歡樂的眼淚！」
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發現的這一歡樂狀態，恰恰就是《福音書》為我們所建議的狀態，基督所稱的新生允許我們進入其中的狀態；這種真福是靠我們放棄我們身上個體的東西才能獲得的；因為，依戀我們自己只會妨礙我們投入到永恆之中，妨礙我們進入到天國之中，妨礙我們分享普遍生命的朦朦朧朧的感覺。
這一新生的第一個效果，就是把人們拉回到童年的最初狀態：「你們若不迴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155] 關於這一點，我要為你們援引拉布呂耶爾的這句話——孩子們既沒有往昔，也沒有未來，他們生活在現時——而成人就做不到那樣。
「現在，」梅什金對羅果靜說，「我似乎明白了使徒『將不再有時間』這句不同尋常的話。」
這種對永生的立即加入，我們已經對你們說過了，《福音書》教導我們要如此，而在《福音書》中，「Et nunc，從現在起」一詞不斷地出現。基督對我們所說的歡樂狀態，是一種現時的狀態，而不是未來的狀態。
「您相信在另一個世界中的永生嗎？」
「不！但我相信在這一世界中的永生。有些時候，對了，您會遇到某些時候，時間會突然停住，讓位給了永恆。」 [156]
在《群魔》的末尾，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一次回到了基里洛夫所達到的這一奇異的真福狀態。
讓我們來念一念這一段，它有助於我們更深地進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接觸到我要對你們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真理：
「有些時刻——它們往往只是連續的五六秒鐘——您突然感覺到存在著永恆的和諧。這一現象既不是上天的，也不是塵世的，卻是披著塵世外衣的人們所不能忍受的。必須作身體上的轉變或者死亡。這是一種清楚的、不容置疑的情感。您仿佛突然之間跟整個大自然產生了接觸，您說：『是的，這是真的。』當上帝創造世界時，在創世的每一天結束時，他都說：『是的，這是真的，這是好的。』這是……這不是感動，而是歡樂。您不寬恕任何東西，因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寬恕。您也不是在愛，啊，這種感覺遠勝於愛！最可怕的，是這一狀態令人驚訝的鮮明無誤，是它讓您充滿了歡樂。假如這狀態持續五秒鐘以上，心靈就無法抵抗它，不得不消失。在這五秒鐘期間，我體驗了全人類的整個存在，為此，我甘願獻出我的整個生命，而這也不算太高的代價。要承受十秒鐘這樣的狀態，身體必須發生變化。我想人類應該停止生育。為什麼還要孩子，為什麼還要發展，假如目的已經達到？」
「基里洛夫，你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嗎？」
「有時候每隔三天，有時候每隔一星期。」
「你沒患癲癇病吧？」
「沒有。」
「那麼，你會患上癲癇病的。你要小心，基里洛夫。我聽說，這個病最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得這種病的人詳細地跟我講過發病之前的感覺，您剛才說的，我也聽他曾經說過。他也對我說過什麼五秒鐘，還有什麼無法更久地承受這一狀態。您還記得穆罕默德的水罐嗎？就在水罐倒水期間，這位先知在天堂中馳騁。水罐，那就是五秒鐘；而天堂，那就是您的和諧；而穆罕默德，就是癲癇病患者。您要提防這個病，基里洛夫。」
「我來不及提防了。」工程師回答說，臉上帶著一絲平靜的微笑。
在《白痴》中，我們同樣也聽到梅什金公爵——他也經歷過這種和諧狀態——把它跟自己所犯的癲癇病聯繫在一起。
因此，梅什金公爵有癲癇病，基里洛夫有癲癇病，斯梅爾佳科夫有癲癇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著名小說中都有一個癲癇病人。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有癲癇病，他執意地讓癲癇病人進入到他的小說中，足以說明，他認為，癲癇病這一疾病對他倫理道德觀的形成過程，對他思想的發展過程起過某種作用。
在每次巨大的精神改革的源頭中，如果我們仔細地找，我們總會找到一個小小的生理秘密，一種對肉體的不滿足，一種焦慮不安，一種不正常。在這裡，請原諒我援引我自己的話，但是，假如我用的不是同樣的字詞，我就不能十分清晰地對你們說清楚同一件事。
一切巨大的精神改革，即尼采所謂的價值蛻變，都是由一種生理的不平衡所引起的，這是很自然的。在順境中，思想休息，只要狀況讓它滿意，它就不會想到要去改變狀況（我指的是內心狀況，因為，就外部的或社會的狀況而言，改革的動機完全不同；第一種有化學家們，第二種有機械師們）。在一種改革的源頭，總存在著某種彆扭；改革者所體驗到的彆扭是一種內心不平衡的彆扭；它會向改革者提出一些不同的強度、方位、精神價值，改革者則努力將它們調整好，以追求新的平衡，他的作品只是一次嘗試，嘗試著按照他的理性和邏輯，將他自己感覺到的自身混亂進行重新組織，因為他無法忍受那種不順從狀態。當然，我並不是說，只要不平衡就行，就能成為改革者，我是說，任何的改革者首先是一個精神不平衡的人。 [157]
我實在不知道，在任何一個改革者身上，即向人類提出新的估價的人身上，不存在被比內—桑格萊先生稱作缺陷的東西。 [158]
穆罕默德有癲癇病，以色列的先知們有癲癇病，還有路德，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都有癲癇病。蘇格拉底有他的魔鬼，聖保羅有他神秘的「肉中刺」，帕斯卡爾有他的深淵，尼采和盧梭有他們的瘋狂。
談到這裡，有人可能會說：「這並不新鮮。這恰恰是龍布羅索或諾爾多 [159] 的理論：天才是一種神經官能症。」不，不，別那麼快就說你們已經理解了我，請允許我再強調一下這在我看來極其重要的一點。
有一些天才是十分健康的，例如維克多·雨果：他所享有的內心平衡不對他提出任何新問題。盧梭假如不發瘋，興許也只是一個缺乏條理的西塞羅。請不要對我們說：「他得了病，多麼可惜啊！」假如他沒有得病，他就不會試圖去解決他的反常所提出的問題，就不會去尋求一種並不排除其不協調的和諧。當然，有一些改革者十分健康，但那是一些立法者。內心完全平衡的人也可以帶來一些改革，但那是人的身心之外的改革：他建立規範。而反常的人則相反，他要逃避已確立的現成規範。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自己病情的啟發，設想出一種病態，並讓這一病態為他的某個人物帶來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模式。例如《群魔》中維繫著整個故事情節的關鍵人物基里洛夫。我們知道基里洛夫要自殺，並不是他馬上就要自殺，而是他打算自殺。為什麼自殺？這個問題，我們只是到小說快結束時才知道。
「您想自殺的念頭完全是心血來潮，我是一點兒都不明白。」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對他說，「我可沒有向您灌輸過這一想法，您在認識我之前，就已經打定了自殺的主意，您第一次提到這一打算時，還不是對我講的，而是對流亡國外的跟我們持相同政見的人說的。順便說一句，您要注意，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誘導您講這樣的心裡話，甚至誰也不認識您。是您自己主動去跟他們講的。好啦，有什麼辦法呢？反正，考慮到您的自告奮勇，人們在您的同意下——請注意這一點——制定了某種行動計劃，到現在是無法改變它了。」 [160]
基里洛夫的自殺是絕對無意義的，我是說，它的動機不是外在的。依靠並且藉助於一個「無意義的行動」，人們可以帶入到這一世界中的荒誕的一切，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它們到底是什麼。
自從基里洛夫決心自殺以來，他對一切都不在乎了。他處於一種奇特的精神狀態中，這一狀態允許並促使他自殺，而且（儘管這是一個無意義的行動，卻並非毫無動機），將使他漠然地為別人擔當罪過，至少，彼得·斯捷潘諾維奇是這樣想的。
彼得·斯捷潘諾維奇想通過他所策劃的這一罪行，把陰謀者們聯繫到一起，他自居於他們的首位，但他發現自己正在喪失控制權。他認為，既然每個參與陰謀的人都覺得自己是同謀，也就沒有一個人能夠或敢於擺脫他。
「那麼去殺誰呢？」
彼得·斯捷潘諾維奇還在猶豫。——重要的是，犧牲品要自己站出來。
陰謀者們聚集在一個大廳中，在他們的談話中，一個問題提了出來：「在我們中間，此刻是不是有一個密探？」這個問題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騷動，眾人同時七嘴八舌地說了起來。
「先生們，假如情況確實如此的話，」彼得·斯捷潘諾維奇接著說，「我的嫌疑恐怕要比任何人都更大，因此，我請你們回答一個問題——當然假如你們願意的話，你們是完全自由的！」
「什麼問題？什麼問題？」人們四下里亂問。
「這問題將決定，我們是應該繼續待在一起，還是各自拿起自己的帽子，默默地各走各的路。」
「問題，什麼問題？」
「如果你們中間有誰知道，這裡正在策劃一樁政治謀殺，他是會不顧一切後果地去告密呢，還是會待在家裡靜等著這事情發生呢？對這一點，各人的看法會各不相同。對這問題的回答將清楚地表明，我們是應該彼此分手，還是繼續待在一起，而且不僅僅只是今天晚上。」 [161]
於是，彼得·斯捷潘諾維奇開始個別詢問這一秘密團體的一些成員。人們打斷了他：
「不用問了，所有人的回答都將一樣，這裡沒有告密者。」
「為什麼這位先生站了起來？」一個女大學生叫嚷道。
「這是沙托夫。您為什麼站起來？」維爾京斯基夫人問。
沙托夫確實站了起來。他手裡拿著帽子，瞧著維爾霍文斯基。他仿佛想跟他說話，卻又猶豫不決。他臉色蒼白，露出怒氣。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一言不發地朝門口走去。
「這對您不會有好處的，沙托夫！」彼得·斯捷潘諾維奇朝他嚷道。
沙托夫在門口停了一下。
「相反，一個像您這樣的懦夫和姦細會得到好處的！」他大聲叫嚷著，算是對那個含糊的威脅的回答。然後，他走了出去。
於是，大廳中又爆發出新的喊叫聲和感嘆聲。
「考驗結束了。」 [162]
該殺的人就這樣自己站了出來。刻不容緩：應該趕在沙托夫告密之前殺死他。
讓我們現在欣賞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因為，我一直在不停地對你們大講特講他的思想，而多少有些忽視了他闡述思想的精湛藝術，我感到自責。
在小說的這個時刻，發生了一件奇蹟般的事情，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藝術問題。我們總是認為，從故事情節發展的某個時刻起，就不應該有什麼東西讓情節分散：情節應該急速直下，直奔目標而去。然而，恰恰就在這一時刻——情節在陡坡上開始下滑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像出了最令人困惑的中斷。他感覺到，讀者的注意力這時變得十分緊張，一切都具有了一種極端的重要性，於是，他便不惜以一些急轉彎來分散主要情節，以讓他的一些最秘密的思想展示出來。就在沙托夫或要去告密或將被殺的當天晚上，沙托夫多年未見面的妻子突然來到。她很快就要分娩了，但基里洛夫一開始對這一情況一點兒都不知道。
這場戲如果處理得不當，會顯得很可笑。這是小說中最美的段落之一。它構成了，用戲劇的行話來說，一種「插曲」，用文學的行話來說，一種「贅詞」，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這裡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才華。他簡直就可以對普桑 [163] 說：「我什麼都沒有忽略。」藝術家的偉大，就是從這一點上看出來的。他善於利用一切，將任何不利因素轉變為優勢。故事情節在這裡就應該放慢了。一切跟它的快速進展相對立的東西，就變得具有了重要性。在這一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講述了沙托夫妻子的意外到來、夫妻間的對話、基里洛夫的參與、兩個男人之間突然產生的親密關係，這一切構成了本小說最美的章節之一。我們將再一次欣賞到我前面已提到過的嫉妒情感的消失。沙托夫知道妻子懷孕了，但根本就沒有想過，這孩子的父親是誰。沙托夫全身心地愛著這個正在受苦並對他只有惡言的女人。
然而，只有這一情境才拯救了那些誇誇其談的人，使得他們沒有被告發，免遭敵人的威脅。瑪麗的歸來改變了沙托夫的行為思路，使他失去了平常的聰明和謹慎。從這一刻起，他的腦子想的就是別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安危了。 [164]
讓我們再回到基里洛夫。彼得·斯捷潘諾維奇認為，眼下正是利用基里洛夫自殺的好時候。基里洛夫為什麼要自殺呢？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問他，因為他不明白。他在琢磨。他想弄明白。他怕到了最後一刻基里洛夫會改變主意，會擺脫他……可是，不。
「我不會拖延的，」基里洛夫說，「就是在現在，我要殺死自己。」
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和基里洛夫之間的對話特別神秘。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中也特別神秘。我再說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不以一種純粹的狀態來表達他的想法，他的表達總是依據說話的人，依據他借用的人物。基里洛夫處於一種奇特的病態中。他再過幾分鐘就要自殺了，他說話生硬，缺乏條理。我們必須通過它們，來分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驅使基里洛夫去自殺的，是一種神秘主義的思想，而彼得是無法理解的。
「假如上帝存在，一切便取決於他，我不能做任何有違他意願的事情。而如果他不存在，一切便取決於我，我必須肯定我的獨立性……而自殺就是我表現獨立性的最徹底的方式。我必須開槍打碎我的腦袋。」
還有：
「上帝是必要的，因此，他應該存在。」
「好，很好。」彼得·斯捷潘諾維奇說，他只有一個想法：鼓勵基里洛夫。
「但是我知道他並不存在，他不能夠存在。」
「這更不錯。」
「有了這兩種思想，人就無法繼續活下去了，您怎麼就不明白呢？」
「那麼，他就應該開槍打破自己的腦袋嗎？」
「您怎麼就不明白呢，憑著這樣的一個理由，就足以自殺……」
……
「但您不會是第一個自殺的人，很多人已經自殺了。」
「他們是有理由的，但是，毫無理由而僅僅為了表現獨立性而自殺的人，還沒見到過。我將是第一個。」
「他是不會自殺的。」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又一次想道。
「您知不知道有這麼一件事？」他一邊用不快的口氣說，一邊觀察著他，「我要是處在您的位子上，為了表現我的獨立性，我會殺死另一個人，而不是我自己。這樣一來，您就會變得有用了。假如您不害怕的話，我給您指定一個人好了。」 [165]
剎那間，他想到，如果基里洛夫遲疑著不敢自殺，那就讓他去殺沙托夫，省得讓他僅僅代人受過。
「好吧，今天您別開槍自殺了。會有辦法解決的。」
「殺死另一個人，那是以最可鄙的形式來表示我的獨立性。這可是您。我可不像您那樣：我要達到獨立性的最高峰，我要自殺。」
「我必須表明我不相信有上帝，」基里洛夫一邊繼續說，一邊在房間裡大步來回踱著，「在我看來，再也沒有比否定上帝更高的思想了。我有人類的歷史為我作證。人發明出了上帝，為的是活下去，不自殺。這就是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的概要。在全世界的歷史上，我第一個否定上帝存在的神話虛構。」 [166]
我們別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當然是個基督徒。他通過基里洛夫的話表達的，又是一次破產。我曾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只有通過放棄才能得到拯救。但是，在這一思想之上，他又嫁接了另一個思想。為了更好地說清楚它，我願在此再次援引布萊克的《地獄箴言》中的一段：「If others had not been foolish, we should be so.」（「假如別人沒有發瘋，那將是我們要發瘋。」）或者：「為了使我們不再發瘋，別人首先就得發瘋。」
在基里洛夫的半瘋中，有著犧牲的思想：「我將開始，我將打開門。」
如果說，基里洛夫必須得病才能產生這樣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並不完全同意這些思想，因為它們是一些反抗的思想——那麼，他的思想中其實也包含有真理。如果說，基里洛夫必須得病才能產生這些思想，那也是為了使我們此後不用得病就能有這些思想。
「只有第一個人，」基里洛夫還說，「絕對必須去自殺，不然的話，將由誰開始，將由誰來證明？我將絕對要去自殺，以便開始，以便證明。我只是迫不得已地跟隨上帝，我很不幸，因為我不得不表明我的自由。所有人都是不幸的，因為所有人都害怕表明他們的自由。如果說，迄今為止，人一直是那麼的不幸，那麼的可憐，那是因為他不敢表現出最高意義上的自由，而只滿足於一種小學生式的造反。
「但是我會表現出我的獨立。我必須相信我是不信神的。我將開始，我將結束，我將打開門。我將拯救。」
……
「整整三年里，我尋找著我神聖的屬性，我終於找到了，我神聖的屬性，就是獨立。只有通過它，我才能表現出我最高度的叛逆，我新的和可怕的自由，因為自由就是可怕的。我要用自殺來表明我的叛逆，我新的和可怕的自由。」 [167]
儘管在這裡基里洛夫顯得極端蔑視宗教，但是請你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想像這一形象時，始終在幻想為拯救人類而不得不上十字架的基督。如果說基督必須受難，那不正是為了使我們基督徒成為基督徒，而不必以同樣的方式去死嗎？有人對基督說：「假如你就是神，那你就拯救你自己吧。」基督回答說：「假如我救我自己，那你們大家就要喪失生命了。我現在喪失生命，犧牲我自己的生命，正是為了拯救你們大家的生命。」
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法譯本的附錄中讀到這樣幾句話，它揭示了基里洛夫這一人物的一個新面貌：
您得明白，自願的犧牲，徹底覺悟的、擺脫了一切束縛的犧牲，為所有的人而犧牲自己，在我看來，是人的人格發展最高階段的標誌，它標誌了人的優越性，他的最完美的自製性，他最大的自由意志。甘願為其他人犧牲生命，為所有的人而上十字架，走上火刑堆，這一切，只有人格發展得十分堅強的人才能做到。一種高度發展的人格，徹底堅信自己有權成為一種人格，再也不擔心自己，不為自己謀什麼利益，就是說，除了為他人犧牲自己之外，別無用處，為的是讓所有其他人都成為類似的人格，自由自決而又幸福快樂。這是自然法則：正常人都要達到它。 [168]
你們看到，儘管初看之下，基里洛夫的話沒有什麼條理，然而，透過這些話，我們發現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
我感到，我遠遠沒有窮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種種教誨。我再說一遍，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其中尋找的，是跟我的思想最接近的東西。無疑，別的人會在其中發現別的東西。現在，我快結束我的最後一次講座了，你們一定期待我做一個結論：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把我們引向何處？他到底教導了我們什麼？
有人會說，他直接把我們引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儘管他們心裡都很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痛恨無政府狀態。《群魔》這整本書頗有預見性地揭露了俄羅斯眼下正痛苦承受的革命。但是，在保守派的眼中，那些面對著既成規範提出新的「價值標準」的人，總是像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只看到混亂，認為他對我們毫無用處。我要回答他們說，他們的反對似乎是在詛咒我們法蘭西的才華。對外國的東西，如果我們只承認與我們的相似點，只想在其中看到我們的秩序、我們的邏輯，不妨說，看到我們的形象，那麼，我們就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是的，法蘭西可以厭惡醜陋，但是，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並不是醜陋，恰恰相反，他對美的規範跟我們地中海民族對美的規範很不相同，然而，即便有更大的差異，我們法蘭西的才華，我們法蘭西的邏輯，難道不是正好用來整理正需要它整理的東西嗎？
如果法蘭西只欣賞自己的形象，自己過去的形象，它就會處於一種致命的危險中。在這裡，我儘量更精確地、更謙虛地表達我的思想：在法國存在著保守派是一件好事，他們維護傳統，對他們所認為的一種外國侵入加以反對。然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存在，恰恰是因為有新的東西出現，否則，我們的法蘭西文化就會是一個空架子，一個僵硬的外殼。他們對法蘭西的才華知道些什麼？而我們，除了過去之外，又知道些什麼？在民族情感方面，在教會方面，都知道些什麼？我的意思是，保守派對才華的態度，有時候很像教會以前對聖人的態度。很多的聖人在違背傳統的罪名下先是被拋棄、被排斥、被否定，但是，他們很快又成了這一傳統的主要基石。
我常常談到我對智力保護主義的看法。我認為它是一種嚴重的危險，但是，我也認為，對智力非民族化的任何期待，也是一種同樣嚴重的危險。在對你們這樣說的同時，我其實是在表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沒有一個作家像他那樣，既是地道的俄羅斯人，同時又更是一般意義上的歐洲人。正因為他特別是俄羅斯人，他才能是普遍意義上的人，他才能以其如此特殊的方式感染我們所有人。
「老俄羅斯歐洲人」，他這樣稱呼自己，也讓《少年》中的韋爾西洛夫這樣說：
因為各種對抗的因素在俄羅斯思想中調和了起來……那時候，誰能理解這樣的思想呢？我獨自遊蕩。我不講我自己，我講……俄羅斯思想。在那邊，是辱罵與無情的邏輯，在那邊，一個法國人只是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人只是一個德國人，而且比他們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死板；因而，法國人從未如此地損害過法國，德國人也從未如此地損害過德國。在整個的歐洲，竟沒有一個歐洲人！只有我才有資格對那些縱火者說，他們焚燒了杜伊勒里宮 [169] 是一種罪孽。對那些嗜血成性的保守派來說，這一罪行是合乎邏輯的，我是「唯一的歐洲人」。再說一次，我不是在講自己，我是在講俄羅斯思想。 [170]
再往下，我們讀到：
歐洲得以創造了法蘭西人、英格蘭人、德意志人這些高貴的類型，但對它未來的人還一無所知。而我覺得，它也並不想知道。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並不自由，而我們，我們是自由的。我獨自一人，帶著我那俄羅斯的苦悶，在歐洲依然還是自由的……請注意，我的朋友，一個特點。任何一個法蘭西人，除了服務於他的法蘭西，也能服務於人類，但是這要有一個嚴格的條件，那就是，他仍然是一個法蘭西人，英格蘭人和德意志人也是同樣。而俄羅斯人，他——今天已然是這樣，即遠在他完成最終形態之前——他越是歐洲人，也就越是俄羅斯人：我們的民族本質就基於此。 [171]
但是，作為跟這段話的對照，我要為你們念一念《群魔》中那個卓越的段落，它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識到，使一個國家過於歐洲化會帶來多麼大的危險：
「任何時候，在人民的生活中，科學與理性只起著次要的作用，將來也是如此。各個民族的形成和運動，依據的是一種基本的力量，其淵源、其動力我們不得而知，也無法解釋。這一力量就是永不滿足、直達終點的欲望，但同時它又否定那個終點。就一個民族來說，這是一刻不停地、毫無疲倦地對自身存在的肯定，對自身死亡的否定。這是如同《聖經》中所說的『生命之靈』，如同《啟示錄》中預告了要乾涸的『活水之流』，這是哲學家們的美學和道德原則，而借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這是『尋找神』。每個民族在其存在的每個時期，其全民族的運動的目的，只是在尋找神，尋找一個它自己的神，一個它認為是唯一的真正的神。神是整個民族的綜合人格，自始至終都是。我們還沒有看到過這樣的現象：所有的民族，或者許多民族聚集在一起，共同崇拜同一個神；因為每個民族各自都有自己的神。當宗教崇拜開始普及時，民族性毀滅的日子也就快到了。一旦神們失去了當地的特色，他們也就死去了，民族也就隨之死去了。一個民族越是強大，它的神也就越是有別於其他的神。從來沒有存在過沒有宗教的民族，即沒有善與惡概念的民族。每個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解善與惡。如果好幾個民族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善與惡，這些民族就會死去，善與惡的區別本身也會開始淡漠，乃至消失 [172] 。」
……
「我懷疑這一點，」斯塔夫羅金說，「您滿懷激情地接受了我的思想，然後，您又不知不覺地改變了它。事情很簡單，對您來說，神已經被貶低為民族性的一個簡單屬性……」
他開始十分仔細地打量著沙托夫，而沙托夫此時的表情比語言還更打動他。
「我貶低了神，把他僅僅看作民族性的一個屬性？」沙托夫叫嚷起來，「恰恰相反，我把人民提高到神的地位。不是這樣嗎？民族是神的軀體。一個民族之所以稱得上是一個民族，正是因為它擁有自己的神，並且固執地排斥其他所有的神。它要以自己的神，來戰勝所有外國的神，並把他們趕出世界。這就是從古到今所有各大民族的信仰，至少是所有那些在歷史創造上留下了痕跡的大民族，是所有那些引領過人類發展史的大民族。沒有必要反對一個鐵的事實。猶太人曾為了等待真神而活著，而他們把真神留給了世界。希臘人把大自然神化了，他們把他們的宗教，即哲學和藝術，遺贈給了世界。羅馬把民族神化在了國家政體中，它把國家政體遺贈給了現代各民族。法蘭西則在其悠久的歷史進程中，只是在自己的身上體現和發展了它的羅馬神的概念。」
……
「假如，一個偉大的民族不相信真理就存在於它自己身上，假如它不相信它自己就負有使命，要以它的真理讓宇宙得到復活和拯救，那麼，它立即就不再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而只是成為了一種人種學上的物質。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從來不滿足於在全人類中扮演一個次要的角色，甚至，一個重要的角色都不能讓它滿意，它必須絕對是主角。放棄了這一信念的民族，也就放棄了自己的存在。」 [173]
作為這一推理的結果，斯塔夫羅金這樣想道：「當人們不再跟自己的國家有聯繫時，他們就不再有神。」這句話或可用來作為對前面那段話的總結。
今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會對俄羅斯和它「含神」的人民有些什麼想法？當然，想像這一點是很痛苦的事……他當初能夠預見到、預感到今天這種可怕的困境嗎？
在《群魔》中，我們已經看到，我們只需要聽聽希加廖夫最後這樣坦言：
我在闡述我的想法時思路很有些混亂，而且，我的結論跟我的前提是直接相矛盾的。我從無限的自由出發，最後卻到達了無限的專制。 [174]
讓我們再聽聽可憎的彼得·維爾霍文斯基的話：
這將是史無前例的混亂，翻天覆地的變化。 [175]
當然，將小說中或者故事中人物所表達的思想加給作者本人，這是很不謹慎的做法，甚至還有些不地道。但是，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正是通過作品中的人物流露出來的……他甚至經常借用一個不太起眼的人物，來表達他十分看重的一個真理。當他通過《永恆的丈夫》中一個次要人物的嘴，說到所謂的「俄羅斯痛苦」時，我們所聽到的，難道不是他的心聲嗎？這個人物這樣說：
至於我的看法，我認為，在今天，我們在俄羅斯根本就不知道應該敬重誰。您得承認，不知道應該敬重誰，這是一個時代的可怕災難……難道不是這樣嗎？ [176]
我知道，即使面對著今日的俄羅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會繼續充滿希望。興許，他還會想（這一思想，不止一次地出現在了他的小說和他的書信中），俄羅斯在以基里洛夫的方式作自我犧牲，而這一犧牲，興許還有助於拯救歐洲的其他國家，拯救人類的其他民族。
[1] 此篇寫於1908年，原載《紀德全集》第五卷。
[2] 梅爾希奧·德·伏居耶子爵（1848—1910），法國作家、外交家、東方學家，其著作《俄羅斯小說》（1886）向法國介紹了十九世紀俄國的著名小說家。1888年當選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
[3] 它被細膩的文人馬塞爾·施沃布認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傑作。——原注
[4] 在那之後，1906年，《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一個所謂全譯本由夏爾邦蒂埃出版社推出發行，譯者為比昂斯托克和托爾蓋。——原注
[5] 現在，只剩下幾部不太重要的短篇小說還有待翻譯出版。在此，我們不妨列出一個已翻譯成法語的作品的名單，以出版日期為序：
《窮人》（1844）；《雙重人格》（1846）；《他人的妻子》（1848）；《瘋狂的階段》（《一顆脆弱的心》，1848）；《誠實的賊》（1848）；《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1848）；《孩子的心靈》（1849）；《一個陌生人的手記》（1858）；《舅舅的夢》（1859）；《死屋手記》（1859—1862）；《被欺凌和被侮辱的》（1861）；《地下室手記》（1864）；《賭徒》與《白夜》（1848—1867）；《罪與罰》（1866）；《白痴》（1868）；《永恆的丈夫》（1869）；《群魔》（1870—1872）；《作家日記》（1876—1877）；《少年》（1875）；《俄羅斯聖誕》（1876）；《卡拉馬佐夫兄弟》（1870—1880）。
此外，零散出版的還有一些作品的片段。——原注（所有譯本的翻譯者和出版者姓名略）
[6] 因此，我的全部引文都出自比昂斯托克先生的譯文，我希望這些笨拙的文字，甚至文理不通的地方——有時它們還相當彆扭——儘可能忠實地模仿了俄文本。但這一點我無法保證。——原注
[7] 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信件後，霍夫曼認為，作家的遺孀安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和作家的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挑選準備發表的書信時缺乏幫助。他們本來可以在保護作家隱私的前提下，用幾封更親密的書信，來代替許多隻談到了金錢的書信。那樣做恐怕會更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他的第二位妻子安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寫過不下於464封信，可它們全都沒有發表。——原注
[8] 這本書雖然很厚，但其實還可以更厚些。遺憾的是，在最初發表的那些書信之外，比昂斯托克並沒有再收入後來在不同雜誌上發表的信件。例如，為什麼他只收入了在1898年4月的《田地》上發表的三封信中的第一封？為什麼他沒有收入1856年12月1日致弗朗熱爾的信，至少是已發表的片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封信中講述了自己的婚姻，並希望這一可喜的生活變化能治癒他的抑鬱症。尤其是，為什麼沒有收入1854年2月22日的那封非常精彩的信？它是很重要的，其譯本曾經在1886年7月12日的《時尚》上發表（由阿爾佩里和莫里斯翻譯）。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比昂斯托克先生在《書信集》的最後附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皇帝的請求》、《時代》雜誌的三篇序言、雜亂的《國外遊記》（其中幾篇涉及了法國），另外還有十分傑出的《論資產階級》一文，但是，為什麼他沒有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辯護詞《我的答辯》呢？這篇文章寫於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時期，八年前在俄國發表，法譯本（譯者羅森貝格）發表在《巴黎雜誌》上。也許，應該間或加些註解，那會有助於讀者的閱讀，也許，再劃分一下時期，以便更好地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什麼長久沉默。——原注
[9] 厄內斯特·勒南（1823—1892），法國作家。
[10] 布封（1707—1788），法國博物學家、作家。
[11] 塞維涅夫人（1626—1696），法國女作家，因其寫給女兒的書信而聞名於世。
[12] 指阿西西的聖方濟各（1182—1226），義大利人，天主教著名修士，創建聖方濟各修會。
[13] 阿瑪宗女騎士是西方傳說中的一族女子，擅長騎馬作戰，年輕時自毀右側乳房，以便拉弓。
[14] 泰倫提烏斯（公元前190—前159），古羅馬作家。
[15] 這裡的拉丁文省略了後半句，原文為：「Homo sum, et nihil a me humanum alienum puto.」意思是：「我是人，人類之事沒有不關乎我的。」
[16] 此言出自所謂的偽經《多馬福音》（1897年首版）。
[17] 「啊，我的朋友！她深深地愛著我，我也深深地愛著她，然而，我們生活在一起卻並不幸福。當我見了你的面後，我會告訴你那一切的。你只需要知道，儘管我們在一起很不幸福（由於她古怪、多疑的性格，近乎病態的反覆無常），但我們無法不繼續相愛下去。甚至可以這樣說，我們越是不幸福，就越是彼此唇齒相依。這可能顯得有些奇怪，但事情確實如此。」（在他妻子死後寫給弗朗熱爾的信）——原注
[18] 此處似乎有誤，根據羅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伊薩耶夫並非苦役犯，只是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稅務員，不務正業，生性嗜酒。
[19] 德·伏居耶先生是這樣說的：「為了捍衛他認為自己具有的思想。」——原注
[20] 在苦役營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沒有收到過自己家人的來信。1854年2月22日，即他被釋放前的十天，他給他哥哥寫了西伯利亞書信中我們所知道的第一封信，這封精彩的信，我卻沒能在比昂斯托克先生翻譯的書信集中找到。他的信中寫道：「看來，我終於能夠跟你更長久地、更安全地交談了。但是，首先，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要問你，為什麼你沒有給我寫上哪怕隻言片語？我萬萬想不到會這樣！在我的監獄中，在我的孤獨中，有多少次，我感到了真正的絕望，我想到，你興許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我整夜整夜地思考你的孩子們的生活，我詛咒命運讓我無法伸出手來幫助他們……難道人們禁止你給我寫信？但是，這是被允許的！所有的政治犯每年都能收到好幾封信……但是，我相信我猜出了你的沉默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天然的冷漠……」——原注
[21] 1854年2月22日致米哈伊爾的信，沒有被比昂斯托克收入到《書信集》中。——原注
[22] 約伯的故事，見《聖經·舊約·約伯記》。
[23] 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國小說家、評論家、政治家。作品《離開了根基的人》寫背井離鄉的年輕人的生活。
[24] 即《當代》雜誌，比昂斯托克把這篇序言作為附錄收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中。——原注
[25] 勒內·甘東（1867—1925），法國生物學家，研究海洋生物的起源。
[26] 波尼布斯是法國著名的芥末和醃黃瓜製造商，現在已經成了一個著名品牌。
[27] 安托萬·帕芒蒂埃（1737—1813），法國軍醫和農學家。
[28] 引自《國外遊記》中一篇叫《論資產階級》的文章。比昂斯托克先生很有道理地把它收入在了他翻譯的這部《書信集》中。——原注
[29] 參見《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17章第33節。譯文稍有出入。
[30] 1921年，在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一百周年的大會上，紀德發表了講話，次年，紀德在學術研討會上又重新宣讀了這篇講話，並應雅克·科波的邀請，在他的學校中做了六次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講座，深入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思想、藝術風格。紀德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些論述，被公認為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珍貴資料。此篇和接下來的六次講座，均原載《紀德全集》第十一卷。
[31] 雅克·科波（1879—1949），法國作家、演員、藝術活動家。他曾和紀德等人一起創辦《新法蘭西評論》（1909），後又創建了老鴿棚劇院及其演員劇團（1913）。後來，他還創辦了戲劇學校。
[32] 見《白痴》卷二。——原注
[33] 霍夫曼夫人，在紀德於1908年寫的《從〈書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所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的作者是「德國人霍夫曼」，並沒有說她是個女性。
[34] 見《白痴》卷二。——原注
[35] 夏爾·貝璣（1873—1914），法國作家。
[36] 普魯塔克（約公元46年—120年），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臘作家，以《希臘羅馬名人傳》一書聞名後世。
[37] 讓·德·拉布呂耶爾（1645—1696），法國作家，著有《品性論》。
[38] 《少年》。——原注
[39] 亨利·博爾多（1870—1963），法國作家，寫小說、散文、劇本，天主教信仰堅定。
[40] 《死屋手記》。——原注
[41] 《書信集》。——原注
[42] 《書信集》。——原注
[43] 指1849年4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主要領導人遭沙皇政府逮捕並流放。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是聖彼得堡的一個進步知識分子的組織，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是領導人之一。他們在政治上要求消滅封建農奴制度，思想上受十二月黨人、別林斯基、赫爾岑和傅立葉等的影響，宣傳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但帶有空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其中的自由主義派。
[44] 義大利語，意為「帶著愛」。
[45] 《書信集》。——原注
[46] 為一俄尺的十六分之一。——原注
[47] 這是一種酸菜湯。——原注
[48] 這是一種燕麥粥。——原注
[49] 載比昂斯托克翻譯的法語版《書信集》第五卷（法蘭西信使出版社）。——原注
[50] 參見《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17章第33節。
[51] 參見第36頁，用詞略有不同。
[52] 德語，意思為「痛苦」和「憐憫」。
[53] 安德烈·德·謝尼耶（1762—1794），法國詩人。
[54] 拉羅什富科（1613—1680），法國作家，以頗具哲理性的《道德箴言錄》而著名。
[55] 這一章的譯文後來發表在1922年6月和7月的《新法蘭西評論》上。以後又有了題為《斯塔夫羅金的懺悔》的普隆—努里版。——原注
[56] 見《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18章第4節。
[57] 《群魔》卷一。——原注
[58] 《群魔》卷一。——原注
[59] 霍拉旭是莎士比亞劇作《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的摯友。
[60] 《少年》。——原注
[61] 《地下室手記》。——原注
[62] 《地下室手記》。——原注
[63] 施勒策先生在1922年2月號的《新法蘭西評論》中寫道：「俄羅斯才智的最基本特徵之一，即是它哪怕再莽撞也總依賴於具體的事件和生動的現實。它可以投入到最抽象、最大膽的思辨中去，但這一切只是為了最終帶著所獲汲的豐富思想回到這一現實、這一事件中來，它的終點也即它的起點。」——原注
[64] 例如《白痴》中的列別傑夫，見列別傑夫折磨伊伏爾金將軍的那一章。——原注
[65] 安吉利科（1400—1455），佛羅倫薩畫家，天主教修士。
[66] 《群魔》卷二。——原注
[67] 《少年》。——原注
[68] 《群魔》卷二。——原注
[69] 保爾·蘇代（1869—1929），法國文學批評家、《時代報》的專欄作家。
[70] 這四人都是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的人物，且都在《幻滅》中出現。
[71] 羅思柴爾德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的一個著名金融世家。
[72] 這個詞在德語譯本中是begrundun。——原注
[73] 《少年》。——原注
[74] 《作家日記》。——原注
[75] 見《作家日記》中的文章：《一樁簡單而又複雜的案件》。——原注
[76] 見1898年8月號《信使雜誌》，第371頁。——原注
[77] 參見第一次講座中的引用。原出《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17章第33節。紀德在引用時，用詞略有出入。
[78] 聖萊阿爾修士（1639—1692），法國教士、歷史學家。這段話被司湯達用來作為其小說《紅與黑》第十三章的引語。
[79] 勒薩日（1668—1747），法國小說家、劇作家。斯摩萊特（1721—1771），英國小說家。
[80] 雅克·里維埃（1886—1925），法國評論家、小說家。
[81] 見1922年2月1日的《新法蘭西評論》。——原注
[82] 見1922年2月1日的《新法蘭西評論》。——原注
[83] 儒勒·德·戈蒂埃（1858—1942），法國散文作家。
[84] 見《罪與罰》卷二。——原注
[85] 馬里沃（1688—1763），法國劇作家、小說家。
[86] 見《少年》（我援引的這一段取自較完整的德語譯本）。——原注
[87] 見《少年》。還有：「韋爾西洛夫沒有任何明確的目標。一通矛盾情感的發作會奪走他的理智。這種情況下，我不相信他有嚴格意義上的瘋狂。再說，今天他根本就不瘋。但這『替身』，我是承認的。一位專家的近作證實了我的這種看法……『替身』標誌著精神嚴重錯亂的第一階段。它可能導致一個相當悲慘的結局。」（見《少年》）但是在這裡，我加上了我在上文中提及的病例。——原注
[88] 見《群魔》。請讀波德萊爾：「在任何人身上，在任何時間裡，都有兩種同時的慾念，一個靠向上帝，另一個則靠向撒旦。」（《私人日記》）——原注
[89] 威廉·布萊克（1757—1827），英國詩人。
[90] 《群魔》卷二。——原注
[91] 柯羅（1796—1875），法國風景畫家。
[92] 見《選集》。——原注
[93] 見《白痴》卷二。——原注
[94] 見《白痴》卷二。——原注
[95] 《少年》。——原注
[96] 讓—雅克，即盧梭。
[97] 這裡提到的三人，都是盧梭的《懺悔錄》中的人物：華倫夫人曾為盧梭的保護人和情婦，索菲·烏德托夫人是盧梭的另一位情婦，克洛德·阿奈則是華倫夫人的另一個情人。
[98] 馬塞爾·施沃布（1867—1905），法國小說家、散文家。
[99] 《書信集》。——原注
[100] 《永恆的丈夫》。——原注
[101] 喬治·艾略特（1819—1880），英國女詩人、小說家。《亞當·比德》是她的長篇小說。
[102] 《永恆的丈夫》。——原注
[103] 鄧南遮（1863—1938），義大利著名劇作家、小說家、詩人。
[104] 霞飛（1852—1931），法國元帥。這裡所引的兩句話，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法國流行的名言，第一句是霞飛元帥在索姆河地區戰役中說的。第二句則表達了公眾輿論希望靠俄國沙皇軍隊戰勝德軍的渴望。
[105] 《永恆的丈夫》。——原注
[106] 沃夫納格侯爵（1715—1747），法國倫理學家、散文家。
[107] 見沃夫納格《作品集》，箴言39。——原注
[108] 《永恆的丈夫》。——原注
[109] 《永恆的丈夫》。——原注
[110] 《永恆的丈夫》。——原注
[111] 同上。——原注
[112] 《永恆的丈夫》。——原注
[113] 同上。——原注
[114]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
[115] 見叔本華：《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卷一（法譯本）。——原注
[116] 見《少年》。——原注
[117] 同上。——原注
[118] 見《白痴》。——原注
[119] 《群魔》卷二。——原注
[120] 拉丁文，意即「從現在起」。
[121] 馬克·拉瑟福德（1831—1913），英國小說家、評論家、宗教思想家。
[122] 從英語譯出。——原注
[123] 《群魔》卷二（紀德原注誤為卷一）。——原注
[124] 見《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17章第15節。
[125] 博爾吉亞家族是西班牙巴倫西亞貴族世系的後裔，定居義大利，在15到16世紀義大利的宗教和政治活動中起過巨大作用。亞歷山大可能指該家族中的羅德里戈·博爾吉亞（1431—1503），他後來成了教皇亞歷山大六世。而愷撒·博爾吉亞（1476—1507）是前者的私生子，曾做過主教和大主教。
[126] 腓特烈二世（1154—1250），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德意志國王和西西里國王。
[127] 《群魔》卷二。——原注
[128] 《罪與罰》卷一。——原注
[129] 同上。——原注
[130] 《罪與罰》卷二。——原注
[131] 同上。——原注
[132] 《罪與罰》卷二。——原注
[133] 瓦萊里·拉爾博（1881—1957），法國作家。
[134] 羅伯特·布朗寧（1812—1889），英國詩人。
[135] 彼得·斯捷潘諾維奇是《群魔》中的一個人物，而斯梅爾佳科夫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卡拉馬佐夫家的僕人。
[136] 《罪與罰》卷二。——原注
[137] 《群魔》卷二。——原注
[138] 同上。——原注
[139] 《群魔》卷二。——原注
[140] 同上。——原注
[141] 《書信集》。——原注
[142] 《群魔》。——原注
[143] 事見《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13章第28—30節。
[144] 瓦爾特·拉特瑙（1867—1922），德國政治家和實業家。
[145] 見《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6章第68節。
[146] 《罪與罰》卷一。——原注
[147] 安吉利科曾畫過阿西西的聖方濟各的像。
[148] 關於抹大拉的馬利亞灑香膏在耶穌腳上的故事，見《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12章第3—8節；《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26章第7—13節。
[149] 亨利·拉科爾代爾（1802—1861），法國教士，多明我會修士。
[150] 《卡拉馬佐夫兄弟》卷三（按照德語譯本）。——原注
[151] 《群魔》卷一。——原注
[152] 《群魔》卷一。——原注
[153]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紀德有朋友在軍隊的衛生部門中服役。
[154] 《群魔》卷一。——原注
[155] 《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18章第3節。
[156] 紀德在第五次講座中已經引用了這一段，見上文。
[157] 見《選集》。——原注
[158] 比內—桑格萊先生寫過一本書，題目叫《耶穌基督的瘋狂》，在其中，他試圖否定基督和基督教教義的重要性，他認為基督是瘋了，他有一種生理上的缺陷。——原注
[159] 切薩雷·龍布羅索（1835—1909），義大利醫生和犯罪心理學家。諾爾多（1849—1923），法國心理生理學家。
[160] 《群魔》卷二。——原注
[161] 《群魔》卷二。——原注
[162] 《群魔》卷二。——原注
[163] 普桑（1594—1665），法國畫家。
[164] 《群魔》卷二。——原注
[165] 《群魔》卷二。——原注
[166] 《群魔》卷二。——原注
[167] 《群魔》卷二。——原注
[168] 《書信集》。——原注
[169] 杜伊勒里宮在巴黎，曾是法國的王宮。巴黎公社期間被焚燒。
[170] 《少年》。——原注
[171] 《少年》。——原注
[172] 「大洋州諸島的民族在死去，因為它們不再有一整套的行為準則，不再有判斷善與惡的同一標準。」雷克呂：《地理學》，第XIV卷。——原注
[173] 《群魔》卷一。——原注
[174] 《群魔》卷二。——原注
[175] 《群魔》卷二。——原注
[176] 《永恆的丈夫》。——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