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 ·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二）
在我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為我們提供的心理與道德範疇的某些真理，是更為重要的東西，我現在就來談一談它。這些真理是如此大膽、如此新奇，假如我單刀直入地探討，它們可能顯得有悖常論，所以我需要一個準備過程。
在我們上一次談話中，我給你們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表，為了更清楚地察看這一外表的特徵，我們現在該將它置入環境氛圍之中了。
我雖熟悉一些俄羅斯人，但我從未去過俄國。假如沒人幫助，單靠我自己一人恐怕難以勝任此項工作。首先，我將為你們展示對俄羅斯人民的一種觀察認識，那是我在一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德語書中讀到的。為他立傳的卓越作者霍夫曼夫人，在這部傳記中強調了團結與博愛。在俄羅斯社會的一切階層中，這種給予所有人、給予每一人的博愛，導致了社會障礙的消亡，並自然而然地使人們建立起一種愉快的關係。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可以找到它：互相提攜、富於同情，某主人公曾優雅地將它稱為「偶合家庭」。這個家成了宿營地，留宿陌生人，人們接待朋友的朋友，生人轉眼之間就變成了熟人。
霍夫曼夫人對俄羅斯人民的另一評價是，沒有嚴格的條理，甚至常常沒有確切性，俄羅斯似乎從不為混亂所困惑，從不想從中擺脫出來。如果我要為自己這些談話的混亂尋找辯辭，我一定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兒找到。他思維混沌一團，極度紊亂，要想把他的思想歸歸類的話，我們就是使上九牛二虎之力也難以理出一條合乎西方人邏輯的線條。霍夫曼夫人把這種飄忽不定和含糊不定歸咎於時間意識的淡薄，而導致這種淡薄的，是超然於時間節奏的漫漫無期的冬夜和漫漫無期的夏日。在老鴿棚劇院的一次簡短演說中，我曾引用過她講的一個小故事：有個俄羅斯人，別人指責他不守時間，他反駁道：「是啊！生活是一門困難的藝術，有些時刻值得人認認真真地去過，這要比準時赴一次約會遠遠重要得多。」 [51] 從這句頗有揭示意義的話中，我們看到俄羅斯人對私生活抱有的特殊感情。私生活比一切社會關係更為重要。
讓我們再次與霍夫曼夫人一起指出他們對痛苦和憐憫的癖好，對Leiden和Mitleiden [52] ，對這種施予罪人的憐憫的癖好。俄語中表達痛苦的人與罪人只有一個詞，表示罪行與輕微不法行為也只有一個詞。在這一點上，如果再加上幾近宗教意義的懺悔，我們就更能理解俄羅斯人在與他人，尤其是與陌生人關係上無法根絕的不信任感。西方人時常抱怨的這一不信任，在霍夫曼夫人看來，更多地源於人們自慚形穢、懼怕犯罪的心理，而非視他們為庸物的心理：這便是出於卑賤的不信任。
要揭示俄羅斯人這種如此特殊的宗教感情——即使一切信仰都消歇之後，這種宗教感情依然留存——再沒有比《白痴》中梅什金公爵四次路遇的描述更為明確的了，我現在就來給你們念一念：
「關於信仰一事，」梅什金公爵微笑了一下開始說，「我在上星期的兩天中，有過四次不同的遭遇。早晨，我在一條新鐵路上搭火車，和一個姓S的人在車上談了四個來小時。我以前就常聽人家講到他，說他是個無神論者。他的確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我能和一個真正的學者交談，心裡很是高興。此外，他是一個極有修養的人，所以在和我說話時，完全像對一個在認識和理解水準上相等的人一樣。他不信上帝。只有一件事使我驚訝：他所說的一切好像並不是那個問題。我以前有過同樣的感覺，每次我遇見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或者讀他們寫的書時，我老覺得，他們所有的論點，即便似是而非，好像也完全站不住腳。我沒有向S先生隱瞞這個意思，不過，大概我表達得不夠清楚，因為他一點兒也沒有理解……晚上，我住在一個小縣的客棧內，恰巧在頭一天夜裡客棧內出了一樁人命案，我到客棧時，大家都在談論案情。有兩個農民，都上了年紀，還是老朋友，他們都沒喝酒，在喝了一些茶後就回房休息，他們住的是同一個房間。最近兩天以來，一個農民發現另一個有一塊銀表，拴在玻璃珠串起來的表鏈上，他以前沒看見他朋友戴過這塊表。這個農民並不是小偷，甚至是極誠實的人，而且照農家的生活來說，他一點都不貧窮。但是，這塊手錶太中他的意，太誘惑他，他終於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拿起一把刀子，當朋友轉身時，他躡手躡腳地從後面趕過去，對準部位後，就仰頭朝天上看，畫了個十字，暗中哀禱說：『主啊，看在基督的面上，寬恕我吧！』然後就一下子把朋友殺死，像殺死一隻綿羊一樣，然後從朋友身上把那塊表掏了出來。」
羅果靜笑得前仰後合。在剛才那種愁眉苦臉的樣子之後，再看到這種爽朗的大笑，未免令人覺得奇怪。
「很好，我喜歡這個！這個再好不過了！」他痙攣地喊道，幾乎喘不過氣來，「一個完全不信上帝，而另一個卻信仰到這種程度，他在殺人時都還要做禱告……公爵，老兄，這可是真的，你永遠虛構不出的！哈，哈，哈，這是最好不過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城裡閒逛，看見一個喝醉酒的士兵，在木板鋪成的人行道上晃來晃去。他走到我跟前說：『老爺，請你買下這個銀十字架吧，我只要你二十戈比，這可是銀做的呀！』他手裡握著一個十字架，大概是剛從自己的脖子上解下來的，繫著一條藍色的小綢帶。不過，它實際上是錫做的，一眼就看得出來。上面有八個尖角，忠實地模仿了拜占庭風格。我掏出二十戈比給他，當場就把十字架掛在脖子上。從他的臉色看得出，他很滿意，因為他把一個愚蠢的老爺給騙了，我肯定他馬上就會去把賣十字架的錢換酒喝，這是毫無疑問的。老兄，在那時候，我對親眼見到的俄羅斯的種種情況有了極強烈的印象。我以前對俄羅斯什麼也不明白，好像一直不聲不響地生長著，在國外的五年間，我對祖國的回憶只是一種幻夢。我一邊走，一邊想：『不，我先不忙去責備那出賣基督的猶大吧。只有上帝才知道，在這些爛醉之人的軟弱的心裡包藏著什麼。』一個小時後，當我回客棧去的時候，我遇到一個農婦，她抱著一個嬰兒。農婦年紀還輕，嬰兒大約生下剛六星期。
嬰兒對她笑了一下，這是生下來以後的第一次笑容。我看到她忽然十分虔誠地畫了個十字。我問她：『大嫂，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當時見到什麼都要打聽。）她說：『一個母親看見她的嬰兒初次微笑，心裡的那份喜悅正和上帝在天上每次看見罪人在他面前誠心誠意地禱告時感到的喜悅一樣。』這是一個普通農婦對我說的，我敘述的差不多和她的原話一樣，她表達了那麼深刻、那麼精微的真正的宗教思想，在這種思想里充分揭示出基督教的真諦，也就是關於視上帝如我們的親父，關於上帝對人們的喜悅如父親對親生孩兒一樣的整個概念，這就是基督最主要的思想！一個普通的農婦！不錯，她是個母親……但誰知道，這個農婦也許就是那個士兵的妻子。你聽著，帕爾芬，你剛才問我，現在我來回答你：我們不能把宗教情感的實質歸屬到任何推理或無神論中去，它與任何的罪行和錯誤都毫不相干；這裡有別的東西，永遠會有別的東西；這裡有一些無神論永遠也說不對頭的東西。但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俄羅斯人的心中最明顯地、最迅速地看出這一點來，這就是我的結論！這就是我從我們俄羅斯得來的一個主要信念。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帕爾芬！相信我的話吧，我們俄羅斯的土地上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啊！」
我們在這段描述的末尾看到了另一種性格：相信俄羅斯人民負有一種特殊使命。
這種信仰，我們在許多俄羅斯作家那兒都可找到，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它變成了積極而痛苦的信念。他對屠格涅夫的一大抱怨，恰恰是從後者那裡他找不出這種民族情感，他感到屠格涅夫過於歐化了。
在論及普希金的演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聲稱：就在模仿拜倫和謝尼耶 [53] 最盛的時期，普希金突然發現了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俄羅斯之調的東西，「一種全新的真誠的聲調」。對俄羅斯人民及其價值可以寄予什麼樣的信念呢？普希金喊道：「謙卑吧，傲慢的人，先戰勝你的驕傲吧！在眾人面前謙卑吧，向著生養你的土地彎下腰來！」
人種差異的最鮮明之處或許莫過於理解榮譽的方式。在我看來，文明人的秘密活力之源並非如拉羅什富科 [54] 所說的在於自尊心，而在於我們稱為「榮譽點」的感情。這種榮譽感，這個關鍵點對法蘭西人、英格蘭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等來說並不完全一樣。然而，與俄羅斯人相比，所有西方民族的榮譽點似乎可以混為一談。了解俄羅斯式榮譽的同時，我們將發現，西方式榮譽是如此經常地與福音教義相違。與西方榮譽感背道而馳的俄羅斯人的榮譽感卻和《福音書》頗為一致。或者不妨說，基督教的宗教感在俄羅斯人的心中常常超過了榮譽感，超過了我們西方人所理解的榮譽感。
面對兩種選擇：或復仇，或認錯而道歉，西方人總認為後者缺乏高尚性，是怯懦膽小的表現……西方人有一種傾向，把不原諒、不忘記、不寬恕當作性格之一。固然，他們總是避免自己出錯，但一旦犯了錯，最令他們惱火的便是該去認錯。俄羅斯人正相反，他們時刻準備著懺悔自己的過錯——即使面對自己的敵人——時刻準備著自責、自貶。
希臘東正教容忍懺悔，甚至還常常贊成當眾懺悔，在這一點上，它只是在鼓勵助長一種自然傾向。不是在神甫耳邊悄聲懺悔，而是當著隨便什麼人，當著眾人的面懺悔，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已成了作者擺脫不了的頑念。在《罪與罰》中，當拉斯柯爾尼科夫向索尼婭認罪時，後者立即建議他去跪在廣場上向眾人叫喊：「我殺人了！」似乎這就是減少心靈痛苦的唯一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絕大多數人物，常常在不知什麼時候，會以一種異乎尋常的、不合時宜的方式強烈地要求去懺悔，去懇求他人饒恕，哪怕人家有時甚至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們需要把自己貶低到比別人更加卑微低賤的地步。
你們肯定還記得《白痴》中在娜斯塔西婭·費利波夫娜家裡舉辦晚會的那精彩一幕：為了打發時間，有人建議在場的每一個人都來懺悔他一生中最邪毒的惡行，就像人們建議玩小紙片遊戲或猜字謎那樣。令人驚奇的是，這一建議並沒有遭到否決，大家依次開始懺悔，帶著或多或少的真誠，幾乎沒有一點羞恥感。
我知道還有更稀奇的，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經歷的一段故事，我是從他的一個俄羅斯熟人那兒聽來的。我已不慎將它講給了許多人聽，別人也引用過它。不過，我再從別人那兒聽來的已變得支離破碎不像樣了。所以我願在此再重複地講一講。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一些特別曖昧的事。其中之一他已在《罪與罰》中做了暗示（卷二，第23頁），此事似乎也成了《群魔》中某章節的主題，但此事並沒有出現在還未曾以俄文出版的小說中（據我所知，該書到目前為止只在德國出過非商業版本） [55] 。事情涉及一個小姑娘的被強姦。被姦污的女孩子在一間房子裡上吊，而罪人斯塔夫羅金就在隔壁的房間中，他知道她上吊了，並等著她斷氣。在這個罪惡的故事中，到底有哪些是現實的成分？我並不急於知道。儘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樣的一段經歷之後，體驗到了人們稱之為內疚的感覺。內疚不時地折磨著他，無疑，他自己對自己說著索尼婭對拉斯柯爾尼科夫所說的話。他感到有必要去懺悔，然而不僅僅是向神甫。他尋求懺悔對象，好讓懺悔變得更為痛苦，此人非屠格涅夫莫屬。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有好一段時間沒見到屠格涅夫了，兩人的關係也很糟糕。屠格涅夫先生是個高貴富有的人，循規蹈矩，聞名遐邇。陀思妥耶夫斯基鼓足了十分的勇氣，或許他已屈從了某種暈暈乎乎的誘惑，某種神秘而又可怖的魅力。讓我們想像一下屠格涅夫舒適的書房。他正坐在書桌前。有人敲門，僕人進來通報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到來。「他來幹什麼？」他讓客人進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進門便開始講起了自己的故事。屠格涅夫聽得目瞪口呆。「他說這些幹什麼？這個人肯定是瘋了！」講完之後，便是深深的沉默。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屠格涅夫說一句話，做一個手勢……他或許以為，屠格涅夫會像他自己的小說中寫的那樣，把他擁抱在懷中，流著熱淚親吻他，跟他和解……但什麼也沒有發生。
「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須對您說，我深深地鄙視自己……」
他還等待著。依然是沉默。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忍不住了，他憤怒道：
「然而我更鄙視您。這便是我要對您說的一切。」他「砰」地關上門走了。屠格涅夫無疑太歐化了，無法理解他。
我們看到，謙卑在這裡突然讓位於相反的情感。謙卑使人低下腦袋，而侮辱則相反，它使人起而反抗。謙卑打開了天堂之門，侮辱打開了地獄之門。謙卑懷著一種自願的屈從，它是被自由地接受的，它證實了《福音書》中的真理：「自甘謙卑者，必高揚。」 [56] 侮辱則相反，使靈魂受輕視，使它彎曲，使它變形，使它乾癟，使它發狂，使它枯萎。它引起難以治癒的道德上的創傷。
我認為，沒有一種性格上的畸形與異變（這種畸形和異變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眾多的人物顯得如此令人擔憂，如此古怪病態）不是由最初的侮辱所引起的。
《被欺凌與被侮辱的》這一早期作品的題目很有揭示意義。他的作品自始至終、從頭到尾都貫穿著一個思想，即侮辱使人遭罰，謙卑使人聖化。天堂如同阿遼沙·卡拉馬佐夫夢見和描述的那樣，是一個既沒有被欺凌者也沒有被侮辱者的世界。
《群魔》中可怕的斯塔夫羅金，堪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最怪異最令人擔憂的形象。在小說的以下一段話中，我們可以找出解釋這個乍看之下如此與眾不同的魔鬼性格的鑰匙。小說中另一個人物講道：
尼古拉·弗謝沃諾多維奇·斯塔夫羅金如今在彼得堡過著「一種嘲笑人的生活」，假若可以這樣說的話。我實在找不到別的形容詞來形容。他什麼也不做，卻嘲笑一切。 [57]
斯塔夫羅金的母親聽到這些話不以為然：
不，那裡有一些不同凡響的事，也許可以說更甚之，簡直可以說是神聖的事。我兒子是一個自豪的人，他的驕傲過早受了損傷 ，現在他終於過上了被你準確地形容為嘲笑人的生活。 [58]
稍後一點，瓦爾瓦拉·彼得羅夫娜用一種誇張的語調繼續道：
假如尼古拉總是有一個安安靜靜的霍拉旭 [59] 在他身邊，借用您優雅的表達，一個于謙卑中顯出崇高 的霍拉旭——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他身邊，也許他早就可以擺脫那毀了他一生的可惡的嘲笑。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一些人物因侮辱而深深地扭曲了本性，從可憎的道德敗壞中尋找到快樂與滿足。當《少年》中的主人公剛剛開始感到自尊心受到殘酷的凌辱時，他說：
對我不幸的遭遇，我真的感到有什麼怨恨嗎？我不詛咒。從我記事的幼年起，每當有人侮辱我，我心中立即就產生出一種難以抑制的欲望，要傲慢地沉溺於墮落之中，要迎合欺凌者的心愿。「啊！你侮辱了我嗎？那好吧！我再自辱吧，你瞧，你看！」 [60]
因為，倘若謙卑是對傲慢的拒絕，侮辱則相反，只會增強傲慢。
請聽《地下室手記》中憂鬱的主人公的心聲：
一天夜裡，我從一家小客棧門前路過，透過窗戶看到玩檯球的人正揮舞著球桿打架鬥毆，並把一個人扔出了窗口。換一個時候，這會令我噁心的，但那天我的心緒處於一種特殊狀態，竟十分羨慕那個被扔出窗口的人。我鬼使神差地進了小客棧，闖入檯球房，我自忖，也許他們會把我扔出窗口。
我沒喝醉，但你有什麼辦法，煩惱會把你帶入何等的神經危機中！一切化為烏有。事實上，我沒能從窗戶上跳下去，我沒挨一拳地出了門。
從我進門的第一步起，就有一個軍官讓我安分守己。我站在檯球桌旁，無意地擋住了他的過道。他按住我的雙肩，既無警告又無解釋，一言不發地讓我換了個地方，他走了過去，裝作什麼都沒覺察的樣子。我可以原諒別人打我，但我不能原諒別人對我不屑一顧地讓我換個地方。
見鬼！我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真想實實在在地吵它一架！更合情理的、更合習俗的、更有文學性的一通吵架！他待我就像待一隻蒼蠅。這個軍官高大魁梧，而我卻瘦小羸弱。再者，我把握著打架的主動權，我只消咆哮幾聲，他們肯定會把我扔出窗口。然而我想了想後，寧可帶著憤怒躲開到一旁。 [61]
但是，假如我們繼續讀這段描述，我們將馬上看到，過分的恨只會像是愛的一種顛倒：
……從此後，我常常在街上遇見那個軍官。我很快認出他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會認出我來。我想不會的，某些跡象使我這麼想。不過我呢，我總是仇恨滿懷、怒火滿腔地看著他。這樣持續了好幾年。我的憤怒年復一年地增強。我開始暗暗地探詢軍官的情況，這件事很難辦，因為我誰都不認識。但是有一天，我遠遠地跟隨著他，仿佛他牽住了我似的 ，有人喊他的名字，於是我才知道他叫什麼。另一次，我一直跟他到他家門口，我給了看門人十個戈比，詢問他住在幾樓，平時待在哪裡，單身還是有伴，等等。一句話，所有能從看門人口中得知的都問了。一天清晨，我突發奇想要寫個短篇小說，把軍官的性格特徵漫畫般地描繪出來，儘管我以前從未寫過什麼東西。我帶著樂趣寫小說，我抨擊，我甚至誹謗，我將他更名換姓，好讓人乍一下認不出他來，但經過深思熟慮後仍能認出他來。我寫完後改了又改，把小說寄給了《祖國紀事》，但那時候，這份雜誌上人們不做批評，所以他們就沒刊登我的小說。我氣惱得要死，有時憤恨幾乎將我窒息。最後，我決定向我的對手挑釁。我給他寫了一封辭藻華麗、迷人的信，懇求他向我道歉。我明顯地暗示了，如果他拒絕，我就以決鬥了事。信寫得如此明確，那軍官只要稍稍懂得美與崇高，他必定會來我家，撲上來摟我的脖子，向我奉獻他的友誼。這該有多棒！我們將一起美好地生活！如此美好！ [6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經常就是這樣，一種情感讓位於或幾乎讓位於另一種相反的情感。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當阿遼沙伸出手來時，那個不幸的孩子仇敵般地咬住了他的手指頭。其實，那孩子此時早已不知不覺地愛上了他。
那孩子身上愛的變異來自什麼？他看到阿遼沙的兄長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醉醺醺地從酒館裡出來，惡狠狠地揪住他父親的鬍子打他。他後來叫喊道：「我的爸爸，我可憐的爸爸，他可是怎樣地侮辱了你啊！」
從同一道德層面來比較謙卑（當然是看這一層面的另一極端），我可以說，是侮辱誇大了，加劇了，有時甚至是惡魔般地扭曲了傲慢。
當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心理範疇的真實總是它們在現實中的那樣，即特殊個性的真實。作為小說家（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絕不是個理論家，而是個探索者），他總是避免做歸納，他知道，如果他試圖去表明普遍規律，他將會（至少對於他）冒多大的風險 [63] 。假如我們願意，這些規律倒可以由我們來求出。我們可以在他作品的叢林中開闢出道路來。比方說，這樣一條規律：被侮辱者轉而侮辱他人 [64] 。
無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間喜劇有多麼豐富多彩，他的人物總是在同一個唯一的層面上聚集、排列：在謙卑與傲慢的層面上。它把我們引入歧途，甚至在一開始並不明顯地表露出來。由於這個原因，一般情況下，我們並不從這一意義上著手探索，不以此來劃分人類。讓我來解釋：在狄更斯的精彩小說中，我有時會被他的劃分——用尼采的話來說，就是他的價值梯度——所體現的庸俗乃至幼稚所窘住。讀著他的書，我的眼前仿佛有一幅安吉利科 [65] 的《最後的審判》。有人入選升天堂，有人受罰下地獄，還有的難以確定，人數很少，善的天使與惡的魔鬼在爭奪他們。像在一幅埃及的淺浮雕中那樣，天平稱量著所有的人，只視他們或多或少的善而裁定。善者上天堂，惡者下地獄。這一點上，狄更斯追隨著他的人民和他的時代的觀念。惡人有時也發財，善人有時也犧牲，這便是人世與社會的恥辱。他的所有小說試圖向我們顯示出，心地善良要遠遠超過才智敏捷。我選狄更斯做例子，是因為在我們熟悉的偉大小說家中，他的對人物的劃分方法似乎最簡單。我還要加一句：正是這一點，使得他如此受大眾的歡迎。
最近，通過連續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幾乎全部作品，我仿佛覺得，他的筆下有一種相同的劃分法，雖然不那麼明顯，卻幾乎同樣簡明，而且似乎更加意味深長。人們並不能以善惡的多寡，也不能以心靈的品性，來劃分他的人物的等級（請原諒我使用了這個可怕的詞），而要以他們傲慢的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為我們展現了卑賤者（他們中有些人將謙卑推向了極端的卑下，甚至津津樂道於卑下），另一方面，還為我們展現了高傲者（其中有的竟將高傲推至犯罪）。一般情況下，後者最為聰明。我們將看到，他們被傲慢之魔纏住之後，總是在那裡彼此爭貴鬥富。在《群魔》中，邪惡的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對斯塔夫羅金說：
我敢打賭，整整一夜你們都相倚而坐，談論不休，你們把寶貴的時間都消磨在爭貴鬥富上了。 [66]
還有一段：
儘管韋爾西洛夫引起了她的恐懼，卡塔莉娜·尼古拉耶夫娜對他崇高的原則和超人的精神總懷有一種敬佩。在他的信中充滿了她無須恐懼的紳士一般的話語。她也表達了自己同樣富有騎士精神情感！他們之間可以有禮儀地競賽了。 [67]
《群魔》中的伊莉莎白·尼古拉耶夫娜對斯塔夫羅金說：
沒有什麼能夠損傷您的自尊心，前天，我當眾辱罵了您；而您卻以騎士般的寬容作為回答。回到家中我馬上猜到，您之所以躲避我，是因為您已經結了婚，而根本不是因為您蔑視我 ，蔑視我上流社會小姐的品質，而事情要真是這樣，就夠令我害怕的了。
她接著說完：
至少，自尊心未被損害。 [6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人物比起男性人物來，更被傲氣驅使，更受驕氣操縱（請看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姐姐、《白痴》中的娜斯塔西婭·費利波夫娜和阿格拉雅·葉潘欽娜、《群魔》中的伊莉莎白·尼古拉耶夫娜，以及《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伊凡洛夫娜）。
但是顛倒過來（這不妨可以說是一種《福音書》式的顛倒），最卑賤者比最高貴者離天國更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始終貫徹著這樣深刻的真理：「權勢者得不到的將給予卑賤者」「我來是為了拯救所失去的」，等等。
一方面，我們看到自我拒絕、自我拋棄；另一方面，則是人格的肯定、「強力的意志」、權勢的誇大。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強力的意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總是導致破產。
蘇代 [69] 曾指責我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犧牲了巴爾扎克，我想他是想說祭獻了他。有必要做辯解嗎？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敬佩固然是強烈的，但我不認為它讓我變得盲目，我當然承認巴爾扎克的人物比那位俄羅斯小說家的人物要更為繁複多樣，他的《人間喜劇》也更為絢麗多彩。然而，無疑陀思妥耶夫斯基達到了更深的區域，他觸及了任何小說家都望塵莫及的要點。當然我們可以說，他的所有人物都是從一個模坯中出來的，傲慢與謙卑是他們行為舉止的動力源泉，加上劑量的多少與差異，他們的反應也就足夠豐富多彩了。
在巴爾扎克的書中（如同在整個西方社會中，或更具體地說，在法蘭西社會中，因為巴爾扎克的小說提供了它的形象）至關重要的兩個因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卻幾乎不起任何作品，第一個是智力，第二個是意志。
我並不是說，巴爾扎克作品中的意志總是引人向善，不是說他的意志堅強者都是道德高尚者。我是說，他的主人公至少有相當數量以意志達到德行，以聰明才智和頑強精神獲得事業上的榮耀。想想他的大衛·賽夏、皮安訓、約瑟夫·布里多、丹尼·大丹士 [70] ……我還可以再舉出二十個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沒有一個偉人。你們也許會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令人尊敬的佐西瑪長老不是嗎？當然，他無疑是小說家所塑造的最高尚的性格，他居高臨下地俯視著整個故事，等我們看到《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全譯本時，我們將更加懂得他的重要性。但是，我們也將更加懂得，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他真正的崇高是由什麼構成的。佐西瑪長老在世人的眼中不是一個偉人。他是一個聖人，而不是一個英雄。他恰恰是通過棄讓意志、拋卻智力才獲得了神聖。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如同在《福音書》中一樣，天國屬於精神上的窮人。在他那兒，與愛相對的，並不是恨，也不是頭腦中的深思熟慮。
與巴爾扎克的作品正相反，假若我分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堅強人物，我會立即發現，他們都是可怕的人物。比如名單上的頭號人物拉斯柯爾尼科夫，他首先是個野心勃勃的、想當拿破崙的文弱書生，最終只殺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和一個無辜的姑娘。再看看斯塔夫羅金、彼得·斯捷潘諾維奇、伊凡·卡拉馬佐夫和《少年》的主人公（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唯一一個從生下來，從懂事起就抱定一個主意活著的人，他立志成為一個羅思柴爾德 [71] ，但仿佛是一種嘲弄似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再沒有一個比他更為懦弱、更受人擺布的人物了）。他筆下人物的意志、他們擁有的智力和意志，仿佛在逼迫他們走向地獄，要想尋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智力扮演了什麼角色，我的答案是，它扮演了魔鬼般的角色。
他的最危險的人物也即是最聰明的人。
我並非僅僅想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的意志與聰明只為惡而施，而是說，當它們試圖向善時，它們所施的德行只是一種驕傲的德行，這種德行導致墮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只有捨棄智力，放棄個人意志，只有通過自我拒絕，才能進入上帝之國。
當然，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巴爾扎克也是一個基督教作家。但在對照兩種倫理學時，我們能夠明白，那位法國小說家的天主教與這位俄國小說家的純粹福音學說之間，有著多麼巨大的差別，天主教精神與純粹基督教精神有著何等的不同。為避免過分的冒犯，我們不妨可以說，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是《福音書》和拉丁精神結合的產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羅斯喜劇則是《福音書》與佛教、與亞細亞精神結合的產物。
以上論述只是個開場白，它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地進入到那些奇特的主人公的靈魂中去，我將在下一次課中談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