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 ·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一）

大戰前不久，我準備為夏爾·貝璣 [35] 的《叢刊》寫作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我決心按照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米開朗琪羅傳》的榜樣來寫，因為，那確實是兩部極其出色的專題論著。但是戰爭來了，我不得不把原先為此準備的筆記擱到一旁。很長時間裡，我忙於其他的事務，沉湎於其他的煩惱，我幾乎已經放棄了我的寫作計劃，但是最近，為了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一百周年，雅克·科波請我在老鴿棚劇院的紀念大會上做了一次發言。於是，我又拿起了那一沓筆記，重新讀了一遍。隔了一段時間再來讀，我覺得，我在那上面記錄下來的思想很值得我們注意；但是，要把它們闡釋清楚，一部傳記所要求的那種編年史順序的寫法並不是最好的。那些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每一部偉大作品中把它們編織在一起，形成像厚厚的髮辮那樣的東西，我們往往很難將它們理清，但是，我們在一本書到另一本書中，到處可以發現它們。它們對我十分重要，更何況我把它們變成了我自己的思想。假如我一本書一本書地來講，我將無法避免重複的敘述。那麼，最好還是採取其他的方式。通過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地追尋這些思想，我試圖把它們歸納出來，透過表面上的雜亂，儘可能清楚地掌握它們，並且向你們進行闡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倫理學家的思想，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既是心理學家，又是社會學家和倫理學家——當然，他首先是個小說家。我的講話中要談的，正是這些思想。但是，由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這些思想從來不以原始的狀態出現，而是附屬於表達了這些思想的一個個人物（由此，恰好產生了它們的混亂性和它們的相對性）；另外，還因為，我自己也在考慮儘可能地避免抽象化，儘可能地給予這些思想以生動的形式，所以，我想首先跟你們談一談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談談他生活中的幾個事件，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顯現他的性格，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勾勒出他的形象。 我原先打算，為我在戰前準備寫的那部傳記前面加一篇導言，首先來分析一下一般人對這位偉人的通常評價。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本來會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盧梭做一番比較，而這個比較不會是武斷的：他們兩人的天性確實有著很深刻的一致——無怪乎盧梭的《懺悔錄》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產生了一種巨大的影響。但是，在我看來，盧梭從他生命的一開始起，就已經被普魯塔克 [36] 毒害了。通過普魯塔克，盧梭自己對偉人就形成了略帶幾分浮誇和張狂的概念。他在自己的面前擺上了一尊想像中的英雄的雕像，他自己一輩子都在盡力地效仿它。他試圖成為他想顯現的那種人。我同意說，他對他自己的描繪是真誠的；但是，他老是在考慮自己的行為舉止，那是一種傲慢在支配著他的言行。拉布呂耶爾 [37] 以下這段話說得再精彩不過了： 虛假的偉大是憤世的、難以接近的：它感到了自己的軟弱，所以躲藏起來，或許至少也不正面出現，只在迫不得已之時才勉強露面，以嚇唬一下人們，它從來不暴露本相，也就是說，從來不顯露其真正的渺小。 如果說，我在這段話裡面沒有認出盧梭的面目，那麼相反，當我讀到下面這段話時，我卻聯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真正的偉大是自由的、溫和的、隨便的、通俗的；它讓人觸摸，讓人擺弄，即便被人從近處細看，它也不會有絲毫的損傷；人們越是了解它，就越是讚賞它。它出於好意向下層卑躬屈膝，然後又毫不費力地恢復自然狀態；有時候，它放任自流，不修邊幅，在優勢中放鬆懈怠，但始終能夠重新獲得優勢，並善於加以發揮…… 的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從來沒有過矯揉造作，也沒有過裝腔作勢。他從來不把自己看成是一個超人；再沒有比他更謙卑、更富人情味的人了；我甚至認為，一個高傲的人實在是無法完全理解他的。 謙卑 這個詞不斷出現在他的《書信集》和作品中： 他為什麼會拒絕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在強求，我只是在謙卑地懇求。（1869年11月23日的信） 我不強求，我謙卑地懇求。（1869年12月7日） 我發出最謙卑的請求。（1870年2月12日） 「他常常以某種謙卑讓我吃驚」，《少年》中的少年這樣談到他的父親。當他試圖弄明白他父親和他母親之間可能有過的關係，以及他們愛情的性質時，他想起了他父親的一句話：「她出於謙卑而嫁給了我。」 [38] 我最近讀到了亨利·博爾多先生 [39] 的一篇採訪錄，其中的一句話稍稍有些讓我驚訝：「首先要努力去認識自己。」採訪者恐怕是理解不了的——當然，一個自我探尋的文學家是在做一種很大的冒險，這就是找到自我的冒險。從此以後，他就只寫冷冰冰的、符合自己的、果斷的作品了。他模仿他自己。假如他知道他的線條、他的界限，那是為了不再超越它們。他不再害怕顯得不真誠，他害怕顯得前後不一。真正的藝術家在創作時，總是處於對自己的半無意識中。他實際上並不知道自己是誰。他只有透過自己的作品，以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之後，才能真的認識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就沒有尋找過自己，他只是狂熱地投身於自己的作品之中。他迷失在他書中的每一個人物身上，因為，在他們每個人的身上，我們都能找到他。過一會兒，我們將看到，一旦他要以自己的名義來說話，他就該有多麼笨拙；而相反，當他本人的思想通過人物的口來表達時，他又是多麼雄辯啊。他正是通過賦予人物以生命，才找到了他自己。他就活在他們每一個的身上，他這樣把自己交託給了人物的多樣化，其最初的效果，就是保護了自身的前後不連貫。 我不知道還有哪一個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更充滿自我矛盾，更前後不連貫；尼采會說，這是「對立性」。如果他不是一個小說家，而是一個哲學家的話，他可能會更有條理地把自己的思想理順，但那樣一來，我們就會失去最好的東西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事件，無論它們多麼具有悲劇性，也還是一些表面上的事件。使他激動不安的激情，似乎深深地震撼了他；但是，在此之外，永遠還留有一個私密的區域，一個連種種事件、種種激情都無法達及的區域。關於這一點，他的一句短短的話會給我們以啟迪，只要我們把這句話跟另一段文字做一個比較的話。他在《死屋手記》中寫道： 沒有一個人活著而沒有一個目的，並為實現這一目的而付出某種努力。目的和希望一旦消失，憂慮就常常會把人變成一個魔怪…… 但是，這時，他興許對這一目的有所誤會，因為，他立即就在下文中說： 我們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就是走出苦役營。 [40] 這是他在1861年寫的。而這就是他當時認定的一個目的。當然，他因可怕的囚禁而痛苦不堪（他在西伯利亞待了四年，又服了六年的強迫兵役），他痛苦不堪；但是，一旦他重獲自由，他就能意識到，他真正的目的，他真正希望得到的自由，是某種更為深刻的東西，它跟從監獄中釋放出來並無什麼關係。在1877年，他寫了這句非凡的話，我願將它與我剛才讀的那一段做個比較： 不應該為了任何目的而糟蹋生命。 [41] 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高級的、秘密的——甚至對我們自己來說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於我們多數人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但是，我們首先還是來看看這個人，看看這位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麼樣的人吧。他的朋友里森坎普是這樣描繪他的，那是在1841年，他當時二十歲： 一張圓圓的臉，胖嘟嘟的；一個稍稍有點上翹的鼻子；淺栗色的頭髮，剪得短短的。一個很大的腦門，稀疏的眉毛底下，是兩隻小小的灰眼睛，深深地凹進去。臉頰蒼白，上面有雀斑。一臉病懨懨的神態，幾乎發灰，嘴唇隆起得很厲害。 人們有時候說，他的癲癇病的最初發作，是在西伯利亞時期；但是，在他被判刑之前，他實際上已經病了，只是到了那裡之後，病情越來越嚴重罷了。「一臉病懨懨的神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狀況從來就沒有太好過。然而，就是他，這個身體虛弱、小病小痛不斷的人，被指定去服兵役，而他那位身強力壯的哥哥，卻獲准免予服役。 1841年，即他二十歲那年，他被任命為士官。他那時正準備考試，要在1843年獲得軍官頭銜。我們知道，他作為軍官的俸祿是三千盧布，而且他還在父親死後繼承了遺產，但由於他的生活十分自由放蕩，此外還要負責最小的弟弟的生活費用，他竟落得個債台高築的下場。金錢的問題在他的書信中被不斷提到，甚至比在巴爾扎克的書信中還更緊迫。直到他的晚年，這個問題在他的生活中始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只是在他逝世前幾年，他才真正擺脫了拮据的困境。 最初，陀思妥耶夫斯基過著一种放盪的生活，他終日出沒於劇院、音樂廳，看話劇，看芭蕾舞。他無憂無慮。有一次，他租下了一套公寓，只因為出租房屋的人的模樣討他喜歡。他的僕人偷他的東西，而他也樂於被偷。運氣的或好或壞，常常使他變得喜怒無常。他的家人和朋友見他無法過正常的日子，便希望他跟他的朋友里森坎普一同居住。他們對他說：「你好好地學一學這個德國人的有條不紊吧。」里森坎普比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幾歲，是個醫生。1843年，他來彼得堡定居。那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好身無分文，靠著賒賬買麵包和牛奶，來維持生活。「費奧多爾是那樣的一種人，跟他在一起你活得很開心，但他總是缺錢。」里森坎普在一封信里這樣寫道。於是，他們住到了一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顯然是個很難纏的夥伴。里森坎普明明讓他的病人在客廳里等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冒昧地去接待他們。每當某個病人顯出可憐的模樣時，他就用里森坎普的錢來接濟他，或者，當他自己有錢時，就用自己的錢來接濟。某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收到從莫斯科寄來的一千盧布，就趕緊拿去還了一些債，然後，當天晚上，他就拿剩餘的錢去賭博了（據他自己說，是去賭檯球了），於是，第二天早上，他不得不又向他的朋友借上五個盧布。我忘了說，他最後的五十個盧布被裡森坎普的一個病人偷走了，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種友誼的激情衝動下，把那個小偷請進了自己的房間。1844年3月，里森坎普和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分手，後者也並不見得有什麼好轉。 1846年，他發表了《窮人》。這本書當即獲得了巨大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談到這一成功時的口氣頗為令人深思。我們不妨來念一念當時的一封信： 我真是暈頭轉向了，我好像並不活著，我沒有時間思考。人們為我創造了一個值得懷疑的盛名，而我還不知道，這一地獄會持續到什麼時刻。 [42] 我這裡談的只是最重要的那些事件，我略去了好幾部意義不那麼重大的作品。 1849年，他和一群嫌疑分子被警察逮捕。這便是所謂的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 [43] 。 我們很難說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的政治觀點和社會觀點到底是什麼。說到他與那些嫌疑分子交往的原因，無疑應看到智力上的極大好奇，還有某種心地上的慷慨，這些都促使他去輕率地冒險，但是沒有任何跡象能讓我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一個威脅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 他的《書信集》和《作家日記》中的許多段落，為我們顯示了他的一種完全相反的觀點。而整整一部《群魔》，則為我們展現了一場對無政府主義的審判。但是，他畢竟是跟那些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圍的嫌疑分子一起被捕了。他被監禁，被審判，被判處了死刑。直到最後一刻，死刑才被改判為苦役，他被發配去了西伯利亞。所有這一切，你們全都已經知道了。在我的這幾次講座中，我只想對你們講一講在別的地方無法得知的東西。但是，你們中可能還有些人不太熟悉那些事件，我還是願意給你們讀幾段有關他的判決和他的監獄生活的信。我覺得它們很富有啟示意義。通過對他內心焦慮的描繪，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將支撐他一輩子的樂觀主義在不斷表現出來。以下就是1849年7月18日的信，是他在等待著判決時在監獄中寫的： 在人的身上，有著堅韌度與生命力的一種巨大潛力，說真的，我原來並不相信它們會有那麼多。而現在，我從親身的經驗中知道了。 然後，在8月份，他疾病纏身的時候： 喪失勇氣實在是一種罪過……盡力地工作，con amore [44] ，這才是真正的幸福。 還有，1849年9月14日的信： 我早先想的更糟糕，現在我知道，我身上原來儲備著取之不盡的生命力。 [45] 現在，我給你們讀一下12月22日他那封簡訊的幾乎全文： 今天是12月22日，我們被帶到謝苗諾夫校場，在那裡，他們向我們全體宣讀了死刑判決書，他們讓我們親吻了十字架，他們在我們的頭頂上折斷利劍，他們還給我們做了最終的清理（給我們換上了白襯衣）。然後，他們把我們中的三個人捆到木樁上，準備行刑。我是第六個，他們是三個一組三個一組地處決的，因此，我就是第二批，我只有一小會兒時間可活了。我回想起了你，我的哥哥，想起了你們全家人。在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我腦子裡想到的人只有你。於是，我明白到，我原來是多麼愛你啊，我親愛的哥哥！我還有時間擁抱普列斯切夫和杜羅夫，並向他們告別，他們就在我的身邊。最後，響起了撤離的信號，他們放回了已經被綁在木樁上的人，他們向我們宣讀了沙皇陛下的赦令。我們得救了。 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不止一次地讀到對死刑和對犯人生命最後一刻的影射，或直接或間接的影射。不過我現在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延誤時間。 在出發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前，他有半個鐘頭向他的哥哥告別。據一個朋友的說法，他倒比他的哥哥更平靜，他對哥哥說： 我在監獄裡的那些朋友，他們可不是野獸，而是人，他們興許比我還更好，比我還更有德行……好了，我們會再見面的；我希望如此，我不懷疑。不過，你要給我寫信，要給我寄書來；我會寫信告訴你我需要哪些書。在那裡，人們總還有權利看書吧。 （編年史作者補充說，這是安慰哥哥的虔誠的謊言。） 等我一出來，我就要動手寫作；在這幾個月時間裡，我經歷了很多事；而在即將到來的那些時間裡，什麼樣的事我會看不到、我會體驗不到啊！對將來的寫作來說，素材是絕對不會缺少的。 此後在西伯利亞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允許給家人寫信；至少，我們手頭的《書信集》中沒有一封信是那個時期寫的，而且在1883年出版的奧雷斯特·米勒編的《文獻》中，也沒有我們提到的這一時間的任何書信。但是，自從《文獻》出版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書信被發現並公開，以後可能還會有一些書信出來。 據奧雷斯特·米勒的說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於1854年3月2日出獄；而據正式文件，他於1月23日出獄。 檔案提到了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九封信，是從1854年3月16日到1856年9月11日寫給他哥哥、他的親戚朋友的，那段時間，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役當列兵。比昂斯托克先生只翻譯了其中的十二封，我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他竟沒有翻譯1854年2月2日那封精彩的信，這封信的譯文發表於1886年第12和13期的《時尚》上（如今已經絕版），而今年的2月1日，《新法蘭西評論》重新刊登了這篇譯文。正因為它沒有收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中，所以請諸位允許我在此讀其中的幾個長段落： 1854年2月2日 看來，我終於能夠跟你更長久、更安全地交談了。但是，首先，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要問你，為什麼你沒有給我寫上哪怕隻言片語？我萬萬想不到會這樣！在我的監獄中，在我的孤獨中，有多少次，我感到了真正的絕望，我想到，你興許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我整夜整夜地思考你的孩子們的生活，我詛咒命運讓我無法伸出手來幫助他們。 由此可見，他內心中最痛苦的，不是感到自己被遺棄了，而是無法伸出援助的手。 怎樣向你表達我腦子中的一切想法？讓你理解我的生活，理解我所獲得的信念，還有這段時間裡我在忙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我做事情不喜歡半途而廢：只說出一部分真理，就等於什麼都沒有說。以下至少是這一真理的精髓：假如你善於閱讀 的話，你就將得到全部的真理。我應該把這一故事歸功於你，現在，我就開始匯聚我的記憶了。 我親愛的，我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你記得我們是怎麼分別的嗎？一旦你離開了我之後，他們就把我們三個人全帶走了，杜羅夫、雅斯特爾傑斯基和我，還給我們戴上了鐐銬。正是在午夜，正是在聖誕節期間，我第一次戴上了鐐銬。鐐銬足足有十斤重，行走時十分不便。然後，他們讓我們坐上敞篷的雪橇，三人分別乘坐，每人由一個憲兵押送（押送官獨自乘一輛，一共是四輛），我們就這樣離開了聖彼得堡。 我心情沉重，思緒萬千，我仿佛被一陣旋風捲走，只感到一種死一般的絕望。但是清新的空氣讓我精神抖擻，如同每一次的生活變故那樣，我自身的強烈感受本身，就讓我鼓起了勇氣來，以至於過了不一會兒，我就恢復了平靜 。我開始好奇地眺望起我們正在穿越的聖彼得堡來。家家戶戶都點燃了節日的燈火，我一一地向它們告別。我們經過了你的家門。克羅列夫斯基的家燈火通明。我當時變得萬分憂傷。我聽你說到過，那裡有一棵聖誕樹，葉米麗婭·捷奧多羅夫娜要帶孩子們到那裡去；我覺得我是在跟他們告別。我是多麼地想念他們啊！多年之後，我每次想起他們來，還是禁不住熱淚盈眶。 我們前往雅羅斯拉夫爾。經過三四站之後，我們於黎明時分停在了施里瑟爾堡，進了一家小旅店中。我們紛紛撲向熱茶，仿佛我們已經有一個星期沒吃東西了。八個月的監禁，加上六十俄里的路程，使我們胃口大開，至今我回想起來都痛快淋漓。我開心極了 。杜羅夫說個不停。至於雅斯特爾傑斯基，他認為前途渺茫。我們試探押送官的口風。這是一個好心的老頭，很有經驗，曾經帶著郵件穿越過整個歐洲。他懷著一種人們難以想像的和善與仁慈對待我們。在整個旅途中，他對我們而言確實十分珍貴。他的名字叫庫斯瑪·普羅克雷奇。他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方便，其中包括給我們弄到了帶篷的雪橇，這可是讓我們欣喜異常的事，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 第二天是一個節日，當地的驛站馬車夫穿上了德國人的灰色呢子大氅，還繫上了鮮紅的腰帶。村子裡的街上空無一人。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冬日。我們穿越屬聖彼得堡、諾夫哥羅德、雅羅斯拉夫爾等州的荒涼地帶。一路上只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村鎮，零零星星，稀稀拉拉，但是，由於是節日，我們還是到處都能找到吃的和喝的。儘管我們穿得很多，還是感到刺骨的冷。 你無法想像，一動不動地在雪橇上待上十個鐘頭，一天只能走上五六站路，是一件多麼難以忍受的苦事。我一直冷透到了心，即便到了暖和的房間裡，也好久好久都不能緩過來。在彼爾姆州，我們度過了一夜，氣溫低達零下四十度。我勸你別做這樣的嘗試，實在是太難受了。 過烏拉爾山實在是一場災難。遇上了一場暴風雪。馬和雪橇都陷在了雪中；我們只得下了雪橇，當時已是夜晚，只有等人來把馬和雪橇拉出來。在我們的周圍，只有雪、風暴、歐洲的邊界；在我們的前方，是西伯利亞和神秘莫測的未來；在我們的身後，是我們全部的往昔。真叫人傷心透了。我哭了。 在沿途經過的村莊，全村人全都出來看我們，雖然我們戴著鐐銬，住店時卻要我們付三倍的錢。但是庫斯瑪·普羅克雷奇為我們付了大約一半的開銷：他堅持如此，所以我們……我們每個人只付了十五個銀盧布。 1850年1月11日，我們到達托博爾斯克。在把我們介紹給了當地長官後，他們搜了我們的身，他們拿走了我們所有的錢，他們把我們——我、杜羅夫和雅斯特爾傑斯基關在一處，而斯皮切納和他的朋友們則被關在另一處：就這樣，我們幾乎沒有見過面。 我很想跟你詳細地談談我們在托博爾斯克度過的六天，以及它給我留下的印象。但是現在不是時候。我只能對你說，我們被極大的親切和極大的同情所包圍，我們感到萬分幸福 。老犯人們（或者還不如說不是他們，而是他們的妻子）像對待親人那樣地關照我們。他們有著多麼美好的心靈！經歷了二十五年的苦難而絲毫不改其坦蕩正直。我們只能隱約看見他們，因為我們被監視得很緊。她們給我們送來穿的和用的生活物品。她們安慰我們，鼓勵我們。 我動身時什麼都沒帶，甚至連必要的換洗衣服都沒有，一路上一直在後悔不已……因此，我很高興地接受了她們為我們弄來的蓋毯。 最後，我們又動身了。 三天之後，我們來到了鄂木斯克。 還在托博爾斯克時，我們就聽說了我們未來的頂頭上司是什麼人。司令官是一個十分正直的人。但是克里夫佐夫要塞的副官是一個少見的壞蛋，他野蠻、古怪、愛吵架、愛酗酒，總之一句話，你想像他有多壞，他就有多壞。 我們到達的當天，他就罵我們，罵杜羅夫和我是笨蛋，因為我們被判了刑，他還發誓說，只要我們違反規定，他就會毫不客氣地體罰我們。他當了兩年的要塞副官，在眾目睽睽下干盡了壞事。兩年之後，他果然被法院傳訊了。上帝保佑我沒有遭到這傢伙的迫害！他來時總是醉醺醺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不醉的樣子），向犯人們尋釁滋事，毆打他們，而藉口只是他「醉得要打碎一切」。有時候，他夜裡來巡查，看見某個人朝右側臥，或者看見某個人說夢話，總之，無論什麼小事都能讓他找到藉口，不由分說就是一通打；我們要跟一個這樣的人相處，還不能惹他生氣！要知道，他每個月都要向聖彼得堡匯報我們的情況。 …… 我在大牆後面度過了四年，只是在被帶去幹活時才走出大牆。活兒很累！有時候，天氣很糟糕，我們還得干，在雨里，在泥里，或者在嚴寒的冬天裡，我幹得筋疲力盡。有一次，我加班幹了四個小時，水銀柱都凍住了，氣溫低達零下四十多度。我的一隻腳已經凍僵。 我們大家全都擠在同一個營房裡住。你可以想像一下，這是一個木結構的房子，舊得已經破敗，早就廢棄不用，準備拆毀了。夏天像個蒸籠讓人透不過氣來，冬天則像個冰窟窿。 地板已經腐朽，上面積了一俄寸 [46] 來厚的污垢。小窗扇上積著發綠的污斑，即便在大白天，也很難借光閱讀。一到冬天，窗子上則積了一俄寸厚的冰。天花板漏水。牆壁上滿是洞。我們彼此擠在一起，像是木桶里的鯡魚。就是往爐膛中塞上六大塊木柴都不濟事，沒有絲毫熱氣（勉強能讓屋裡的冰融化），但帶來嗆人的濃煙，一冬天儘是這樣。 苦役犯們在屋子裡自己洗衣服，弄得裡面儘是一攤一攤的水，叫人無從下腳。從夜幕降臨直到次日黎明，我們不得以任何藉口出門，因此，在房間的門口放了一個小木桶，你當然知道這是派什麼用的。整夜中，臭氣熏天，令人幾乎窒息。苦役犯們則說：「既然都是大活人，怎麼能不髒呢？」 兩塊光木板就充當了一張床，只能允許有一個枕頭。當被子來蓋的，只有大衣，但不夠長，腳露在外面，凍得整夜都哆嗦不已。臭蟲、跳蚤和蟑螂，多得能用斗來稱量。我們的過冬衣服，是兩件皮大衣，十分破舊，根本就無法禦寒。腳上是短筒靴，去吧，就這樣行走在西伯利亞吧！ 我們吃的是麵包和菜湯 [47] ，按規定湯里應該有肉，每人四分之一斤。但是這肉剁成了肉末，所以我無法找到肉。到了節慶日，我們有卡夏 [48] 喝，幾乎不含黃油。到了封齋節，我們有醃酸菜吃，僅此而已。我的胃被弄得極弱極弱，病倒了好幾回。你來判斷一下，沒有了錢，是不是還有可能活下去！我要是沒有了錢，會變成什麼樣子？普通苦役犯跟我們一樣，也不滿意那裡的伙食，但是他們全都在營房內部做些小買賣，掙幾個小錢。而我呢，我喝茶，我有時還用錢去換取我本應得到的那份肉，這可救了我的命。此外，沒法不抽菸，不然，在那樣一種氛圍中，人是會鬱悶死的，當然，我們得偷偷地抽。 我在醫院裡也住了不止一天。我有過幾次癲癇病發作，當然，只有很少幾次。我的腳還因風濕症而疼痛。除此之外，我的身體還是可以的。在這些麻煩之外，還應該加上一點，幾乎被完全剝奪了書籍。我偶爾弄到一本書，還得偷偷地看，在同伴們不斷的憎恨中，在看守們的專制暴政中，在爭吵、辱罵、叫嚷聲中，在沒完沒了的嘈雜與喧嚷中，偷偷地看。從來沒有一個人靜處過！而這持續了四年，整整的四年！我保證！說我們受苦了，那還遠遠不夠！我們還時刻提心弔膽，生怕違背了什麼規定，精神始終處於高度的拘謹和貧困之中，這就是我的生活的總結。 關於這四年中我的心靈和我的信仰，我的精神和我的情感，我就不說了，因為說來話就太長了。我用以躲避殘酷現實的那些沉思，不會是沒有用的。我現在懷有的欲望和希望，是過去根本無法預料的。但是，那只是一些假設，這裡也就免談了吧。不過，你可別忘記我，你要幫助我！我需要書，需要錢：看在基督的分上，請寄些給我吧。 鄂木斯克是個很小的城鎮，幾乎沒有樹木。夏天酷熱難當，颳風時帶來沙塵，冬天則寒風刺骨。我沒有見過鄉下。城裡很髒，一股大兵的氣息，因此，可說是十分放蕩（我指的是居民）。要不是我遇到了一些心地善良的人，我相信我就完了。康斯坦丁·伊沃尼奇·伊瓦諾爾對我就是一個好兄弟。他盡其所能地幫助了我。我欠了他不少錢。如果他去彼得堡，你要謝謝他。我欠他二十五盧布。這個待人真誠的人，這個隨時準備滿足我願望的人，我怎麼才能報答他呢？怎麼報答他的關懷、他的照顧？……他還不是唯一的一個。哥哥，世界上有許多高貴的心靈 。 我曾經對你說過，你的沉默使我很痛苦。但我很感謝你寄錢給我。在你下一次來信中（哪怕是在正式信件中，因為我還無法確定可以給你一個另外的地址），請告訴我關於你生活的細節，還有葉米麗婭·捷奧多羅夫娜的情況，孩子們的、家裡人的、朋友們的、我們在莫斯科的熟人們的。誰還活著，誰已經死了？給我講一講你的生意，你現在拿什麼本錢做生意？你成功了嗎？你已經有一些家財了嗎？另外，你能不能在經濟上資助我呢？你每年能資助我多少錢？假如我不能找到另外一個地址，你千萬別在正式信件中寄錢。總之，請用米哈依爾·彼得洛維奇這個名字簽名（你明白嗎？）。我手頭還有一點錢，但我沒有書可看。假如可能的話，請給我寄一些今年的雜誌，例如《祖國紀事》。 但是，現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讀到古代歷史學家的書（法語譯本）和當今歷史學家的書，以及一些經濟學家的書和教會教士的書。馬上給我寄一些來。 …… 人們會鼓勵我說，這是一些簡單的人。但是，一個簡單的人遠比一個複雜的人要更為可怕 。 何況，人無論在哪裡總是一樣的。我服苦役時，在強盜中最終發現了一些人，一些真正的人，性格深沉、有力、美好。污泥底下的黃金。其中有些人，本性中的某些側面令人肅然起敬；另一些人，則通體美好，絕對高尚。我曾教一個年輕的北高加索人識字，他是因搶劫而服刑的，我還教他學俄語。他萬分地感謝我！另一個苦役犯跟我告別的時候流下了眼淚；我曾給過他錢，很少，他卻因此對我充滿了感激之情。然而，我的脾氣在變壞，跟他們在一起我變得任性隨意、反覆無常；但是，他們卻尊重我的精神狀態，萬事都由著我，毫無怨言。我在監獄中竟能見到那麼多美妙的好傢夥 。 我收集了那麼多冒險家和強盜的故事！我可以寫上好幾卷書。多麼非凡的人民啊！我沒有浪費我的時間；如果說，我沒有研究過俄羅斯，我卻從心底里熟悉俄羅斯人民；很少有人像我這樣熟悉他們……我相信我可以自我吹噓一下了。這是可以原諒的，不是嗎？ …… 請給我寄古蘭經、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特別是他的《哲學史》。我的未來將取決於所有這些書。但是，你尤其要活動一下，爭取把我調到高加索。去問一問內行人，看看我可以在哪裡出版我的書，需要有什麼手續。不過，最近兩三年里，我恐怕不會打算出書的。從現在起到那時為止，我只求你幫助我活下去！假如我沒有一點點錢，我就會被苦役折磨死了！我拜託你了！ …… 現在，我要寫小說和劇本了。但是，我還要讀很多書，很多的書。請不要忘記我！ 再一次告別。 費·陀 跟其他許多次一樣，這封信也沒有回音。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在整個——或幾乎整個——囚禁期間，始終沒有得到家裡人的音信。是不是因為他的哥哥過於小心謹慎，擔心受到牽連？或許是漠不關心？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作者霍夫曼夫人傾向於最後那種解釋。 我們所知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獄後的第一封信，是他於1854年3月27日寫的，當時，他在西伯利亞的第七步兵營當列兵。它沒有出現在比昂斯托克先生的譯文中。信中這樣寫道： 請給我寄……不是報紙，而是歐洲歷史學家的著作。還有經濟學家的、教會教士的。儘量要古代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普林尼、弗拉維烏斯、普魯塔克、狄奧多羅斯等人的法語譯本。然後還要古蘭經和一本德語詞典。當然，所有這一切不要求一次寄齊。總之，你盡力而為吧。還請給我寄皮薩連的《物理學》，再要一部生理學的論著，哪一本都行。假如法文本比俄文本強，就要法文本的。所有這一切，都要最便宜的版本。所有這一切，當然不必一次都寄了；而要慢慢地寄，一本接一本地寄。不管你能寄多少，我都會感謝你。你明白，我是多麼需要精神食糧啊…… 稍後，他接著寫道： 你現在知道我主要在幹什麼了吧。 說實在的，我除了服役之外，並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沒有外來事件，沒有生活變故，沒有意外事故。但是有事情發生在心靈中、感情上、思想上，有東西在成長，在成熟，在凋謝，跟毒草一起被拋棄 ，而這是不能說出口的，不能敘述在小小信紙上的。在這裡，我生活在孤獨中：如同往常那樣，我躲著人。更何況，在整整五年中，我被人看管，有時候，對我來說，孤身獨處恰恰是最大的快樂。一般說來，監獄在我的身上摧毀了許多東西，卻也催生出了許多東西。例如，我已經對你說過我的病：奇怪的發作，很像是癲癇的抽搐，但那不是癲癇。哪一天，我會對你詳細地談一談的。 關於這一可怕的疾病問題，我們在最後一次的講座中再談。讓我們再來念一念同年11月6日的信： ……我開始我的新生活已快十個月了。至於我以前的那四年，我把它們看成是被活埋、被關進棺材裡的一個階段。這是多麼可怕的階段啊！我的朋友，我簡直沒有力量來對你講述那一切。這是一種沒完沒了的、一言難盡的痛苦，因為，每一時刻，每一分鐘都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在這整整四個年頭中，我無時無刻不感到自己是囚禁在監牢中。 但是，很快地，他的樂觀主義又立即占了上風： 夏天我實在忙得很，幾乎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但是現在，我已經有些習慣了。我的身體也有了一些好轉。而且，我沒有失去希望，我帶著相當的勇氣展望未來 。 這同一階段中的三封信，刊登在了《田地》1898年的4月號上。為什麼比昂斯托克先生只給我們翻譯了第一封信，而卻沒有翻譯1855年8月21日的那一封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提到了上一年10月的一封信，而那封信至今仍未找到。 當我在去年10月的信中向你做同樣的抱怨（關於你的沉默）時，你回答我說，你很難讀得下去。哦，我親愛的米沙！看在上帝的分上，請不要埋怨我！想想我孤獨一人，像一粒被遺棄的石子，我的性格始終是那麼陰鬱、病態、喜怒無常……我第一個就相信是我錯了 。 1859年11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聖彼得堡。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時，他結了婚。娶的是一個苦役犯的遺孀，她還帶了一個年齡不小的孩子，聽說這孩子脾氣十分古怪。陀思妥耶夫斯基收養和哺育了他，他有撫養的怪癖。 「他沒有太大的變化，」他的朋友米留科夫對我們說，他又補充說，「他的目光比以前更大膽了，他的面部依然顯現出堅毅的表情。」 1861年，他發表了小說《被欺凌與被侮辱的》。1861到1862年，他發表了《死屋手記》。他的第一部偉大小說《罪與罰》只是在1866年才發表。 1863、1864和1865年，他積極主持了一本雜誌。他在一封信中談到了這過渡性的幾年，語氣是那麼雄辯，使我忍不住要在此給你們再讀上幾段。我想，這是我最後一次引用他的書信。這封信寫於1865年3月31日 [49] ： ……我想對您講講這段時間裡我的故事。不是全部。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同樣的情況下，人們永遠也不能在信中講出最基本的事情來。有些事情我根本就不能講。因此，我只局限於把我過去一年裡的生活給您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您興許知道，四年前，我哥哥創辦了一本雜誌。我也幫著撰稿。一切順利，我的《死屋手記》當時大獲成功，它重新確立了我的文學聲譽。剛開始創辦雜誌時，我哥哥欠了一些債，正當債務開始償還時，1863年5月，雜誌突然被查封，原因是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愛國主義的文章，其激烈的措辭被認為是反政府行為和反公眾輿論行為。這一打擊要了我哥哥的命。不僅借東債還西債，而且健康狀況也惡化了。當時，我並不在他身邊，我在莫斯科，在我瀕臨死亡的妻子的床頭。是的，亞歷山大·葉戈羅維奇，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您當時寫信給我，因我失去了我的天使，失去了我的哥哥米哈依爾而安慰我，你實在不知道，命運欺壓我到了何等的地步。另一個愛著我也被我深深地愛著的人，我的妻子，也因肺癆而死在了莫斯科，她定居於莫斯科才一年。1864年的整個冬天，我一直守候在她的床頭。 …… 啊，我的朋友！她深深地愛著我，我也深深地愛著她，然而，我們生活在一起卻並不幸福。當我見了您的面後，我會告訴您那一切的。您只需要知道，儘管我們在一起很不幸福（由於她古怪、多疑的性格，近乎病態的反覆無常），但我們無法不繼續相愛下去。甚至可以這樣說，我們越是不幸福，就越是彼此唇齒相依。這可能顯得有些奇怪，但事情確實如此。她是我一生中所認識的女人中最正直、最高貴、最慷慨大方的。當她去世時（儘管在整整的一年中，看著她慢慢地走向死亡，我是那麼的痛苦），我依然不能想像，我的生活是多麼的空虛和痛苦，儘管我非常看重並難受地感到隨她一起被埋葬的那一切。一年已經過去，而這情感依然如舊…… 我埋葬了她之後，便匆匆趕去聖彼得堡看我的哥哥。我只剩下他了。但是，三個月之後，他也離我而去。他只病了一個月，而且看起來並不嚴重，但病情突然就變了，短短的三天裡就奪走了他的生命，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於是，突然之間，我又變得孤獨一人，我感到恐懼。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兩段，一段是過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數，沒有一顆心能代替兩位死者。嚴格地說來，我已經沒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聯繫？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僅僅是這樣想一想，就讓我覺得噁心。於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沒有任何什麼可以替代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我愛的只有他們 ，而一種新的愛不僅不會有，而且也不應該有。 在我們剛剛聽到的這絕望的吶喊聲之後半個月，也就是在4月14日的信中，他又寫道： 在我勇氣和精力的所有儲備中，在我的心靈深處，仍然存在著某種紛亂的、模糊的東西，某種近乎絕望的東西。紛亂，苦澀，對我來說最為反常的狀態 ……而且，我孤獨一人！ 再也沒有四十年的朋友了。然而，我似乎始終準備著生活下去 。這很可笑，不是嗎？真是貓的生命力！ 他接著寫道： 我什麼都告訴您了，但我明白，關於最基本的東西，關於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什麼都沒對您說，我甚至都沒有給您一個大約的概念。 我很想把這句話跟《罪與罰》中一個非凡的句子做一下比較。在這篇小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我們講述了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故事，他因犯下一樁罪行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這本書的最後幾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們講述了占據了主人公心靈的奇怪感情。他仿佛覺得，自己是第一次開始真正的生活： 是的，過去的這一切苦難又算得了什麼？在這回歸生活的第一陣欣喜中，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罪行，他的被判刑，他的流放西伯利亞，所有這一切，在他的眼中似乎都是外來的、局外的事，他幾乎要懷疑這一切是否真的發生過。 我給你們念這段話，是為證明我一開始說的那些話：外界生活中最重大的那些事件，無論它們多麼具有悲劇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其重要性都不及一件小事情，我們現在就來談談這一件小事。 在西伯利亞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一個女人，她給了他一本《福音書》。在監獄裡，《福音書》是官方允許的唯一讀物。對《福音書》的閱讀和思考，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至關重要的。他後來所寫的所有作品，全都滲透著《福音書》的教理。在我們的每一次講座中，我都將回頭分析他在《福音書》中發現的真理。 從某些方面來看，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氣質頗為相似，觀察並比較《福音書》在這兩個人身上引起的那麼不同的反應，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尼采的即時的和深刻的反應，是嫉妒，我恐怕必須這樣說。如果不考慮到這一感情，人們可能就無法理解他的作品。尼采嫉妒基督，甚至嫉妒到了瘋狂的地步。他在寫《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時候，心中奔騰著一種欲望，要跟《福音書》作對。他寫作中常常採取《聖經》的形式，來刻意顯示與它的對位。他寫了《反基督》，而在他最後那部叫《看，這個人》的作品中，自己作為對手戰勝了上帝，並想取代後者的教誨。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反應則迥然不同。從第一次接觸起，他就感到《福音書》中有一種高級的東西，不僅高於他，而且高於整個人類，那是某種神聖的東西……我從一開始就對你們講到了他的那種謙卑，而且我還會多次提到它，正是由於這一謙卑，他面對一切被他認為更高級的東西都表現得順從。他在基督面前深深地俯首躬身，而這種屈從、這种放棄所產生的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後果，我對你們說過，就是保持了他性格的複雜性。確實，沒有任何一位藝術家，能比他更好地實踐《福音書》的這一教導：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丟失，凡奉獻生命的（放棄生命的），必真正救活性命 。 [50] 正是由於這種自我奉獻、這種自我放棄，相互矛盾的情感才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靈中共存，也正是由於這一點，在他心中相互鬥爭的極為豐富的對抗性得以保留，得以挽救。 在下一講中我們將探討，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的好幾方面是不是屬俄羅斯人共有，它們在我們看來，在我們西方人看來，顯得十分奇怪；這樣，我們就能更好地識別那些真正屬於他個人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