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闈搜秘 · 朱三太子
「朱三太子」這個名詞，從理論上講是不通的。太子只有一個，通常是皇帝的嫡長子，經正式冊立，備位東宮，始取得太子的稱號。但嫡長子在皇子的排行中，也許不是第一，是行次、行三，而既經冊立，便僅稱為太子，不得稱為二太子或三太子。唯有皇子才冠以排行，如皇長子、皇二子之類。民間對太子和皇子的區別不明，所以才有「三太子」的稱呼。「三太子」且姓「朱」，知是明朝的皇子，說得明白些，就是明思宗的第三子。
明思宗七子，這一輩命名的第一字，照規定為「慈」；第二字依五行「木、火、土、金、水」五字的偏旁依序取名，周而復始，思宗名由檢，下一輩即應取火旁，所以七子名為慈烺、慈烜、慈炯、慈炤、慈煥，六、七兩子名俱無考。次子及三幼子都早殤，皇長子慈烺立為太子，皇三子慈炯封為定王，皇四子慈炤封為永王。
思宗的女兒有六，長成的只有兩個，長平公主和昭仁公主。《明史·公主傳》：長平公主年十六，帝選周顯尚主，將婚，以寇驚暫停。城陷，帝入壽寧宮，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劍揮砍之，斷左臂。又砍昭仁公主於昭仁殿，越五日，長平公主復甦。
此即吳梅村《蕭史青門曲》中所寫：苦憶先皇涕淚漣，長平嬌小最堪憐，青萍血碧它生果，紫玉魂歸異代緣。盡嘆周郎曾入選，俄驚秦女遽登仙。
清順治二年，長平公主上書：「九死臣妾，跼蹐高天，願髡緇空王，稍申罔極。」攝政王多爾袞不許她做尼姑，覓著周顯令其復尚故主，賞賜了田地、邸宅、金錢、車馬，但如此「皇恩」，自難消受。長平公主終日以淚洗面，鬱郁成病，一年以後就死了。
為了不使后妃受辱於流寇，思宗在決心殉國以前，傳旨後宮，皆令自裁。所御宮嬪有貪生的，思宗手砍數人。袁貴妃自縊，絕而復甦，思宗拔劍砍其肩，終於生殉。但他對太子及永、定兩王，則另有處置，而《明史》記思宗三子，都說「不知所終」，實為隱筆。
未談朱三太子以前，先要談真假太子慈烺與王之明。而朱三太子又非皇三子，名字亦不叫慈炯。前引思宗諸子的名字，根據《明史》而來，但《明史》在這一點上是錯了，後文將有說明，姑作擱置。
按：明思宗周皇后生太子及皇四子，田皇貴妃生皇三子。甲申三月十九日，李闖破京，思宗命太子避往成國公府。成國公朱純臣，此時統率京營，思宗的意思自是希望他能保護太子。皇三子定王及皇四子永王，則分投外祖父家。永王的外祖父為嘉定伯周奎；定王的外祖父為左都督田弘遇，住鐵獅子胡同，梅村歌行中的《田家鐵獅歌》，以及《圓圓曲》中的所謂「相見初經田竇家」，都指此處。
其時京城已經大亂，太子及兩王，一出宮就被衝散。但定、永兩王最終還是到了周家，卻為周奎獻於李闖，而太子不知所往。
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李闖挾兩王及其在山西所俘虜的晉王出京。「一片石」一仗，吳三桂與多爾袞夾擊李闖，李闖大敗。晉王找到個機會投往吳三桂軍中，定、永兩王則下落不明。
到了這年——明崇禎十七年，也就是清順治元年的冬天，忽然有個青年男子，投往周奎家，由周奎的侄子周繹接見，此人自言：「我就是太子，出了宮無法到成國公府，躲在東廠門。到半夜裡才敢出來，找到一家豆腐店，店主人給我換了一身舊衣服，送到崇文門外的尼姑庵暫住。以後又轉到太監常進節家。最近聽說公主在這裡，我特為來看她。」這個公主就是被她父親砍斷了左臂的長平公主，救治以後，送到周奎家住。
周繹不認識太子，但長平公主可以相認，太子與長平公主同歲，照月份算是兄妹，兩人一見，相向大哭。周奎留太子吃飯，並以君臣禮相見。到了天黑，太子告辭，長平公主給了他一件棉袍，而且叮囑他以後不要再來。這可能是長平公主已看出她身受國恩的外祖父不是個玩意兒，怕生危險之故。
而太子不能領會他妹妹的告誡，過了幾天又來了。周繹留他住下，但告訴他說：「你不要說你是太子。只說姓劉，以說書為生，可以免禍。」太子不願依從，周繹便把他趕出門外，事先周奎已向地方官去出首，說：「有一個男子自稱太子，不知真偽，現在我家，不敢隱匿。」所以太子一出門便被捕了。
又有一說：周奎留太子住了兩天，方始自首，並非被逐而為邏卒所捕。不管如何，總之，太子是被捕送到刑部審問了。
因為周奎有不知真偽之言，所以第一步就是「驗明正身」。這一案被傳訊的人極多，包括常進節及其他曾執役東宮的太監。常進節和另一太監王化澄都說不假；再審周奎家的奴僕，供出周繹接待太子，以及太子與公主兄妹相見的情形。這就很顯然了，周家明知是真，而故意說不知真偽，則其意何居，不問可知！
當時主審的是刑部尚書吳達海——順治初年，六部尚書尚無「滿漢兩堂」的制度，只有一個滿尚書吳達海，他不懂漢語，根本不知堂下所供的是什麼。有個陪審的刑部主事錢鳳覽卻忍不住了，怒氣沖衝下得堂來，對準周繹就是一拳。錢鳳覽為什麼揍他，吳達海也是莫名其妙，只知真偽難決，下令暫且收監。
第二天，周奎又上了一本，其中有「即以真為偽，亦為國家除患」的話，可知是勸滿清殺太子。因而又舉行「廷勘」，仍舊以辨真偽為先，特召隨吳三桂降清的晉王及舊時東宮太監十人辨認。十個太監一見太子，立即跪倒，指稱為真，唯獨晉王不以為然。這時頭一天說了真話的王化澄也改口說假了。
於是太子慨然說道：「我來看公主，並無其他企圖。現在為周奎叔侄所出賣，真也是死，假也是死，何必還要辨別？」
這話說到了多爾袞他們心裡，然則何以要辨呢？其中另有說法。滿清原為明朝的臣屬，為了消除漢人的反抗心理，經過洪承疇之流的「高人」指點，不承認他們是奪了朱明的天下。他們說，朱明亡於流寇，清兵入關，趕走李闖，乃是為明報仇，所以對於明朝殉節的帝后妃嬪，以禮安葬；對於長平公主，仍舊要替她找「駙馬」。既然如此，發現了真太子，卻又如何處置？因此，滿清絕不能承認有真的明太子出現，一個絕不可更移的原則是：假也是假，真也是假！
這當然是他們心裡的意思，而有些天真的人識不透，以為滿清說得這樣仁義道德，則如發現了真太子，即使不能推位讓國，起碼也會像宋太祖對柴家子孫那樣，有個好好的位置，所以極力想辦法要證明太子為真。
錢鳳覽就是這樣一個天真得可敬的人，他根據周奎所說「即以真為偽，亦為國家除患」的話，認為「此語真情已露，請復訊」。滿清不得已，只能再召晉王及前明的侍講謝升來求證。
不提根本沒有心肝的晉王，且說謝升。他是山東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保，受恩不為不厚，而「廷質」時居然「方證其非」。於是太子喊他：「謝先生！」說某時某日，在某殿講某書、談某事，還記得不？謝升語塞，一揖而退。
這下又惱了錢鳳覽，當時就大罵謝升和晉王。一場真偽之辨無結果而散。消息傳了出去，士庶百姓自然更不會明了滿清貴人的用心，他們的想法比錢鳳覽還要單純，紛紛上書，為太子聲辯，同時無不痛責謝升。滿清一看情勢不妙，初度展開了高壓的手段，凡有上書助太子的，無不收捕下獄，而民不畏死，言者不已。
最後迫使攝政王多爾袞不得不親自出面，他御殿親詢群臣，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別人沉默，只有錢鳳覽與趙開心，侃侃而言，表示「人各為主」，多爾袞大怒，表示：「真假且不必爭，朝廷自有處分。但晉王為前明王子，謝升亦是大臣，錢鳳覽對晉王不遜，百姓辱罵大臣，便是犯上。」因而傳諭，錢鳳覽、趙開心以及其他因本案而下獄的人，一概處決。群臣為趙開心求情，趙開心得以免死；錢鳳覽改為絞刑，於順治二年正月處決。
就在這時候，南明也發生了真假太子的大風波。事情的起因是這樣，南明的鴻臚寺少卿高夢箕有個家人叫穆虎，從北方回南邊，船過山東時忽然有個少年請求附搭便船，穆虎答應了。到晚來，少年解衣入寢，裡面穿的衣服上繡著一條龍。穆虎大驚，問他的姓名，他說他就是太子，吳三桂把他從李闖那裡救了出來，叫他逃走。提到思宗和皇后時，少年便放聲大哭，哀痛不勝。
「那麼，」穆虎問他，「李闖稱你什麼？」
少年又是涕泗交流，慘然答道：「他把我當兒子。」
看這樣子還有何疑，穆虎便把他帶到金陵，一望見明太祖的孝陵，少年便伏地痛哭，一切的一切，都是末路王孫的模樣。但是高夢箕到底不比穆虎，而且也聽說北方在鬧真假太子，所以起初還不肯相信。
於是此少年為他描述數年前始行「冠禮」那天的情形。當時高夢箕是鴻臚寺的「序班」，這個職位與「鳴贊」同為大典禮的司儀，對於當時的經過大致還記得，一聽不錯，便信以為真了。
但高夢箕很清楚，這個「太子」如果一露面，十有八九小命不保，所以秘密把他送到杭州，藏在他侄子高成家。住了有個把月，此少年不安分了，漸漸露出頤指氣使的「東宮」派頭，這樣下去，定會引人疑心，給高成帶來災難。憂懼之下，高成寫信給他叔叔。高夢箕回信叫高成把「太子」送到金華。揣測他的企圖，是要把「太子」送到福建巡撫張肯堂那裡，另建「正統」。按：鄭芝龍與張肯堂擁立唐王是之後的事。
可惜，事機不密，將肇大禍。高夢箕不得已密報馬士英，自然，福王也立刻就知道了，派了兩個太監去追，在浙江湯溪追到人，護送至南京，暫住興福寺，半夜裡秘密移入大內。
這時的福王，與宋高宗的心情一樣——在王國城的宋欽宗倘若回來，高宗便不知何以自處。此刻太子出現，福王的皇位便將不保，所以極其焦灼。
於是有人上言，說駙馬王昺的侄子王之明，相貌很像太子。這就可能發生了假冒的問題，所以立刻把此少年收捕下獄。
三月初六在大明門會審太子真偽。事先福王於內殿召見翰林劉正宗和李景濂，說道：「倘是真的太子，我怎麼辦？你們從前都是講官，應該去仔細認個明白。」劉、李二人聽出弦外之音，福王是要學多爾袞的樣子，反正這個「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此刻就把他認定了！
但是，要把此「太子」公開認定為假，也不容易。劉、李二人雖曾當過講官，其實不曾在東宮進講過，所以根本不知此「太子」的真偽。那就只有用陷真於假的辦法。
在會審的那間屋子裡，「太子」東向而坐，神態倨傲，而應對極其敏捷，隨問隨答，十分厲害。劉正宗便想了許多方法來套他的話，只望他言多必失，捉住一個漏洞，就可以說他冒充。
問來問去，把「太子」問得冒火了，板起臉來說：「你們以為我是王昺的侄子，就算王昺的侄子好了！你們不想想曾做過皇考的臣子，何以一旦翻臉竟不認人到如此地步！」
這一罵，在場的臣子，有的羞慚，有的憤怒，但亦無可如何。審了半天，真假依舊無法分明，大家商量後，認為非要把最早收容「太子」上船的穆虎抓來，歸案質訊不可。「太子」只好仍送監獄。
那時在別殿有許多官員正翹首盼望消息，宮門外亦有百姓在等候結果，照他們的想法，認一認太子的真假，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何以會有困難，令人不解。再往深一層去想，倘是假冒太子，便該嚴究其罪。照現在的情形看，明明是要以真為假，這搞的什麼鬼！
於是內外臣工紛紛上書，有的以大義責南明的「首輔」馬士英，應該保全「太子」；有的大罵楊維垣——首先上疏說「太子」像王之明的就是他，他也是所謂「魏忠賢乾兒」的「閹黨」之一，現在再幹了這件「大逆不道」之事，越發被罵得狗血噴頭。
民間如此，宮裡的反應則完全不同，諸臣回奏以後，福王召見，對大家表示：「先帝身殉社稷，這一案我不能不關心，在宮裡只等你們的消息，如果是真的，我仍舊叫他做太子。哪知道又不是！」聽他的語氣，真是「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但案子總要有個歸結，倘或有個有力的人證來說一句：「這不是太子！」便可塞中外之口。劉正宗之流，想來想去想到了一個人：方拱乾。
方拱乾的子孫，從清初直至乾隆朝，都是有名人物，這一家的遭遇，升沉榮辱，多彩多姿，而終清之世，為海內有名的世家，「桐城方家」，說起來幾乎無人不知。
方拱乾，號坦庵，在明朝官至左諭德兼侍讀，照料東宮讀書。所以他對太子最熟悉不過，也就是最有資格來鑑定太子真假的一個人，但他此刻被關在監獄裡。
李闖入京，有許多明臣被捕投降，變成「附逆」。及至清兵入關，他們乘機逃出京城，投奔南明，結果又被捕，這個附逆的案子，稱為「順案」，這是阮大鋮發明的名詞。崇禎初年大治「閹黨」，稱為「逆案」。此時閹黨餘孽的阮大鋮，便對東林展開報復，他說：「你們從前搞『逆案』，我現在就搞個『順案』給你們看。」「順案」之「順」，由李闖的「年號」「大順」而來。
方拱乾亦是「順案」中人，正被關在監獄裡，此時先把他放了，然後由劉正宗等人拿名帖把他請來。等方一到，劉正宗兜頭一揖，為他道賀，說道：「先生恭喜！審真假太子一案，全在先生一句話，不但可以免罪，而且還要高升。」
方拱乾是出獄以後才知道有這麼件案子，現在一聽劉正宗他們的話，知道了福王及其左右的意思，便「嗯、嗯」地敷衍著。那時「太子」又被提出來審問，依然倨傲高坐。審到一半，好些人擁著方拱乾到了，「太子」一見就喊道：「方先生，別來無恙？」
聽他這一喊，足見認識方拱乾，但方拱乾不敢答應，悄悄退到後面，別人問他太子真假，他亦不答。這是種非常奇怪的態度，越發啟人疑竇。大家都這樣在想，太子一定是真的，只是方拱乾受了壓力，不敢相認——就因為他這一曖昧微妙的態度，劉正宗跟他結了冤家，十年以後，報復得他好慘。
由於方拱乾不肯「驗明正身」，只好另想辦法。有的人說，太子口中有虎牙，有的說足底有兩顆痣，一一相驗，都不符合。審問的官員便要加刑。就在這緊要關頭，傳來了黃得功的一道奏摺，為真假太子一案，有所主張。黃得功是南明「江淮四鎮」之一，其人與高傑大不相同，《明史》將他與周遇吉列為一傳，評價在左良玉以上。《明史》本傳：
黃得功號虎山，開原衛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孤，與母徐氏居。少負奇氣，膽略過人，年十二，母釀酒熟，竊飲至盡，母責之，笑曰：「償易耳。」時遼事急，得功持刀雜行伍中，出斬首二級，中賞率，得白金五十兩，歸奉母曰：「兒以償酒也。」由是隸軍略為親軍，略功至游擊。崇禎九年遷副總兵……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立江南，進封侯，旋命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為四鎮。……得功粗猛不識文義，江南初立，王詔當指揮，多出群小。得功得詔紙，或對使罵裂之。然忠義出天性，聞以國事相規誡者，輒屈己，改不旋踵。北來太子之獄，得功抗疏爭。
黃得功駐儀真，與金陵一江之隔，那些審問真假太子的官員，心存顧忌，不敢再用刑訊，所以這二次審問，依然不得要領。
第二次的審問，雖以黃得功一奏而暫時中止，但劉正宗等人卻打算就此糊裡糊塗定案，聯名具奏，說「假冒是實」，並請方拱乾具名，方不肯，於是有三月十五日的第三次開審。這時把高夢箕、高成叔侄和穆虎亦都提到，決心辦個「水落石出」。
主審的官員點名，首先就叫：「王之明！」那「太子」的詞鋒極犀利，他說：「何不叫『明之王』？」問官大怒，喝令動刑，把「太子」拉了下來，要上夾棍，「太子」狂喊：「太祖！」「皇考皇帝！」聲徹內外。
夾了太子又夾高夢箕等人，因為在穆虎衣袋中搜出高成給他叔叔的信，內中有「或往楚或往閩」的話，「往閩」是投鄭芝龍，「往楚」則是到武昌投寧南侯左良玉，而左擁重兵正揚言「清君側」，更觸犯了馬士英、阮大鋮的大忌，此時就必欲追究，到底往楚往閩，何人主使。
雖在刑訊之下，高夢箕等人並無確實的供詞，再加嚴刑，非立斃堂下不可，於是陪審的大理寺官員葛亮，悄悄對劉正宗等人說：「諸公自度朝廷的兵力，能不能聲討左良玉、鄭芝龍的罪名，制江淮四鎮的死命？如果不能，這樣搞法，會激出變故！」這下提醒了劉正宗，急令松刑，仍舊送入獄中。
以上所記，大致據吳梅村《鹿樵記聞》的「兩太子」篇。太子不可能有兩個，有一真，便必有一假，所以能找出真的來，就可知另一個為假冒。孟心史先生在《明烈皇殉國後記》中下一斷語：
今為較其蹤跡，則北太子不能不信為真，即南太子自顯其偽。夫欲以太子之名投南，猶為以明投明，可冀獲福；若以投北，何所希望？且所投者為外祖之家，豈有不識太子，而貿然跪獻酒食之理？長平公主又在周奎之家，公主與太子同歲，均為十六歲，非幼少無知，而相見哭泣，認識必確。此等情節，又出《東華錄》，非故明遺老之傳聞。後來周奎之出首，自緣求媚於新朝，忍負帝後。晉王由李自成自晉攜來，本非生長宮中，雖屬宗藩，未必能辨太子面貌，其不以不能辨為辭者，亦願為新朝效「除患」之力耳。
這段話可以說是定論。至於「南太子」確為假冒，而其人則如楊維垣所說，果然是王之明。
誠如楊維垣所指，假冒為「南太子」的是王之明。《弘光實錄鈔》載有問官所上的「審詞」。可知其來歷：
審得王之明供稱：年十八歲，三月十六日生，保定高陽縣人。伯祖王昺，尚延慶公主。祖王晟，父王元純，嫡母劉氏，生母徐氏，父母皆故。止有一妹，嫁與舉人張廷錄子問成。齊駙馬之叔行四者，同陳洪範自南而北，故住之明之屋，語以南方樂土。之明買驢一頭，隨一仆王元出走，行至山東，王元逃失，邂逅穆虎及長班張應達，生員劉承裕，遂結伴同行。穆虎、張應達脅之明冒稱皇太子。至南京，留夢箕家四日，隨送湯溪潛住。
又供：武公名下一小內監教之明：皇后是周，東宮是田，西宮是袁。又與一單，細注歷代祖宗，各省藩府，令之明牢記。又訊：「方講官汝何故識之？」之明供：「有人語我，多髯而方冠者，方拱乾也。」臣等會看得王之明，即漢史所云夏陽男子假冒衛太子之故智也。
這篇「審詞」，曾加刊刻，頒行天下，而天下臣民，見而愈疑。按：「衛太子」即漢武帝太子劉據，衛後所出，所以一稱「衛太子」，獲罪亡命，死後諡為「戾太子」。昭帝始元五年，有張延年其人假冒衛太子，形貌酷似，群臣震駭，獨有雋不疑喝令拿捕，他認為即是真的太子，收捕了也不要緊。引春秋衛國蒯聵出奔，靈公崩後，太子輒即位，蒯聵想回國，太子輒不納的典故，說衛太子得罪先帝，亡命出走，果真不死回來，亦是國家罪人。現在斷王之明之獄，引用這個典故，無異表示，即令是真的太子，不能隨先帝同殉社稷，亦是國家罪人。這可以看出劉正宗之流，根本就有「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這個成見橫亘在胸中。
我認為整個案子中，最可玩味的一點是，方拱乾的態度。他明明已看出「太子」是假冒，何以保持沉默？深入研究，可能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福王即位後的表現，令人異常失望；對阮大鋮的復起，更是痛心疾首。方拱乾的沉默，乃是一種沉默的抗議，等於表示希望真太子出現，代替福王繼承大統。
第二，可能是為了暗中支援左良玉。其時湖廣總督何騰蛟、江楚總督袁從咸等，多不滿南明處置「北來太子」的經過，紛紛上疏抗議，寧南侯一軍的態度，尤其強硬，「傳檄討馬士英」，南明諸臣，惶惶不安。而左良玉的「清君側」，又與東林有關，所以方拱乾暗援左良玉，實在是站在東林一面，對抗閹黨。
於此，我們不能不先談一談福王被立的經過及背景，其事相當複雜，而簡潔扼要的列敘，莫如孟心史先生的《明代史》，引錄如次：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賊陷北都，帝後殉國。四月十二日凶聞至南京。時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會議立君，倉猝未定。親藩中，福王、潞王避兵在淮上，前侍郎錢謙益（等），入說兵部侍郎呂大器，言福王立，慮修釁「三案」，大器遂與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移牒可法，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曰貪、曰淫、曰酗酒、曰不孝、曰虐下、曰不讀書、曰干預有司，潞王賢明當立。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鋮計，議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可法等迎王，王名由崧，父常洵，以神宗愛子始封「福王」。
所謂「三案」，即「梃擊」「紅丸」「移宮」，皆與福王由崧的祖母即神宗寵妃鄭貴妃有關。此三案造成東林與閹黨的絕大衝突，在此三案中，鄭貴妃扮演了反面的角色，而有閹黨的援助。崇禎初辦「逆案」，大捕閹黨，此時如福王得立，則為她祖母「報仇」，一定要翻「三案」，於東林不利，所以錢謙益等人，不主張立福王。
不過，東林的動機雖不無私意，議論卻頗為正大，福王的「七不可」，皆有實據。以「淫」而言，當福王被立，宮內日日演傳奇，召秦淮妓女侍酒。明朝宮中的規矩，凡宮女被幸的，賜金鳳釵一支，作為表記。有一天福王召集群臣看阮大鋮所編的《燕子箋》，一劇未終，座中妓女已有五六個頭上插了金鳳釵，搔首弄姿，自鳴得意。福王的好色，於此可想。
福王在位一年，幾乎可說無一善政。當時的人心士氣，因崇禎的殉國而復有所激勵，大事非不可為。但馬、阮竊政，正人被殘，諸忠盡斥，到底把明朝送了終。史閣部雖然精忠耿耿，但才具不過太平宰相，當危疑震撼之際，不能以非常的見識與魄力，應付非常的局面。當其時也，長江上游有左良玉，下游則史可法為重鎮，如果他能聯絡左良玉，足以遏制馬士英與高傑、劉澤清之流的野心。並且立福王之謀雖出於馬、阮，成其事者實為史可法。《明史》本傳：
士英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仇之戰。」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眾舉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眾以本朝無勛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並推士英……士英旦夕冀入相，及（仍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辭……士英即以是日入直。
由這一段記載看，史可法是當時眾望所歸的第一重臣，但是他的主張，沒有一項實現！黃子澄愚而好自用，史可法則正好相反，心知善惡而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福王初時猶自知「不似人君」，而史可法勸進。馬士英入相願虛，雖憤怒而無之何，誰知史可法懦弱怕事，節節退讓，把寶貴的半壁河山，硬生生送入昏主奸臣手中。尤以自請「督師出鎮淮揚」一舉，真不明白他的本意何在。如果揚州守得好，猶有可說，事實上「揚州十日」的浩劫，充分說明了史可法究有幾許將才！當時以為「秦檜留之在朝，李綱驅之在外」，且不說是被驅還是自請，至少史可法不能與李綱相比！而三百餘年四月梅花，克享大名，真事之不可解者。
由於史可法的軟弱無所作為，馬、阮用事，一片敗象，在上游的督撫，大為不滿。尤以左良玉雄居武昌，軍容甚盛，為馬、阮所畏忌，防左軍甚於防清兵，此又何得不反？《明史》二百七十三本傳：
李自成敗於關門（按：指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敗李於「一片石」），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湖廣巡撫何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障。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走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東林也。馬士英、阮大鋮用事，慮東林倚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築板磯城為西防，良玉嘆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會朝事日非，監軍御史黃澍挾良玉勢，而觸馬、阮。既返，遣緹騎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躇弗應。亡何，有「北來太子」事，澍藉此激眾，以報己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反意乃決。
按：侯恂就是侯方域的父親，有恩於左良玉。據侯方域《寧南侯傳》，左良玉在遼東任都司，曾犯盜劫，而錯劫了錦州的軍裝，本來罪當斬首，幸有同犯丘磊獨自承擔，得以免死。後來他因為失了官職，到昌平投靠侯恂，侯恂很賞識他，不斷提升，直至總兵官。（引自「文光」版《桃花扇》注）
《桃花扇》第十齣「修札」、第十一出「投轅」記左良玉內犯，馬士英托楊文驄出面，求得侯方域以他父親名義致左良玉的一封信，由柳敬亭赴武昌投遞，希望退兵。《桃花扇》號稱於南明史事，無不相符，而柳敬亭為寧南侯的上客，則有吳梅村的《楚兩生行》可證，因此，在當時可能有此「修札」「投轅」的插曲。但柳敬亭一番遊戲舌辯，而有第十三出「哭主」，以內犯之師，勤王北上，則與正史記載有所不同。
按：善說書的柳敬亭為左良玉的清客。吳梅村《柳敬亭傳》：
良玉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按：指柳敬亭）莫能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為此天下辯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懾失次。生拜訖索酒，詼諧調笑，旁若無人。左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
據此可知柳敬亭善於排難解紛，為左良玉所重。但據《楚兩生行》序，左良玉自武昌發兵時，柳敬亭已「先期東下」，並不在軍中，自更無勸左勤王之事。
「討馬」之役，左良玉全軍盡出，自漢口至蘄川，火光接天，順流東下到了九江，總督袁繼咸到船上相見，忽然城內火起，他的侍從向左報告，說是袁繼鹹的部隊燒殺反叛。事後左才知道是他的部將幹的好事，自覺對不起袁繼咸，大為悔恨。他原已老病侵尋，經此刺激，當夜嘔血數升而死。《明史》本傳：
良玉死，諸將推其子夢庚為「留侯」，軍東下。朝命黃得功渡江防剿。時大清兵已下泗州，逼儀真矣！夢庚遂以眾降於九江。
左夢庚的投降，為當時仁人志士所痛心疾首。吳梅村詩：
憶昔將軍正全盛，江樓高會夸名勝；生來索酒便長歌，中天明月軍聲靜。將軍聽罷據胡床，撫髀百戰今衰病；一朝身死豎降幡，貔貅散盡無橫陣。
此即敘左良玉開府武昌，以及柳敬亭初見左良玉的經過，而「一朝身死豎降幡，貔貅散盡無橫陣」，乃深致慨於夢庚不能繼父之志。
研究當時東林諸君子的心理，馬、阮猖狂，而史可法無用，此時寄望於左良玉者甚深。黃澍的力請「清君側」，顯然是得到東林支持的，照實際情形看，亦非改組整個朝局不能談恢復中原。福王繼位原為權宜之計，但要廢掉他，只有期望真的太子到來，因而明知可疑，亦不能不藉此作一番文章。方拱乾知而不言，是因為不能言，一旦說破「太子」是假，左良玉一軍「興晉陽之甲」便是師出無名了。
南明這一幕鬧劇，隨清兵的南下結束。多爾袞於前一年的六月與諸王大臣定議建都，遣使到盛京也就是現在的瀋陽，迎接世祖入關，九月十九日自正陽門入宮，即皇帝位。十月底命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進取江南；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西討李自成。這兩個人與多爾袞同母，阿濟格是他的哥哥，多鐸是他的弟弟。
多鐸的軍事行動是先肅清大河南北的流寇，然後移師江南，一路勢如破竹，於順治二年四月十八到揚州，勸史可法投降，不從。於是從四月二十五直到端午，有「揚州十日」之慘，史可法殉難，但其過程有三種說法：一種如正史所說，「不屈見殺」；一種是「沉江」，出於《桃花扇》：
【錦纏道】（外扮史可法，氈笠急上）（回頭望介）望烽煙，殺氣重，揚州沸喧，生靈盡席捲，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轉。兵和將，力竭氣喘。（白）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揚州，哪知力盡糧絕，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滿拚自盡，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撐持，豈可效無益之死，舍孤立之君？故此縋下南城，直奔儀真，幸遇一隻報船，渡過江來……
等渡過江，才知福王和馬、阮等人已經逃走，於是：
【普天樂】撇下俺斷篷船，丟下俺無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那滾滾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纍怨。（白）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
按：《桃花扇》敘事務求真實，則此「沉江」一說，自系記述當時的傳聞，不可視作孔尚任個人的想像。
再有一說是史可法自求「辦一死」，見於王漁洋的筆記。順治十四年丁酉科場案，刑部主審的官員叫安珠瑚，他曾隨多鐸下江南，知道史可法的下落。安珠瑚後來在寧古塔做副都統。丁酉科場案中受冤的吳漢槎，在被捕時頗得安珠瑚的照應，此時異地重逢，結成知己。當康熙二十年，由於納蘭的營救，吳漢槎得以赦還，此時安珠瑚已升任吉林將軍，吳漢槎路過時，安珠瑚特為告知其事。
王漁洋的《池北偶談》是這樣說的：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自寧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氅，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為比。史但搖首云：『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卻此人云。」
按：此「駐防將軍安某」即安珠瑚，看他鄭重囑咐吳漢槎的語氣，可知當時民間對史可法之死，必有異聞。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的屍首始終沒有找到。當「揚州十日」時，清兵無紀律可言，而且語言不通，史可法被殺後，無人料理，黃梅天氣的烈日大雨之下，屍首腐爛，事定已不可復辦，所以揚州梅花嶺的史墓，只是衣冠冢。
清朝修明史，在康熙十八年特開「博學鴻詞」以後，「史館諸君」頗多吳漢槎的舊識，安珠瑚的話，他必已轉告，而《明史·史可法傳》並無自詣軍營見豫王的話，此或者因為豫王既殺史可法，不能以禮葬，會受後人的批評；或者嫌史可法不能奮起殺敵，死得不夠壯烈，所以隱去，亦未可知。總之，以安珠瑚的為人，可以斷其必不妄言，只可惜這條史料經過兩道手，不能認為百分之百可靠。
在揚州的清兵，屠城以後於端午節前「封刀」。過節那天，清兵渡江，鄭鴻逵的水師潰敗，於是鎮江淪陷，清兵由丹陽、句容直撲南京。
福王是在五月初十逃掉的。第二天馬士英也一走了之。其間有許多醜態，先看《桃花扇》描寫馬士英「逃難」：
【香柳娘】報長江鎖開，報長江鎖開，石頭將壞，高官賤賣沒人買。（白）下官馬士英，五更進朝，才知聖上潛逃，俺為臣的，也只得偷溜了。（接唱）快微服早渡，快微服早渡，走出雞鵝街，提防仇人害。（倒指介）那一隊嬌嬈，十車細軟，便是俺的薄薄宦囊，不要叫仇家搶奪了去。（唱）要隨身緊帶，要隨身緊帶，殉棺貨財，貼皮恩愛。
馬士英逃難的行列中除了細軟、姬妾以外，還有福王的生母在內，由他的親軍四百貴州兵保護，走浙江，經安徽廣德，知州趙景和恐其中有詐，閉城不納。馬士英攻破城門，殺了知州，然後放了一遍搶，往杭州而去。由於有福王母妃在內，杭州的地方官以總兵府為行宮，這樣算是暫時安頓了下來。
不多幾天，阮大鋮和兵部侍郎朱大典，以及馬士英的同鄉嚴州總兵方國安，也倉皇逃到杭州，這時才知道黃得功兵敗，福王為清兵所擒——福王逃難之日，猶在演戲。《清史稿補編·南明紀》：
（己酉五月）初十日，都門盡閉，大風猛雨，午後猶集梨園入內演戲，帝與群小雜坐酣飲。時日將晡，帝計無所出，召內臣韓贊周問策，贊周曰：「此番勢既洶洶，我兵單力弱，戰、守、和無一可者。不若御駕親征，濟則可以保社稷，不濟亦可以全身。」帝然之。二鼓，乃與屈、張二閹，單騎從通濟門出，奔黃得功營。得功方與左兵戰，聞之即歸營，向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人之言輕出，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誤陛下也。臣營薄弱如此，其何以處陛下哉？」
福王在黃得功營中住了兩天，阮大鋮他們得信趕到了。前方危險，且黃得功已有無法保護的表示，於是「君臣」商議，改投太平府。劉孔昭以當時未能入閣，猶有餘憾，饗以閉門羹；因而改投蕪湖，總兵黃斌卿一看是「禍水」來了，逃之夭夭，這才決定轉往浙江。
其時江淮四鎮，高傑為許定國所殺，劉澤清入海，劉良佐投降，只有黃得功孤軍撐持。劉良佐投降後自請擒福王贖罪，追到了福王，又去招降黃得功。黃隔河大罵，劉良佐伏弩突發，正中黃得功咽喉，自知無能為矣，回營拔劍自刎。四鎮中唯此人忠義激烈，但竟受馬士英的命令，與左良玉為敵，此則史可法不善調護之過。
福王於五月十五日回南京，以無幔小轎入城，頭上包塊布，身穿藍布衣服，自知羞見百姓，以油紙扇遮面，但老百姓恨極了他，夾路唾罵，投以瓦礫。
只逃了五天的難，福王依舊回到了南京，但身份已有雲泥之判。當福王及馬士英逃走的消息一傳出，南京城內大亂，勛臣忻城伯趙之龍關閉城門，準備投清。老百姓大殺馬士英的部下。到了午後，有個姓趙的監生領著一群人打開監獄，把「太子」放了出來，擁入宮中，登殿鳴鐘，文武百官不知是怎麼回事，都不敢出門。王之明就在百姓「擁立」之下，成為「明之王」。副都御史楊維垣是首先揭發王之明真姓名的人，怕他報復，嚇得上了吊，兩妾相殉。南明殉難諸臣的名單中，有楊維垣的名字，認為他雖出身閹黨，但緊要關頭，不虧大節，猶有可稱，其實他的死因是如此。
就在這天，豫王到南京，趙之龍挾王之明投降，福王亦到，降王的地位反在假太子之下。《南明紀》：
（弘光帝即福王）見豫王叩頭，豫王坐受之，命設酒於靈璧侯府，坐帝於「太子」下，趙之龍暨禮部八人侍宴，喚樂戶二十八人歡唱飲酒。席中豫王問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遺詔，擅自稱尊，何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討賊，於義何居？」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難遠來，汝既不讓位，又輾轉磨滅，何為？」帝不答。……席散，拘於江寧縣，帝嘻笑自若，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豫王令帝舊臣一一往視，諸臣見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鐸獨直立，戟手數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
按：王鐸是南明的東閣大學士，他曾為福王寫了一副集句的對聯，公然懸於殿廷：「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可知雖為「宰相」，實同「幫閒」，而此時居然「攘臂呼叱」，倒不如「伏地痛哭不能起」的錢謙益，雖皆為貳臣，畢竟有所不同。
不久清兵挾福王及王之明到杭州，潞王出降。其年九月，豫王班師，福、潞兩王及王之明，相隨北去。第二年五月福王為清所殺。在福建的隆武帝為福王遙上尊號，曰「聖安皇帝」；桂王永曆十一年，上諡曰「簡皇帝」，廟號「安宗」，但這些尊號不為史家所承認，多稱為弘光帝或福王。
當清兵將到杭州時，馬士英先期開溜，渡江到紹興投監國的魯王。魯王左右不歡迎他，如是輾轉浙東各地，每為百姓所驅逐，最後到了他的同鄉總兵方國安軍營里，與阮大鋮相遇。阮猶掀髯談兵，馬則以惡事多出於阮，而惡名多歸於己，所以對阮頗見怨恨。及至清兵渡江進迫，馬士英逃入天台山最終被殺，阮大鋮則投降了清朝。
阮在閹黨中有個關係極密切的朋友馮銓，馮是河北涿州人，以閹黨巨擘而為《貳臣傳》中的重要人物。阮大鋮靠他的力量，得為「軍前內院」，從征立功。其時勒克德渾已代豫王多鐸領兵，阮大鋮在他軍中以婢妾之道事清將的窮形極相，真是嘆為觀止。《藏山閣文存》卷六「阮髯事實」記：
是時北兵所過，野無青草，諸內院及從征官，無從得食，大鋮所至，必羅列肥鮮，邀諸公大暢其口腹，爭訝曰：「此何處得來？」則應曰：「小小運籌耳。吾之用兵，不可測度，蓋不齒此矣！」其中有黑內院者，滿人，喜文墨，大鋮教以聲偶，令作詩，才得押韻協律，即拊掌擊節，讚賞其佳。黑大悅，情好日篤。諸公因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能自度曲否？即起執板頓足高唱，以侑諸公酒。諸公此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皆嘆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諸公就內談，聽者倦，既寐有鼾聲，乃出。遍歷諸帳皆如是。詰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帳中，聒而與之語，或誦其枕上詩。諸公勞頓之餘，不堪其擾，皆勸曰：「公精神異人，盍少睡一休息。」大鋮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猶一日也。」及諸公起，鼎烹悉除，復人人饜飫，蓋須飭廚人以夜備矣。
他這樣一面刻意奉承，一面示人以既老益壯，目的是在福建巡撫一職。無奈年歲不饒人，兵次衢州，臉忽然腫了，其時雖還不了解這是心臟病的徵象，但面腫必有病是知道的，於是大家好意勸他在衢州暫住，等過了仙霞嶺攻下建寧，再來接他。
哪知阮大鋮一聽這話，大驚失色，以為有人故意破壞，不讓他隨軍入閩。
阮大鋮說：「我雖年已六十，還能騎劣馬，挽強弓，從不知什麼叫生病。這一定是東林和復社的人中傷我。我的仇人多，願諸公勿聽。」大家越勸他越疑心，最後逼出一問：「福建巡撫眼看已在我掌握之中，諸公必不許隨軍入閩建功，是不是不想教我當福建巡撫？」
這一說，大家便都勸他「不必多心」，隨他夾在先鋒隊伍中，由衢州南下渡仙霞嶺，嶺上有關隘，叫作楓嶺關，大家下馬休息，只有阮大鋮不服老，左手牽馬，右手指著大家說：「你們看我鼓勇先登！」說完，躍身上馬，加上兩鞭直奔關口。
其餘的人休息已足，策馬緩緩上嶺，到了關前只見阮大鋮的馬拖著韁繩在吃草。他自己坐在一塊大石上喘氣，等喘息已定，叫他不應。有個清將開玩笑，在馬上用皮馬鞭繞住他的小辮子往上拉，阮大鋮身體仆倒，眾人才發覺他已經斷氣。中國歷史上臭名昭彰的一個有才無行的卑鄙小人，就此僥倖逃脫了刑戮，伏了天誅。
現在再談「北太子」的結局。南北兩太子，初起之時，各以為真，在北者說北太子為真，在南者說南太子為真，但之後真相逐漸明了，而猶各言其真者，自是一種民心不忘故主的具體表現。在南方，首先知道北太子為真太子者，是史可法。他曾接到由南明遣派北上議和的使臣左懋第的報告，抄傳攝政貼的告示一紙，說是「有妄人自稱明朝太子」如何如何，最後武斷地說：「實非真也！為此合行曉諭，若太子避跡民間，即來投見，以便恩養。」當然，左懋第另有詳細敘述，密告北太子為真。隨後又有北方來人告訴史可法：「攝政將認太子諸人皆殺死，百姓不平，集內院之前而噪。攝政又將謝升殺死，以謝百姓。」這一段話說謝升已死並不錯，但不是為多爾袞所殺。
據戴名世《南山集》，清朝以真太子為偽，其謀皆出於謝升。謝是山東德州人，崇禎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弘光時授職為「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但其時謝升已經往北投清，受職為「建極殿大學士管吏部」，「共理機務」，為取媚新朝，明知其真，方證為假，為錢鳳覽所斥。及至錢鳳覽被殺，謝升不久亦得病——不知是什麼病，只是病狀之一是「頸漸腫」。
據吳梅村《鹿樵紀聞》的記載，錢鳳覽於順治二年正月受絞刑而死。不久，謝升早朝出宮，在路上忽然遇到「錢鳳覽」，驚而得病，頸項日腫，臨死之前只是喊：「錢先生饒我！」這段謝升見鬼的傳說，散播得很廣，足以看出當時的民心，對錢如何同情，對謝如何深惡痛絕。但也就因為有此傳說，反而不得使北太子多活幾日。當時各地小規模的反清復明運動此起彼落，層出不窮，大都奉一年輕男子為「明太子」，以資號召。多爾袞就在某一件「平亂」的案子中，把北太子與被捕的「亂民」一起殺掉了。
南北「兩太子」既死，始有「朱三太子」的名號。依照老百姓的想法，崇禎太子被殺，而次子早夭，則倫序以皇三子為長，加上「太子」的尊號，而又明標其姓為朱，正所以表示不忘故主，別有遵奉者在。於是仁人義士反清，亦就必奉「朱三太子」的名義，始能產生號召的力量。
清朝自康熙十二年以後，屢屢破獲「朱三太子案」，因為其時崇禎還有兩子即皇三子定王慈炯、皇四子永王慈炤在民間。而順治初年處理此案，湮沒了許多事實，所以真相益加隱晦，情況益加複雜，清廷疑神疑鬼，處置務必從嚴，以期無所漏網。這樣擾攘了數十年，必欲得積年傳諸人口的三太子而甘心，於是而有「張先生案」，確確實實是皇四子永王慈炤，事發於康熙七年，距崇禎甲申已六十五年了。
這重公案的發現，孟心史先生曾為長文考證其事。秘密的揭開，得力於辛亥革命起後，有位傅先生在吉林獲得一個手抄本，題名「張先生傳」，作者為清初李方遠，他與「張先生」相交二十五年，到案發始知「張先生」的真面目。李方遠因案牽連，充軍到吉林，於戍所著成此篇，是從未發表過的「海內孤本」，且是第一手的從未為人所知的史料，就學術的觀點來說，異常珍貴。
傅先生有個朋友叫魏聲龢，民國初年宦遊吉林，寫了一部筆記名叫《雞林舊聞錄》，將《張先生傳》全文收入《錄》內。孟先生即據此考證其事，底蘊盡出。《張先生傳》即使在清朝刊行，亦必成禁書。當時人對當時事，有時反不比後人知道得清楚，即因有許多「時諱」之故。建文帝的真相，清人比明人知道得多；崇禎的真假太子及所謂「朱三太子」，我們比清人知道得多。這就是讀史的最大趣味。
據《雞林舊聞錄》所載《張先生傳》，李方遠大概是山東人，康熙二十二年春天，在一次應酬中，得遇張先生，看他儀表文雅，議論風生，頗有好感，因而私下向主人詢問他的來歷。
主人姓路，告訴李方遠說：「姓張，號潛齋，是浙江的名士。學問淵博，寫作俱優，而且工音律，下得很好的一手圍棋。現在在張家教書。」而張先生似乎跟李方遠也有緣，在賓朋雜坐，觥籌交錯中，獨獨跟李接近，情意殷殷，一見如故。
過了兩天，張先生便來拜訪李方遠，送了他一把自己題了詩的白綾團扇，正式訂交。如是詩酒往來有半年多的工夫，一天，張先生忽然向李方遠說：「我要搭船到南邊去一趟，大概兩個月就可以回來，特來辭行。舍間還有幾口人，柴米出自東家，菜錢每個月要一千文錢，不能不為知己告。」
這是告貸的意思，李方遠一口答應，以後按月送一千文錢到張家。這樣又過了有半年多，不見張先生回來，但李方遠卻要出遠門了，他到山西辦完了私事，隨即轉往京城，準備參加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的會試。這一次會試大概不曾中進士，回到山東後，才聽說張先生已舉家回到南邊去了。
其間不通音問者十年。那時李方遠想是中了進士，榜下即用，補了河北饒陽縣知縣，兼署平山縣。其時為康熙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饒陽為大軍所經，李方遠備辦兩縣軍需，忙得不可開交，張先生卻又到了饒陽來訪故人。李方遠沒有工夫跟他敘舊，送了他一筆程儀，匆匆又別。
這樣又過了十年，在康熙四十五年冬天，李方遠正辭官家居，而張先生忽然帶了他的兩個兒子登門造訪。據他說：「江南連年水災，米貴如金，不得已到山東來，在他門人張岱霖家吃口閒飯。長此以往，不是辦法，請為薦一個『館』，聊以餬口。」
教書先生都是隔年聘定，差不多的人家，西席都已定局。李方遠考慮了一下答覆他說：「我有幾個孫子，都是蒙童，如果你不嫌屈就，那就住在我這裡。」
張先生欣然同意。住在李家時，有時也到張家去，大概總住個十天左右，便即歸來。
短期勾留，旋即歸來的原因，據張先生表示，是「師弟間不便笑談」，李方遠也就深信不疑。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三，張李二人正在書房裡下圍棋，忽然當地的張知縣與一個姓高的同知率領兵丁差役，包圍了李家，把張先生父子及李方遠一起鎖拿，星夜解到濟南的山東巡撫衙門。
先審李方遠，在後堂會審，巡撫趙世顯居中而坐，左右是藩、臬兩司，此外再無任何人，關防極其嚴密。趙巡撫與李方遠的問答如下：
問：你是李方遠，曾做過饒陽知縣嗎？
答：是。
問：你既讀書做官，當然知道天理國法，為何窩藏朱慈炤，圖謀不軌？
答：我閉門讀書，門外之事亦不與聞。不曉得什麼人叫朱慈炤，也從不敢做犯法的事。
問：你家的教書先生是什麼人？
答：教書先生叫張用觀，是南方人，二十年前他在東平州張家坐館，我跟他才認識。到了前年十二月，他們父子來看我，要我一定設法替他尋個館好餬口。我有幾個孫子，便請他教，至於朱慈炤不法之事，我並不曉得。
問：他在南方姓王，山東姓張，你不知道嗎？
答：絲毫不知。
這時把張先生父子提堂，趙巡撫問他：「你是什麼人？」
張先生答道：「我是先明朝皇子朱慈炤，原封永王，事到如今，不得不實說了。」
趙巡撫又問：「你何以在浙江呢？」
於是朱慈炤自陳流離經過，他說崇禎十七年流寇圍困京城，崇禎帝把他交給一個姓王的太監，設法藏匿在民間。城一破，王太監把他獻給了李闖，李闖把他交給了「杜將軍」。不久，吳三桂同清兵擊敗流寇，因而各自逃散。李闖部下有個「毛將軍」把他帶到河南，置田買牛，種了一年多的地。因為清朝查捕流寇餘孽，風聲甚緊，「毛將軍」便拋下他只管自己逃掉了。
這時朱慈炤十三歲，一個人往南走，由河南往安徽，到了老家鳳陽，遇見一個姓王的老鄉紳，此人在崇禎朝做過御史，細問其根由，執手悲泣。朱慈炤便改姓王，留在了王家。
在王家，朱慈炤與王鄉紳的兒子一起讀書，到了十八歲，王鄉紳病故，他亦離開了王家。渡江而南，舉目無親，孤苦無告，一念心灰，削髮為僧，雲遊到了浙江，在一座古剎掛單。
在那裡他遇見一個姓胡的餘姚人，是官宦的後裔，偶爾跟他談論詩文，大為詫異，說：「你有如此才學，為何流於空門？」於是把他帶回餘姚，勸他還俗，後來又把女兒嫁了他。這就是他姓王並成為浙江人的由來。
聽了他這番供詞，趙巡撫告訴他：「現在江南有兩處叛逆案，都說扶你為君，恢復明朝。你要到浙江去對質。」
這天是四月初六，趙巡撫備齊供詞公文，派出四員差官，統領馬步兵丁數百人，將朱慈炤父子及李方遠解送浙江。四月十四日到淮安，換車乘舟，沿運河南下，一路護送的戰船水師比陸路又加了幾倍。
四月二十二日至杭州，在貢院開審。問官一共六個：欽差大臣禮部侍郎穆旦、杭州將軍、兩江總督邵穆布、閩浙總督梁鼐、江蘇巡撫於准、浙江巡撫王然。堂上問朱慈炤：「朝廷待你不薄，你何故謀反？」
「我數十年來，易名改姓，就是希望避禍。」又道，「今上有三大恩於前朝，我感戴不忘，何嘗謀反？」
「哪三大恩？」
「第一，流賊亂我國家，今上誅滅流賊，與我家報仇。第二，凡我先朝子孫，從不殺害。第三，我家祖宗墳墓，今上躬行祭奠。況且我今年七十五歲，血氣已衰，鬢眉皆白，在三藩之亂時不謀反，何以現在天下清寧之時倒來謀反？再說所謂謀反，一定要占據城池、積草屯糧、招軍買馬、打造盔甲，這些，哪一件我曾做過？我因為年荒米貴，在山東教書度日，那裡是南北來往的車道，而且離京師甚近，在這種耳目昭彰之地，還敢有謀反的事嗎？」
「你強辯！現有大嵐山的叛賊張某，說保你為主，這就是你謀反的證據。」
於是把那個張某帶上堂，指著朱、李兩人問他，誰是朱慈炤？張某看了半天，說都不認識，根本也沒有見過朱某，只不過借他的名義，以為號召而已。
於是又問李方遠：「他在你家兩年，你豈有不知情的？從實說來！」
李方遠答道：「他在我家，不過是西賓朋友，我曾做過朝廷命官，先人受過誥封，朋友重呢，還是君父重？我雖不知輕重，也知利害。我如果知情，一定把他藏在深山幽谷，豈有仍舊讓他住在我家，門臨官道，而且與城市親友飲酒作詩之理？人雖至愚，不至於此。」
「你說飲酒作詩，都是些什麼人？」
李方遠怕株連親友，急忙說道：「我尚不知情，何況別人？在東平、汶上的讀書人，求他寫斗方、扇面的，不止一人，大人體皇上好生之心，想來不肯波及無辜之士。而況山東離浙江三千里，南方的事，如何知道？」
杭州的審問到此暫時告一段落。欽差穆旦吩咐浙江臬司，說這兩個人都不是強盜，應加善待，可以將獄神廟收拾乾淨讓他們住，派官看守。
朱、李二人住在浙江按察使監獄的獄神廟，頗受優待，看守的官員對他們相當尊敬，每天飲酒、作詩、下棋、看書，幾乎忘卻身在囹圄。
這樣過了一個多月，山東東平府的張某，也就是朱慈炤的學生被解到杭州，恢複審問。張某說李方遠當知縣時，朱在他任上當幕友。當庭對質，張某語塞。
堂上便又問朱慈炤說：「你認得這個張某嗎？」
朱慈炤說：「他是我的學生，跟我讀過好幾年書，怎麼不認得他？」
受業的弟子告先生，堂上大怒，將張某嚴刑究訊。不久，又由江蘇解到一個和尚，這和尚素行不端，曾鑄印，偽造定王符札，散給鄉愚，煽惑作亂。等提朱慈炤上堂對質，那和尚也說不認識他。
照這樣說，朱慈炤應可辯白無辜，只是他與賊黨葉氏，義結金蘭，並為親戚，難免嫌疑，而且朱亦不是絕對謹密的人，有時藏頭露尾，難免招禍，但當時江、浙兩大叛亂案，跟他實在沒有關係。
朱在杭州又關了些日子，京里的公事下來了，這樣判決：「朱某雖無謀反之事，未嘗無謀反之心，應擬大辟，以息亂階。細詢李某，堅供不知情，正在伊家捉獲，且住有年余，說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自首之例，流徙三千里。」
以上為李方遠的自敘，時為康熙四十九年，為其充軍到關外的兩年之後。李的筆下極謹嚴，凡所敘及朱慈炤者，都為他的目睹，著墨雖不多，對朱慈炤的刻畫，卻頗能傳神。
關於李方遠所敘不足的部分，孟心史先生找到了當時直隸巡撫趙弘燮的三個密折，可加以補充。這三個摺子中。錄有單獨審問朱慈炤父子的供詞。也就因為他自己在供詞中所提到的情形，確非外間所能臆造，所以能證明他確是崇禎的「皇四子」。
現在先說他的家屬。朱慈炤在被捕的那一年，有一妻一妾，五個兒子，三個女兒，一個兒媳婦。他一共生了六個兒子，老三早夭，尚存五子，他們的名字是：和 、和 、和 、和在、和堃。「 」為古「堯」字；「 」為古「封」字；「 」非中畫長、下畫短的「壬」字，而是中畫短、下畫長，此字音「挺」，加上「在」和「堃」，可以看出他們弟兄的名字的下一字中，各有一個「土」字。
我記得以前談過明朝皇子取名的規矩，現在再錄《明史·諸王表序》如下：
太祖定諸王府子孫字輩，燕府後為帝系，曰：「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
第二字則以木、火、土、金、水五字偏旁遞轉，崇禎帝為「由」字輩，下一字用木旁，則下一代「慈」字輩，應用火旁，所以皇四子名慈炤。「慈」字輩下一代為「和」字輩，偏旁用「土」，由此可見朱慈炤為諸子取名猶依家法。此非任何人所能假冒，亦非任何人所能想到，是為「張先生」即「朱慈炤」的鐵證。
朱慈炤的書讀得不壞，但讀書人最大最好的出路是做官，其次是游幕，這兩條路在他都不肯走，也不能走，那就只好以「坐館」為生。而他教人讀書，又不是教獵取功名的八股文——因為他不肯應試做清朝的官，可能他自己也沒有讀過八股文，這樣就不可能有很闊的門生。同時他為了避禍，必須多方隱藏身世真相，所以亦沒有辦法定居一地，建立起廣泛的人事關係。這種先天上的限制，使得他的謀生之道，狹小艱困，真所謂苟且偷生，實在可憐得很。
因此朱慈炤的生活中，有個很特殊而近似「沒出息」的情況，那就是在交遊之中，極力爭取他人的好感，隨時注意忠厚、慷慨、比較富有的陌生人，殷勤結交，以期在必要時取得庇護或者經濟上的助力，李方遠就是這樣受了無妄之災的。古稀之年，荷戈萬里，固為人間慘事，但古往今來，芸芸眾生，今日的讀者，獨知有一小小知縣李方遠，曾有如此罕見的奇遇，衡諸「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俗語，則當時一番忠厚，實在也應該說是獲得了很好的報酬。
當朱慈炤在李方遠家被捕時，曾由主管地區治安的濟南府同知先作單獨審問，所供的一切，大多為李方遠自敘所未載，有擇要摘錄，並加解釋的必要：
問「張姓人」：今江南俞祥麟說你姓朱，改姓王，人都叫你王老先生，你將真名、真姓從實供來。（按：俞祥麟是安徽舒城人，只知與朱慈炤的關係很深，但不知是何關係，可能與慈炤長子為同窗。他先在安徽被捕，供出在東平府汶上縣見過朱慈炤，知朱在李家處館，於是由安徽移咨山東密拿。）
據供：我原姓朱，是明朝後裔，排行第四，名叫慈炤。我二哥哥早死了。我與三哥哥同歲，自十歲上就離開。傳聞說，我三哥哥是甲戌年死的。他有兒無兒，我不知道。（按：「我與三哥哥同歲，自十歲上就離開了」二語，恐錄供有誤，皇三子慈炯比慈炤大一歲，皇子照例於十歲受封，既封以後，自有師保教養，不得如同在母妃膝下時，朝夕相見，所謂「十歲上離開」，似應如此解釋。又按：「甲戌」為康熙三十三年，據朱慈炤所供，則五十年間，弟兄尚通音問，而亦果有「朱三太子」流落民間。清聖祖既獲朱慈炤，並不再追朱慈炯，因為民間只知有個「朱三太子」，處置了朱慈炤，便是打倒了一個偶像；倘或再追朱慈炯，則一朱三太子以外，又出一朱三太子，豈非庸人自擾？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出清聖祖的政治手腕的高明。）
又問：你有幾個兒子？家口如今都在何處？
又供：有六個兒子……還有三個女兒，一妻、一妾、一個大兒媳，俱吊死了。（按：朱慈炤的眷屬移住浙江長興縣避禍，邏者到門，女眷恐受辱而自盡。）
接前供：大兒、四兒在先出來，原在舒城讀過書。後來我到李朋來家，是四兒先來。後來大兒到來尋董載臣，因董先生死了，也不曾往曹縣去。（按：朱慈炤談此一節行蹤，有簡略之處，當與其長子及李方遠的供詞合看，始能清楚。當時的情況是如此，老大、老四在四十五年七月以前，先自浙江鎮海到安徽舒城訪俞祥麟，原意大概是由老大覓一個館地餬口，順便教十九歲的老四讀書。七月間朱慈炤設法移家長興後，北上山東，先住在他那姓張的學生家，及至老大在舒城所謀不遂，先遣老四到東平川依父，接著他自己也到了。父子三人恃張家為生，他那學生天性甚薄，當然不會有好臉色，不得已改投李方遠。不久，老大又到河南儀封縣訪友人或同窗，捐納中書周伯章，此行的目的，大致也是為了謀生。周家派人到山東曹縣去請他的老師董載臣，董的兒子董琅回信說他父親已經故世，於是老大又回東平。東平到曹州不遠，而必先折往河南再派人到曹縣去請董，其中的曲折，已無法明了。總而言之，身份特殊，便平費多少周折，此正見得常人所享的自由之可貴。）
接前供：去年夏天，大兒曾往宣化府西寧縣李賓陽家去過。到了冬天，又到李朋來家，才留他訓蒙。別的相與的人，還有知道幾分兒底里的，唯李朋來他並不知道底里，連我姓王他也不知道，我在嘉興府稱姓王，他們原先叫我是王老先生。到了山東，只說姓張。（按：「去年」是指康熙四十六年，這年五月，老大自李家動身到京城，至李賓陽家所開的三元當鋪相訪，李賓陽仍在原籍，於是再轉往西寧，與李盤桓了十幾天，再回李家，接替他父親教李方遠幾個小孫子的書。李家既在京師開當鋪，自系富戶，則老大此行，可能亦是有所告貸。）
接前供：那李賓陽、王雲開、周伯章，都是我兒子的相與，我並不認得。（按：老大有好幾個化名，最初叫王益，字孟發。到山東改為張益。老四名為張挺。四十五年大概拿捕的風聲甚緊，董載臣囑老大再改名王正，字子則。周伯章和李賓陽是老大的好朋友。王雲開是商丘縣的。此外還有山東曹縣的石氏兄弟，與老大是同窗。交往比較密切的，不過此數人，都約略知道他姓朱，卻也都不曾說破。）
又問：外邊這些人行不法的事，你有知道的嗎？從實供來！（按：所謂「行不法的事」，自是指奉朱三太子的名義「謀反」。孟心史先生指出：「《東華錄》自康熙十二年始，屢破獲朱三太子干連犯案，多不勝載。」如所引《東華錄》康熙十八年事：「十二月甲戌，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擒獲偽太子朱慈炯，或在軍前正法，或解送京師。上諭：『朕以此事問之在內舊太監，據云：彼時朱慈炯年甚小，必不能逸出，大約是假。朕思歷年已久，至今始出，自然近偽，但事跡未明，不便即在軍前完結，今王不日回京，可將朱慈炯帶來，俟到日請旨定奪。』」又《清宗室王公傳》記岳樂受命平三藩之亂：「十九年三月凱旋，俘明偽太子朱慈炯以來。」下獄後「擬凌遲如律，詔並改為處斬」。由此可知「朱三太子」其名的由來。
（復按：三藩之亂起於康熙十二年撤藩之議，據《清代記事年表》述其過程大要為，「三月，平南王尚可喜請老，許之。請以其子之信嗣封，鎮粵，不許；令其撤藩還駐遼東。秋七月，平西王吳三桂，嗣靖南王耿精忠先後疏請撤藩，許之。」其內幕為：「尚可喜撤藩，三桂、精忠聞之，不自安，疏請撤藩，以探朝旨。廷臣皆主勿徙，惟尚書朱思翰、明珠、莫洛，力請徙藩。上念藩鎮非利，特允之。時三桂冀朝廷慰留，如明沐氏世守雲南故事。及命下，愕然，乃陰勒士馬，禁遏郵傳為反計。」吳三桂的反噬其新主在當年十一月，其子吳應熊在京師策動變亂，有人自稱「朱三太子朱慈炯」，偽署廣德元年，糾集京城內外黨羽放火，在鼓樓西街及燈市口被擒。於此我們可以意會，朱三太子朱慈炯，在康熙十二年以前無所聞，十二年以後，屢有「干連犯案」，無非吳三桂既叛朱明，復又利用明朝太子的尊號，作為保護其個人利益以反清的一項工具。而朱三太子之號一出，各地都發生了影響力量，時已在清朝入關三十年以後，於此益可見當順治初年，如果吳三桂能悔罪補過，奉明裔勤王，則大事猶有可為。然而這樣的想法，對不忠不孝不義的吳三桂來說，期望未免太高了。）
上引的一問，自是全案關鍵所在，所以朱慈炤對此的答供，格外值得重視，他是這樣答覆問官的：
外邊混賬人要行不安分的事，我怎麼敢說不知？也有些知道的。我從沒有非分之想。遇見他們要妄為的人，我惟有躲避了。因勸不住他們，所以躲到山東，苟延歲月而已。若有別的心腸，難道不會走到別處去，反向這離京不遠的地方來教書麼？我不早出首他們，這是我的不是。我今年七十五歲了，別的話記不清，也不敢妄對。
這段供詞，相當坦率，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真話，從吳三桂反清開始，三十餘年中，假奉朱三太子名號的案子極多，因為都是毫無影響的事，所以牽連不到身上，但大嵐山一案，多少不同，朱慈炯雖未同謀，卻不能說一無關係。
據《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記載：正月庚午，浙江巡撫王然奏：大嵐山賊眾，於嵊縣、慈谿、上虞等縣行劫，隨遣官兵往捕，前後斬殺賊人四名，擒獲十五名。
在擒獲的十五名中，即有在杭州貢院提案指認朱慈炤、李方遠而不知誰是朱三太子的張某。由於張某「假他名色，以鼓動人」，且有在朱慈炤的行蹤上較為確切的說明，因而特派欽差穆旦到杭州會審。《東華錄》同年又載：
二月丁酉，奉差審大嵐山賊一案，戶部侍郎穆旦……請訓，上諭穆旦曰：「此賊結隊橫行，已二三年，不比尋常小盜，情罪可惡，爾今速往，會同將軍督撫會審，務須決斷，毋得柔弱。一到即將賊首張念一（按：當是李方遠所稱之『張某』）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作速追拿，並將見獲賊犯，速行審結。若俟罪犯拿獲，則曠日持久。巡撫王然，卸過武官，委罪下屬，身為封疆大臣，地方有盜，謂之不知可乎？況千總被殺，乃曰墜馬身殞。下屬欺蔽不報，上官隱匿不奏，釀成盜賊，大玷官方，爾其傳旨嚴飭。」
於此便有一問題，張某或即張念一，既然不認識朱慈炤，何以知道他父子的行蹤？其中另有道理。
因為李方遠與賊首張念一雖不相識，而且亦未參與在案中，但他與「賊黨葉氏」有淵源。李記末尾曾有補敘：
（李氏）按：先生家在餘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聞發捕捉，遂一家投繯，六命俱盡。葉氏兄弟長曰伯玉，有女名安慶者，佳麗人也，生而穎秀，幼學能文工詩，乃先生之二子婦也，年已二八，尚未于歸。葉氏行刑後，家已解京，例應分旗，而安慶為一義氣滿所得，安慶恐被污辱，是晚書絕命詞於壁，自縊殞命。
這一段按語所記，微有錯誤。第一，李記慈炤的眷屬，人數不符，此當為得之傳聞；家在餘姚亦不大對，朱家眷屬被捕，是在浙江長興。第二，「義氣滿」三字中，滿是滿洲人，「義氣」二字不可解，恐傳錄有誤。
朱慈炤因為與葉氏有此一重關係，所以李方遠感嘆他「未免油污著手而不能無堅白之磷緇」。如無葉氏的關係，不會被大嵐山盜賊所利用，亦不能確切指明其行蹤，則闔家連同未過門的子婦一共十四口，何至於靡有孑遺？一念之誤，後果如此殘酷，可不警惕！
談到此案最後的結局，且先看清聖祖對此的了解。《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記：
是年四月戊午，上諭大學士等：「山東巡撫趙世顯，拿獲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交穆旦處。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歲，伊父子遊行教書，寄食人家，若盡拿容留伊等三人，恐株連太多，可傳諭穆旦知之。」
因為聖祖有這樣開明的態度，所以此案不如後來雍正、乾隆年間的文字獄那樣恐怖。而穆旦的對朱、李優容，亦以有此上諭之故。
聖祖的作此表示，自然是根據趙世顯的奏報，原奏中有朱、李的供詞。朱慈炤行四，為皇子，而說他「朱三者，乃明代之宗室」，是聖祖有意如此措辭，以四為三，就是存心要借朱慈炤來了結喧騰人口的「朱三太子」，而又不能承認其為「太子」，俾作為以後誅死的伏筆。於此都可以看出，朱慈炤只要被捕，不管他是不是曾有「逆跡」，都非死不可，此是「借人頭」，弭亂源，在政治上，迫不得已的措施。
撇開這一層不談，當時疆臣執行命令，有兩點可以特別談一談，第一是搜捕的效率甚佳，案中主要人犯，無一漏網，而株連雖難保其必無，大致不算苛刻。第二，辦案的態度甚佳，如朱慈炤、李方遠均未受刑訊，且頗蒙優待。凡此都可以看出盛世的作為，畢竟不同。
此案牽涉的人犯約兩百人，地域廣及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河北、青海等六省，全案不過半年工夫，即已辦結，康熙四十七年六月間，九卿複議，大多為「凌遲處死」及「立斬」。上諭：「擬正法之人太多，但將首惡正法，其連坐人犯等，從寬改為流徙。至朱三父子不可宥。」及至再議定案，卻未即處決，因為還有一個障眼法要做，即是「肯定」朱慈炤為假冒，如此方可與聖祖所常說的「本朝得天下最正」，清朝入關驅流寇，係為明朝報仇的話相符。
《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載：
十月丁未。先是奉差察審大嵐山賊，吏部侍郎穆旦，押解賊犯朱三即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科道會審。九卿等復奏：「朱三供伊系崇禎第四子。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四年身故。又遵旨傳喚明代年老太監，但不認識。朱三明系假冒，朱三父子應凌遲處死。」得旨：「朱三即王士元，著凌遲處死，伊子……俱著立斬。」
這明明是欲加之罪，且不說崇禎十三四年間，死的是皇五子而非皇四子，且時隔六十五年，即有當時見過皇四子的太監，又何能辨認正確？總之，朱慈炤的下場如此，正如俗語所說的，「情屈命不屈」「不幸生在帝王家」而已。
喜歡讀歷史的人，對於亡國后妃、末路王孫的悲慘故事，知道得很多，但我以為其事之可哀，莫如朱慈炤的生平。他以六十五年的長時間，追求一個微小的願望，做一名默默無聞、平凡無事的老百姓而不可得，世間境遇之厄之窘，寧有逾於此者？他的一生，可以說無時不在屈辱憂慮之中！一個人活在世上，第一個追求的是自由，倘或失去自由，則須有希望，仁人志士，慷慨赴義，或身在縲紲而甘之如飴，就因為存著希望，我死則國生，繼起有人，志願可達。而朱慈炤既無自由，亦無希望，我真不明白，是什麼因素在支持著他的生命？
朱慈炤的不自由，就是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不虞匱乏的自由」，他雖須謀生，卻不能置產，因為他的來歷不明，務須隱秘，隨時要棄家而遁，根本缺乏置產所必需的環境和心理上的安定。而其謀生之道又甚狹，靠人周濟而活，除了挈子就食以外，贍家則常為力所不逮，其中苦況，可以想像得之，所以妻妾女媳，一聞緹騎到門，集體自盡，毫無瞻顧，雖為畏罪，其實亦是生趣索然，活亦無味之故。
說到希望，恢復明室的希望早隨南明三帝的覆滅而覆滅；成家立業，寄望於子孫上進，則既不能做清朝的官，又如何飛黃騰達？室家之樂、朋友之歡，在常人得之不難，而在朱慈炤便成奢願，甚至在李家知道了妻女自盡，子孫被捕，竟不能放聲一慟！做人做到這地步，而還能夠「苟延歲月」，無非惡死之一念而已。「千古艱難唯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這兩句哀趙孟頫的詩，正不妨用來嘆朱慈炤。
孟心史先生的《明烈皇殉國後紀》，第三篇名為「清世宗封延恩侯為明後」，其事尤成諷刺。按：康熙六次南巡，四次祭明孝陵。《東華錄》載康熙三十八年上諭：
諭大學士等：「朕今日往明太祖陵寢致奠，見其圮毀已甚，皆由專司無人。朕意欲訪察明祚後裔，授以職銜，俾其世代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後，周封之於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孫，朕仍沛恩施，依然撫育。明之後世，應酌授一官，俾司陵寢。俟回都日，爾等與九卿會議具奏。」
孟先生認為這不過是一個羅網，等明朝後裔來自投。這年康熙南巡，至闕里謁至聖先師，並特開經筵，又祭明陵，就表面看，雍容恢宏，渾忘種族之念，而究不知內心如何？所以群臣都不敢冒失多事，五個月以後，始以「明亡已久，子孫湮沒無聞」，建議各地官佐貳官一員，「專司祀典，以時致祭」的話復奏。及至抓到朱慈炤，正如所願，可以「酌授一官，俾司陵寢」，豈知三十八年的「溫諭」，隻字不提，可見孟先生的羅網之說，確非厚誣古人。
聖祖駕崩，皇四子胤禎即位，就是年號雍正的世宗，這位皇帝得位不正，但逆取而能順守，處處表現出成父之志的孝子模樣，一查檔案，當初有此一段未了的公案，於是「特申前諭」。據《東華錄》載：
雍正二年二月丙辰，禮部等衙門奏：「聖祖仁皇帝以明太祖宗祀淪絕，訪求支派一人，授之官爵，恪奉蒸嘗。我皇上繼志存恤，特申前諭。臣等謹按：明太祖之子，封藩者十二人，迄今三百餘年，子姓雖繁，無從准證。查得鑲白旗朱文元，系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之後，明崇禎時，簡王后裔代王，為洪承疇監軍於松山。我太宗文皇帝時，代王與伊侄文元，因被俘獲，遂歸我朝，曾蒙聖祖仁皇帝召見，親詢宗系。今原任內閣侍讀學士朱錫海之子朱關保等，俱文元之孫也。文元於順治年間，曾奏明德大同，取其宗族來京，今見任直隸正定府知府朱之璉一支是也。請於此一支內，查取譜牒，吏部揀選引見，擇用一人，隨飭禮部差官同伊祭告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以承祀事，仍令回京居住。嗣後每年春、秋二季，令其呈明前往。」從之。
於是禮部齎旨，喚取正定府知府朱之璉等六人進京，「引見」以後，朱之璉封為一等侯世襲，族內人丁，俱入鑲白旗。到乾隆年間，定名號為「延恩侯」。
朱之璉封侯，實為儻來富貴，此人是否明太祖第十三子，封在山西大同的代王之後，大成疑問。孟心史先生提出「五可疑」：第一，代府子孫命名，行輩二十字為「游仕成聰俊，充庭鼐鼎彝，傳貽連秀郁，炳耀壯洪基」，根本沒有「文」字，且第二字應用五行偏旁，「元」字亦不合。第二，明朝派到各地「監軍」的，多用太監，絕無用藩王的。第三，如果崇禎年間監軍的代王特別英武，不同於其他各藩王的生長富貴、愚蠢紈絝，則《明史·代王傳》，不應不敘。第四，洪承疇在松山兵敗投降，是當時震動朝野的一件大事，如果再有一位藩王被俘，則不但《明史》，即許多私人筆記，亦一定會有記載，何以竟無一字提及？第五，洪承疇救錫州，守松山，為明清間的一大戰役，清軍諸將俘獲明將，多詳敘以紀武功，何以俘虜明朝一位藩王，為何亦不見一字提及？
因為有此五可疑，朱之璉的身份成了謎，可能是代府的遠支宗族，亦可能根本不是。但既稱「鑲白旗」，大概是「包衣」——旗籍的漢人分為兩種：一為「包衣」，一為「烏真超哈」，即漢軍。萬曆年間，滿洲人常破「邊牆」，自河北南下至山東擄掠子女玉帛，被擄漢人淪為奴僕，即名包衣。明清接戰，明軍投清而另行編組者稱為漢軍，就對滿洲人的關係而言，包衣比漢軍更見密切，亦更見信任。朱之璉可能是鑲白旗的包衣，可以相信他雖奉明祀，絕不致成為另一個「朱三太子」，因而被選來作為傀儡。按：鑲白旗的旗主為多鐸，則朱之璉的祖父或曾祖，亦可能曾下江南，立過戰功，果然如此，越發可以信任他必忠於清。
話雖如此，仍舊要護他「回京居住」，而且每年春、秋兩季，祭掃明陵，尚須「呈明前往」，可見猜忌防範的嚴密。
延恩侯朱之璉，連他本人一共傳了十二代，末代延恩侯為朱煜勛，入民國後，猶稱「侯爺」。民國八年有人好奇，特為去訪此「遺少」，所記令人感慨不置。此人名張相文，著有《南園叢稿》，內有「記朱侯」一篇，首先提到光緒三十四年，他游昌平「明十三陵」，有個樵夫跟他說：「是司祭掃者，固有朱侯。侯歲以春秋來，十三陵各以牲牢獻焉。然草草將事，若兒戲然，疑非朱氏血胤也。」張相文當時就想見一見這位「朱侯」，當面考查一下，看他到底是不是明太祖的血胤。
到了民國八年，他有個朋友林傳甲編《京師地誌》，因而得知延恩侯府第在東門內羊管胡同。此君一時有所感觸，寫了一篇文章：「中華共和，固以五族合成者。滿、蒙王公世爵，載之優待條件；新疆各部回族，亦有王公，藏人政教一致，然世有達賴、班禪，亦猶之王公也，而我漢族何獨無之？今宜崇朱侯之階，而崇其禋享，則於體制合矣。」這篇文使張相文記起往事，便約了林傳甲及另外一個朋友訪謁侯門。
侯邸與尋常百姓人家無異，既無門額，規制亦不宏，家人婦女，多旗下裝束。等把名片投了進去，朱侯不即出見，來接待的是他家西席常某。
據那位常先生談朱侯的家世：兩百年來，侯家的人丁不旺，現在的「延恩侯」朱煜勛，只有一叔一弟，弟弟年紀還輕，跟哥哥同住，他們的叔叔則住東門外，靠所謂「馬甲俸」過活，沒有兒子。
朱煜勛仍有「歲俸」，由北洋政府財政部發放，每年約八百元。但其時的官員因為常常欠餉，被稱為「災官」，所以朱家的「歲俸」也常收不足。幸好另外有數十頃祭田，生活不致成問題。
朱煜勛只有一個兒子，就是常先生的學生。至於朱煜勛本人肚子裡有多少墨水，從他書桌上所擺的書，如詳夢的《玉匣記》，以及《七俠五義》之類的小說，可以估量得出來。
談不多久，「侯爺」出見，其人三十多歲，是個粗濁的胖子，一臉的酒肉氣，寒暄過後，客人向他請教，出自明太祖的哪一支系？哪一年受封為侯？傳了多少代？朱煜勛茫然支吾，無以為答。
不談祖先，談他自己的職司，客人們以為他既奉祀明陵，當然到過鳳陽，祭掃過在南京的孝陵，誰知他連鳳陽和孝陵的遠近所在亦不明白。
於是只好請他拿家譜出來看了。不知道他是根本沒有家譜，還是另有別的顧忌，吞吞吐吐地表示改天再說——很可能是沒有家譜。因為封侯的來歷就不明，而看朱煜勛的家教，亦不像是慎終追遠、重視譜系的人家。
談話至此，已無可與語，而來客中那位林傳甲，居然還拿他的文章給朱煜勛看。張相文這樣記述：
林君出示以所具論草，乃瞠目相對久之，已復置之几上，亦不解其何說，而顧咻咻然以租墾陵地相籌質，且申言之曰：「昔歲曾謀之曹總長汝霖，許以抵質外債，擬闢為公園以償之。」林君聞之微笑。余離座大言曰：「十三陵地處荒僻，何以能作公園？公休矣！且無聽賣國之言，以賣而祖陵！」
以布衣而奄有天下的明太祖，其子孫最後的消息是如此，坐食恩俸，蠢如彘豕。而如朱慈炤，少年流離，反倒教養成知書達禮、練達人情，若非身世所限，必是有用之人。帝制的最大罪惡，即在封建，製造了無數廢物。因此，現在如還有恩蔭承襲之制，政府的優待，不宜在教育上有所姑息，否則，真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