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闈搜秘 · 明宮大喋血發秘
《明史·后妃傳》太祖的這一部分，列後一、妃三。馬皇后崩於洪武十五年，其時太祖已五十五歲，自無冊立繼後之理，因於馬皇后除服後，以李淑妃攝六宮事；李淑妃薨，以郭寧妃攝六宮事。郭寧妃兩兄，一名郭子興，封鞏昌侯；一名郭英，封武定侯。武定侯郭，是明朝外戚第一家。
當馬皇后在日，妃嬪中地位最高的是孫貴妃，薨於洪武七年。《后妃傳》中，太祖部分的後一、妃三，即此而已。但由《諸王傳》中可知太祖的妃嬪，至少還有胡充妃、達定妃、郭惠妃、胡順妃、韓妃、余妃、楊妃、周妃、趙貴妃、李賢妃、劉惠妃、葛麗妃、郜氏等，獨無碽妃之名。其實，照母以子貴為例，碽妃應被追尊為皇后，只以成祖貪位，竟至滅母。此亦明朝一大疑案，至清初修明史時，猶未有定論，直到清末由於一部禁書的刊行，方能祛五百年之惑。
明成祖《永樂實錄》記：「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太子標、次秦愍王樉、次晉恭王棡、次上（按：指成祖，初封燕王）、次周定王橚。」藏於內府，敘天潢貴胄的「玉牒」，亦是如此記載，所以《明史稿例議》否定了潘檉章的《國史考異》之說。
潘檉章，吳江人，生於明思宗崇禎元年，歿於康熙二年，得年三十六歲。明亡時他只有十七歲，而以遺民自居，所以稱明朝的史實為「國史」。其中有一條說：「南京太常寺所載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但潘檉章未親見神主，同時實錄、玉牒及其他官書，均記成祖為馬皇后所出，因而《明史稿例議》中，力辟潘檉章之說為妄，而其實不妄。
孟森先生《明史講義》：
明初名教，嫡長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長子得立，既死則應立嫡孫，故建文之嗣，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無以表示應得國之道，乃自稱己為馬皇后所生，與太子及秦、晉二王為同母。時太子及秦、晉皆已故，則己為嫡長，倫序無以易之矣。
這段話對成祖所以冒稱嫡出的理由，已說得很明白。因此，永樂中將建文朝所修的《太祖實錄》改修了兩次，就是為了要刪除成祖庶出的一切有關文字。而有趣的是，清初根據前朝公私記載修明史，經過爬剔整理，找到兩個漏洞，敘入列傳之中，殊足耐人尋味。一個漏洞在《成穆孫貴妃傳》中，一個漏洞在《黃子澄傳》中，都是由周王庶出，間接證明成祖庶出。
先引《明史·黃子澄傳》：
（建文帝）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國政，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退而與泰（按：兵部尚書齊泰）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
照三段論法，此第一段證明燕王與周王同母。第二段見於《成穆孫貴妃傳》：
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無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期（按：期服一年），敕儒臣作《孝慈錄》。庶子為生母服三年，眾子為庶母期，自妃始。
於此可知周王為庶子。那就很明白了，燕王與周王同母，周王庶出，所以燕王亦是庶出。
不但燕王為庶出，明太祖似乎根本無嫡出之子，這一點，歷來史家似均不曾談過，我亦不敢輕率考定，只能請讀者注意潘檉章的《國史考異》，即前引一條：「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已說得很清楚。按：「孝陵神位」，設於建文朝，如照太祖生前后妃的位分，則「左一位」應該是成穆孫貴妃，而竟為李淑妃，此自是建文帝追尊祖母的孝心，既按此原則，則右一位便不能不尊碽妃。
於此可以作一大膽的假設，馬皇后終身無出，懿文太子、秦王、晉王號為嫡出者，不過馬後撫以為子而已。當太祖起兵時，將士眷屬皆為集體生活，由馬後主持。而李淑妃當是卒伍之女，年輕生子，不善撫育，以馬後之賢，一定會毅然代盡母職，而李淑妃常侍前方帳中，攜子而往，亦非所宜，所以所生之子，一直在馬後膝下。及至太祖得天下，一方面為將來著想，有嫡出之子嗣承大統，在名義上比較堂皇；一方面為眼前著想，不忍道破真相，顯示馬後無子。
太祖在稱王以前，生子女甚多，男子之母，尚可稽考；女兒之母，則竟不知所詳。試以《公主傳》參證，太祖十六女，序次為：
臨安公主，不載母名。
寧國公主，記為「孝慈皇后生」。
崇寧公主，不載母名。
安慶公主，記為「寧國主母妹」。如是，則安慶公主亦為馬皇后所出，何不直書孝慈皇后生？
疑問不僅於此，就寧國公主而論，至少還有這些含糊不清或不太可能的疑義：
一，《明史·公主傳》說寧國公主薨於宣德九年，得年七十一歲，依此推算，則應生於洪武七年。
二，馬皇后崩於洪武十一年，享年五十一歲。如寧國公主果為馬皇后所出，則應在四十七歲分娩。更年期的皇后生子，在歷史上未之前聞。而在寧國公主之後，復生安慶公主，就更不可能了。
三，《公主傳》說寧國公主於洪武十一年下嫁駙馬梅殷。其時公主僅五歲，如何嫁法？若非訂婚的記載之誤，則公主的生年必有誤。
我引錄上文，並略作推論，是要說明一點：當明太祖未得天下以前，子女的出生年月以及名分，固看得甚輕。但既得天下，又未可隨意更正，將錯就錯，無人敢於深問。所以成祖自以為嫡出，可以騙得天下人，因為本來就是一本糊塗賬。
孟森先生《明代史》：
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筆記》刊版，蓋以前謂為禁書，只有李氏子孫所藏鈔本；後禁網漸松，然仍刪節印行，至近年則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筆記》中言北都破後，弘光復都南京，乃發舊太廟，碽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
按：「《南太常志》所云」，即前引潘檉章的《國史考異》所敘。《明代史》又云：
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廟，一帝止有一後，繼後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遷都定此制，以便抹殺生母，不留痕跡。夫因欲冒應嗣之名，而至沒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貪位而忍心害理者。
《三垣筆記》自為有力的證據，其實不待清末的足本出，已有強有力的證據在。明末張岱的《陶庵夢憶》，有「鐘山」一則，記其瞻仰明太祖孝陵的饗堂的經過，記配享妃嬪共四十六位，右一位即是碽妃，此為張岱親見，絕不致誤，可惜孟先生未能注意及此。
碽妃死於何時已不可考，所堪論定者，當成祖在藩時，碽妃已死，並且早已下葬。《鴻猷錄》卷七，記「顛士」其人：
嘗啟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士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顛士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也。
碽妃死於哪一年，已不可考。當成祖即位後，不聞有尊禮先朝妃嬪之說，但明太祖陵寢享堂，顯然在永樂年間做過一番安排，重定位分。《陶庵夢憶》所記，很值得參考：
壬午（按崇禎十五年）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舄輕趾，稍咳，內侍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為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為己子，事甚秘。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
於此可知，太祖妃嬪共四十七人，而碽妃近閣獨設一座，此為成祖追尊所生的唯一表示。
碽是姓，此字《辭海》不收，《大漢和辭典》有此字，姑紅切，則仍音如貢，注釋有二。《集韻》：「碽，擊石聲。」又《字彙補》：「碽，姓也。」但除卻碽妃，別無姓碽的人可考。碽妃的一切，後世幾無所悉，只知道她是朝鮮人。元朝的達官，多用朝鮮女侍，以意測度，當是太祖部將奪自元朝大官而進獻的。按：成祖生於元帝至正二十年，則合理的猜測，碽妃當是至正十九年歸於太祖帳下。
這年在太祖創業的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一年，方國珍投降就在這一年。因方之投降，太祖乃遣千戶王時往方國珍處，附海舟至元都，偵察元朝的政情，以及察罕帖木兒所部軍馬的情形，為準備北伐中原的先聲。
陳友諒稱「漢王」亦在這一年，因其勢力強，而且地盤在湖廣江西一帶，太祖亦無暇計及。此時明朝的開國名將胡大海、常遇春、李文忠等人，都集中在江、浙一帶，主要的敵人是張士誠。
張士誠是江蘇泰州人，鹽場的經紀人出身，至正十三年五月，以十八人起兵，五六年之間，北有淮海，南據浙西，由盛而衰，即在這一年。《明史紀事本末》「太祖平吳」篇：
（至正）十九年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偽將蘇日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有頃，敵陣於江壖，命弟楨，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賊黨莫敢前。賊分兵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眾，賊大敗。
江陰為江防要塞，張士誠的水師從此受到限制，為平吳的一個關鍵。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記疑》一文中說：
太祖席郭氏之業，轉戰江淮，所夷剪元代之官吏必多，則虜其妻女以為姬妾，本起兵草澤者，必有之事。
我認為這說法雖近乎「想當然耳」，而實與事實相近。
韓國在當時自稱「朝鮮」，中國則稱之為「高麗」，有部記元朝末年風尚的書，名為《庚申外史》。記高麗女子謂：
祁宮（庚申帝次後祁氏，高麗人），亦多蓄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高麗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哉！
碽妃是高麗人，確鑿無疑，亦有說她是色目人或蒙古人的，皆非事實。而說她是蒙古人，且為元順帝之妃，尤為荒誕不經，但此說在燕京自明初流傳到清初，與建文出亡的傳說相始終，可知此說在貶斥成祖，其來有自。
清初有部很有名的筆記，叫作《廣陽雜記》，作者劉獻廷，入清朝國史的《文苑傳》，所記明末清初的史實，翔實生動。清修明史，多采其說，但記成祖的生母，可信的成分不多，引錄如下：
明成祖非馬後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在蒙古，亦有同樣的傳說，說元順帝的「第三福晉」，懷孕七月，為「洪武汗」所納，越三歲生一子，是歲戊申（按：洪武元年戊申）。「朱洪武降旨曰：『從前我汗曾有大恩於我，此乃伊子也！其恩應報，可為我子，爾等勿以為非。』遂養為己子，與洪福晉所生之子朱代，共二子。」又說，朱洪武在位三十年，崩後由朱代嗣位，在位四個月十八天即崩，無子，「其蒙古福晉所生子，於己卯年（按：惠帝建文元年己卯）三十二歲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卒，年五十歲。
這段出於《蒙古源流》的記載，前言不符後語，如說「蒙古福晉所生子」三十二歲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則享年應為五十四，何以說是五十？即此一端，可知不值一駁。所當研究的，倒是這個荒唐傳說的起因。
成祖為庚申帝——元順帝親子的傳說，是庚申帝為宋德祐帝親子這個傳說的翻版。但兩個傳說的真假大不相同，後者可信的程度，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前者則是可笑的。
宋恭帝名趙 ，度宗之子，在位一年，年號德祐，降元後封瀛國公，他是庚申帝真父的傳說，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庚申外史》：
國初，宋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王採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為子，並其母載以歸。
又一說見談遷《國榷》：
宋帝 降元，封瀛國公，俾尚公主。後因侍宴有奇怪之徵，忌之，遣學佛法於帝師，遂居漠北。其後明宗逃居沙漠行帳，適與瀛國公相近，締好甚密。一夕，明宗方寢，聞瀛國公帳中有笙鏞聲，問其故，乃嬰兒始生而啼也。知其非常人，遂乞歸，養為子，妥懽帖睦爾是也。閩人余應有詩紀之，見何喬新、鄭曉所載。又瀛國公薙髮號「合尊大師」。終嫌死。
按：元朝的世系，明宗在位一年，弟文宗得位，在位五年，無子；傳明宗次子，是為寧宗，在位一年，七歲崩；兄終弟及，即為順帝。是則明宗求瀛國公子為子時，原已有子。
又《庚申外史》記：
尚書高保歌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於太廟，並問當時草詔者為何人？
是則，元朝宮廷，固有此說，非民間好事的讕言可比。因此元順帝為宋德裕帝親子的傳說，在元末明初，流傳甚盛。宮闈事秘，莫可詳證，但事在有無之間，傳說不能成立，亦不能推翻。
至於成祖為元朝後裔一說，只要舉幾個旁證，就可攻破。傅斯年先生有一段分析，極為精闢。
傅斯年提出這樣四點理由，決其為「無稽之談無疑」：
以明太祖之雄才陰狠，如燕王所出來歷不明，獨肯封於最大之藩、最重之都，勝國之舊京，假以重兵乎？一也。
成祖妻，中山女也（按：徐達封中山王）。中山為明太祖第一功臣，其女所配，宜不及乎螟蛉賤種，二也。
終洪武之世，北邊未靖，故北邊諸藩，皆節制軍權。洪武末年，燕王所膺尤重，及帝不豫時，猶以燕、谷、遼、寧諸護衛歸燕王節制，三也。
且明人傳說：高皇帝嘗以燕王善戰似己，欲廢皇太孫而立之，率以人心歸附太孫而罷。此言縱不實，然終洪武之世，不聞太祖與燕王間有破綻，且屢命之出塞討虜，繼徐達以鎮北平，宿將如傅友德等，皆歸其節制，四也。
至此，我們必須研究兩個傳說所產生的心理背景。蒙古入主中原，色目番僧，任意荼毒，人心思漢，因此說元順帝為宋帝之後，正表示百姓不忍宋祚之終。至於說成祖為元帝之後，則為醜化成祖，傅斯年對此所做的解釋，極為合理。
明太祖自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一案以後，嚴刑峻法，殺戮甚多。世人唯有寄望於皇太孫，即以後的建文帝，他浸淫儒術，天下歸心。雖誤於齊泰、黃子澄而失位，而民間追思不忘，更以同情弱者的心理，自然而然不滿於成祖。
如果能夠採取寬大的手段，自然可以修正百姓對他的印象，誰知成祖善戰似父，好殺亦似父，靖難之變，至滅方孝孺的十族，草菅人命到如此，幾無人性。因此，終明之世，在士大夫心目中，皆以建文為正，成祖為篡，「則士人憑感情之驅率，畫依樣之葫蘆」，不足為奇。
當然，傳說之產生，以及傳說雖無稽而偏為人所相信，主要的原因，亦在成祖之母，本非漢姓。官史忽略成祖的生母，是諱；野史說他為元孽，則是誣。史學家有這樣一個定論：「官史失之諱，野史失之誣。」關於成祖生母的傳說，正好為這個定論作了鐵板註腳。
由於成祖有一半高麗血統，所以他對高麗及高麗女子的感情特殊，不足為奇。高麗亦或許因為有外甥當大明天子之故，所以終明之世，忠順不二。
成祖喜愛高麗女子，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原因。成祖從小隨母而居，習於高麗的生活方式，特別是飲食方面。譬如泡菜，是每餐必不可少之物，而他人仿製，總不如高麗人自製來得道地。此後權妃的得寵，以及巡幸必從，主要就因為唯有她照料成祖的飲食起居，能「惟意所適」之故。
明成祖朝鮮選妃，第一次是在永樂六年四月，特派太監黃儼等到漢城，宣諭聖旨：「恁去朝鮮國和國王說：有生得好的女子，選揀幾名將來。」其時李朝的皇帝名叫李芳遠，磕頭答覆：「敢不盡心承命。」於是在漢城及各道府州郡縣，選揀文武並軍民家女子，一共選中了五名，年齡最大的十八歲，最小的十四歲，與以後宮廷大喋血有關的是這兩個人：
權氏：嘉善大夫工曹典書權執中女，十八歲。
呂氏：宣略將軍忠佐侍衛司中領護軍呂貴真女，十六歲。
選美之事，到十一月完成。當時的安排是，各女的父或兄，隨同到中國，另帶從者女使十六人，火者十二人。所謂「火者」，就是廚子。為了遮人耳目，李芳遠是以進紙為名，高麗箋是有名的，這一次進了「純白厚紙六千張」，以「藝文館大提學」李文和為「進獻使」，文和的侄女兒，就是所進五美之一。
名為「美人」，其實不美的居多，因為萬里迢迢，遠適異邦，而此去與家人親友，可說永無相見之日，所以真正德容並茂的大家閨秀，多設法規避，只好降格以求。《朝鮮太宗李芳遠實錄》有記：
是行也，其父母親戚哭聲載路，吉昌君權近為賦詩云：「九重思窈窕，萬里選娉婷，翟茀行迢處，鯤岑漸杳冥；辭親語難決，忍淚拭還零，惆悵相離處，群山入夢青。」
這「五美」，後來據成祖自己說：「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都不甚好，只是看在你國王敬重的上頭，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按：《明成祖實錄》永樂七年二月己卯記：
冊立張氏為貴妃，權氏為賢妃，任氏為順妃；命王氏為昭容，李氏為昭儀，呂氏為婕妤，崔氏為美人。
其中除張、王以外，其餘五人，正是上年選自高麗的女子。同時伴同到京的五美的父兄，亦各授官職，官位最高的是權妃的哥哥權永均（《明史》作權妃之父，誤），當了光祿寺正卿，因為權妃是「胖、麻、矮」中的雞群之鶴。
關於權妃的資料，並不算少，但各家所記，或有參差，茲排比疏注如下：
（永樂七年）四月甲申，謝恩使李良佑、副使閔汝翼回自京師，良佑等言：「二月初九日，帝幸北京，本國所進處女權氏，被召先入，封顯仁妃。其兄永均除光祿寺卿，秩三品，賜彩緞六十四、彩絹三百匹、錦十匹、黃金二錠、白銀十錠、馬五匹、鞍二面、衣二襲、鈔三千張。」（《李芳遠實錄》）
按：永樂即位，詔改北平為北京。國都仍在南京，稱為京師，但其時成祖已決定遷都。第一步移各省富民實北京，發流罪以下囚墾北京田；第二步自永樂四年開始營建北京宮殿及城垣。當高麗女子到北京時，成祖仍在南京，第二年二月壬午發京師北巡，三月壬戌至北京，是年四月朔為癸丑，以次上推，則二月壬午，恰為初九，三月壬戌約為三月十九，故知前記「二月初九帝幸北京」，系指啟駕日期而言。
權妃的封號為賢妃，冊封日期在二月初六，當成祖在南京啟駕以前。所以，在北京的朝鮮使臣，因為消息阻隔，不知其正式封號，此雲封「顯仁妃」。顯仁當系原燕王府中一處宮殿的名稱，移賢妃住此，因誤會為封作「顯仁妃」。
除權永均外，任、李、呂、崔四女的父兄，均授為四品官，賞賜亦相同。推測當時的情況是，高麗五女到北京，立即奏報在南京的成祖，只說權氏如何出色，其餘四人的容貌，不過品評次第，比較而言。所以成祖特封權氏為賢妃，其餘雖封等有差，而推恩親族及賞賜則相同，不過一律以庸脂俗粉視之。倘或早就發現「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便可能不會有這樣的恩賞。
《明史·權妃傳》：
恭獻賢妃權氏，朝鮮人，永樂時期朝鮮貢女充掖庭，妃與焉。資質穠粹，善吹玉簫，帝愛憐之。
此記信而有徵，寧獻王朱權的《宮詞》中有兩首，即記其事：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
魫魚窗冷夜迢迢，海嶠雲飛月色遙，宮漏已沉參倒影，美人猶自學吹簫。
按：寧王此時早已自大寧徙封南昌，因為有人告他「巫蠱誹謗」，事雖無驗，頗自韜晦。「構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前引《宮詞》，當系根據聽聞而作，他本人並未到過北京。「花下聽來獨自行」不是指他自己，否則，即憑這二首詩，便可興起大獄。
宣德年間有個女官王司彩，她所寫的《宮詞》中，有一首亦記此事：
瓊花移入大明宮，旎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亮月明中。
以這首詞參證寧王的《宮詞》，則知「花下聽來獨自行」，正指成祖。「三十六宮秋一色」，何以權妃獨承恩寵，正緣玉簫指引；在權妃或者對月思鄉，寄情簫管，不承望發生了「羊車」的作用。當然，被寵亦自有故。成祖在臨死那年，猶不忘權妃，曾對朝鮮使臣說：
老王（按：指李芳遠）以至誠事我，至於乾魚，無不進獻；今小王（按：指李祹）不以至誠事我，前日，求老王所使火者，乃別求他宦以送。朕老矣！食飲無味，若蘇魚、紫蟹、醢文魚須將來進。權妃生時，凡進膳之物，惟意所適；死後，凡進膳、造酒，若浣衣等事，皆不適意。
由這一段記載，可知成祖的私生活是徹底高麗化了的：
第一，要求「老王」的御廚（火者）替他掌膳。
第二，非韓國的土產，食不甘味。
第三，「若浣衣等事」亦非如權妃者不能適意。
成祖待權妃的家屬甚厚，而且愛屋及烏，對其餘的「陪臣」亦有優渥的待遇，照當時的情意稠疊來看，誰也想不到會有以後暴虐的大殘殺。據《李芳遠實錄》：
（永樂七年）閏四月乙丑，進獻使者李文和及權永均等回自京師。帝待永均特厚，引入內殿，謂曰：「除汝崇班，欲令近侍，然爾妹在此，爾亦不還，老母當有不豫事情矣。命爾還國，往謹乃心，恭事國王。爾不聞古事歟？毋以怠荒，累及朕躬。」及永均朝辭，帝謂之曰：「你再來時，休從海上過，你那裡來的使臣，教他旱路上來。」
一則慮及權家老母，倚閭之望；再則又慮及海上風濤之險，成祖在這些小地方用心，足以看出對權妃的深情。
就在這年五月，成祖仍派太監黃儼到高麗再次選妃，除豐厚的賞賜以外，口敕是上年選的女子「都不甚好」，「王如今有尋下的女子，多便兩個，少只一個，更將來！」結果李芳遠進了兩名女子，一個姓鄭，十八歲；一個姓宋，十三歲。由於黃儼又傳成祖的意思：「若得絕色，即必托他事以奏。」所以這一次李芳遠的託詞是，已退位的親兄，「舊患風病，日益加重」，遣使「赴京」購藥。於八月間啟程，由於走旱路的緣故，歷時甚久。
當時成祖正親征漠北。按：元順帝於洪武三年死於應昌，即今察哈爾多倫縣東地方，諡為惠宗。太子即位，改元宣光，史家稱此一時期為北元。終洪武之世，對北元征撫兼施，不能徹底解決。洪武十二年宣光帝死，諡為昭宗，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以後的情況就亂了，「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此為蒙古的舊稱，而元朝入主中華後所濡染的中土文明，亦逐漸剝除，復返遊牧民族的本色，至此，元朝才算全亡，而明朝也等於出現了新的外患。
永樂四年，鬼力赤為其臣阿魯台所殺，迎立元裔本雅失里。七年夏四月，成祖北巡至北京後，遣使以彩幣齎書安撫本雅失里及阿魯台等，結果竟至使臣被殺。於是，成祖一面封為鬼力赤、阿魯台所敗的瓦剌部（今天山北路、寧夏、青海及外蒙科多一帶）馬哈木為順寧王，作為「統戰」的手法；一面以淇國公丘福為大將軍，率師北征，八月出塞，然丘福不聽成祖持重的告誡，貪功輕進，遇伏大敗，全軍皆沒。
成祖得報震怒，是年十月議北征，戶部尚書夏原吉主軍糧調發，以「武剛車」三萬輛，運糧二十萬石，沿途築土城貯糧，以供軍用。
八年春正月，以皇長孫（即以後的宣宗）留守北京，以夏原吉輔助，然後車駕發北京親征，權妃在後帳隨侍。
這是成祖五次北征的第一次，在鄂倫河畔，擊敗韃靼，本雅失里西走依瓦剌，阿魯台北走，為馬哈木擊破，勢竭降明，成祖於七月班師回京。
論功行賞已畢，成祖在九月間臨幸昌平州天壽山，巡視所營山陵，十月間啟駕回南京。
此時的權妃，奉旨統攝六宮，地位等於皇后（按：成祖後崩於永樂五年七月），到了十月二十四，得病而死。《李芳遠實錄》記：
（永樂九年）三月己丑：光祿寺卿權永均回自京師，啟曰：「去庚寅年十月二十四日，顯仁妃權氏以病卒於濟南路，仍殯於其地，令濟南民蠲役守護，將欲遷之合葬於老皇后也。永均曾拜光祿職，未受誥命，至是錫之，其待遇之厚倍於前日。帝賜言之時，含淚傷嘆，至不能言。」
此一死也，實為成祖精神上最慘重的打擊，因為自此飲食起居，皆不適意，貴為天子，竟至不能享受正常的生活，內心的抑鬱，可想而知。於是到了三年以後，爆發了宮廷大慘案。
事情的起因，只能從成祖向李朝的通事元閔生所說的話中略知梗概。據說在永樂十三年，原屬權妃的奴婢與呂美人的奴婢吵架，前者罵後者「你家主子使毒藥殺我的主子」。語為成祖所聞，下令究治，據供內幕是如此：
呂美人和權氏對面說道：「有子孫的皇后也死了，你管得幾個月？這般無禮！我這裡內官二個，和你高麗內官金得、金良，他這四個做實弟兄。」一個銀匠家裡借砒霜與這呂家，永樂八年間回南京去時，到良鄉，把那砒霜，研造末子，胡桃茶裡頭下了，與權氏吃殺了。
以上所引是成祖向元閔生所說的話。內官、銀匠自然被誅，呂美人是用「烙鐵烙一個月殺了」。成祖並告知元閔生，轉啟其國王，呂美人家屬，以後不必再來。李芳遠因而下令，拘捕呂美人的母親及家屬。
其後成祖又親口告訴權永均：「呂氏不義，與內史金得謀，買砒霜和藥飲之，再下麵茶致死了，朕盡殺呂氏宮中之人。」但細釋前經過，實多可疑，權妃如何對呂美人「無禮」？何至於致以死命？如謂奪寵，則呂美人本來無寵，話中牽涉早已崩逝的皇后，更為支離。果然以後才知道是一大冤獄，「誅呂氏及宮人宦官數百餘人」之多。
這個秘密的泄露，在仁宗登極以後。由此秘密的泄露，證明當時成祖對元閔生所說的亦不儘是實話。茲轉引王崇武《明成祖朝鮮選妃考》一文所引，《李祹實錄》七年十月記載，分段注釋如下：
（一）使臣言：前後選韓氏等女皆殉大行皇帝。
按：使臣為明朝禮部郎中李琦等，出使目的在頒仁宗登極詔。朝鮮老王李芳遠崩於永樂十六年，十七年為今王李祹元年，李祹七年則為仁宗洪熙元年。
韓氏為權妃以後最得成祖寵愛的高麗女子，永樂十五年，為高麗選進。同時被選者，還有黃氏，容貌猶在韓氏之上，但黃氏非處女，且上道時，已有身孕。此尷尬情事，《李祹實錄》有頗為生動的記載：
初黃氏之未赴京也，姐夫金德章坐於所在房窗外，黃儼（明朝遣來迎接兩女的太監）見之大怒，責之。及其入朝，在道得腹痛之疾，醫用諸藥皆無效，思食汁 。儼問元閔生曰：「此何物耶？」閔生備言沉造之方。儼變色曰：「欲食人肉，吾可割股而進，如此草地，何得此物？」（按：汁 不知何物。以意度之，當是高麗的一種特殊羹湯，須由很特別的材料，旅途無可得，所以黃儼有那些「氣話」。）
結果發現黃氏的腹痛，是由於懷孕之故，在旅途中，每夜由侍婢用按摩的手法，達到了強迫流產的目的，而陰私亦因此外泄。成祖得報，詰責黃氏。她承認曾與她姐夫金德章的鄰人，一名皂隸私通，而實為姐夫與小姨偷情，因為金德章曾贈一木梳為表記，是為徵驗。成祖大怒，預備責備李芳遠，敕書都已製成，後為韓氏諫阻，始寢其議，而黃氏雖貌艷於韓，卻自此無寵。至於韓氏殉葬，留待以後詳談。
（二）先是，賈人子呂氏入皇帝宮中，與本國呂氏以同姓欲結好，呂氏不從，賈呂蓄憾，及權妃卒，誣告呂氏點毒藥於茶進之。帝怒，誅呂氏及宮人宦官數百餘人。
按：成祖選妃，第一次為權妃等五人，第二次為韓氏等二人，歷歷可考。此賈呂未與其選，而蓄憾在權妃未死之前，可知其人即第一次隨權妃等人入京的「女使一十六名」之一，偶承恩眷，「入皇帝宮中」。是枕上進讒，還是如成祖所說「兩家奴婢肆罵」，賈呂即為責呂氏「殺我的主子」的人，已不可考。
（三）後賈呂與宮人魚氏私宦者，帝頗覺，然寵二人不發，二人自懼縊死。帝怒事起賈呂，鞫賈呂侍婢，皆誣服，雲欲行弒逆，連坐者二千八百人，皆親臨剮之。或有面詬帝曰：「自家陽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
按：此段記載中，包括三個問題：第一，事在何時？第二，賈呂與魚氏私宦者的「私」字作何解釋？第三，成祖的窮詰，出於怎樣一種心理？
要解答這些問題，首先要考查成祖晚年的一場災難，這場災難影響了成祖的性情，論定成祖的一生，是必須注意的一個關鍵。
這場災難是，成祖在永樂十五年初已經中風。《三朝聖論錄》記：
宣德三年十月，劉觀有罪下獄。先是六月間，一日早朝罷，召楊榮及臣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祿賜食既，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皇帝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無忌。」
這段記載，對於成祖因疾不能視朝而產生的惡劣影響，已很扼要地敘明。所謂有疾，據《李祹實錄》記其通事林密所言，實為「風痹」，痹者麻痹，由腦溢血而引起的局部生理障礙，宮婢面詬「自家陽衰」，其直接誘因，自是中風之故。
成祖中風的時間，當在十五年春，或者即由南京北巡，於途次得疾，亦未可知。因為其時方建靈濟宮於北京，禱祠服藥，頗有效驗。是年御製靈濟宮碑謂：
乃者，朕躬弗豫，用藥百計，罔底於效，神默運精靈，翊衛朕躬，頃刻弗違，隨叩隨應，屢顯明徵，施以靈符，天醫妙藥，使殆而復安、仆而復起，有回生之功，恩惠博矣盛矣。
又御製《二真成仙傳》（按：指福建所信奉的南唐徐知證、徐知諤）：
比者，朕躬遘疾，默運化機，大闡靈貺，翊衛左右，頃刻不離，施以靈符，濟以天醫妙藥，隨言隨效，感應如響，使困敝之體既危而即安，沉痼之疾盡脫而復舊。斡旋之力，同於更生，感神之惠，銘刻不忘。
「殆而復安、仆而復起，有回生之功」「斡旋之力，同於更生」，凡此措辭，都見得成祖得疾不輕，於中風之說相合。
成祖生於元至正二十年庚子，至是已五十八歲，老年人高血壓，固為通病，而發作為中風，則往往由於暴怒狂喜，情緒受重大刺激所致。於此有一事可以參考，此即成祖次子高煦的謀為不法。《明史紀事本末》：
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安樂州。高煦所為不法，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縶之西華門內，皇太子力為營救乃免。上厲聲曰：「吾為爾計大事，不得不割，汝欲養虎自貽患耶？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即聞變，朝發，夕就擒矣！」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熾。太子數以書戒之，竟不悛。
這段記載中，可注意的是高煦至樂安，「怨望異謀愈熾」，而成祖竟無處置。以意度之，此時成祖已經中風，太子純孝，不忍以其事上聞，致病中憂憤。同時我還懷疑，成祖中風，即為高煦有異謀，情緒受了重大刺激所致。
經此一病，成祖的性情，變得相當暴戾，喜怒無常，而性機能的喪失，當亦在此時。由性機能的喪失，更導致了虐待狂的性變態心理，命「畫工圖賈呂與小宦相抱之狀」以及後來的興起大獄，「親臨剮之」，都是由於這種虐待狂的變態心理使然。
（四）亂之初起，本國任氏鄭氏自經而死，黃氏李氏被鞫處斬，黃氏援引他人甚多，李氏曰：「等死耳，何引他人為？我當獨死。」終不誣一人而死。於是本國諸女皆被誅，獨崔氏曾在南京，帝召宮女之在南京者，崔氏以病未至。及亂作，殺宮人殆盡，以後至獲免。韓氏當亂，幽閉空室，不給飲食者累日，守門宦者哀之，或時置食於門內，故得不死，然其從婢皆逮死。乳媼金黑亦系獄，事定，乃特赦之。
按：「亂之初起」不知在何時，推測當在永樂十八年，因為以後所記，有「魚呂之亂方殷，雷震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俱燼」的話，此三大殿的被災，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其前又有自南京召宮女至北京對質者，遷延時日，總當在一年左右，所以定亂起為永樂十八年。
韓氏、崔氏之後終不免一死，為成祖殉葬。明初宮眷殉葬，及廷杖朝官，為秦始皇以來最大的人性反動。明太祖行事學漢高祖，而缺乏漢高祖的恢宏大度，有些只講形式不問底蘊的史學家動輒喜稱朱元璋為「平民革命」。出身平民不錯，掌了政權，何嘗想著平民？明太祖的封建思想，與秦始皇並沒有什麼兩樣。洪秀全亦是如此，說什麼「鐵桶江山自有人扶」，當其在「天京」夢囈之時，何嘗想到後世有些史學家，會找出許多民族大義的理由，來強調他是革命先進？
以上是閒話，說過就算。再扯回成祖崩逝以後，宮眷的情形，當時殉葬者共三十餘人，包括來自高麗的韓氏和崔氏：
（五）及帝之崩，宮人殉葬者三十餘人，當死之日，皆餉之於廷，餉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掛繩於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經而死。
這一段記載，慘無人道的情景，已如目見，真是謀殺而已！
先朝妃嬪殉葬，嗣後應加禮遇，故以下有記：
（六）韓氏臨死，顧謂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語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與崔氏俱死。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親入辭訣，韓氏泣謂仁宗曰：「吾母金黑年老，願歸本國。」仁宗許之丁寧。及韓氏既死，仁宗欲送還金黑，宮中諸女秀才曰：「近日魚呂之亂，曠古所無，朝鮮國大君賢，中國亞匹也。且古書有之，初佛之排布諸國也，朝鮮幾為中華，以一小，故不得為中華，又遼東以東，前世屬朝鮮，今若得之，中國不得抗衡必矣。如此之亂，不可使知之。」仁宗召尹鳳問曰：「欲還金黑，恐泄迎日事也，如何？」鳳曰：「人各有心，奴何敢知之。」遂不送金黑，特封為恭人。
按：尹鳳為高麗籍的太監。此一明宮血案，先由尹鳳泄露於李朝。至金黑回國，乃有更進一步的詳情透露。
金黑回國，時在李祹十七年四月，亦即宣德十年四月。宣宗崩於是年正月，所以金黑之歸，是在英宗即位以後。《李祹實錄》十七年四月：
使臣李忠金角金福等奉敕率處女從婢九名，唱歌婢七名，執饌婢三十七名來，上迎至景福宮，受敕如儀，敕曰：婦女金黑等五十三名，久留京師，朕憫其有鄉土之思，亦有父母兄弟之望，今遣內官李忠內定金角金福送回，王可悉訪其家歸之，勿令失所。李忠等就令展省畢即回京，故敕。李忠永樂六年隨權氏入朝，金角玉果人，金福平壤人，並永樂元年入朝。
以下記金黑自道得以回國的經過：
金黑言：韓氏卒後，日侍太皇太后，待遇甚厚，賜與無數。一日，白太皇太后曰：「年老蒙恩甚厚，但欲還鄉。」太后許諾，命還。仍請並還執饌唱歌婢，後曰：初不知來在也，仍命並還。拜辭日，後執金黑手泣別。金黑所受誥命之辭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帝王致孝於親者，必受恩於其所愛，若於所愛嘗有保育之勤者，亦推恩及之，仁之至，義之隆也。咨爾金氏，故康惠莊淑麗妃（韓氏封諡）之乳母也，麗妃恭事先帝，允稱賢淑，及六御升遐，隕員以從，既加封諡，以旌賢行，念爾昔有保育之勤，今特封為恭人，服此光榮，欽哉無歝。」洪熙皇帝之命也。
送還的五十三人中，除了高麗妃嬪的「從婢」以外，另有歌婢七名，執饌婢三十七名，而張太皇太后即仁宗張皇后竟「初不知來在也」，可知純為成祖個人所服役，此更為成祖的生活趣味傾向於高麗化的明證。
又李祹六年即永樂二十二年，高麗的由通事升任為「奏聞使」的元閔生，在京曾受成祖詰責，謂「小王不以至誠事我」，索蘇魚紫蟹等物以後。據《李祹實錄》所記當時的結果是如此：
內官海壽立於帝旁，謂閔生曰：「將兩個好處女進獻——」帝欣然大笑曰：「並將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工於造膳造酒侍婢五六選來！」……上（指李祹）曰：「前日火者事，余非不知皇帝之怒也。然今此言，欲得處女而發歟？」即召政府六曹共議，命禁中外婚嫁，置進獻色。
按：這年成祖已六十五歲，猶好色如此。李祹所謂「火者之事」，即指成祖欲求老王李芳遠御廚，未能如願一事。照李祹的看法，此無非「欲得處女」的藉口，是則成祖的好色之名，早遠傳異邦了。
成祖於永樂二十二年四月北征蒙古，無功班師，七月至榆木川而崩。《明史·本紀》：
太監馬雲密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謀，以六軍在外，秘不發喪，熔錫為椑，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
按：此是師秦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的故智。秦始皇崩於旅途，亦為七月，不發喪則不殮，屍身腐爛，氣味難聞，當時是弄了好些腥臭的鹽魚載於一車，亂其氣味。成祖之崩，秘不發喪，自不能公然備辦「梓宮」，所以「熔錫為椑」以殮。椑者，橢圓形的盒子，用錫盒盛殮密封，屍臭不致外溢，馬雲比趙高來得高明。
但同一秘不發喪，原因不同，一個對內，一個對外，成祖最末一次北征，損兵折將，等同敗績，而《明史》有所諱，仍須看《李祹實錄》，始能得其真相。七年（洪熙元年）二月記：
（使臣）尹鳳謂總制元閔生曰：「總制年前赴行在，艱難而還。」閔生答曰：「皇帝特賜羊酒與料而送，何艱難之有？」鳳曰：「其時事不可說，不可說。北京距榆木川不邇，自榆木川以北，奚止八九倍，鑾輿入幸，逐中山王阿祿，大王使人曰：『予自昔受賞與爵，不可以拒大軍，自東逐我，則我乃西走，自西逐我，則我乃東走，終不與戰。』不幸皇帝病亟，還至榆木川而崩，崩後，大軍與三衛兀良哈再戰，我軍被虜，不知其幾千人也。」
阿祿即是阿魯台，所采的戰術極其狡猾——我以前曾一再談過，自來中土北征，必受天候的限制，春去夏還，能收功即在此兩三個月內。金風一起，便當班師，因為秋高馬肥，霜雪踵至，有利於敵而不利於王師，在塞外過冬，是件極危險的事。阿魯台的戰術，就是先避大軍的銳氣，拖到夏去秋來，成祖收軍南返，則躡其後俟機而擊，所以成祖無功而還，即當於失敗。其時危機潛伏，須當加倍警戒。所以秘不發喪的緣故，就是怕動搖軍心，同時也怕阿魯台得知真相，趁六軍無主，大舉進擊。
又《李祹實錄》六年（永樂二十二年）九月，記明朝太監王賢述成祖之死云：
皇帝（成祖）與韃靼相遇交兵，阿祿（阿魯台）大戰，死頭目李英雲。忠勇王（金忠）自請招安韃靼，扈駕而行，未知去向。皇帝行在所雨冰如瓦，軍人或折臂，或碎頭而死，馬亦多折項而死，皇帝以此勞心而崩。
以此與前引之文參看，可知成祖之崩，實由師行不利，情緒遭受刺激，因而觸發舊疾。《明史紀事本末》「親征漠北」篇：
七月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遊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雙流濼，遣禮部尚書呂震齊書諭皇太子，並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辛卯上崩。
按：榆木川即在察哈爾多倫（即今內蒙古多倫縣——編者注）地方，西北為蒼崖山，又西北為雙流濼，又西北為翠微岡，成祖自此而至榆木川凡四日，由從容召對而不豫、而大漸、而崩，顯為暴疾，自是再次中風。崩後雖秘不發喪，而消息可能外泄，因而阿魯台乘機進攻，明軍被俘者達數千人之多。這一場大敗仗，由於明朝官書諱言，其詳已不可知了。
成祖的第一次中風，情況並不嚴重，但誤於「仙方」，至死不悟。此類仙方，多為金石藥，據王崇武《明成祖與方士》一文中考證，其中有一味「小涵丹」，內有麝香、附子等熟猛之藥，服後易於暴怒使氣。所以明宮大喋血數年之中死二千八百人之多，一半是那些講服食修煉的道士作的孽。
成祖誤於方士的金石之藥，此現實的教訓，固應記取，所可嗟異者，仁宗竟甘蹈覆轍。仁宗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即位，洪熙元年五月崩，在位僅九個月。《明史·仁宗紀》：「侍讀李時勉，侍講羅汝敬以言事改御史，尋下獄。」為仁宗臨崩前兩日的事，所言之「事」，即為諫勸仁宗節慾及摒拒金石藥。《明史·羅復仁傳》：
宣德初，（翰林院侍讀羅汝敬）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曰：「先皇帝（仁宗）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
至於李時勉所上一疏，《明史》不載，考之《明臣奏議》，原文相當率直，指仁宗於「斬焉衰絰之中，而遣內使遠自建寧選取侍女，旭日已旦始朝群臣」。仁宗本性寬和，樂受諍言，獨於李時勉積憾不釋，「召而便殿，命武士撲以金爪，脅折者三，曳出幾死」。大漸之際，猶謂夏原吉：「時勉廷辱我！」《明史·李時勉傳》至此說：「言已，勃然怒，原吉慰勸之，其夕帝崩。」又《本紀》於李時勉言事「下獄」後，接書「帝不豫」，照此看來，仁宗竟是因李時勉上書，情緒受了重大刺激而致疾，而暴崩。
按：仁宗體肥，且有足疾。《明史紀事本末》載：
上（指成祖）命太子及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皇太孫同謁孝陵，太子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恆失足。
此是仁宗四十歲以前的事，甫入中年，已是如此，所以他的暴崩，應當亦是死於中風或心臟病。但致死的直接誘因，則起於情緒激動。以仁宗的秉性，不致如是，所以然者，因多服熱猛的金石藥，脾氣會變得暴躁，仁宗之死，與成祖的大殺妃嬪、宮女、太監，起因正自相同。
於此可以列出一個因果關係的公式：縱慾、性機能衰退，服壯陽的興奮劑，因興奮劑的副作用而致性情暴戾，最後復以興奮劑的副作用造成高血壓或心臟病而致死。
明朝的方士及所謂「宮方」，實在害人不淺。光宗的「紅丸案」，不過其彰明較著者，此外細按史實，都可以看出列帝誤於金石藥的蛛絲馬跡。仁宗以後，好的皇帝皆不永年，宣宗、英宗皆三十八歲崩，孝宗三十六歲崩，而照史書記載，往往得疾以前，毫無異狀。「不豫」未幾，旋即「大漸」，到底得何疾而死？真所謂「宮闈事秘，莫知其詳」了！
附帶我要談一談明朝與高麗的關係。在本篇中，我一直稱韓國為高麗，是尊重友邦，用其英文譯名。以下為行文便利計，或稱韓國，或稱高麗，或稱朝鮮不一，特先作聲明。
《明史·外國傳》首列朝鮮，從高麗改稱朝鮮的過程，正也就包含了高麗臣服於明朝的主要原因。《朝鮮傳》開宗明義就說：「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所以中韓一家，是毫無疑問的事。在清朝，朝鮮亦就因為箕子之後，多少有些藐視女真，所以朝鮮與清朝的關係，較之與明朝的關係，不可同日而語。
高麗之名，起於漢末，而古名為朝鮮。改朝鮮為高麗者，其人姓高。高氏由漢末統治至後唐，為王氏所代，一直到明太祖得天下，還是王氏，其王叫王顓。太祖即位元年，遣使賜璽書；二年又送還許多高麗僑民，因而王顓對明朝有好感，進貢請封，被封為「高麗國王」。以後遣使不絕。大致說來，頗稱友好。
到了洪武二十年，發生了糾紛。《朝鮮傳》：
先是，元末遼瀋兵起，民避亂轉徙高麗，至是因市焉，帝令就索之，遂以遼瀋流民三百餘口來歸。十二月命戶部咨高麗王：「鐵嶺北、東、西三地，舊屬開元地，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者，本國統之。各正疆境，毋侵越！」二十一年四月，禑（按：老王王顓嗣子；王顓為權相李仁人所弒，王禑為李仁人所立）表言：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舊便。帝曰：「高麗舊以鴨綠江為界，今飾辭鐵嶺，詐偽昭然。其以朕言諭之，俾安分，毋生釁端。」
當王禑上表乞地時，已有侵犯遼東的打算，派出兩名大將，一名崔瑩，一名李成桂，以平壤為前進指揮所。李成桂的部將陳景，因糧食不繼，退回後方。王禑大概是聽了崔瑩的讒言，遷怒李成桂，殺了他的兒子。於是李成桂一怒回師，攻破王城，把王禑及崔瑩監禁起來，立王禑的兒子王昌為王。
王昌在一年以後又被廢，據說是「國人弗順」，啟請王顓的元妃安氏，在王氏族中另擇王瑤「權國事」。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王瑤遣子王奭入京，朝賀正旦。王奭未歸，李成桂已篡位自立，是為李朝的始祖。
王氏自後唐傳國至此而亡，李成桂對國內的局勢能夠控制，但王瑤父子與明朝的關係不壞，怕太祖出兵干預，所以特派一個名叫趙胖的使臣，進京向太祖解釋，說王瑤「昏戾信讒，殘害勛舊」，王奭「痴騃不慧」，皆「不足以主社稷」，而李成桂則為眾望所歸，由耆老共推主國事，請「聖主俞允」。
明太祖的態度是如此：
帝以高麗處東隅，非中國所治，令禮部移諭：「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不啟邊釁，使命往來，實爾國之福，我又何誅？」
明太祖作此寬大的表示，原因有三：
一，已入暮年，性情較為平和，不願輕易用兵；
二，勞師遠征，未見得有必勝的把握；
三，有比耀武揚威更大的興趣在。
洪武二十五年以後的數年，是明朝開國以來最好的年代，當時是太祖銳意「經濟建設」之時，有一項財經的偉業，較之蕭何入咸陽，保存天下國籍，不致毀於西楚霸王的「怒火」，有過之無不及，此即是丈量海內土地。孟森《明代史》：
（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監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冊，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白「魚鱗圖冊」。先是「黃冊」之制，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於是以魚鱗冊為經，凡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凡賦役之法治焉。……於是始無產去稅存之患。
孟森評此事有言：「『魚鱗區圖』之制，為田土之最要底冊，明祖創之，清代沿用……今全國之所謂土地台賬，即此法也。明於開國之初，即遍遣士人（按：指國子監生），周行天下，大舉為之，魄力之偉大，無過於此。經界由此正，產權由此定，奸巧無所用其影射之術。」
同時工勤課桑麻，興修水利。在洪武二十六年時，全國已墾的田地，計有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海內幾無棄土。而太祖深謀遠慮，曾有提示：
二十七年三月，諭工部：「人之常情，飽則忘飢，暖則忘寒，設有不虞，將何以備？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其廣諭民間，如有隙地，種植桑棗，益以木棉，並授以種法，而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種桑免稅，直至清末，猶是如此，雖有豪強侵占，但大致春蠶人家是受惠的，此對江浙絲業的發展，甚有關係。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太祖仍遣國子監生，周行天下，興修水利。到洪武二十八年冬天，凡開塘堰四萬餘處，河道四千餘處，築陂渠堤岸五千餘處。辦事效率，相當驚人。
就為了這勝於耀武揚威的、銳意經濟建設的興趣，太祖才承認了李成桂的政權。其時適值皇太子朱標薨，李成桂遣使上表，慰勸太祖，同時請更改國號。太祖命復古號「朝鮮」，隨後更請求李成桂更改他本人的名字，由李成桂改為李旦。
《明史·朝鮮傳》：
二十六年二月，遣使進馬九千八百餘匹……是月遼東都指揮使司奏：「朝鮮國招引女真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諭，示以禍福，旦得敕惶懼，陳謝上貢。
李旦敢於挑釁，以及太祖不願出兵討伐，可能都由於藍玉謀反一案。一方面認為有可乘之機；另一方面因為內部有了麻煩無意遠征。藍玉謀反，為明初四大獄之一。藍玉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與胡惟庸同鄉，都是安徽定遠人。初隸常遇春帳下，征元立功，太祖比之衛青、李靖。《明史》本傳：
玉長身赤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徐達）、開平（常遇春）既歿，數總大軍，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橫……怒逐御史，北征還，扣喜峰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慚，自經死。帝切責玉。初帝欲封王梁國公，以過改為「涼」，仍鐫其過於券。玉猶不悛，侍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禁止自專，帝數譙讓。西征還，命為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潁兩公下（按：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官銜」皆高於藍），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蔣璞告玉謀反，下吏鞫訊，獄辭雲……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手詔布告天下，條列爰書，為《逆臣錄》。
到九月間，逆案平定，太祖自謂胡惟庸、藍玉為亂，「族誅者萬五千人」。嚴刑峻法，懾服中外。李旦於建文即位後，自陳年老，傳位於子，就是李芳遠。
李芳遠對成祖極其恭順，更因成祖有一半朝鮮血統，所以彼此交好。直到明末，滿清興起，有傳朝鮮與清講和者，朝鮮國王李琿猶上疏聲辯，說：「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崇禎十年，清太宗以「渝盟助明」之罪，親征朝鮮，不久皮島為清所奪，道路阻隔，關係自此而絕，而明祚亦覆。但朝鮮以助明之故，對清軍將帥反感甚深，比較受歡迎的只有一個多爾袞。多爾袞之後亦有朝鮮選妃之舉，此是另一重公案，將來有機會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