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闈搜秘 · 華陽教主
宋朝的帝系，太祖傳弟太宗，太宗傳子真宗，真宗傳子仁宗；仁宗無子，傳侄英宗；英宗四子，都為高皇后所生，長子就是神宗。
宋神宗用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變法不錯，錯在王安石是個政治學家，不是政治家，識人的眼光、容人的度量都不夠。而宋朝的人才，經過五朝的培養，特別是仁宗臨御的四十年，深仁厚澤，能使岩壑之士，甘效馳驅，所以到神宗朝，雲蒸霞蔚，盛極一時。這些大儒名臣，博雅君子，以孔孟為心，黃老為用，所嚮往的是四海無事、雍容論道的文景之治，反對任何可以引起天下騷動、百姓怨嗟的更張。他們不贊成漢武帝，自然也反對桑弘羊和王莽，而王安石的那一套理想，大部分是桑弘羊和王莽的辦法的翻版，因而遭遇到嚴重的阻力。
於是王安石找一班人來推行新政，而也有一班人想借新政出頭。這種政治上的結合，一開始就先把新政的理想放在一邊，而將勢與利的考慮放在第一位，動機齷齪，必然失敗。如果王安石是個政治家，找不到第一流的人才來執行他的計劃，寧願擱置以待時；而他卻不考慮利害後果，只想試驗一下他的「理想」，在銳意開展的神宗的支持之下，以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姿態，一味蠻幹，因此而開奔競幸進之門，遂使小人道長，奸佞得志。神宗朝以前的奸臣，大致只有真宗朝的一個丁謂；神宗朝以後的北宋奸臣，蔡確、邢恕、呂惠卿、章惇、曾布、蔡京兄弟，幾乎無一不是直接間接為王安石所援引。昔人論王安石「賢而愎」，則應往好人裡面排，但無用的好人，闖出禍來，往往不可收拾，如王安石就是。
神宗英年而崩。元豐七年秋宴，神宗忽然一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這是腦溢血的徵象。起初並不嚴重，到了第二年正月才發作，二月崩逝，得年三十八歲。在這段時間，對於皇位的繼承，本來應該沒有問題，但奸臣作祟，忽有異聞，蔡確與邢恕密謀，準備在神宗的兩個弟弟，岐王或嘉王中挑一個繼承大統，以成擁立之功。
宣仁高太后也知道，太子年幼，而宋朝又有「兄終弟及」的前例在，則必有人擁立兩王，以求富貴。她雖為婦人，卻具大見識，因為她是仁宗曹皇后的外甥女，從小養在宮內，一方面習聞前朝宮闈之間奪權爭寵的秘辛，另一方面親見仁宗處置軍國大事仁厚英明的作為，所以有很好的政治修養。廷美、德昭的前車不遠，倫常巨禍都起於杜太后的遺命，倘若岐王或嘉王接承大統，朝中將從此多事，因此在親子與嫡孫之間，她擺脫了感情的牽惹，以理智抉擇，決定立孫而不立子。
在神宗病勢沉重時，宰相問疾。請立皇太子，並請太后代替皇帝聽政，神宗同意。於是從三月初一起，宣仁太后便開始垂簾聽政。在儲位未定以前，岐、嘉兩王，每天進宮問安，目的當然是想探問口風；等儲位一定，宣仁太后隨即告誡兩王，無事不准入宮。同時派人秘密準備了一件孩子穿的「黃褙子」，等神宗駕崩，太子就穿了這件「黃褙子」，在柩前即位，是為哲宗。
當時哲宗十歲，宣仁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臨朝聽政。她對王安石的新政，深惡痛絕，除了新政本身的執行不善，形成苛擾以外，還有感情上的因素。明末張溥的一段話說得很好：
神宗在潁邸，特孝友好學，一即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既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彷徨民疾，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寢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以逸游崩，或以餌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
元豐四年征西夏，在潞州大敗，毛病出在宣仁太后的叔叔高遵裕忌功失律。神宗午夜得報，繞榻環行，徹夜不寐，從此得了怔忡——心臟病，以三十八歲而崩。如果不是王安石行新政，神宗雖嚮往漢武帝的武功，亦不敢輕言遠征，如是就可不死。宣仁太后以痛悼愛子的心情，推原論始，益惡新政，因而一當政就以「中旨」命令停止京畿的戰備工作，停造兵器，禁止苛斂，同時把好些喜歡生事的太監，驅逐出宮。
其時司馬光罷相以後，在洛陽閒居了十五年之久，接得神宗崩逝的哀詔，以元老身份奔國喪。他是保守派的領袖，聲望極高。宣仁太后遣一名親信宦官去問他，新天子即位，為政當以何者為先，司馬光上了一道奏疏，認為當務之急，「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同時提出非常具體的建議，不問「有官無官之人」，知道朝政缺失、民間疾苦的，可以依據事實，「盡情極言」；自京城至地方，指定官員受理「實封」的訴狀，不得阻撓，亦不得索取「副本」——這樣做，是為了為上書者保守秘密，不受任何威脅。宣仁太后依言下詔後，陳訴新政缺點以及執行新政者種種不法情事的「實封狀」，紛至沓來。執政的當道，頗為不安，想設法隔斷民意，但沒有成功。
經過這一段民意測驗的時期，重臣司馬光、呂公著相繼拜相。看樣子大政方針要修改了，於是新政派提倡一種論調，引「三年無改於父子之道謂之孝」的說法，認為新君嗣位，不宜遽改先帝之法。司馬光提出反駁意見：「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若救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這段反駁，最有力的一句話是「以母改子」，一下把新政派的嘴封住了，浮議也就逐漸平息。
於是先罷兵農合一的保甲法，繼罷為了平均田賦的方田法，再罷與民爭利的市易法，又罷為官養馬的保馬法。這些方法可取而執行至為不善的苛政一去，民心大悅。於是第二年，也就是哲宗元祐元年的閏二月，保守派奏准宣仁太后，開始驅逐新政派，第一個被逐的是「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擔當宰相之任的蔡確。
蔡確外號「倒懸蛤蜊」，是劉貢父開玩笑替他取的。蛤蜊在那時又叫「殼菜」，顛倒過來便成為蔡確的諧音。此人以陰險出名。接著又一個以狠毒出名的章惇被逐，然後是呂惠卿被逐，他依附王安石起家，後又背叛王安石，是無恥小人之尤。
呂惠卿由宰相被貶為建寧軍節度副使，詔旨出於蘇東坡的手筆。那時的東坡，正處平生從政最得意的一段時期，官銜是「中書舍人」，這個職位相當於「行政院」秘書長，為宰相的幕僚長，同時他又「知制誥」，此為宋朝獨有的制度，可以說是皇帝及宰相的發言人，而又有些像清期的軍機大臣。
呂惠卿貶斥，由蘇東坡「草制」，申明所以被貶的緣故，使天下咸聞其事。進用的「宣麻」，斥逐的「草制」，朝野視為其人品格功過的論定，所以極其重視。蘇東坡秉筆直書：
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興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
這道制文一出，天下稱快。在這一年中，「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而司馬光感激馳驅，鞠躬盡瘁，亦在這年九月病歿。當他不分晝夜，躬親庶務時，門下賓客都勸他節勞，引諸葛亮「食少事煩」的話為戒。司馬光說死生有命，不聽。病重的那幾天，喃喃而言，都是國家大事。死後檢得他生前寫好的「遺表」，盡皆當世要務，不及於私。司馬光的謀國之忠，自不可及，但亦由於宋神宗以前諸帝，待讀書人都極厚，此是所謂「養士之報」。
之後三四年，老成凋謝，范鎮、呂公著相繼病歿，呂大防、范純仁拜相。呂大防淳樸耿直，不植黨羽；范純仁是范仲淹的兒子，博大寬厚，宣仁太后信之不疑，凡有引進，莫非正人。新政派屢次展開爭奪政權的行動，但有蘇轍等人的堅持正論，屹立不搖，所以宣仁太后當政的九年，被稱為「元祐之治」，在歷史上媲美於「文景」「貞觀」「開元」之治。
哲宗即位時十歲，年齡漸長，有件大事要辦，就是立後。這件大事由宣仁太后一手主持，先物色世家淑女一百多人入宮，由太皇太后及哲宗的嫡母向太后親自挑選，挑中了馬軍都虞侯孟元之的孫女。孟氏比哲宗小一歲，養在宮中，教以女儀，到了元祐七年四月，哲宗十七歲時大婚。立後大典，十分隆重，宣仁太后特命禮官，參酌古禮，擬定「六禮儀制」，以宰相呂大防為「六禮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發冊、奉迎，皆簡大臣皇親，充任專使。
哲宗在四月間冊立皇后，大婚在一個月以後，選定的日期是五月十六。用此日為吉期，曾在宮內引起爭議：宋朝的皇室，迷信道家，道家以五月十六為「天地合日」，欽天監的官員，認為皇帝與皇后好比一天一地，因而特選此日。但在民間，這一天夫婦應該分床，倘若違犯，有性命之憂，自然更沒有選用這一天為婚期的。哲宗的生母朱太妃，相信這個禁忌，提出反對；哲宗自己也有些將信將疑。可是宣仁太后的看法不同，她認為這不過是民間的傳說，並無根據，主張維持原議。結果，當然是以老太后的懿旨為意旨。
大婚以後，哲宗對皇后的感情，可以說是敬多於愛。孟後十分賢淑，而且位居中宮，應為六宮的表率，所以少年夫婦畫眉調笑的閨房之樂，在哲宗是享受不到的。他原來就喜歡一個姓劉的婕妤，大概在十四歲時，就有了極深的感情，此時相形之下，越發覺得明艷慧黠冠後宮的劉婕妤可人意了。
這樣過了一年多，宣仁太后一病不起。病中，宰相呂大防、范純仁等人，到寢宮問疾。宣仁太后垂簾召見，特別叮囑，說神宗生前，對於行新政，頗為失悔，這一點應該讓哲宗知道。又說，她死後，一定有人會鼓動哲宗恢復新政，千萬不可聽從。同時又勸這批老臣告退，讓年輕的皇帝自己用一班人。這是宣仁太后很了不起的地方，她已預見到沒有她的主持於上，被罷黜的那批奸臣，一定會捲土重來，而這些年高德劭的老臣，會受他們的荼毒。同時，她也預料到她的孫子哲宗，會改變她所定下的制度政策。之後事實證明，果不其然！
宣仁太后崩於元祐八年九月。十月間，哲宗親政，第一件事，就是把宣仁太后所斥逐出宮的十名內侍召回復職。群臣交章諫勸，哲宗採取表面敷衍的態度。「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范純仁記起宣仁太后的話，上書請求辭職；蘇東坡那時為「端明殿侍讀學士」，也請求調補外官，出京的時候，竟不能見哲宗面辭。及至呂大防以「山陵使」出都去經營宣仁太后的陵寢，新政派的反撲行動，隨即開始，由一個名叫楊畏的御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
於是哲宗召見楊畏，垂詢當年的新政設施。這一番造膝密奏，改變了歷史——北宋的文臣，書都讀得很好，但保守派的那些老成君子，或則剛毅木訥，拙於言辭；或則謙退恬淡，不喜爭論；或則心存厚道，不為已甚，因此與奸臣的爭奪，極其吃力。相反，奸臣俟機反撲，往往如排山倒海之勝，因為他們有引經據典的學問，口若懸河的辯才，慷慨激昂的表情，才足以濟其惡，極富於煽動力。王安石就是只見其才，不見其惡，才上了他們的當。不僅王安石，一時賢俊碩彥，也有誤認其人的，如楊畏，就頗為呂大防和蘇東坡的老弟蘇子由所賞識，可是呂大防一出都門，楊畏就抽他的後腿。王安石所賞識提攜的新政流，大多是這樣的奸詐小人。
以哲宗的少不更事，遇到奸猾的楊畏的慷慨陳詞，自然動了心，當時便問：「先朝故臣，有哪些可以召用的？」楊畏便開了一張名單，加上考語，復奏御前。那時蔡確已死，所以第一名是章惇，楊畏請求復召他為相，哲宗「嘉納」，復拜章惇為資政殿學士。此外還有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都是宣仁太后垂簾時所斥逐的人。其時保守派的大臣，死的死，走的走，消極的消極，所以任令小人橫行，反倒是第二級的官員，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如代東坡為中書舍人的姚勔就不肯草擬復召呂惠卿的敕旨。但是，這些反對力量，在新政派全面猛襲之下，實在微不足道。
元祐九年四月改元，年號定為「紹聖」，「聖」指神宗，「紹」者克紹箕裘，所以用「紹聖」這個年號，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哲宗親政以後的意向，是要繼續神宗的遺志，復行新政。
在此以前，考試進士，由李清臣擬「策問」題，大意是說，近年來盡改新政，而各方面未見進步，原因何在？顯然，以天子的口氣「策問」，作此措辭，是否定了宣仁的元祐之治，為復行新政鋪路。因此蘇轍上表諫勸，引用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民不堪命，幾至大亂」，以及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的故事，說「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憤而以先帝為詞，大勢去矣！」哲宗覽奏大怒，蘇轍被貶，出任外官。不久，范純仁不安於位，范鎮的兒子范祖禹被新政派所中傷，元祐正人，一時殆盡，而蔡京、蔡卞兄弟進用，國事越發不可為了。
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奉命為「國史修撰」，這給了他一個篡改歷史的好機會。正史的項目，一貫為「紀、傳、表、志」四大部門。皇帝的傳記稱為紀，皇后、皇子以及臣下的傳記稱為傳，這是正史中最重要的兩部門。但在本朝，關於皇帝的記載，生前有「起居注」，崩後根據「起居注」修「實錄」；易代以後取前朝實錄加以簡化便成為「紀」，因此，「實錄」是論定某一個皇帝一生事跡功過最重要的根據。
《神宗實錄》在元祐年間由范祖禹主修，「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這是修實錄的規矩，先朝之失，一定要找個人來頂罪，而寫此頂罪之人，有曲筆，有隱筆，保存真相於字裡行間，以待後世史家去發掘。通常實錄既經「欽定」，即成定本。為了某一種政治原因，加以部分的修改，容有其事，而拿整部實錄推翻，從頭再寫，則是絕無僅有的事。
蔡卞就開了這樣一個惡例。他上奏哲宗，說「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哲宗允許了他的請求。
於是經過一番密議之後，由朝廷下旨自江寧府王防家取王安石的日記。王安石晚年退居江寧鐘山，命他的侄子王防保管日記，臨死以前，吩咐將他的日記燒掉。王防燒了別的書，把日記的原本保留了下來，此時奉旨進呈，蔡卞便根據所謂《荊公日錄》來重寫《神宗實錄》。
據《邵氏聞見錄》載，蔡卞「假日錄減落事實，文致奸偽，上則侮薄神宗，下則誣毀舊臣，盡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按：元朝脫脫丞相修《宋史》，據宋國史改寫而成，並且《宋史》偽雜謬誤，也是史家所公認的，然則如今所傳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的關係，恐亦還有細加考證的餘地。
蔡卞對老丈人的「孝心」，實在可嘉。王安石後來被追封為「舒王」，配享文廟，位居「亞聖」孟子之上，與顏子相對，就是蔡卞一手促成的。王安石縱賢，何至能高於孟子？因此，當時不但士論大表不滿，連民間亦為之齒冷。宋人筆記中有個挖苦蔡卞與王安石的笑話，頗為有趣。
這個故事是說內廷御宴，教坊的優伶演雜劇，劇中的角色一共六個人，孔子、孟子、顏回、王安石，還有孔子的大弟子即脾氣剛強的子路和孔子的女婿公冶長。
一開始時，是孔子上坐；孟子、顏回、王安石侍立在旁。孔子吩咐弟子就座，王安石便謙讓孟子。孟子不肯，他說：「我不過是個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在宋朝，孟子被追封為鄒國公，而王安石是「舒王」，王爵大於公爵，所以孟子這樣謙讓。
於是王安石又向顏回拱手，請他上坐。顏回也不肯，他說：「我是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相公是名世真儒，我怎麼比得上？你太客氣了。」
王安石一聽這話居之不疑，就坐在側位的首席。孔子這時不安於位了，要請王安石正坐。王安石十分惶恐，連稱「不敢」，而孔子讓之不已，拖拖拉拉，看樣子孔子真箇要遜位了。
這時在堂下的子路，憤憤不平，到裡面把公冶長拉了出來。公冶長囁嚅著問道：「我犯了什麼錯？」
「你！」子路指著他的老師和王安石說，「你老丈人在受窘，你怎麼不去救他？你看看別人家的女婿！」這最後一句話，就是指王安石和蔡卞而言。
此是徽宗那一朝的話，我再回到哲宗紹聖年間來。紹聖三年九月，出了一件大事：孟後被廢！事起於劉婕妤恃寵而驕，她與孟後朝拜懸掛歷朝帝後畫像的景靈宮，禮成休息，孟後就座，嬪御侍立，只有劉婕妤不願，一個人背對孟後，立在帘子下面，孟後有個宮女叫陳迎兒，看不順眼，大聲嚷道：「走開！」劉婕妤依然不理，因此中宮的宮女，都為孟後不平。
到了冬至那天，后妃到隆祐宮去給向太后賀第。等待太后出臨受賀時，皇后坐一張朱紅金飾的交椅，劉婕妤也要，於是有人替她去換了一張，儀制與皇后相等。孟後的宮女越發氣憤，悄悄商議了一下，決心要出劉婕妤的洋相。
「皇太后駕到！」外面一路傳唱進來，后妃自然起立迎接——這是故意騙劉婕妤，等她一起身，陳迎兒她們隨即把那張金交椅移開。等復坐時，劉婕妤摔了個大跟斗。受了這番捉弄，劉婕妤羞憤交加，連朝賀太后也顧不得了，哭著回到了自己宮裡。
她自然要向皇帝哭訴，但哲宗並未能給她滿意的安慰，因為皇后的宮女雖無禮，而劉婕妤實在是咎由自取，如果依法辦理，陳迎兒等人固可問罪，她亦不能寬免大不敬的罪名。加以哲宗對孟後是完全諒解的，因而只勸他的寵妃息事寧人。
這一來使得劉婕妤越發感到委屈，哭泣不已。她宮裡有個掌權的太監，名叫郝隨，這時便半開導半勸慰地向她說：「你用不著這麼氣苦！只要為皇上早早生了兒子，怕坐不上那張金交椅？」這意思是說，劉婕妤如果生了兒子，便有被立為皇后的希望，那當然可以坐皇后專用的金交椅了。
孟後猶在，郝隨何以敢說這話？其中有個陰謀，郝隨已經受了章惇的籠絡，並有了成議，準備設法廢孟後。孟後一廢，中宮缺位，劉婕妤當然是最有力的候補者。
章惇想廢孟後，倒不是因為他與孟後有什麼仇恨，而是犧牲她來打擊宣仁太后。其時朝中的保守派，也就是輔佐宣仁太后臻「元祐之治」的那班功臣，死的死，貶的貶，少數留在朝中的也抱著君子明哲保身的態度，遇事沉默。章惇之流，本已可以為所欲為，但不行，因為還有宣仁太后那個偶像在那裡，這個偶像打不倒，翻案文章便做不圓滿。孟後為宣仁所立，當時大婚儀典，隆重異常，若能廢掉孟後，自足以成為對宣仁太后生前的威信與身後的遺愛的沉重打擊。
這樣過了大約半年，孟後的女兒福慶公主病了。孟後的一個行六的姐姐懂得醫道，孟後有一次病得很厲害，就是她姐姐為她治好的，因而常常出入宮禁。她看見小公主病了，便開了一張方子，抓了藥來服，卻不見效。那時郝隨掌管御藥房，其間是不是做了什麼手腳，頗費猜疑。
投藥不效，另請御醫來診治，也就沒事了。壞在孟後的姐姐，熱心過度，且又不識禁宮忌諱，取了民間道家治病的符水來給福慶公主用。宮女取呈孟後，她大驚失色，問明來源，便告訴她姐姐說：「六姐，你不明白宮裡的規矩，與外面大不相同，這些東西是不能拿到宮裡來的。」
於是孟後把她六姐送來的那道符，命宮女好好封存，等哲宗來看女兒的病，她把符取了出來，說明這件事的經過。
哲宗對孟後一向信任尊重，不認為這是一件什麼很嚴重的事，他說：「此亦人之常情。」有這樣開明的態度，孟後自然感到欣慰，就當著哲宗的面，把她姐姐送來的那道符一火而焚之。
事情應該是過去了，可是日夜窺伺，無時無刻不在找下手機會的郝隨，對於孟後的謹慎膽小，過度緊張，卻是別有會心。他在宮裡散布謠言，說孟後得她的娘家人的支援，在施行魘法。
所謂「魘」者，是用左道旁門的妖術，置人於非命。相傳的花樣甚多，譬如泥水木匠蓋房子，此家主人得罪了工匠，或者工匠為主人的仇家所教唆，在某一處磚瓦樑柱之下，放下紙馬的魘物，則此人家將會遭到極其悲慘的命運。習聞的一種說法是，剪一紙人，將被魘者的「八字」寫在上面，然後念咒，用針刺，到了相當時期，就可致被魘者於死。《紅樓夢》中，趙姨娘與馬道婆密議，算計鳳姐與寶玉，搞的就是這套花樣。在現代看，這是荒誕不經、不值一談的事，但在千百年以前，特別是宋朝，上自宮廷，下至市井，幾無不深信圖讖、五行、星命、堪輿之說，所以郝隨所散播的謠言，很快就發生了作用。
這話傳到孟後及其左右親信耳中，自然大起驚慌，得要設法解消。可是，舍正途不由——能像孟後當初那樣坦誠解釋符的由來，或許可以邀得哲宗的諒解，結果因方法錯誤，反弄成無私有弊，有口難辯了。
《宋史·孟後傳》敘此事：「後即醮符於帝前。宮禁相傳，魘魅之端作矣！未幾後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後禱祠事聞。」這孟後的養母燕氏，應該是個女道士，「聽宣夫人」當是她的封號，此時怎來一道一尼？要看宋人筆記，才知原委：
禁內帝後及兩宮，各有尼並女冠各一人，選諸外內寺，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道於佛閣前，導上燒香，又導下殿燒天香，又導至殿門，候上視乃退。（《澗泉日記》）
這一尼一道，為皇后的侍從，魘法的謠言一出，正是她們該想辦法的時候。尼道的辦法，無非拜佛求神，所以有禱祠之舉，而恰好授人口實。
這件事一發作，連哲宗也懷疑了，下令命掌管宮城禁衛的「皇城司」查辦。於是郝隨和章惇從中煽動指使，大捕孟後左右的太監宮女，幾達三十人之多，用種種殘酷的刑法拷問，斷手摺足，甚至割掉舌頭，禁宮深處竟成人間地獄。
經過這一番慘無人道的壓迫，章惇和郝隨獲得了他們所需要的「真相」，當然是在孟後「主使」之下，「確有」魘魅情事。可是，皇城司並無司法上的審判權，為了在形式上有所交代，奏准派御史台的副長官「侍御史」董敦逸去錄問罪犯。
董敦逸到了那裡一看，嚇壞了，因為所有被認為有罪的太監、宮女，都已被拷打得非復人形，奄奄一息。他秉筆遲疑，覺得無從錄起。郝隨便加以威脅，董敦逸很勉強地復錄皇城司所取得的口供，復奏交差。
孟後既然「有罪」，當然不能再母儀天下，但哲宗認為孟後賢淑，心有不忍，而章惇卻不斷慫恿催促。立後與廢后不算皇帝的家務，宰相有權過問，因此哲宗感到難以應付。就在他遲疑不決、左右為難的那幾日，有人提起當年「天地合日」的大婚之期，說是倘不廢后，必將夭死，哲宗一聽這話，有危及性命之虞，說不得只好狠下心來，下詔廢后。
廢后的處置，有仁宗郭皇后的前例在。當時郭后被廢，詔封為「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居長樂宮，以後又出居瑤華宮。孟後被廢，照此辦理，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賜法名「沖真」，妙年國母，一下成了女道士。
詔下之日，天氣極壞，在董敦逸看，便是愁雲慘霧。原來心中就不安，此時又見「天象示儆」，越發害怕，於是上奏說道：「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又說：「臣嘗復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哲宗看了這道奏章，頗為生氣，要貶董敦逸的官。樞密使曾布表示反對，說本來因為皇城司無司法權，所以叫董敦逸去錄問，現在為此事貶斥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哲宗想想這話不錯，也就算了。
除孟後被廢以外，三名主犯，各有不同的罪狀：第一個是在中宮承辦庶務的供奉官，太監王堅，他以家藏的一種名為「雷公式」的符籙，交付法端作法。又以來自南方的楓木，刻成木偶，藏在棗子下面，秘密攜入宮內。如果想咒魘什麼人，或者希望得到什麼，向此木偶禱告，就可如願以償。
其次是尼姑法端，為刻制木偶的共犯，又教王堅搜求所謂「驢駒媚」「蛇霧」「叩頭蟲」等媚藥，獻進孟後，帶到皇帝的寢殿——罪狀只是如此。這些媚藥，皇后是不是真的帶到寢殿，曾否使用，發生了什麼效用？因為牽涉帝後房幃間事，不便查問。其實，以孟後的身份、性格，不可能出此下策。
再一個是孟後的養母，女道士聽宣夫人燕氏，她的罪狀最多：第一，皇帝到孟後宮中時，燕氏畫了一道符，符上是「歡喜」二字，燒符成灰，放在茶裡面，進奉皇帝，但皇帝沒有喝這一杯茶；第二，燒符和入水中，灑在皇帝的御路上，這樣，皇帝就會常常到中宮來；第三，命王堅畫了劉婕妤的像，用大釘釘在心上，希望劉婕妤得心病而死；第四，曾企圖以生肺病，死在五月里的宮女的屍體，燒成灰放在劉婕妤的床上，希望她也生這種病而死；第五，從七家人的家中，取針各一，燒符成灰，一起放在劉妃宮中，作為咒魘。
這些鬼花樣，統通沒有發生效驗。以現代的眼光看，不論有無其事，不見效驗，理所當然，但在當時，就不免令人懷疑。對於王堅、法端、燕氏的處斬，以及陳迎兒的杖脊逐出，在民間引起了什麼反應，無從考查，只知道孟後被廢，獲得了廣大的同情，贏得了許多人的眼淚。
孟後出家，像仁宗郭后一樣，遷居瑤華宮。這個道觀在開封西北，金水河邊，是個相當熱鬧的地方，小販很多。那時開封賣食物的小販，極講究叫賣聲，措辭要奇特新穎，能夠引人注意。有個賣饊子的小販，別出心裁，把擔子歇下，不吆喝他所賣的是什麼，只長嘆一聲：「唉，吃虧就吃虧了我噢！」意思是主顧都占了便宜，只有他虧了本。這話在別處說猶可，在瑤華宮前，聽來就刺耳了。開封府當他成心搗亂，抓去一問，確無別情，打了一百板子，警告他不准再這樣「太息大言」。但從此他在瑤華宮前的生意特別好，這可以視作間接同情孟後的一種表示。
由於孟後被廢，章惇之流，氣焰越發囂張，元祐舊臣，包括蘇東坡兄弟在內，幾乎無不被貶，流放到當時被認為蠻瘴之地的嶺南。七十老翁的呂大防、范純仁等人，亦不能倖免。而章惇意猶未足，建議派人赴嶺南，考察被貶諸臣的言行。哲宗知道他的用意，正色宣示：「我遵祖宗遺志，不殺大臣，不必有所舉動。」這是紹聖年間，哲宗所做的唯一一件差強人意的事。
不但活著的保守派受章惇的荼毒，已死的他也不放過，司馬光尤為章惇所切齒，嗾使他的黨羽奏言：「司馬光者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於是司馬光被追貶為「清遠軍節度副使」。
又有一個蔡卞的黨羽建議，要把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鑑》的原版毀掉。這部書是中國史學上的名著，嘉惠士林，貢獻極大。為了救這部書，其時的正人君子還不敢公然表示反對，怕越是正面發言，越遭奸黨之所忌，所以想出了這迂迴側擊的辦法。太常博士陳瓘正當考官，他引用神宗御製的「資治通鑑序」製成策問題，考試士子。策問題照例用皇帝發問的語氣，既然皇帝都引用此書的內容，如何可以銷毀禁止？這才算保全了司馬光一生心血所寄的這部巨著。
這是紹聖三年到四年間的事，那時劉婕妤已進封為妃。她日夜想望的是正位中宮。皇天不負苦心人，下一年元符元年的冬天，劉妃懷了孕。她已有兩個女兒，希望生一個兒子，果如所願，元符二年七月生子。這也是哲宗好幾年的希望，自然喜不可言，因而在這年九月，將劉妃立為皇后。
照常理說，劉妃為皇帝生了兒子，有功於社稷，冊立為後，也不算過分，但孟後被廢，出於劉妃爭寵。而在仁宗朝也有類似的情事，仁宗所寵信的尚美人，也像劉妃那樣，恃寵而驕，有一次當著仁宗的面，對郭皇后出言不遜。郭后大怒，伸手一掌，結果沒有打著尚美人，卻打在勸架的仁宗身上，她的長指甲，把仁宗的頸項間劃出一條血痕。
仁宗震怒，廢掉郭后，使其出居瑤華宮。但他的處置很公平，把尚美人也斥逐出宮，同樣成了女道士。另外選聘開國名將曹彬的孫女兒，立為皇后。
郭皇后出居瑤華宮後，仁宗余情未斷，頗為想念，經常派人去看她，有所賞賜。貴為天子而有故劍之情，自不便明言，所以托之歌詠，每每填一首詞給郭后看。郭后亦通翰墨，步韻和答，詞意淒婉。仁宗感動之下，越發失悔，有一次秘密派人到瑤華宮，要復召郭后進宮。
郭后也是個心氣高傲的人，她答覆得好：「官家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這時曹後已立，自然沒有廢曹後而重新冊立郭后之理，仁宗想收覆水的心愿，到底不曾達成。
哲宗也仿佛那樣，雖無復召孟後入宮之意，但對廢后一事，負疚甚深，經常喃喃自語：「章惇壞我名節！」也是因為這個，自紹聖三年九月孟後被廢到元符二年七月劉妃生子為止，這將近三年之間，一直未提立劉妃為後之事，直到誕下皇子，哲宗才下了決心，要把寵妾扶正。
詔令一下，有個叫鄒浩的御史上疏諫阻，引用仁宗廢郭后同時斥逐尚美人，以及立後不選於妃嬪，而另選於貴族淑媛的故事，說這是「示公」和「遠嫌」，足為「天下萬世法」。孟後的被廢，亦由於劉妃爭寵，其事相類，應遵祖宗成例辦理。
這道奏疏，措辭頗為質直，哲宗雖變色動容，但並無責罪鄒浩的意思。可是章惇怎能容得他如此，以「狂妄」的罪名，把鄒浩停職充軍。
劉妃立為皇后，是在九月間。這年有閏九月，大不幸之事發生了，生下來才三個月，取名為「茂」的皇子夭折！這一下，對哲宗是個致命的打擊。
自宣仁太后崩逝，至此六年，這六年工夫中，哲宗種下了斷送北宋的惡因。由於那時奸臣的把持，無所不至，所以宋國史中關於哲宗的記載，不盡不實，但蛛絲馬跡，處處顯示哲宗在以後的兩三年，內疚神明，外慚清議，內心異常痛苦。章惇壞他的「名節」，最嚴重的還不在廢后，而是教唆他誣害祖母，背上了大不孝的罪名。
宣仁太后大公無私，有「女中堯舜」的美譽，但垂簾親政的那段期間，可能管束哲宗極嚴，而且國家大事，絲毫不准哲宗干預，這對一個十七八歲，自以為已經成人，而渴望處處有所表現的少年來說，壓抑過甚，會引起極深的反感。
反感激出反動，則凡有所為，不由理智，此與明神宗的對張居正情事相類。章惇、邢恕、蔡卞等人勾結郝隨，蠱惑哲宗，誣害宣仁，所造的謠言是說宣仁太后曾經想廢掉哲宗，司馬光、呂大防等與宣仁太后的內侍陳衍都曾參與「密謀」。為了「證實」，把宣仁太后在日，管事的內侍張士良下獄，由蔡京審問，他把各種刑具陳設在堂下，公然威脅：「說有那麼一回事，馬上放你，否則就受刑！」
張士良不肯誣服，仰天大哭，說「太皇太后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自請處死。蔡京無計可施，便上了一奏摺，誣賴陳衍「疏隔兩宮」，大逆不道。哲宗不知道這話是真是假，頗感困惑。
於是章惇一不做，二不休，親自擬了一道詔旨，深夜送進宮內，請哲宗認可頒發。
這道詔書之荒唐，空前絕後，是要哲宗廢他的祖母宣仁太后為庶人。那時向太后已經歸寢，聽得這個消息，起身趕到哲宗那裡，干預其事，哲宗便把詔書放在蠟燭火上燒掉了。郝隨看到這情形，第二天悄悄告訴了章惇、蔡卞，他們另具一道疏狀，面奏哲宗。哲宗大怒，將疏狀扔在地上，責問這兩個人：「你們是不是不要我進英宗的廟？」哲宗果真聽了章惇、蔡卞的話，成為大悖人倫的罪人，非但不能進他祖父英宗的廟，後世的「歷代皇帝廟」，也一定要把他的神主剔除。
對祖母的不孝，斥逐元祐正人，廢掉賢淑的皇后，這三件事為哲宗以後所痛悔不安。他精神上唯一的慰藉是生了一個兒子，繼統有人，可以告慰於社稷臣民，而這個兒子卻不幸夭折，等於折斷了他精神上的支柱。這樣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元符三年的正月，哲宗抑鬱成病——他生的什麼病，史書不載，只知道病勢一起便很沉重，到了第八天上，已入彌留狀態，大赦天下，豁免田賦，這些都是為皇帝祈福的措施，但一無效果，下一天駕崩，得年二十四歲。
中國歷史上最可惜、作孽作得最莫名其妙的，就是這個皇帝。哲宗的天資不壞，元祐之後，很可能成為一個太平天子，只以一念之誤，受了奸臣的挾制，自己送命不說，還斷送了北宋的天下。他不死，徽宗不立；徽宗不立，北宋不亡。
哲宗駕崩，向太后召集大臣，商量皇位的繼承問題。向太后本人無子，所以她的選擇，並無愛憎的定見。章惇很武斷地主張立哲宗的同母弟簡王，向太后認為都是庶子，不必如此區分。
於是章惇又說：「如以長幼而論，申王居長，當立。」申王眼睛有毛病，儀表上望之不似人君，向太后又不贊成。再輪下來，就該端王了，章惇認為端王輕佻，不可以君臨天下。
這時曾鞏的堂弟曾布說話了，他大聲搶著對向太后說：「章惇未曾與臣商議。皇太后的聖論，極其得當。」一言而決，也算成了擁立之功。
端王是神宗的第十一子。宋朝的規矩，皇子稱為「大王」，這位「十一大王」誠如章惇所說，秉性「輕佻」，完全是紈絝子弟的派頭。他生在端午那天，有個十分古老的傳說，五月初五生的人，不吉利。神宗為了破除這個忌諱，為他取名為「佶」，拆開來便是「吉人」二字。就此時來說，得承大統，自是吉人。這個相傳為李後主轉世的皇帝，便是徽宗。
新君即位，哲宗的劉後不能尊為太后，因為她是新君的嫂子，所以尊為「元符皇后」，表示她是在元符年間所立。徽宗作此尊稱時，可能已想到他的另一位嫂子，在瑤華宮的「華陽教主」。到了五月間，由於太后的主張，孟後復位，尊稱為「元祐皇后」，表示是在元祐年間所立。既復後位，自然不能再住道觀，便遷還大內。
徽宗即位之初，頗有一番新氣象，蔡卞、章惇，先後被罷免；司馬光、文彥博等三十三人，追復原官。到了十一月商議明年改元的年號，為了調和元祐與紹聖的爭執，徽宗採取中立的態度，自謂「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所以年號定為「建中靖國」，而實際上是邪正雜進。徽宗的「大公至正」，其實是一種鄉愿態度。
徽宗年間，頻頻改定年號，由「建中靖國」，一改為「崇寧」，再改為「大觀」，三改為「政和」。這時住在崇恩宮的劉後，由於徽宗頗加尊禮，因而干預朝局，且有「不謹」的傳聞，徽宗便與宰相商議，想把她廢掉。消息一傳，郝隨和她左右的那些人大起恐慌。
皇后與太子的立廢，是國家頭等大事，以一般情形來說，非犯了極重大的過失，不會被廢，而皇后與太子的犯過失，又必因她或他左右的人未盡職責所致，所以在被廢的同時，往往另索追究責任。如果是太子，則東宮的屬官，乃至太子的「師傅」，被認為輔佐不善，會得到很重的處分。如果是皇后，則要察究過失的由來，處治她周圍的內侍、宮女，如孟後被廢，王堅等被誅，陳迎兒等被逐，就是現成的一個例子。
因此，劉後如果被廢，則其「干預外事」與「不謹」兩項過失，一定會根究經過，郝隨自是首當其衝。事實上確是非經郝隨的教唆和媒介，劉後也無法干預外事，這不是小過失，而況還有「不謹」的醜聞，所以一旦廢劉後的詔令宣布，郝隨就算死定了。
郝隨為了保全自己以及他這個集團的安全，就只好犧牲劉後，逼迫她用帳鉤刺喉自殺，時年三十五歲，正是那守寡十年，易於「不謹」的年齡。
在此之前，孟後的「元祐皇后」還沒當多久，郝隨又暗示蔡京，第二次打擊她。蔡京指使他手下的一班爪牙，上書說當初建議復後的韓忠彥等人，「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後，以掠虛美，望斷以大義」。蔡京與當時的執政，自然都支持這個說法，於是徽宗出爾反爾，詔令孟後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的法號。哪知這第二次的被廢，真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後來讓孟後得了絕大的益處。
孟後二次出宮不久，瑤華宮失火；遷居延寧宮，延寧宮又失火。一再如此，不免可怪。更可怪的是，京城裡道觀極多，竟未再為她另行安置，這位「華陽教主」，就只好搬回相國寺前的娘家去住了。
到了宣和七年冬天，金將粘沒罕、斡離不分道入寇，以「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出名的童太尉童貫，從太原逃回，金兵長驅直入。太常少卿李綱，舉唐朝安祿山謀反，玄宗入蜀，肅宗即位靈武，人心振奮，得平大亂的故事，認為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門下侍郎吳敏據以入奏，徽宗因而禪位太子，是為欽宗。
欽宗即位後，與近臣商議，又要給孟後復位，尊為「元祐太后」，詔書未下，金兵已攻陷開封，徽宗的遭遇極慘。
當時有兵有餉，徒以和戰不定，坐失大計。最荒唐的莫過於迷信圖讖，尋訪一個名叫郭京的人，說是可以破敵。禁軍中果有其人，於是拜將練兵。練的是何等樣的兵，請看《宋史紀事本末》所說：
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
其時金兵圍攻汴京甚急，大家都催郭京出戰，他推三阻四，拖到無話可說時，只好出戰。
郭京盡令守御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啟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城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余兵南遁。
郭京一逃，金兵自然乘機登城，守軍崩潰，敵軍破南薰門而入，全城大亂，汴京淪陷。
淪陷以後又議和，這次和談出於金將軍粘沒罕、斡離不的建議。因為城中守將宣言，要跟金兵巷戰，而粘沒罕、斡離不受命侵宋的最大目標，是劫取宋宮的寶藏，倘或巷戰，則玉石俱焚，並無所得，所以金兵願意退出城外議和，這就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這個戰略的由來。
汴京淪陷是靖康元年十一月，利用和談的機會，粘沒罕派遣漢奸蕭慶入城，盤踞尚書省，接收大內寶藏，同時提出要求，索金一千萬錠，帛一千萬匹；又索騾馬，連御廄中的名馬都給了他們；再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宮嬪不肯出宮，多投水而死。
除了搜括以外，金二將另一個目標是將徽欽二帝和諸王宗室、后妃宮女，擄回國內，軟騙硬逼的結果，終得如願以償。二帝及皇室宮眷被俘者達三千人之多；而大內的一切文物寶藏，以及天下府州縣圖，還有在宮廷當差的巧手名匠，一起被帶走，送到燕京。由金而元，而明，而清，直到現在，故宮博物院北宋以前的大部分收藏，都經歷過這樣一番血淚斑斑的滄桑！
金兵劫持宋朝皇室，凡是有名號的，無不在內，獨有孟後以被廢之故，得以倖免。在金兵北回以前，已立漢奸張邦昌為帝——漢奸的種類甚多，有大漢奸、小漢奸、真漢奸、假漢奸、喪心病狂的漢奸、猶存天良的漢奸之分。張邦昌是個猶存天良的漢奸，加上「假漢奸、真忠臣」的呂好問，又幸而在汴梁百姓紛紛南下逃難之際，孟後依然留在京城，於是才有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天下。
張邦昌原是欽宗派到金營議和的專使，而金兵要別立異姓為中原之主，用意在斬斷宋祚。張邦昌被選中，無非看他是個軟骨蟲，留金營日久，有了感情，把無用的大宋江山，做順水人情送了他而已。至於宋朝的臣子，立張邦昌為帝，也有兩派：一派是真的擁立，想取富貴，但這一派實在並無信心，以為張邦昌真的會奄有天下，因為宋朝在南方的軍隊還多得很，對付張邦昌這樣的漢奸，綽綽有餘。另一派是藉此為退兵之計，以呂好問為領袖。張邦昌既立，偽號「大楚」，由於天良未泯，內心不安，拜官都加一「權」字，以呂好問「權領門下省」，是為宰相之任。呂好問行文仍稱「靖康二年」，而且在他未「拜相」以前，採過張邦昌的真意。
他稱張邦昌為「相公」，問道：「相公真的想自立為帝，還是敷衍金兵？」
「你問這話什麼意思？」
「相公知道不知道民心所向？」呂好問說，「大家所怕的不過是金兵，等金兵一退，不會像現在這樣子沒有表示。而且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京，這是天意存宋。相公不如早日還政，可以轉禍為福。」所謂「大元帥」是指在相州的康王，徽宗第九子，名構。「元祐皇太后」即指孟後。
於是張邦昌以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這就表示他願意接納呂好問的建議。此外呂好問又勸他守人臣之禮，不必入居大內，皇帝的法眼車駕，只在接見敵人時才用來擺一擺樣子，所下文書不要稱聖旨，不用衛士站班，不可「山呼」，先朝宮人不可相見。有一次有人勸張邦昌御殿，呂好問便責問：「相公真的要做了？」張邦昌瞿然而止。凡此皆為他天良未泯的證據，千載以下，我輩有義務為他洗刷一下。
四月甲子日，張邦昌仿宋太祖登位待後周太后的故事，尊已廢的孟後為宋太后，派人奉迎，入居延福宮，垂簾聽政，然後由太后派人立康王為帝。這是呂好問一手的安排，為宋朝存亡絕續的一大關鍵，孤臣孽子之心，令人低回。而宋朝的忠臣，後世只稱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卻不知「元祐子弟」的呂好問。這與志在恢復中原的韓侂胄入《宋史·奸臣傳》，而史彌遠得逃惡名，都是受了道學家的影響，令人遺憾與不平。
當時的康王，逗留在河南山東一帶，離開封不遠。在半年以前，金將斡離不要求欽宗派一個親王到真定軍中去議和，康王奉使，到得磁州地方，太守宗澤，勸康王中止，當地的百姓也留住他，並且殺掉了伴行的漢奸王雲。於是朝中有個御史上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所謂「就拜」者，就其所在之地而拜為大元帥，因為其時開封已經被圍，無法令康王入京拜命。
欽宗接納了這個建議，擬了一道詔書，封入蠟丸，招募「死士」秦仔等四人，深夜由城牆上放下一隻籃子，把他們送到城外。秦仔到了相州，即今河南安陽地方，從束在頭頂上的發中取出蠟丸，剖出詔書，康王哽咽拜讀，在相州開大元帥府，負起統轄天下兵馬，破敵收京，援救父兄的重任。
那時他手下雖只有一萬兵，但宗澤以二千人力戰破金兵三十餘萬，而且民心士氣皆可用。誰知康王天性涼薄，且有觀望待變之意，因此宗澤與金人十三戰皆捷，勸康王移各路兵馬會師京城，而康王竟聽信小人，反而往東移至濟州，即今山東濟寧，坐視父兄為敵所擄。二帝不還，於此可以先知。明末張溥論其事說：
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赤光照室。又云：朗悟強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為虜所輕。承詔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
「逍遙自全」和「乘危履尊」這兩句話，確是誅心之論。
到了四月間，元祐太后派遣「奉迎使」與康王的舅舅辜淵，攜帶國璽，到相州請康王繼承大統。宗澤建議在南京即位——此南京不是現在的南京。宋初定「四京」，東京開封，西京西安，北京河北大名，南京是河南商丘。五代時南京稱為宋州，又稱歸德，宋太祖本來是後周的「歸德軍節度使」，所以即位後定國號為「宋」。真宗景德年間，因宋州為發祥之地，升格為「府」，定名「應天」，以後又建為「南京」。宗澤建議在此即位，因其為發祥地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應天府交通極便，北去黃河只三十里，漕運容易，關係更大。按：現在的黃河，非宋朝的黃河。自周定王五年到清咸豐五年，黃河河道有六次大變遷。黃河的本性，應由北海入海。而宋朝為防遼金利用黃河南侵，所以治河一貫的方針，是拗過它的尾巴來，向東入淮。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奪大清河入海，歸德才離黃河遠了。
康王於五月初一即位，是為高宗。在應天府築壇受命，向北痛哭，遙謝二帝，改這一年——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元祐太后遣呂好問以「手書」慰問高宗，這篇「手書」不知是否出於呂好問的手筆，文章寫得很婉轉，開頭為已退居「太宰」的張邦昌開脫：「眾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菲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後世凡有「維持會」的組織，所出的第一張布告，大致都師其意。
接著談到她自己：「久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這是指欽宗曾有復立她為元祐皇太后的意思，而體會他「欲復之心」，則等於監國攝政，以安排繼統大事，則名正言順，於是：「久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固然無不言宣，可惜，「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把高宗比作漢光武帝和晉文公，實在是太恭維了他。而高宗以後的苟安自保，置二帝於腦後，不但對不起父兄，也對不起他這位賢德的伯母。
至此為止，高宗與他的這位賢德伯母，尚未識面，因為一個自居藩邸，一個起於「衰癃」——這年，孟後五十一歲——本來身份判若雲泥，而人事滄桑，賤以立貴，高宗自然有一份無可言喻的「孺慕」。
但是高宗一即位，表面重用李綱、宗澤這一文一武，實際上聽信黃潛善、汪伯彥，而此二人又是奸臣！所以，不但無還都之意，而且有避敵之心。當他把孟後迎至應天府不久，隨即又派人將她護送到揚州，宗澤苦諫不聽。十月間，高宗也到了這二分明月的繁華之地。
自此高宗開始了一連串流亡顛沛的生活。他的本意是找一個能夠苟安的地方，離金兵要有相當的距離。無奈胡騎南下，追蹤而至，粘沒罕陷徐州，入淮陽，取淮東，下泗州，高宗倉皇由瓜洲渡江，那時「左右丞相」黃潛善、汪伯彥還在鎮江金山寺聽佛法，相顧驚愕，急急策馬南馳。金將馬五率輕騎直薄揚州，聽說高宗南行，追了下來。行在百官，紛紛走避，主管宗廟祀典的太常寺少卿季陵，奉九廟神主逃出坡外，急迫間把太祖的那塊神主遺落在亂鬨鬨的大路上。而揚州大火，杜牧之筆下的旖旎風光，付之一炬。到孝宗淳熙年間，依然荒涼，且看姜白石的描寫：
揚州慢（並序）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葉，年年知為誰生？
所謂「猶厭言兵」，這話在孝宗時不知確否，而在建炎年間，「厭言兵」者，只是沒出息的高宗和那一班奸臣，依當時的士氣民心，並非如此！
以後高宗由鎮江到杭州，再到江寧，復回杭州，渡江到越州，一路逃難到此，備受逼迫，終於忍無可忍了。
其時為建炎三年十月，高宗有一篇詔諭，在號召勤王之餘，有乞憐於敵之意。此別具一格的辱國文獻，不能不忍淚一讀：
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為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于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遺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受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並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
這篇詔令，不知出自何人的手筆，實可與黎元洪的秘書長饒漢祥，後先輝映。照此詔令中看，明明是高宗自己對金人願盡婢妾之道，何苦扯上「嗷嗷生民」？如說臣民辱國之外有君王「辱民」之說，則翻遍歷史，怕只有一個趙構。
下詔的第三天，高宗「移蹕前去浙西」，到了錢清鎮，有御史力諫，「以為眾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於是高宗復回越州，由寧波出海，逃到溫州。第二年四月，再回到越州，不久，把越州升為「紹興府」，第二年改元，亦稱「紹興」。紹者繼承，興者興旺，高宗是死心塌地只求偏安了。
在這段擾攘不安的日子裡，孟後一直在江西避難，至是，由高宗迎回紹興。孟後飽經滄桑，以淚洗面的日子亘卅年，暮年復登尊位，於國破家亡之際，撫今憶昔，哀戚倍增！平生抑鬱屈辱，皆寄望於高宗的奮起。日夕所盼者，收復神京，破顏一笑，庶乎可敵數十年淒涼歲月，而高宗如此！孟後豈復有生趣？被迎至紹興後的第八個月，孟後鬱郁以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