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青年談魯迅 · 魯迅怎樣對待文化遺產和民族形式

從魯迅的寫作實踐以及他前前後後文章里的話，我們可以體會出魯迅對待祖國文化遺產以及文學藝術的民族形式的深心。在這裡，正是立場與方法的表現，魯迅是人民的立場，現實主義的方法。 凡屬富有反抗性的，愛國的，人民的東西，魯迅都愛之若生命。他也便從這些東西裡面吸取養料。我們看他怎樣愛屈原，《彷徨》的題辭里就表示魯迅同情於屈原的愛國。「路漫漫其修（長）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為了擔心楚國的危亡，在盡力找尋挽救楚國的路；魯迅為了擔心中國的危亡，也在盡力找尋中國革命的路。當時的時代，使魯迅格外懂得古代的《離騷》，懂得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在二十三歲時題自己的照片，有「寄意寒星荃不察」之句，意思是說，當時有權力的人不了解他的愛國心，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一番心意寄託給天上的星星。「荃不察」就是從屈原的詩《離騷》中「荃不察余之中情」來的。屈原用「荃」來指楚懷王，說明楚懷王不了解他。魯迅到將死之年寫復仇的《女吊》，還提到屈原的《國殤》。他讀《山海經》注意了「刑天」的故事。因此他又愛好陶淵明。他真是把古書都弄活了，提醒了我們的鬥爭意志，增加了我們讀書的興趣。他從聖經賢傳里幾次提起「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這是人民詛咒壓迫他們的統治者為什麼不滅亡。凡這些都非常明白地表現著魯迅對待文化遺產的精神。 他幾次給我們介紹他的故鄉的「目連戲」，都是民間的創造，魯迅真是樂道不已。我們在講魯迅的少年的時候曾提起過他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這一篇文章里自述他寫小說的方法是學習中國民間藝術的，因為中國民間藝術都是只有幾個主要的人，不要背景，所以魯迅的小說只寫典型人物，不描寫風月。這個意義非常之大，如果不是魯迅自己告訴我們，我們恐怕很難探索他的根源。這是魯迅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同時是中國人民的文化遺產。我們把這個偉大的創作方法同胡適大賣氣力替《老殘遊記》描寫風景抬高地位相比較，便可知道什麼是革命的什麼是反動的，什麼是人民的什麼是剝削階級的。我們真要學習魯迅，魯迅是站在人民的立場用現實主義的方法來對待文化遺產。 當然，對於封建性的東西，對於阻礙中國革命前進的反動勢力，對於反動派麻醉青年拖住青年的伎倆，魯迅是嗅覺最敏銳的，這是一九二五年魯迅在北京大張旗鼓地反對開「青年必讀書」的單子的原故。一九三三年他在上海又反對勸青年讀《莊子》、《文選》。當時有許多人都向青年開了一張讀古書的單子的，這些人除了像反革命分子胡適別有用心以外，別的跟著胡適走的人，現在想起來不是只有慚愧麼？不是格外佩服魯迅的革命的戰鬥精神麼？不是更清楚地認識到魯迅的立場和觀點的正確嗎？ 我們再談一談民族形式問題。魯迅最初寫小說，他採用民間藝術寫人不寫景的方法，我們要待他後來告訴我們才知道底細，我們當時一讀了他的小說就為他所吸引的是他從外國移植過來的小說的形式。外國的小說形式（包括外國的戲劇形式），其介紹人物的程序，情節發展的步驟，都和中國小說戲劇向來所採取的「列傳」式的體裁不同，而中國列傳式的體裁倒是有它的真實的好處，收到它的親切的效果，而且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我們就魯迅的《藥》說，對青年知識分子有極大的影響，對人民大眾恐怕就疏遠了，這裡頭有一個形式問題。在五四初期，外國形式一新讀者的耳目，是起了文學革命的作用的，到今日則應該從歷史上來對藝術形式問題作一番考查，這個消息，魯迅到他後來就已經流露出來了。我們讀《且介亭雜文》里《連環圖畫瑣談》這一段： 但要啟蒙，即必須能懂。懂的標準，當然不能俯就低能兒或白痴，但應該著眼於一般的大眾，譬如罷，中國畫是一向沒有陰影的，我所遇見的農民，十之九不贊成西洋畫及照相，他們說：人臉那有兩邊顏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畫，是觀者作為站在一定之處的，但中國的觀者，卻向不站在定點上，所以他說的話也是真實。那麼，作「連環圖畫」而沒有陰影，我以為是可以的；人物旁邊寫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於表示做夢從人頭上放出一道毫光來，也無所不可。觀者懂得了內容之後，他就會自己刪去幫助理解的記號。這也不能謂之失真，因為觀者既經會得了內容，便是有了藝術上的真，倘必如實物之真，則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沒有和地球一樣大小的紙張，地球便無法繪畫。 這所說的雖然是指著圖畫，其所涉及的問題實在是外國形式和民族形式的區別。魯迅的感情不很是偏向在民族形式一方面麼？就小說說，外國小說所敘出的人物、時間、和地點，是假設無形中有一個照相機在那裡替讀者拍照出來的，便是魯迅說的「觀者作為站在一定之處的」，否則就怕失真，怕讀者問你，「你怎麼知道這個人在這個時候出現在這個地方呢？」現在則說：「這是一張照相，連人物臉上的陰影也照出來了！」那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了。外國劇本上人物登場向來沒有自道名姓的，——哪有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呢？小說里也無須乎要作者介紹人物的姓名，因為照相機不能在照片上面說話，那樣便有不真實的嫌疑。其實從中國的民族形式說來，大可不必如此，反正我們是在這裡說故事，只要故事說得真，人物的個性寫得好，作者告訴讀者「此人姓魯，名達，如今喚作魯智深……」有何嫌疑可避呢？這便是中國的「列傳」體。中國的圖畫也是如此，在《水滸》卷頭的魯智深圖像上面便寫著「花和尚魯智深」，所以魯迅說「人物旁邊寫上名字，也可以的」。在戲台上，魯達登台，便大叫：「洒家關西魯達的便是！」觀眾真是喜歡極了。我們要的是「藝術上的真」，不是「實物之真」。當然，外國的藝術也是要「藝術上的真」，不是「實物之真」。不過就藝術形式說，外國形式與中國民族形式確實是有照相與說故事之分。我們的老百姓是很有道理喜歡自己的形式的。魯迅真真懂得這個原故，為人民喜聞樂見起見，他早已給我們作了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