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青年談魯迅 · 魯迅對文學形式和文學語言的貢獻
我們現在的文章同古代文章有很不相同的面貌。最極端的例子是魯迅所舉的「『原來，你認得。』林沖笑著說。」——我們現在的形式。古人的形式是：「林沖笑道：『原來，你認得。』」我們現在當然是歐化，這樣的歐化從魯迅的小說起，連當時《新青年》同人劉半農都反對。魯迅解釋這種歐化「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適應這個「必要」，確是文體上一個大進步。
原來中國古代的文章是不分段的，不管一篇有多麼長，一篇就是一大段而已，像一條長蛇一樣。我們舉上古的《左傳》同近代的《水滸》作例。《左傳》開頭一篇長的，是「鄭伯克段於鄢」，這一篇傳第一個字是一個「初」字，即是寫事情開始的時候，一個母親生了兩個兒子。中間寫變故。最後事情解決了，最後一句是：「遂為母子如初。」所以從前做古文的人曾經批道：「『初』字起，後仍至『初』字結。」它真是這個形式：「初——如初。」從第一個字「初」密密連連直到最末個字「初」，中間沒有空白。再看《水滸》。《水滸》每一回，從「話說」起硬要連到「且聽下回分解」止才是古人的文章，並不是我們現在出版的《水滸》把一回分成若干段，每段都另外起行的樣子。一回既然就是一大段而已，然而在一回之中敘的不是同一地點同一時間的事情，怎麼辦呢？那便只好來個文章遊戲，最簡單的是把兩地之間插一句「一路無話」，兩天的事插一句「當夜無話」。如果像我們現在用提行分段的辦法，便用不著那些麻煩了。既然提行分段，那麼寫著「『原來，你認得。』林沖笑著說。」當然不是上句不接下句，而是在口語裡常有的情況，先述所說的話，再說明說話的人。所以魯迅說「乃是為了必要」。而「林沖笑道：『原來，你認得。』」反而成了舊小說里千篇一律的形式，必須先寫說話的是誰，再寫所說的話，就缺少了寫人物對話時的戲劇性。
魯迅的《藥》最初發表時，許多人大大地不以為然，為什麼要這樣寫：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麼？——你生病麼？」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其實這樣寫，合乎情節的自然，加上了小說的戲劇性，是因為提行分段的排列法。提行分段的排列法在理論文章里也非常有必要，使得古今文體發生了變化。我們現在談魯迅最初寫小說，魯迅對小說形式所作的貢獻。這個貢獻我們已經肯定了的。
魯迅自己說：「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這所謂「格式的特別」，不只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句法的歐化（其實漢語在口語裡本來就有這樣的說話），還有介紹情節的方法比起中國原有的小說戲劇來亦顯得特別。中國的戲劇主人公自報姓名同關係，在小說里作者亦向讀者報道人物的姓名同關係，魯迅的《藥》則完全是采外國形式，要讀者自己從前後文去聯繫，其效果確是「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就這一層說，到底是外國形式好，還是中國原有的形式好，我們認為是相對的，在以後談民族形式問題時還要談到。
下面說魯迅對文學語言的貢獻。
本來，就文學語言說，每個時代偉大的作家，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民間藝人，各有各的特點，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好比《水滸》的語言，《紅樓夢》的語言，都值得我們專門去研究。我們現在是說魯迅。我們說魯迅，當然不是說魯迅的語言超過以前的人，更不是說魯迅的語言樣樣條件具備，就採用口語方面說，魯迅自己就認為他做得不夠。我們是把魯迅對中國文學語言所作的獨特的貢獻肯定下來。
魯迅在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始時，他的語言的特點，同古代陶淵明有相似的情況。陶淵明寫詩的語言去掉了陶淵明以前以及與他同時的詩人所用的辭藻，所以歷史上曾有人批評陶淵明「辭采未優」，他們不知道陶淵明的特點就在他能夠白描。魯迅的小說，比起中國近代的戲曲以及章回小說來，其特點也正是白描，選詞造句去掉了一切不需要的東西。根據我們大家整個的印象，《水滸》、《紅樓夢》是無所謂浮詞套語的，究其實還是有，像《水滸》里什麼「雪地里踏著碎瓊亂玉」，什麼「時逢端午，蕤賓節至」，《紅樓夢》寫裝飾要說「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妒鶯慚」，寫哭要說「一腔無明未曾發泄」，都還是一般舊習慣。口頭上說寫文章要去陳腐非難事，但做起來真不易，魯迅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一開始時真實地寫出東西來了，這一來令當時的青年讀者耳目一新。《藥》里這樣的文章：「西關外靠著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卻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瘐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冢。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闊人家祝壽時候的饅頭。」《社戲》里寫一群小孩子看戲怕看老旦的心理：「然而老旦終於出台了。老旦本來是我所最怕的東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這時候，看見大家都很掃興，才知道他們的意見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當初還只踱來踱去的唱，後來竟在中間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擔心；雙喜他們卻就破口喃喃的罵。我忍耐的等著，許多工夫，只見那老旦將手一抬，我以為就要站起來了，不料他卻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舊唱。」這些都是魯迅的白描的語言。魯迅有時採用文言作句子，念起來還是很順口，如《論雷峰塔的倒掉》里特別有這麼一句：「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普天之下」雖是古語，但在當時還是很習用的，所以魯迅採用在文章里。同一篇里他又用了這麼一句口語：「活該。」那是採用口頭語入文，用得真好。從這裡看到他的語言的豐富，對他說來可謂要什麼有什麼。他有一篇《記「發薪」》，是敘他當時在北京教育部被革職後去領欠薪的事情，領薪的規則要親自領，本人如不在北京就沒有，文章這樣寫：「就到會計科，一個部員看了一看我的臉，便翻出條子來。我知道他是老部員，熟識同人，負著『驗明正身』的重大責任的。」這裡「驗明正身」四個字把事情寫得顯豁極了，意思深刻極了，萬惡社會侮辱正義原形畢露。原來「驗明正身」，是舊社會裡犯人臨刑前官員要查驗一下，那個犯人有沒有搞錯，有沒有調包的事。魯迅用在這裡，說明當時的反動官僚不僅迫害他，革掉了他在教育部里的職位，還在他領欠薪時像對待犯人那樣對待他。
在他的雜文《春末閒談》里描寫細腰蜂捉蟲子的情形：「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著不肯去，但終於乏力，被銜著騰空而去了，坐了飛機似的。」下面又寫：「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兇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兇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他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他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這真是魯迅的語言。我們再抄《馬上支日記》所記：「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真是魯迅的語言。
魯迅的語言的特點正是他的強烈的思想感情的表現，加以他的知識豐富，於是他的筆——他的攻擊舊社會的武器便鋒利無比。《春末閒談》里他描寫細腰蜂對待青蟲，是挖苦統治者對待被統治者的，要被統治就須不活，要供養統治者又須不死，人類「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使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末了他說，人的思想無論如何是要反抗的，不能像細腰蜂一樣不死不活。他用了《山海經》上「刑天」的典故，刑天沒有頭而活著，還要「執干（盾牌）戚（斧）而舞」。魯迅又這樣寫：「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麼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這是魯迅善於引用古書，把意思表現得多麼好。像這樣引用古書，也是文學語言的一個因素。
最後我們應該說明一件事，關乎語法。我們把所有魯迅的文章仔細地讀，確是想起魯迅對他自己寫作所說的一句話：「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所以讀得順口，便是句子合乎語法。說合乎語法並不是說句子一定要造得非常機械，一定要有主語、動詞、賓語，而主語、動詞、賓語只可以有一種排列法。不是的，是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變化的。像句子的次序有時有必要較舊日文章顛倒一下，如我們前面所說的把「林沖笑道：『原來，你認得。』」寫作「『原來，你認得。』林沖笑著說。」又如把「雖然」分句放在後面，也是魯迅採取的歐化句子，這句便是：「這樣的中國人真應該受『呸！』他們為什麼不打的呢？雖然打了也許又有人說是『拳匪』。」這些句子裡的漢語語法一點也沒有改變。史達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裡面告訴我們，語法有它的穩固性，不能強迫同化的。我們現在常有人仿照外國語法，幾個詞連用在一塊，一定在最後一個之前加個「和」字，這樣做是機械的。在口語裡，幾個詞連用在一塊兒，可以有幾種說法，像魯迅有一個題目就叫做《狗、貓、鼠》，同老百姓說「馬、牛、羊」一樣，——老百姓不說「馬、牛和羊」。魯迅又有一個題目叫做《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間連用兩個「和」字，也正是老百姓口裡常有的話，合乎漢語的規律，漢語的「和」字是可以連用兩個的。魯迅是歐化的創始人，但我們要辨清楚，他給我們創造了新的文體，他擴大了我們的句法，他並沒有改變漢語的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