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青年談魯迅 · 魯迅的雜文是詩史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的序言裡最後一段說道：
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裡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在這段話里，魯迅把他的雜文的價值謙遜地然而公平地論定了。是的，魯迅的雜文是我們的時代的詩史。偉大的中國，應該有一部偉大的詩史，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反映出來，但這個工作太艱難，正同我們處在太陽底下難得用言辭來形容太陽一樣。而且我們已經有了毛主席的著作，那是指導革命的理論，正如同太陽一樣給我們帶來了光明。魯迅的雜文卻是從旁面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詩史，它正好像一個月亮！
魯迅一共有十四個雜文集，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不論長的，不論短的，篇篇是武器，篇篇是美文，篇篇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寫照。我們先看在北洋軍閥時代他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在《燈下漫筆》（《墳》）里有這樣的記載：
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
這篇文章註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寫的。孫美瑤在津浦路劫車擄去西洋人站在軍前使官兵不敢開火，反映當時朝野一般的心理。在同一篇文章里，魯迅還有這樣的記載：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旁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
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
我們讀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馬上日記》（《華蓋集續編》）三段：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著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著兵，有的背著扎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著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著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著一把小紙片，但卻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這種文章是生動的歷史，是詩，有具體的形象。重要的當然是魯迅的思想性。魯迅所寫的二十六年前軍閥時代的北京，封建的北京，在新中國的太陽底下毫無蹤影，然而當時是滿街的形象。
下面則是蔣介石統治時期魯迅在上海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史料，我們應該仔細地讀。像《二心集》里有一篇《再來一條「順」的翻譯》，我們禁不住要把全文抄下來：
這「順」的翻譯出現的時候，是很久遠了；而且是大文學家和大翻譯理論家，誰都不屑注意的。但因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順譯模範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這一條，所以就再來一下子。
卻說這一條，是出在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時報》里的，在頭號字的《針穿兩手……》這一個題目之下，做著這樣的文章：
「被共黨捉去以錢贖出由長沙逃出之中國商人，與從者二名，於昨日避難到漢，彼等主僕，均鮮血淋漓，語其友人曰，長沙有為共黨作偵探者，故多數之資產階級，於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繫於廿八日夜捕去者，即以針穿手，以秤秤之，言時出其兩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鮮血淋漓。……（漢口二日電通電）」
這自然是「順」的，雖然略一留心，即容或會有多少可疑之點。譬如罷，其一、主人是資產階級，當然要「鮮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總是窮人，為什麼也要一同「鮮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針穿手，以秤秤之」幹什麼，莫非要照斤兩來定罪名麼？但是，雖然如此，文章也還是「順」的，因為在社會上，本來說得共黨的行為是古里古怪；況且只要看過《玉曆鈔傳》，就都知道十殿閻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來秤犯人的辦法，所以「以秤秤之」，也還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時候，不用稱鉤而用「針」，卻似乎有些特別罷了。
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種日本文報紙《上海日報》上，也偶然見到了電通社的同一的電報，這才明白《時報》是因為譯者不拘拘於「硬譯」，而又要「順」，所以有些不「信」了。倘若譯得「信而不順」一點，大略是應該這樣的：
「……彼等主僕，將為恐怖和鮮血所渲染之經驗談，語該地之中國人曰，共產軍中，有熟悉長沙之情形者，……予等繫於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時，則在腕上刺孔，穿以鐵絲，數人或數十人為一串。言時即以包著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這才分明知道，「鮮血淋漓」的並非「彼等主僕」，乃是他們的「經驗談」，兩位僕人，手上實在並沒有一個洞。穿手的東西，日本文雖然寫作「針金」，但譯起來須「鐵絲」，不是「針」，針是做衣服的。至於「以秤秤之」，卻連影子也沒有。
我們的「友邦」好友，頂喜歡宣傳中國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黨」的；四年以前，將「裸體遊行」說得像煞有介事，於是中國人也跟著叫了好幾個月。其實是，警察用鐵絲穿了殖民地的革命黨的手，一串一串的牽去，是所謂「文明」國民的行為，中國人還沒有知道這方法，鐵絲也不是農業社會的產品。從唐到宋，因為迷信，對於「妖人」雖然曾有用鐵索穿了鎖骨，以防變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幾乎沒有了。文明國人將自己們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國來，不料中國人卻還沒有這文明，連上海的翻譯家也不懂，偏不用鐵絲來穿，就只照閻羅殿上的辦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謠的和幫助造謠的，一下子都顯出本相來了。
《再來一條「順」的翻譯》的題目，本來是諷刺那時上海主張「順而不信」的翻譯家的，魯迅卻寫了這麼一篇有極大思想內容的文章，暴露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對人民革命的惡毒的污衊，並指出反動報紙的無知和可笑。我們於學習他的戰鬥精神之外，實在佩服他的雜文的手法，他寫雜文同寫小說一樣，總是富有形象性，善於採用典型。一方面具體，一方面又集中，對讀者印象深，效果大。
我們讀《「友邦驚詫」論》（《二心集》），一九三一年寫的，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學生請願，魯迅寫道：「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里，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攢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魯迅是這樣以他的筆桿打擊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的。
我們讀一九三三年寫的《天上地下》（《偽自由書》）：
中國現在有兩種炸，一種是炸進去，一種是炸進來。
炸進去之一例曰：「日內除飛機往匪區轟炸外，無戰事，三四兩隊，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隊飛宜黃以西崇仁以南擲百二十磅彈兩三百枚，凡匪足資屏蔽處炸毀幾平，使匪無從休養。……」（五月十日《申報》南昌專電）
炸進來之一例曰：「今晨六時，敵機炸薊縣，死民十餘，又密雲今遭敵轟四次，每次二架，投彈盈百，損害正詳查中。……」（同日《大晚報》北平電）
應了這運會而生的，是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和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
這也是對於「非安內無以攘外」或「安內急於攘外」的題目，做出來的兩股好文章。
住在租界裡的人們是有福的。但試閉目一想，想得廣大一些，就會覺得內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敵軍在天上，沒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損害正詳查中」，而太平之區，卻造起了寶塔。釋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此之謂也。
但又試閉目一想，想得久遠一些，可就遇著難題目了。假如炸進去慢，炸進來快，兩種飛機遇著了，又怎麼辦呢？停止了「安內」，迴轉頭來「迎頭痛擊」呢，還是仍然只管自己炸進去，一任他跟著炸進來，一前一後，同炸「匪區」，待到炸清了，然後再攘他們出去呢？……
這裡，魯迅深刻地揭露反動派的罪行，他們用飛機轟炸來屠殺中國的革命的人民，實質上是在替帝國主義開路；指出所謂「非安內無以攘外」的本質，就是用血腥的屠殺來鎮壓人民革命，把人民革命鎮壓下去了，才可以安安穩穩做帝國主義的忠實的奴才。
我們讀一九三三年寫的《九一八》（《南腔北調集》），只讀關於上海華界情狀：
至華界情狀，卻須看《大晚報》的記載了——
今日九一八
華界戒備
公安局據密報防反動
今日為「九一八」，日本侵占東北國難二周紀念，市公安局長文鴻恩，昨據密報，有反動份子，擬借國難紀念為由秘密召集無知工人，乘機開會，企圖煽惑搗亂秩序等語，文局長核報後，即訓令各區所隊，仍照去年「九一八」實施特別戒備辦法，除通告該局各科處於今晨十時許，在局長辦公廳前召集全體職員，及警察總隊第三中隊警士，舉行「九一八」國難紀念，同時並行紀念周外，並飭督察長李光曾派全體督察員，男女檢查員，分赴中華路，民國路，方浜路，南陽橋，唐家灣，斜橋等處，會同各區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衢，及華租界接壤之處，自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中午十一時半至三時，下午三時至六時半，分三班輪流檢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體育場，滬西曹家渡三角場，閘北譚子灣等處，均派大批巡邏警士，禁止集會遊行。製造局路之西，徐家匯區域內主要街道，尤宜特別注意，如遇發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麗園路報告市保安處第二團長處置，凡工廠林立處所，加派雙崗駐守，紅色車巡隊，沿城環行駛巡，形勢非常壯嚴。該局偵緝隊長盧英，飭偵緝領班陳光炎，陳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偵緝員，分頭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膠州路及南市公共體育場等處，嚴密暗探反動份子行動，以資防範，而遏亂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兩警務處，亦派中西探員出發搜查，以防反動雲。
「紅色車」是囚車，中國人可坐，然而從中國人看來，卻覺得「形勢非常壯嚴」雲。……
年年的這樣的情狀，都被時光所埋沒了，今夜作此，算是紀念文，倘中國人而終不至被害盡殺絕，則以貽我們的後來者。
魯迅在這裡給我們指出，工人們要紀念「九一八國難二周紀念」，反動派卻這樣害怕，這樣如臨大敵，要阻止工人的愛國運動。這正說明反動派是跟人民站在敵對的立場上的。魯迅就是這樣子暴露反動派的面目，堅決地向敵人作戰的。魯迅的精神永垂不朽！中國人民永遠紀念他！
我們要說的太多了，在這裡想再提出三篇來，即《准風月談》里的《推》，《踢》，《沖》三篇。
《推》的題目是這樣寫下去的：
兩三月前，報上好像登過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電車的踏腳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卻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會被踹住，可見穿的是長衫，即使不是「高等華人」，總該是屬於上等的。
我們在上海路上走，時常會遇見兩種橫衝直撞，對於對面或前面的行人，決不稍讓的人物。一種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蠍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裡。這就是我們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他坐著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
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屍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麼也不覺得。舊曆端午，在一家戲場裡，因為一句失火的謠言，就又是推，把十多個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屍擺在空地上，據說去看的又有萬餘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後面還有幾行，我們從略。文末註明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寫的。
再是《踢》：
兩月以前，曾經說過「推」，這回卻又來了「踢」。
本月九日《申報》載六日晚間，有漆匠劉明山，楊阿坤，顧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黃浦灘太古碼頭納涼，適另有數人在左近聚賭，由巡邏警察上前驅逐，而劉，顧兩人，竟被俄捕弄到水裡去，劉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說，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據顧洪生供，卻道：「我與劉，楊三人，同至太古碼頭乘涼，劉坐鐵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邊，……俄捕來先踢劉一腳，劉已立起要避開，又被踢一腳，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經不及，乃轉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經人救起的。」推事問：「為什麼要踢他？」答曰：「不知。」
「推」還要抬一抬手，對付下等人是犯不著如此費事的，於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專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現在還添了白俄巡捕，他們將沙皇時代對猶太人的手段，到我們這裡來施展了。我們也真是善於「忍辱負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話道：「吃了一隻外國火腿，」一笑了之。
文章我們沒有抄完。這是八月寫的。
十月又寫了《沖》：
「推」和「踢」只能死傷一兩個，倘要多，就非「沖」不可。
十三日的《新聲》上載著貴陽通信說，九一八紀念，各校學生集合遊行，教育廳長譚星閣臨事張皇，乃派兵分據街口，另以汽車多輛，向行列衝去，於是發生慘劇，死學生二人，傷四十餘，其中以正誼小學學生為最多，年僅十齡上下耳。……
在這裡，魯迅指出，帝國主義、高等華人和反動派怎樣屠殺和迫害中國人民。在他們看來，「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燈下漫筆》）魯迅把這些揭發出來，它的戰鬥作用，就是要大家起來「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我們讀了可以想見毛主席說的「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