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青年談魯迅 · 魯迅怎樣寫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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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三十八歲時開始創作小說，同時也寫雜感。小說這種藝術是需要一定時期的醞釀才能創作的，為了適應當前迫切的戰鬥任務，魯迅在創作小說的同時，還運用雜感這種武器，更直捷地跟敵人作戰。魯迅的熱情後來都放在雜感裡面。只有敵人，才害怕魯迅的雜感，故意放空氣，「魯迅不行了，再不能創作了，只能寫些雜感了！」而魯迅的雜感是愈寫愈多，戰鬥性愈寫愈強，技術是愈寫愈高，他後來不叫雜感，統統叫雜文，雜文便成了魯迅的出色的創作。魯迅為反動知識分子所恨死了，就是因為他用雜感作武器同黑暗勢力鬥爭，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他也在鬥爭中改造自己，為了更好地掌握作戰的武器，他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卓越的共產主義者。
我們在前面說過，魯迅同農民有深厚的關係。再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魯迅同青年的關係，他總是注意青年，愛護青年，當時除了李大釗同志而外，實在沒有別人像魯迅那樣把青年當作同志的。在五卅時代，北京政府由軍閥段祺瑞掌握政權，章士釗做教育總長，英國留學生現代評論派同章士釗勾結，氣焰不可一世，壓制青年，做反動派的幫凶。魯迅因為同情青年學生，同現代評論派作鬥爭。當時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楊蔭榆開除學生，引警察及打手進學校來打學生，章士釗以教育總長名義解散學校，教育部司長劉百昭又雇老媽子打學生，將學生拖出學校，許多教職員因而組織校務維持會。魯迅說，「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於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睹；後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尚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歷的。」而當時現代評論派的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專門辟「閒話」一欄，散布謠言，淆亂是非，幫助做迫害學生的事。首先說魯迅是挑剔學潮。這件事鬧得很久，從五卅鬧到三一八。在《華蓋集》里有一篇《碰壁之後》就是關於女師大事件最早的一篇文章，寫得很悲痛。魯迅寫他自己到女師大去，他說他「其時看看學生們，就像一群童養媳。」他說他在一個他所認識的教員的話里聽到一句「你們做事不要碰壁」，在學生的話里聽到一句「楊先生就是壁」。這一句學生的話把事情的本質多麼直接地說出來了，是女學生受壓迫而說的話。這時校長正在飯店裡請客，對付學生。魯迅自己回家，天色已經黃昏，他寫了下面兩段：
我於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裡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看見死屍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污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為什麼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
這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寫的。當時的讀者或者以為魯迅是說得太誇大了吧，怎麼用得上「謀害」「屠戮」「死屍」的字樣呢？然而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魯迅還正在那裡寫他的《無花的薔薇之二》，已經寫了三節，到第四節便是：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寫這一節的時候，大約還只是「聽說」，不知道詳細，接著第五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這時章士釗是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
這時陳西瀅的《閒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殺之苦」的。他們認為「執政府前原是『死地』，……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意思就是說學生請願，正同女師大學潮一樣，是有魯迅等人在指揮的。這裡就顯出現代評論派的醜惡嘴臉，一方面替殺人的兇手開脫罪行，一方面惡毒地污衊革命的鬥士。
這次死難人當中有女師大學生劉和珍，魯迅有《紀〔記〕念劉和珍君》一文，有云：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
這就是事實必然的暴露，一方面是中國的青年，是魯迅，一方面是段祺瑞，是章士釗，是現代評論派，而魯迅的敏感最初就「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
還有，我們看魯迅這一節文章（《華蓋集》里《並非閒話》二）：
據說，張歆海先生看見兩個美國兵打了中國的車夫和巡警，於是三四十個人，後來就有百餘人，都跟在他們後面喊「打！打！」，美國兵卻終於安然的走到東交民巷口了，還回頭「笑著嚷道：『來呀！來呀！』說也奇怪，這喊打的百餘人不到兩分鐘便居然沒有影蹤了！」
西瀅先生於是在《閒話》中斥之曰：「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
這樣的中國人真應該受「呸！」他們為什麼不打的呢，雖然打了也許又有人來說是「拳匪」。但人們那裡顧忌得許多，終於不打，「怯」是無疑的。他們所有的不是拳頭麼？
但不知道他們可曾等候美國兵走進了東交民巷之後，遠遠地吐了唾沫？《現代評論》上沒有記載，或者雖然「怯」，還不至於「卑劣」到那樣罷。
然而美國兵終於走進東交民巷口了，毫無損傷，還笑嚷著「來呀來呀」哩！你們還不怕麼？你們還敢說「打！打！宣戰！宣戰！」麼？這百餘人，就證明著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
「這樣的中國人，呸！呸！！！」
這是五卅慘案之後現代評論派的洋奴本相魯迅給戮穿了，魯迅要把唾沫吐在這些卑劣的人的臉上！他們是帝國主義的奴才！
還有，這些人馬上投奔蔣介石，魯迅首先給戳穿了，我們翻《而已集》，有一篇《公理之所在》，有這一段記載：
段執政有衛兵，「孤桐先生」秉政，開槍打敗了請願的學生，勝矣。於是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們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執政退隱，「孤桐先生」「下野」之後，——嗚呼，公理亦從而零落矣。那裡去了呢？槍炮戰勝了投壺，阿！有了，在南邊了。於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魯迅早已被他們迫害，這時到了廣州，中國正在「清黨」，現代評論派人於是乎南下南下。他們後來是怎樣在蔣介石朝廷里幫凶，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人都知道。
所以魯迅在北京這一段鬥爭的歷史，看起來好像是女師大一個學校的事情，其實也是反映中國社會的本質的，是從五卅到三一八，魯迅跟封建買辦資產階級鬥爭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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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以雜感為武器作實際的社會鬥爭，與鬥爭的青年接觸，他也確是在鬥爭中提高了自己。他在實際鬥爭中說：「我為什麼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這是針對反動的段祺瑞政府屠殺青年說的，從這話里顯出他對段祺瑞政府的憎恨。
他正在那裡寫《無花的薔薇》，本來寫的也是「刺」的，但聽說北京城中施行大殺戮，就說：「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他要紀念他的學生，他說：「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他記下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在後面注著：「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從以上的文字，我們可以體會魯迅在實踐中的認識，對我們學習魯迅有莫大的意義。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發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從廣東北伐，打敗了北洋軍閥。到一九二七年，蔣賊介石叛變革命，實行「清黨」，瘋狂地屠殺革命的共產黨員和人民，中國陷入史無前例的黑暗，比起魯迅一年以前在北京所見的「黑暗」，只有更甚。毛主席後來在《論聯合政府》裡面指出當時的革命戰士是怎樣作戰的：「但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這個時候魯迅在廣州。他離開廣州，他曾說：「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這幾句極老實的話，就證明魯迅已經有了變化，他在反革命的血腥的大屠殺面前，有著無比的憤怒。他感到自己作戰的力量不夠，慨嘆自己「我只有『雜感』而已」。他要找尋更有力的武器來跟敵人作戰，他到底拋棄了個性解放論，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有力的作戰的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