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青年談魯迅 · 分析「阿Q正傳」

1 《阿Q正傳》是魯迅在一九二一年寫的，這時作者的思想裡頭沒有階級觀點，但我們現在本著階級觀點來研究《阿Q正傳》，確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我們從這裡可以學習到許多東西。 我們首先來研究，魯迅為什麼要寫《阿Q正傳》？為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把《阿Q正傳》裡面所寫的人物列一個表在下面： 阿Q 王胡 小D 吳媽 靜修庵的尼姑 趙太爺 趙太爺的兒子趙秀才 錢太爺 錢太爺的兒子假洋鬼子　（追隨錢、趙勢力的有趙司晨、趙白眼） 城裡的舉人老爺 知縣大老爺 把總 （主要人物就是這些。此外如地保，城裡的兵，團丁，警察，偵探等是附屬於統治階級的；此外婦女方面如鄒七嫂，趙太太，秀才娘子等可不論。） 在阿Q一邊的，用魯迅的話代表「下層社會」；趙太爺一邊的代表「上流社會」。魯迅首先是教育阿Q，說他不該有「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說他不該「自輕自賤」，說他不該「忘卻」，那麼明明白白是告訴阿Q要反抗。反抗的對象是什麼呢？就是趙太爺、趙太爺的兒子趙秀才、錢太爺、錢太爺的兒子假洋鬼子這流東西，魯迅對於這流東西，用他自己後來的話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阿Q不反抗壓迫者，而欺侮王胡、小D、比自己更弱的靜修庵的尼姑等人，所以魯迅諷刺阿Q了。初步地說，就是這些話。這些話也就很明白，魯迅寫《阿Q正傳》，是反抗長期的封建社會，小說裡面的舉人秀才就是代表封建勢力。魯迅自己在俄譯《阿Q正傳》序里說： 現在我們所聽到的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魯迅這時雖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但封建社會的本質他體察出來了，「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說的話。在小說里描寫舉人秀才還比較容易，當然也就是暴露封建的黑暗，若思想上認清聖經賢傳是「為了他們自己」，即是替地主階級服務，魯迅真不愧為革命的愛國主義者！ 2 魯迅同情阿Q的遭受壓迫，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極沉痛的文字，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否則我們容易以為魯迅對阿Q是採取嘲笑的態度。如小說第一章阿Q說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那段說： 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爺家裡去；太爺一見，滿臉濺朱，喝道： 「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 阿Q不開口。 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麼？」 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裡配姓趙！」 阿Q並沒有抗辯他確鑿姓趙，只用手摸著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訓斥了一番，謝了地保二百文酒錢。 讀了這種文字，凡屬在中國封建農村里出來的人，到今天憤怒之火還不能熄。魯迅確是寫得一點也不誇張。 又如第二章寫阿Q的「行狀」時，這樣寫： 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谷祠里；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裡，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們忙碌的時候，也還記起阿Q來，然而記起的是做工，並不是「行狀」；一閒空，連阿Q都早忘卻，更不必說「行狀」了。只是有一回，有一個老頭子頌揚說：「阿Q真能做！」這時阿Q赤著膊，懶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別人也摸不著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然而阿Q很喜歡。 這就是拿阿Q作馬牛，我們讀者也同作者魯迅一樣氣極了，「然而阿Q很喜歡」，他的性格被壓迫得成個什麼樣子！ 描寫阿Q押牌寶，他的錢「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他終於只好擠出堆外，站在後面看，替別人著急，一直到散場，然後戀戀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腫著眼睛去工作。」這是多麼富有同情的文字！ 第三章描寫假洋鬼子打他，「不料這禿兒卻拿著一枝黃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謂哭喪棒——大踏步走了過來。阿Q在這剎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魯迅是說阿Q知道痛！接著又打了三下，小說里是三個字：「拍！拍拍！」 第四章寫阿Q在趙太爺家裡舂米，發生「戀愛的悲劇」，真是殘酷的悲劇！在動手舂米以前，阿Q坐在廚房裡吸旱菸，趙太爺家的女僕吳媽也就在長凳上坐下同阿Q談閒天，談的是女人的事，觸動阿Q的心事。阿Q忽然搶上去對吳媽跪下求愛，而吳媽楞了一會，突然發抖，大叫著往外跑了。 阿Q對了牆壁跪著也發楞，於是兩手扶著空板凳，慢慢的站起來，仿佛覺得有些糟。他這時確也有些忐忑了，慌張的將煙管插在褲帶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頭上著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迴轉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枝大竹槓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這……」 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了。阿Q兩手去抱頭，拍的正打在指節上，這可很有一些痛。他衝出廚房門，仿佛背上又著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後面用了官話這樣罵。 阿Q奔入舂米場，一個人站著，還覺得指頭痛，還記得「忘八蛋」，因為這話是未莊的鄉下人從來不用，專是見過官府的闊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 魯迅在這裡並不是誇大，鄉下人確乎是怕官話的，我們只看《離婚》那篇小說里所寫的那麼有強烈個性的愛姑只因七大人表演了一下子官態就嚇壞了便可知道。所以我們也不可太責備阿Q不反抗，我們倒應該替他感覺著指頭痛！ 到了小說的最後一章，即「大團圓」一章，阿Q被抓到監牢里去了，魯迅這樣寫： 到進城，已經是正午，阿Q見自己被攙進一所破衙門，轉了五六個彎，便推在一間小屋裡。他剛剛一蹌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柵欄門便跟著他的腳跟闔上了。其餘的三面都是牆壁，仔細看時，屋角上還有兩個人。 阿Q雖然有些忐忑，卻並不很苦悶，因為他那土谷祠里的臥室，也並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那兩個也仿佛是鄉下人，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為了什麼事。他們問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為我想造反！」 魯迅的小說寫到這裡，不但作者主觀的革命的熱情是如此，希望農民同農民在監獄裡聚談造反，就藝術的客觀求真性說阿Q的「精神勝利法」在這裡也完全不是自然的事情，只有「爽利的回答」一句「因為我想造反」才近乎道理。這個道理便是階級的覺悟。 3 然而魯迅在執筆時是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的。他只是愛中國，希望中國革命，像阿Q這樣採取「精神勝利法」是不行的。所以在他下筆之初以及下筆之前長期的思想意識里總有一個「中國國民性」的問題，用小說刻劃出來應該有一個阿Q，中國的問題便在於阿Q主義！魯迅感得阿Q主義對他的壓迫，也就是對中國前途的危險，又當然受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刺激（他當初還沒有明確的帝國主義的概念正同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一樣），中國人的不長進如何得了！他反抗阿Q主義！他反抗阿Q的不反抗，反抗阿Q的不長進。 從科學來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所要反抗的敵人是兩個，帝國主義同封建主義。魯迅當時的中心思想卻是反封建主義，他「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封建人物的存在同中國的前途是不相容的。如何而能使得這些人物滅亡，換一句話說中國如何而有新的道路，便在於阿Q從精神勝利法中解放出來，所以魯迅把希望寄在阿Q身上了，這是非常明白的事。他當時也許沒有明白地這麼想，分析起來確實是如此。他下筆時是痛恨「中國國民性」，要努力諷刺它一下，抓著他所愛的人鞭策一下，這一下他自然分出階級來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所以魯迅是偉大的，他是愛國者，他又是革命者。有些人以為阿Q精神代表中國國民性，阿Q當然代表阿Q精神，阿Q是中國農民，所以從魯迅看來中國沒有希望，魯迅看不起中國農民。這一些人的立場是同革命愛國主義者魯迅不一樣的。魯迅是站在人民的立場的。像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阿Q正傳》裡面的人物，可以分做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個階級，魯迅顯然是站在被壓迫階級一邊，因此他同情阿Q。他揭露阿Q身上的弱點正是由於他對中國農民的熱愛，希望他們能夠改正這些缺點。因此，並不是魯迅看不起中國農民，正相反，他是熱愛中國農民的。再看魯迅寫趙太爺、錢太爺一班壓迫階級的人物，就暴露他們的醜惡嘴臉，給以無情的諷刺，跟寫阿Q不同。從這裡，正可看出魯迅愛憎分明的感情來。 4 《阿Q正傳》寫的是封建壓迫。中國長期是封建社會。阿Q時代的封建社會同已往歷史上的封建社會是不是有一個區別呢？有的，區別就在於中國社會到了阿Q時代提出了革命的問題，所以《阿Q正傳》裡面有了「革命」的章目。辛亥革命就是魯迅寫《阿Q正傳》的背景。魯迅的時代，本來就是辛亥革命的時代，他在他的時代里，他認為中國應該革命，應該學西方的民主革命，革命如不成功，則中國的命運很危險，將以封建中國而告終。然而魯迅不能不希望將來，所以他寫《阿Q正傳》。照他的意思，辛亥革命的歷史，就是阿Q的歷史，所以辛亥革命失敗了。要說希望，是希望阿Q長進，怎麼長進呢？因被壓迫而長進！故事的發展正是如此。《阿Q正傳》這一篇傑作所證明的正是如此。只要是被壓迫者，只要是革命愛國主義者，結果必然是階級的覺悟代替個性的發展，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件事。 在阿Q進城回來之後，對人說：「你們可看見過殺頭麼？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魯迅這麼寫著。這同《藥》是一樣的意思，民眾不懂得革命志士，對革命不關心。 在阿Q要和革命黨去結識的時候，魯迅又這麼寫：「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黨只有兩個，城裡的一個早已『嚓』的殺掉了，現在只剩了一個假洋鬼子。他除卻趕緊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沒有別的道路了。」魯迅明明是諷刺，真的革命黨殺掉了，當權的是假的。 對趙秀才與假洋鬼子之於辛亥革命，魯迅很有描寫，寫兩人到靜修庵去革命那一段寫得深刻極了，（地主階級比農民阿Q兇狠多了，他們把老尼姑當作滿政府，在頭上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還拿走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爐，阿Q只不過肚子餓了來偷蘿蔔吃。）是這樣相約而去的：「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能的錢洋鬼子。這是『咸與維新』的時候了，所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 另外又有：「這幾日裡，進城去的只有一個假洋鬼子。趙秀才本也想靠著寄存箱子的淵源，親身去拜訪舉人老爺的，但因為有剪辮的危險，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寫了一封『黃傘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帶上城，而且托他給自己紹介紹介，去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所以辛亥革命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同歷史上的封建社會不同，在人民心目中有了「柿油黨」這項名目，以「銀桃子」代替了「頂子」。在城裡，「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這都是未莊的人關心的事情，「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 上面是《阿Q正傳》里關於辛亥革命的明白的記載，雖然是一個農莊上的事情，一個縣城裡的事情，魯迅是拿來概括整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國各地方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魯迅就做了這樣生動的記錄。 從魯迅的記錄看來，辛亥革命當然要失敗，所以魯迅看著它失敗了。上面的記錄旁人也可以做，不過旁人不關心便不做。魯迅的記錄如果僅僅是上面的零碎的記錄，我們也可不研究，重要的是魯迅寫的是《阿Q正傳》，在《阿Q正傳》里，「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曾有人這樣向魯迅提出意見，以為是出乎意外的事，然而這卻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之所在。 首先我們要問：魯迅對阿Q做革命黨的態度是怎麼樣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應該引魯迅自己的話，在《〈阿Q正傳〉的成因》里魯迅這樣說： 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 魯迅的這些話里，反映出他自己的許多矛盾，革命愛國主義者的魯迅實在沒有法子解決。首先他是愛阿Q的，愛得非常利害，看他說著「我的阿Q的運命」的口氣便可知道，簡直像母親愛兒子一樣。然而他分明看不起阿Q做革命黨，雖然阿Q做革命黨「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他又分明把革命黨看得神聖。那麼什麼人才配做神聖的革命黨呢？無非是像《藥》裡頭被殺的夏瑜。然而那樣革命就失敗了，單靠少數有遠志的人是不行的，要靠國民有覺悟，要「國民性」的解放。他寫《阿Q正傳》，也無非是把奴隸的「國民性」暴露出來，痛痛地給鞭策一下。然而他又說阿Q要做革命黨，「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魯迅在這裡頭有偉大的感覺，他感覺到階級鬥爭的事實，不過他當時還不可能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解決個性解放問題，即認識到人的個性可以在革命的實踐中獲得解放，但他已經能夠感覺到階級鬥爭的事實，這正是《阿Q正傳》的偉大處。 《阿Q正傳》的真正的價值，就在於革命愛國主義者的魯迅在不自覺的狀態下反映了中國社會的階級鬥爭。因而也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力量就在於認識中國農民的力量，在於有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黨出現。否則就是舉人秀才的革命黨出現，就是假洋鬼子的革命黨出現，就是辛亥革命。我們且來看看魯迅的《阿Q正傳》里階級鬥爭的事實罷，只有一個流浪僱農才真正表現著革命的力量——農民階級的力量罷。 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未莊，城裡舉人老爺把箱子搬到未莊來寄存在趙家裡，因而未莊人心動搖了。「其實舉人老爺和趙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難』的情誼」，然而現在則拿箱子來寄存，共患難，當然不是什麼情誼不情誼的問題，是同一階級的原故。「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能的錢洋鬼子。這是『咸與維新』的時候了，所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這是投機分子，是同一階級的情投意合。「阿Q的耳朵里，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今年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裡來的意見，以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殊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魯迅這樣寫，完全是忠實於他對社會的觀察，完全是藝術的求真，他並不是描寫階級意識，他還不可能有這個要求，然而人物的性格完全通過他們的社會關係表現出來了，也就是表現了不同階級的意識。阿Q原來「有一種不知從那裡來的意見」，這個意見正是從統治階級來的，在那個社會裡統治階級意識支配一切，然而對於被統治者，這些意見是表面的，完全是浮塵，只要革命的暴風雨一來，被統治者就有他們自己的真的感情的表現，所以這時阿Q便「神往」起來了。最有趣的，舉人同秀才素不相能，這時「共患難」起來，秀才同假洋鬼子這時也情投意合起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向有點欺負王胡、小D的阿Q，他這時也同王胡、小D靠攏了些，——從小說里看來他們本來沒有惡感，只不過故意鬧彆扭，所以到了有事之秋，自家人還是自家人了，要動手搬東西，還是「叫小D來搬」，搬得不快才「打嘴巴」。在「洋先生不准他革命」的時候，阿Q真正感到失望，「從此決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他，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至於閒人們傳揚開去，給小D、王胡等輩笑話，倒是還在其次的事。」這確實是忠實的描寫，阿Q這時真感到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原來他有一個階級意識，他以為他很可以革命的，所以說他有「抱負」並不是說笑話。至於給小D、王胡等輩笑話，正因為小D、王胡是同情他的，他們的關係不是敵對的。 在阿Q正在革命高潮當中，（能否認他的革命高潮嗎？）魯迅這樣寫他： 阿Q近來用度窘，大約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間吃了兩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飄飄然起來。不知怎麼一來，忽而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未莊人卻都是他的俘虜了，他得意之餘，禁不住大聲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莊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這一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一見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下雪水。他更加高興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 得得，鏘鏘！ 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 悔不該，呀呀呀…… 得得，鏘鏘，得，鏘令鏘！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趙府上的兩位男人和兩個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門口論革命。阿Q沒有見，昂了頭直唱過去： 「得得……」 「老Q，」趙太爺怯怯的迎著低聲的叫。 「鏘鏘，」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會和『老』字聯結起來，以為是一句別的話，與己無干，只是唱：「得，鏘，鏘令鏘，鏘！」 「老Q。」 「悔不該……」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這才站住，歪著頭問道，「什麼？」 「老Q，……現在……」趙太爺卻又沒有話，「現在……發財麼？」（趙太爺腦子裡只想到升官發財，所以這樣問。——文彬〔炳〕） 「發財？自然，要什麼就是什麼……」 「阿，……Q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趙白眼惴惴的說，似乎想探革命黨的口風。 「窮朋友？你總比我有錢。」阿Q說著自去了。 阿Q的有些農民意識當然是要不得的，我們在土改工作中如果遇見阿Q，當然要教育他，但這是我們現在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革命工作，魯迅寫《阿Q正傳》的時代還趕不上，我們應該不論。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魯迅的小說所反映的社會階級的關係。在革命的風聲之下，阿Q真有點像要翻身，所以趙太爺叫他叫「老Q」了。在階級社會當中的個人，不是以個人而存在，是以階級的一個成員而存在，比姓什麼叫什麼要實在得多，姓名還可以互換，階級意識則各人是各人的，趙太爺自覺著，阿Q也自覺著。趙太爺怯怯的迎著阿Q低聲叫「老Q」，地主階級臨著革命的恐懼，魯迅無意地然而逼真地表現出來了。到了他的兒子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趙太爺因此也驟然大闊，遠過於他兒子初進秀才的時候，所以目空一切，見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裡了。」魯迅在這裡一點也不誇張，是忠實地描寫，是恰如其分地描寫。兒子進秀才的時候當然是歡喜的，然而不進秀才也並沒有危險，統治地位沒有問題，革命當中可能有什麼變化，誰都不能逆料，所以那天叫「老Q」之後，「趙太爺父子回家，晚下商量到點燈。」「柿油黨的頂子」其實並不值錢，而且是花了「四塊洋錢」買的。可是這件事的關係太大，它說明天下已經太平了，革命是假的，所以「趙太爺因此也驟然大闊，遠過於他兒子初進秀才的時候」。阿Q不久就抓到衙門裡去了，因為趙家遭搶，因為城裡舉人老爺的箱子寄存在趙家。而阿Q在監牢里又遇見兩個鄉下人，「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為了什麼事。他們問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為我想造反！』」以上不是階級鬥爭是什麼？魯迅在不自覺的狀態下把中國農村寫出來了。 我們再來看為什麼阿Q表現著革命的力量。 有人問魯迅，為什麼阿Q終於要做革命黨？魯迅回答說：「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魯迅在當時還不能用階級觀點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用階級觀點來看，阿Q的革命力量，由阿Q的階級地位決定的。這一點便格外使得魯迅的小說添加生氣，這一點使得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多了材料。阿Q的階級意識，反抗力量，是必然地一天一天發展起來的，魯迅簡直控制不住，當發展到很像一個英雄好漢時，魯迅是躊躇滿志的，他並不是說他的小說寫得好，是阿Q的生動活潑出乎他的意料了，被壓迫到了極點的阿Q並不像他所痛恨的奴隸性的阿Q。在小說的開始，阿Q也曾「忿忿」過，如第三章，「他付過地保二百文酒錢，忿忿的躺下了」，但連忙用「精神勝利法」來安慰自己，「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這時阿Q還有工做，肚子不餓。到了第五章，情形便不同了。 有一日很溫和，微風拂拂的頗有些夏意了，阿Q卻覺得寒冷起來，但這還可擔當，第一倒是肚子餓。棉被，氈帽，布衫，早已沒有了，其次就賣了棉襖；現在有褲子，卻萬不可脫的；有破夾襖，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決定賣不出錢。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錢，但至今還沒有見；他想在自己的破屋裡忽然尋到一注錢，慌張的四顧，但屋內是空虛而且瞭然。於是他決計出門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著要「求食」，看見熟識的酒店，看見熟識的饅頭，但他都走過了，不但沒有暫停，而且並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這類東西了；他求的是什麼東西，他自己不知道。 魯迅這時很想拿「熟識的饅頭」之類來引誘阿Q似的，他應該要這類東西！然而阿Q不想要。他要的只是靜修庵園裡的蘿蔔！所以阿Q馬上去偷蘿蔔。當阿Q慢慢走近園門的時候，魯迅寫著「阿Q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覺得很冤屈」，可見阿Q到底還是求饅頭之類的東西，可見阿Q不能滿足於「精神勝利法」！他感得有冤屈，誰能把他的冤屈替他說明出來？靠他自己慢慢地覺悟。 到了第七章，階級鬥爭的事實替他說明白了，革命「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於是阿Q想，「革命也好罷，革這伙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 農人要參加革命，這不是革命的力量是什麼？這是革命的階級力量。所以阿Q說著「造反了！造反了！」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足以使得趙太爺害怕，他別的什麼都不怕。 阿Q說他要「投降」革命黨，他是胡亂用了知識分子的詞彙，他是唯物地看問題，他認識了問題，他要參加革命就是了，革命的利益代表他的利益就是了，沒有別的「投降」的意義。那時還沒有共產黨，那時還不是土地改革有土改工作隊在農村里訪貧問苦，阿Q要「投降」革命黨，他找誰呢？他認為假洋鬼子是革命黨，所以他去找假洋鬼子。這些事情都記在小說第八章里。阿Q走進假洋鬼子家裡的時候，不敢開口，魯迅說他「終於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這決不是諷刺，阿Q是有十二分的勇氣的！洋先生看見他，問道： 「什麼？」 「我……」 「出去！」 「我要投……」 「滾出去！」洋先生揚起哭喪棒來了。 阿Q的一件大事，他要投降革命黨，這樣可以解決許多問題，本著他的階級意識他相信不疑的，而洋先生揚起哭喪棒來要他滾出去，用知識分子的詞彙阿Q這時真是「如喪考妣」，世界沒有希望了，在他的面前只有死路一條了。所以魯迅在這時這樣寫阿Q：「他快跑了六十多步，這才慢慢的走，於是心裡便湧起了憂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沒有別的路；從此決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他，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這在另一面就表示阿Q要革命是農民要革命的決心的表現，是革命的力量的表現。這在魯迅是藝術的客觀求真的表現，人物的發展是這個樣子。 第九章寫阿Q關在監牢里，向兩個鄉下人說他想造反，寫得多麼自然，多麼有力量，正因為農民階級是有力量的，革命是自然的，所以魯迅的文章才自然，有力量。 阿Q不知道他是以搶犯的資格來受審判的，因為案子與他無關，他心裡的一件冤屈未伸是他要投降革命黨而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現在既然是革命世界，所以他以為他現在可以在「大堂」伸冤了，小說里是這樣寫： 「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來可以放你。」那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阿Q的臉，沉靜的清楚的說。 「招罷！」長衫人物也大聲說。 「我本來要……來投……」阿Q胡裡胡塗的想了一通，這才斷斷續續的說。 「那麼，為什麼不來的呢？」老頭子和氣的問。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那裡？」 「什麼？……」 「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伙人。」 「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來便憤憤。 「走到那裡去了呢？說出來便放你了。」老頭子更和氣了。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來叫我……」 這裡有兩件事要注意，一，阿Q敢於當著人眾叫「假洋鬼子」，說著「假洋鬼子不准我」，不准他革命，可見他的憤憤；二，也還是憤憤，「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所以魯迅的傑作《阿Q正傳》所寫出來的，確是土地革命前的中國農村，即是辛亥革命的農村，在這樣的農村里，「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不過十年多，東風便吹起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輸入中國，毛主席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起來了。魯迅的小說的價值，魯迅自己還估計得不足。我們研究魯迅，只有以毛主席的理論做指導，才能發見魯迅的光輝。 5 描寫人物的個性，關於小說的技巧，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們從《阿Q正傳》也可以取得經驗。簡單地說，通過社會關係來描寫人物，則個性生動，就是典型環境典型性格，若離開社會關係憑作者的主觀塑造人物，則流於概念化，在階級社會裡不存在你所塑造的東西。魯迅在下筆寫《阿Q正傳》之前，是有概念化的傾向的，因為他要塑造中國的「國民性」，我們現在便把眼前的《阿Q正傳》裡面這個痕跡指出來。 阿Q的「戀愛的悲劇」，魯迅是寫得非常深刻的，因為通過了一定的關係，阿Q是在趙太爺家裡舂米，對象又是趙太爺家裡的吳媽，又有趙秀才，趙府一家連兩日不吃飯的太太（因為老爺要買一個小的）也在內，還有間壁的鄒七嫂，還有地保，還有阿Q脫下來的不敢取回去的破布衫。（「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間生下來的孩子的襯尿布，那小半破爛的便都做了吳媽的鞋底。」）然而在這些關係沒有布置好以前，小說的文章便不免抽象化了，如因了小尼姑的「斷子絕孫的阿Q」這句話，寫了這麼一段： 阿Q的耳朵里又聽到這句話。他想：不錯，應該有一個女人，斷子絕孫，便沒有人供一碗飯，……應該有一個女人。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若敖之鬼餒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實是樣樣合於聖經賢傳的，只可惜後來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又如這一段： 有人說：有些勝利者，願意敵手如虎，如鷹，他才感得勝利的歡喜；假使如羊，如小雞，他便反覺得勝利的無聊。又有些勝利者，當克服一切之後，看見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他於是沒有了敵人，沒有了對手，沒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個，孤另另，淒涼，寂寞，便反而感到了勝利的悲哀。然而我們的阿Q卻沒有這樣乏，他是永遠得意的：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 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魯迅的《阿Q正傳》，是普遍的概括了「國民性」的弱點的。《阿Q正傳》的成功，我們前面已經說明白了，是通過社會關係把人物都寫出來了，是辛亥革命時代留下來的唯一的農村階級鬥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