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二十二
回到北京，稍事休息，由我向喬木同志作了兩次訪蘇匯報，之後，向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交了書面報告。根據中央指示，便著手科學院的整頓工作。從黨內系統來說，科學院屬於中宣部直接領導。具體和我們聯繫的是中宣部科學處。科學院的一切重大的決策，都事先通過中宣部向中央請示匯報；黨中央對科學院工作的指示精神，也通過中宣部傳達給我們，再通過院黨組在全院貫徹執行。科學院的最高會議是院務會議。每次開會都是郭沫若同志親自主持。郭沫若同志對科學院的工作十分重視、熱情。我和郭沫若同志早在一九二七年武漢大革命時期就認識了。在科學院工作時期，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科學院的重大事項，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瀾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換意見，統一思想，然後再交院務會議通過。我們參照蘇聯科學院的作法，首先採取組織措施，設立了學術秘書處，委託錢三強同志和武衡同志負責組建，選人的標準是：一、年青能幹的科學家，包括各個學科的人才，如柳大綱是搞化學的，張文佑是搞地質學的，葉篤正是搞氣象學的，葉渚沛是搞化工冶金的，還有貝時璋、錢偉長等，都是知名的科學家。二、靠近黨的進步人士，當時，在我們的科學家中黨員很少，整個秘書處十幾名科學家中，黨員很少。事實證明，這些科學家都是很好的同志，後來絕大部分加人了中國共產黨，成了我國科學事業的骨幹力量。不久，又建立了各個學部的辦事機構，惲子強任數理化學部黨員學術秘書，過興先任生物地學部黨員學術秘書，趙非克任技術科學部黨員學術秘書，潘梓年任哲學社會科學部黨員學術秘書。院學術秘書處建立以後，首先抓了科學各學科的調查摸底工作，他們經過各個學會，對於各門學科進行了摸底，感到問題很嚴重。我國過去大都是些輕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等，化學、生物學、醫學、工程力學也有一點基礎，但很落後。重工業方面問題更多。有些新技術，如半導體我們根本不知道，只知道鍺是從煙囪里弄出來的，卻不知道怎麼用。電子學根本沒有，高分子也很缺乏，搞植物學的人最多，但都是搞分類學的，連研究真菌的都沒有。地質學方面有點基礎，李四光同志抓得很緊，但是比起一五六項建設項目的要求，相差甚遠。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所需要的許多地質資料都遠遠不能滿足。總之，我們好多門學科沒有，有些學科有點基礎，也是少這缺那，很不完全。這就是我們的家底，了解了這個家底，就心中有數了。這對以後制定我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規划起了重要作用。
我們對於副研究員以上的科研人員也進行了摸底，對每一個人的學歷、經歷，有哪些論文、著作和專長，都作了調查。調查的結果證明，絕大數的人有真才實學，也有在理論上能行，實踐上差勁的，還查出了極少數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這一查，心中有數了。在實際工作中，就能作到區別對待，量才使用，揚長避短，實事求是。
對科學院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之後，我們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劉少奇同志聽了匯報表示贊同。在會上，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同志都一再強調了要做好團結科學家的工作。後來，中央又專門就科學院黨組的報告作了批示。中央對科學院的工作很重視，很支持。這時我向西北局指名調兩個同志到科學院來工作，一個是郁文同志，一個是柯華同志。郁文當時在新疆辦報，任中共新疆分局宣傳部副部長，調來後任科學院人事局局長。柯華當時是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副秘長，暫時離不開，調來後又被外交部要去了。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我們首先召開了科學院黨的幹部會議，討論、研究如何貫徹中央指示。接著抓了科學院建院工作和建立學部及學部委員會的工作。這裡說的建院，首先是找地方，蓋房子。當時北京市長是彭真同志，北京市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負責人是梁思成同志，他們對科學院的建設非常關心，熱情技持。一開始，他們提出要把科學院的大樓蓋在北郊的黃寺前後，為的是使之與天橋、前門、三大殿、景山、鐘鼓樓，用一條中軸線串起來。有點象過去建立魁星閣的做法，放在個很重要的位置上。他們把圖紙拿來，讓陳毅同志、郭沫若同志和我都看了。我們考慮到那裡是舊城郊區，既沒有電，也沒有地下水道，又浪費時間。後來，黨組研究決定把科學城建在中關村，靠近北大、清華這些學校。那裡地下水道、煤氣管道都是現成的，建院比較方便。而且，搞一些學術活動，交流情況都很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科學中心。北京市委也很慷慨，乾脆把中關村，一直到西直門、大鐘寺那麼一大塊地方都給了中國科學院。這時，科學院採取了一項措施，原有的科學單位儘可能的不搬家。這條經驗是在長春作調查時取得的。科研單位不要輕易搬遷，一搬遷就要耽誤很長時間的科研工作。當時毛主席提出要「超英趕美」，時間就是速度，所以先在全國設立三個分院：上海分院，包括南京科研單位，東北分院，包括長春、大連的科研單位，西北分院，幾乎是平地起家建起來的。各地對分院的建立都給了很大的支持，保證了各分院的工作很快地開展起來。
在建設科學中心的同時，還創建了中國科學院的情報研究所，擴建了圖書館。情報研究所所長是袁瀚青同志，他很熱心此項工作，訂購了很多資料，蘇聯的，英、美、法等世界各國的雜誌期刊都訂了。而且在收到郵件以後一周內把有關的「內容提要」整理出來，送到科學家研究室，工作效率很高，充分發揮了情報工作的作用。後來，由於「左」的思想影響，頭腦發熱，不講科學，把情報所也交出去了，甚至將已經繼續招考了兩年之久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也曾被取消了。實踐證明，這是作了一件大蠢事。今天想起來還覺得實在可惜！
關於在科學院設立學部委員會的工作，在設立學術秘書處時就開始了。由於對副研究員以上的人員進行了摸底，這一工作搞起來自然科學部門並不感到困難，比較難的是社會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這個部門定學位沒有個明確標準，特別是科學院黨內的一些同志，沒有多少社會科學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會科學，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來不及寫多少文章和不會著書立說，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大合理。實事求是的辦吧，後來還是在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學部成立大會。周恩來同志、陳毅同志都在會上講了話。全院設立了四個學部物理數學化學部，生物地質學部(包括醫、農科)，技術科學部(包括工業應用、工程等)，哲學社會科學部。各學部機構成立以後，把名單一公布，科學界感到震動。科學界的重心就進一步傾向於科學院了。在這以前，認為科學院是共產黨辦起來的，並不懂得科學。他們之所以不得不到科學院來，其目的是要錢，要人，要編制，要房子。個別人還以科聯和科學院分庭抗禮。學部成立，他們看到學部委員都是科學家，甚至還有他們自己的名字，這一來他們覺得真正有了得力的依靠。此後，中央又規定了一些照顧知識分子的辦法，從政治上、生活上關心他們，三反五反中的某些錯案也得到了糾正，影響很大。科聯的活動減少，到了一九五七年，科普和科聯合併，成立了科協。在這以前，國務院為了加強對科學規劃工作的領導，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後來與國家技術委員會合併，成立了國家科委，由聶老總掛帥，以政府的名義管理科學工作，名正言順，從此，我國科學工作走上了正式軌道。
建立了學部，工作很得力，很方便，但是各學部中黨員太少，真正懂得科學的黨員只有幾個，有的研究所甚至連一個黨員也沒有。據當時統計，科學院本部總共只有司局級以上黨員幹部十一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沒有黨員副所長，因此建黨工作也提上了工程。我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同志要人，當時，許多黨員幹部需調到一五六項工程搞建設，黨員幹部很缺，調不來，安子文同志也無能為力。我只好自己想辦法，在北京市找了一些半休養半工作的黨員幹部。這些幹部身體不大好，但是多少還懂得一點自然科學，黨的領導工作經驗也比較豐富，到科學院來可以起點溝通黨群關係的作用，還是很有用的。例如，邊雪峰同志就是我找來的，後來被任命為地質研究所的副所長。我又向陳毅同志要黨員幹部、陳毅同志對科學院的工作十分重視，他說你這一攤子比一個方面軍還難搞，我給你從復轉軍人中找些
幹部吧，後來果然調來了一批。此外，我也學習在西北局團結使用黨外人士的經驗，直接依靠科學家，對他們信任、尊重、放手，鼓勵他們主動的積極工作，這辦法果然有效。
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召開學部成立大會之前，蘇聯科學家代表團回訪我國，同時，也是應邀來參加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的。團長是蘇聯科學院副院長、冶金專家巴爾金。巴爾金到達北京以後到北京醫院查身體，醫生作了檢查後向領導匯報，說巴爾金的心臟病很嚴重，隨時都可能死去。陳毅同志聽了很緊張，把我叫去，交給我兩項任務是陪同巴爾金訪問，要照顧好，不要叫他死在中國；二是抽一些人跟著他，向他學冶金技術。隨同前往的有，冶金部副部長劉彬同志，東北金屬研究所所長李薫同志，搞化工冶金的葉渚沛同志，李四光的女兒李林同志等人。我們跟巴爾金從北京到南京，又到上海、杭州，然後又由上海到長沙、太原、陽泉轉了個大圈子。巴爾金不愧是個「高爐大夫」，他每到一個鋼鐵廠，不管多高的爐台，都要爬上去。那時，我們剛開始建設高爐，經常出毛病，不是結渣，就是出不了鐵水。請巴爾金一看，很快就找出問題，爐口高了、低了、大了、小了，照他的意見一改就好。巴爾金在中國轉了一個大圈，東跑西顛，不但沒死，什麼大病也沒有發生。這裡還應當特別說說葉渚沛這個人。他是福建人，曾留學南美，是冶金、化學的多面手，他很注意冶金工業的綜合利用，認為礦石都是綜合體，除了煉鐵，還應當把其他的東西也收了回來。解放初期，他在冶金部工作，宣傳自己的觀點，因和蘇聯的一位專家意見不一致，因而不受重用。吳玉章同志就把他推薦給我，於是就留在科學院工作，這次陪同巴爾金參觀訪問，收穫很大。巴爾金曾經看過葉渚沛的學術論文，對他很尊重。巴爾金回國後，我對葉渚沛同志說，給你成立一個研究所，由你調人，他非常高興。後來，他在石景山鋼廠附近建了一個小高爐，定名為化工冶金研究所，這可有用武之地了。以後由於他的貢獻突出，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在參加攀枝花礬鈦礦的建設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是個很有貢獻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說他是蘇聯特務，把他整死了，實在令人痛心。粉碎「四人幫」以後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會議。毛澤東同志出席了會議，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內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周恩來同志在會上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會議期間，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政治局領導同志都坐檯下聽科學家的發言，體現了黨對科學和科技人員的尊重和重視，使到會的所有科學家深受鼓舞。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影響很大。會後，在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許多華籍科學家都陸續回到祖國參加建設。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同志就是這時回來的。這批科學家回國，大大加強了我國的科技隊伍，對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這一時期，我國的科學技術有了較大的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對頭，注意了團結知識分子的工作，政策也比較穩定。看來，這是一條規律，也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了「以最快的速度發展我國科學事業，爭取在十二年內在各個主要學科方面趕上或接近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的口號。
一九五六年中央召開的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以及對我國科學現狀的調查結果，向我們提出了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從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出發，迅速制訂一個發展科學的遠景規劃，做到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發展我國科學事業。這就是後來制訂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又叫「十二年規劃」。當時，我們的家底很薄，國際許多先進的尖端的東西我們沒有，原來的一些東西發展得也不平衡，為了解決國家大規模建設事業的長遠需要，在制定我國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時，我們遵循了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的方針，既認真考慮國家建設的實際需要，又不限於解決眼前的問題。大體說來，科學院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學理論和解決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關鍵性科學問題，生產部門的科學研究機關主要應該解決生產中的科學技術問題，高等學校的研究力量，則根據其具體條件，研究基礎理論問題，或實際生產中的科學問題。搞這個遠景規劃的指導思想就是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且根據總路線提出一個口號，叫做「以任務帶科學」。這個口號自然有一些局限性，比較側重應用，這也是當時實際情況決定的。後來為了吸取蘇聯制訂科學規劃的經驗，還特別請來一位蘇聯總顧問拉扎連科。他本人是搞技術科學的，專業為電火花加工，而且他自己曾經參加過制訂蘇聯科學院科學規劃的工作。他給了我們以十分有力的幫助。當時，給我和拉扎連科之間當翻譯的是趙同同志。趙同同志在制訂「我國十二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中是起過重大的作用的。但這個遠景規劃的制訂和完成，主要是科學院廣大科學技術人員努力的結果。後來實踐證明，這個規劃基本上是符合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到了一九六三年，這個規劃就大部完成了，其中，不少項目都是提前完成的。由於這一計劃實施的結果，使我國科學事業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許多學科，如半導體、電子學、原子反應堆等都是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填補了我國科學技術的空白，有的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基礎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科學院十二年長遠規劃制訂過程中，我病了，許多人都以為我要去見馬克思了，我也覺得不行了。於是，我把過去保存的許多文件、資料作了處理。在病倒以前，我就曾經向分管科學工作的陳毅同志，以及安子文和張際春同志提出請求說：「我的身體確實不行了，不能繼續這項繁重的工作，調換一下工作吧」。陳毅同志說：「老馬識途，繼續干吧」。我說我是老牛破車，拉不動了，再幹下去，要耽誤工作。經我再三的請求，中央才同意調我到國務院二辦，由張勁夫同志接替我的工作，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後來，中國科學界在科學院黨組的領導下，提前完成了十二年科學規劃。同時，在聶總的領導下，兩彈一星上了天，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令人歡欣鼓舞。
我的工作關係轉到國務院二辦以後，我就病倒了。經大夫診斷說我是疲勞症候群，又說我患有進行性的大腦動脈硬化，建議我到青島療養。從一九五六年夏天到一九五七年冬天，我在青島療養了一年半。等我回到二辦時，林楓同志因患心臟病休息了，二辦的工作由張際春同志負責。我回去以後，因考慮到我的身體不好，張際春同志就讓我在二辦分管衛生、體育工作。一邊養病，一邊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關於我在國務院二辦這一時期的工作，了解情況的人比較多，錢信忠、徐運北、崔義田、李達、榮高棠、李夢華等同志都還健在．我就不細說了。至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那就更是大同小異，盡人皆知，我就更加沒有必要加以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