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二十一

一九五二年底，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西北局，到中國科學院工作。科學院是建國初期成立的國家最高學府，院長是郭沫若。副院長有李四光、竺可楨、吳有訓、陶孟和等科學家，還有陳伯達。我到科學院以前，科學院黨組織的負責人是惲子強同志，副書記是丁瓚，中央調我去科學院，任命我為副院長，黨組書記，惲子強分工管數理化方面工作，丁瓚調心理研究所。我到職以後，習仲勛同志和胡喬本同志(當時習仲勛同志任中宣部長兼中央文委副主任，喬木同志任中宣部副部長，于光遠同志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分別找我談話要我多做調查研究，搞好對知識分子的團結工作，把科學院整頓一下。 為了便於以後的工作，又讓我參加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去蘇聯訪問，學習他們領導科學工作的經驗。代表團團長是錢三強同志，秘書長是武衡同志，給我報了個歷史學家的頭銜。代表團的成員選的都是一些知名的科學家，其中黨員有劉大年、沈其震、劉咸一、曹言行、宋應、張勃川、汪志華、康瑛、何祚庥等人。這次訪蘇的任務是：(一)了解和學習蘇聯如何組織和領導科學研究工作，特別是十月革命後蘇聯科學如何從舊有基礎上發展和壯大起來的經驗；(二)了解蘇聯科學的現狀及其發展方向；(三)就中蘇兩國科學合作問題交換意見。方針是以學習為主，以團結為重，客隨主便。當時，通過朝鮮戰爭，中蘇友好關係更加密切，中央囑咐要慎重對待兩國關係。 代表團是一九五三年二月下旬動身的，三月五日到達莫斯科。我們到達離莫斯科還有三站的地方，忽然傳來史達林逝世的消息。後來了解到，史達林在逝世前，對中國科學家代表團的訪問，已經作了指示，要蘇聯科學院熱情接待，尊重中國同志的意見對於一些學術方面的問題，如對歷史分期問題，不要爭論等等。我們到達莫斯科時，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科學院院長涅斯米揚諾夫，秘書長托普切也夫以及要參加各種弔唁也為我們安排了參觀活動。由於這個代表團包括理、工、農、醫以及哲學社會科學各方面的專家，還有行政組織幹部，要求不一，參觀訪問也就分散對口進行活動。我自己的任務是著重於了解聯共黨領導科學工作的經驗和情況，更多的是和科學院黨的領導以及基層支部、小組座談。我們了解到，蘇聯科學院有八個學部，分得很細。學部是學術行政領導機構，許多科學家到車站迎接。但代表團幾乎成了奔喪團，活動，守靈，參加追悼會。在參加弔唁活動的同時，科學家通過學部進行活動。聯共黨對科學的領導是通過科學院學術秘書處進行的。學術秘書處由十幾個科學家組成，都是黨員，在學術上是博士以上的專家。學術秘書處實際上是聯共黨領導科學的中介，通過這個秘書處把聯共黨的方針、政策貫徹下去，同時把下面的情況反映上來。主席團會議討論的問題、計劃、措施等，都由學術秘書處首先提出，經討論通過，然後付諸實施。當時蘇聯科學院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狀況，提出的口號是「建立一個無隙可擊的科學戰線」，而提出的工作方針則是「全面安排，重點使用力量」。他們這一套組織很科學，工作方法很靈活，對我們有參考價值。 在座談中，蘇聯的一些科學家對我們提了一些意見認為我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簡單粗暴，他們還列舉了若干列寧對待知識分子的例子。十月革命以後，許多科學家跑到外國去了，共黨就儘量爭取團結留在國內的專家學者，尊重他們的習慣，為他們的科研工作提供優越條件。如著名生理學家、條件反射論的創始人巴甫洛夫，政治上是聯共黨的反對派，科學院一連給他派了六個黨員做助手，他堅決不要黨代表，都被他攆了出來。列寧指示對巴甫洛夫還是要尊重，認真做團結工作。巴甫洛夫創立的第一、第二信號系統的理論，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的產生和形成的理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列寧對待高爾基的態度也是人所共知的。 在參觀過程中，我們對蘇聯科學院因陋就簡的精神印象很深。科學院院部就設在清朝李鴻章當年在俄國辦外交的樓房裡；好多科研人員沒有限公室，寫字檯放在走廊里，非常儉樸，工作效率卻很高。 蘇聯科學家對我們很友好，對我們的科研工作很關心，他們對我們說，你們中國的農業有很大的優越性，有幾千年歷史，認真地總結瓦因地制宜地加以研究應用，可以超過世界上一切國家。 儘管蘇聯對我們很友好，但有些科研單位就不讓我們參觀，有個很小的原子能研究所，也只讓錢三強等少數幾個人看了看，說是國防系統，要保密。在莫斯科的訪問結束後，我們到列寧格勒，參觀當地的入學、科研機構，以及有關的十月革命遺蹟和紀念館，參觀結束 後回到莫斯科。蘇聯科學院為我們舉行了歡送儀式。隨後又乘專列到基輔、烏茲別克，取道西伯利亞鐵道，參觀了伊爾庫次克和西伯利亞科學分院，然後回國。 我們在蘇聯參觀訪問三個多月，於五月底回到東北。為了綜合各學科的參觀記錄，在長春小住，由劉大年同志和汪志華同志起草給中央的「訪蘇報告」，最後由武衡同志修改定稿，上報中央。在這期間，我們還順便對科學院東北分院的工作情況進行了調查了解。發現兩個問題：一是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科研人員只許看俄文書刊，其他外文科技書刊都鎖了起來，理由是其中有西方罵史達林的文章，不准看，來了個因噎廢食。我們到蘇聯參觀，人家首先讓我們看圖書館，藏書多少，備有多少外文書籍期刊。書刊是重要的武器，一些最新的、尖端的東西都是首先在期刊上披露出來的。因此，蘇聯科學部門把這看成是科學水平的標誌之一，而不搞閉關自守。我們才開始搞科學，經驗不多，正需要很好地向外國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學習，不看外國的科技書刊怎麼能行呢？後來又了解到，全國都有這種情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後來，我們在中國科學院建立和擴大了情報研究所和圖書館，並且規定各種外文資料郵來以後，要求在一周內把有關的「內容提要」整理出來，送到科學家的研究室，就是受到這一啟發的結果。二是科研機構不宜輕易搬動。我在長春時，物理化學所和儀器館的負責人向我訴苦，這兩個機構都是從上海搬來的，原來的基礎很好，長春的條件也不錯，搬一次家，折騰了三年都恢復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這個教訓也是很深刻的。當時，颳起一股搬遷風，外地的科研單位都想搬來北京。於是我們便作了一條規定，原有科學單位能不搬的一律不搬，剎住了這股歪風。後來，科學院在蘭州建立分院，吸取了東北的經驗，就是先抓建設，蓋房子，安裝機器和水、電、煤氣，等一切科研工作條件都就緒了以後，再從北京、上海等地調人來，不搞大搬家的做法，避免了由於搬遷造成的不必要的損失。當時，甘肅省委書記是張德生同志，他對我們建院工作很支持，我們還請他擔任了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第一任的院長。 「訪蘇報告」寫出以後，我由長春返回北京，這時，已是炎熱的七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