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二十
一九四八年春，在我黨中央軍委統一領導下，在粉碎了胡宗南向陝北的進攻的同時，將我人民解放軍組成為第一、二、三、四野戰軍。經過冬季的新式整軍以後，有計劃地分工配合，向敵人發起了春季攻勢。四、五月間，由王震同志領導的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先後解放了晉西南地區的閻頑在隰縣和運城的兩個堅固據點。與此同時，由陳賡同志的部隊負責對閻頑的臨汾據點的進攻。閻頑雖擅長於守城，我軍採取了爆破戰術，臨汾城也指日可下。在臨汾城尚未攻下之前，我黨中央為了支援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任務，決定將解放了的晉南地區劃歸陝甘寧晉綏，作為向西北、西南地區進軍的戰略後方。於是當即成立了晉南工作委員會。這個機構是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的派出機關，書記是武新宇同志，副書記是龔子榮同志。臨汾城解放以後，中央又決定委派西北中央局副書記馬明方同志兼任晉南工委書記，武新宇、龔子榮任任副書記。我自己當毛主席路過晉綏邊區時，曾經多次要求到基層搞實際工作，因此，經主席同意，派我任晉南工委副書記兼臨汾縣委書記。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為中央和晉綏中央分局，接受了我多次請求，給我一個到實際工作中鍛煉的好機會；同時，我也感到遺憾，這遺憾不是由於我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這只是個人的區區小事，不足介意；遺憾的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眼看著工作受到損失，而自己又無能為力，就離開了老區的群眾，心中實在感到慚愧。那麼，我只有一辦法，也就是接受經驗教訓的辦法，把新解放區的工作搞好，以驅散淤積於自己心頭的內疚情緒。
當時，臨汾縣委的主要工作是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我們的理論、政策武器就是毛主席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和《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講話》，還有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那時，臨汾縣委的副書記為馮克心同志，臨汾縣長為張平同志。在工作中，我們先把工作重點放在臨汾縣的河西地區，取得經驗後，再全面展開。我主要是依靠了慕生忠、魏懷禮、彭德、趙守攻等同志。慕生忠同志是陝北老幹部，我把汾河以西以北的一攤子交給他，所用的大多數是分局黨校中在土改期間被打下來的幹部。魏懷禮也是陝北老幹部，在瓦窯堡挖過炭，抗戰初期，是晉西北地區黨的工作開闢人之一，當時任呂梁區黨委組織部長，由他來主管臨汾以南、金殿一帶。彭德當時是晉南十地委的黨委書記。趙守攻是十地委委員兼新絳縣委書記，領導本地區的土改工作。晉南地區的土改工作比較穩，進展也比較快，沒有出什麼大的偏差問題。一九四八年底，晉綏分局通知我和武新宇同志回去開會（此時我仍是中央分局的副書記）。我到興縣時，才知道是要召開黨代表會議，會議要解決什麼問題事先我也毫不了解。當時，李井泉同志去了綏遠，沒有參加會議。到開會時我才知道開會是要統一思想。那麼統一什麼思想呢？原來，在土地改革中，由於分局受康生、陳伯達左傾錯誤的影響，在運動中傷害了不少群眾和幹部，中央，特別是毛主席指出晉綏土改中的錯誤以後，糾偏工作搞了一些，但是很不得力，落實政策的工作也不夠好，因此，有些幹部對晉綏分局的意見很多。我猜想，分局召開這次會議，大概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總結經驗，促進團結。我想要達到這個要求，如果參加會議的某些對土改中的左傾錯誤，曾經出謀獻策、推波助瀾、胡編亂謅的人，也都作點自我批評，實事求是地分擔一些責任，情況就會好得多。但是實際上恰恰相反，大有想把土改錯誤的責任全部都推到少數領導同志身上的企圖。顯然這種做法是惡劣的和不公平的。結果，只是由張子意同志代表分局做了工作總結，籠籠統統檢討了幾句，一參加會議的同志很不滿意。我仔細觀察了一番，分局沒有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意思，而我又無力改變這種局面。後來，主席團的同志一再要我講話，我就說，中央已經下達了文件，當前主要是把今後的工作搞好，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團結起來向前看。會議草草結束。我記得西北局的馬明方同志和賈拓夫同志也參加了這個黨代表會議。年底我回到晉南去，沒有工作多久，中央就調我去西北局工作，匆匆離開臨汾，到了延安，這已是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了。
調我到西北局，是去接替李卓然同志的工作。李卓然同志是西北局宣傳部長，因為東北局的何凱豐同志調中央去了，中央就調李卓然同志去東北，我就被調到西北局。西北局的書記是彭德懷同志，副書記是習仲勛同志和馬明方同志，馬文瑞同志任組織部長，我任宣傳部長。這時賀總、王維舟、張經武等同志都和我開玩笑地說什麼「新官上任三把火」等等。我說我是安泰，剛剛匍伏在大地母親的懷抱中，現在又懸到空中了，說不定哪一天我會被階級敵人扼死的。我到延安只有兩個多月，西安就解放了。六月初，西北局遷到西安。從延安到西安，工作對象、任務不同，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到了城市。當地主要工作是接管、剿匪、反霸、統一戰線，有的地方搞土改。我們的武器是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工作忙得很。文化、教育、衛生、民主人士、民族問題，頭緒很多，以後搞了城市的三反五反和農村的土改運動。我還隨同習仲勛等同志到新疆解決民族工作中的問題，南疆北疆轉了個大圈子，接著還搞了西北地區文教系統的三反五反運動，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底，我才被調到了中國科學院。這一段工作，身體比較疲乏；還患過病，但工作順利，心情愉快，最大的收穫則是西北局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北局的書記彭老總對幹部很信任，很放手，除了制訂本地區的大政方針，工作計劃和檢查工作外，他主要抓了西北第一野戰軍的工作。而第一野戰軍的總部是設在蘭州的，同時他也常到各地指揮解放大西北的戰爭，西北局的日常工作由習仲勛同志主持。整個西北局的領導工作很放手，善於發揮幹部的積極性、創造性。下面的幹部也不都很強，不是個個是天才，但是工作得很好。彭老總、習仲勛同志善於把中央的精神和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實事求是的制定方針政策，幹部人人心中有數。毛澤東同志指出，領導幹部的任務，一是出主意，一是用於部，要做到知人善任，彭總和習仲勛同志可以說是深得要領的。還有一點給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黨內生活非常健全、民主。那時，西北局常委定期開會，我是常委之一，每次會議都提前將會議討論內容印發給常委每人一份，以便早作準備。大自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小到人事任免名單，都是集體討論決定。不搞一言堂，不搞突然襲擊，而是作到認真、穩妥、人人心情愉快。例如毛主席曾對西北地區的工作有過多次指示，大意是講「西北地區地廣人稀，民族問題複雜，你們要搞得穩些，不要性急，不要搶先，搞少數民族工作，要先把上層人士的統一戰線搞好，不然就很難接近群眾，這是我們搞民族工作的經驗總結。長征時你不和上層人士搞好關係，就很難接觸群眾，群眾也不敢接近你，千夫長，百夫長，一聲令下就把你幹掉了。陝甘寧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區，一定要把民族問題解決好。」西北局常委會對毛主席這些指示，進行過認真的傳達和討論，並在實際工作中認真貫徹執行。我記得，甘肅省甘南地區（現劃歸青海省黃南地區）有個名叫項前的部落千夫長，由於不了解我們黨的民族政策，動不動就造反，拒絕我們進入他們那個地區。我們就耐心地做工作，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搞到七、八次，終於得到他們的信任，打開了局面。對於民主人士，凡是過去和我們合作過，為人民作過一些好事的，都予以適當照顧，安排了工作，，而不是過河拆橋。李鼎銘、鄧寶珊、高桂滋等等都按排了工作。後來，有人說什麼西北局的工作右了，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是單用左眼看問題的論調。
我在西北局工作期間，彭老總、習仲勛同志領導有方，任務那麼重，頭緒那麼多，但是有條不紊，忙而不亂。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領導很注意團結，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幫助，有問題就擺在桌面上，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問題，沒有團團伙伙那類不正之風。我初到西北局時，耽心人生地疏，不好工作，不久，這種耽心就消失了。彭老總、習仲勛同志鼓勵我放手大膽工作，同志們處得也很融洽。彭老總比較嚴肅、內向，但從來不板起臉孔訓人，他對人是非常赤誠的。習仲勛同志的擔子最重，但他善於發揮各級幹部的積極性，在工作上支持、信任、幫助、提高，還關心幹部的生活。所以，他很主動，每天晚飯後，約我們到城牆上散步，瀟灑的很。
西北局的民主、團結、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懷，可見印象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