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十九

一九四七年春天，分局根據中央指示，發動了全邊區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運動分期分批進行。「五·四指示」以後下到農村的調查小組的成員，分別編入各地的土改工作團。分局要求各工作團，要充分發動群眾，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並以分局正式通過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文件為依據，劃分階級成份。運動初期是比較健康的，但是很快的便出現了明顯的左的偏差，為這一偉大的運動造成一些嚴重的不良後果。 大約是在春初，康生由陝北來到晉西，到臨縣的郝家坡蹲點搞土改。分局派我也到郝家坡，公開說是協助康生工作，實則是所謂的「帶上」。「帶上」二字是康生的發明，他來到晉綏以後，對於當地的幹部分為三類，採取三種辦法。第一類是好的，叫做「依靠」；第二類是差的，叫做「帶上」；第三類是壞的，叫做「超過」。看來，我是被劃為二類，「帶上」了。從此以後，整個土改運動，我只能在郝家坡被康生「帶上」，對於全區的工作，分局的工作，完全脫離。分局的會議不能參加，文件也不能及時看到，我這個分局的副書記，名義尚在，實際上無形中免掉了。所以，對於分局如何領導這一運動的，我並不了解。在土改運動中，有一次，王震同志曾經問我：「你怎麼把小學都取消了？」我說：「我怎麼知道呢？我在郝家坡，什麼都不告訴我，我不清楚。」只是對郝家坡的情況和康生的情況，以及一些比較明顯的現象，記憶猶新，寫了出來，只能算作一得之見吧。 土地改革運動，是在解放戰爭激烈進行的背景下發動的，這一運動對於解放戰爭，總的說來起到了突出的支援作用。其次晉綏的土改卻又是在我黨從上到下全面掌握領導權已達七年之久的情況下進行的。基層黨組織和農村黨員，絕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蛻化變質或是被地主富農篡奪了領導權的是極少數。土地改革運動應當主要地依靠這些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而不應一腳踢開。再其次，以「四大動員」起到土改的七年中，農村出現了一些新中農，這批新中農原來是貧農，由於我黨的階級政策的實施，他們才得以上升為新中農，他們對黨有深厚的感情，因此應當和其他貧農一樣，是依靠的力量。至於土改的主要對象地主，情況也有某些變化。有一部分地主、富農的土地數量遠遠超過平均數，還在依靠出租土地和高利貸剝削農民，還有相當的資財。但是，同樣也應當看到，「四大動員」、「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公糧條例」以及其它稅收和負擔的政策的實施，相當一部分的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資財已經不多了。例如，晉綏邊區的第一流的地主牛友蘭，已經下降到免徵公糧戶。「四大動員」時，他捐獻資財很多，也很主動，被稱為開明士紳，所以他被推舉為邊區臨時參議會的參議員，一二〇師的司令部就設在他的院子裡。他在河西辦了個紡織工廠，也全部捐獻給邊區政府，他老婆死的時候，邊區政府還送了花圈。可是，在土改中，牛友蘭成了主要鬥爭對象，死得很慘。康生所在的郝家坡有個地主叫劉佑銘，一九三六年初，紅軍東渡時，被打了土豪；四大動員，減租減息，以及各項負擔，他都是重要對象；到土改的時候，已經破產，地賣光了，老婆孩子沒有了，一個人住在一眼破窯洞裡。我向康生反映這個人的情況，他說這是「化形地主」。他的地是賣光的，不是分配的，不能算作土地革命，沒有土地。應當挖他的浮財和底財。影響更大的是陳伯達參加的興縣後木欄干村的土地工作組。這個工作組寫了一個「後木欄干調查報告」，分局把它鉛印成冊，發到各土改工作團。這份報告提出要查三代。據說，在後木欄干搞調查的一個負責幹部，跑到野外墓地，查看墓碑，以此為依據劃成份。這麼一查，好些黨員、幹部、民兵的成份，雖然早已下降為貧農，或者本來就是中農，土改中卻被當成地主，挨了鬥爭。同時在「後木欄干調查報告」中，除了強調了查三代這一條以外，還強調了「看鋪攤攤」和「看政治態度」兩條，這樣就將土改的打擊面擴大化到異常嚴重的程度了。後木欄干村在劃成份前只有兩戶地主，占總戶數五十二戶的不到百分之四，劃成份後把剝削階級劃成二十一戶，占到總戶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寨縣東秀莊行政村在土改複查中，發動群眾審查和改訂階級成份，由過去地主一戶改訂成十九戶，富農二戶改訂成十戶，中農七十五戶改訂成三十六戶，貧農三十五戶改訂成四十四戶，其他一戶改為五戶。地富的比例由原來的百分之三上升為百分之二十五。（詳見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晉綏日報》頭版消息報道：《五寨東秀莊土地複查中發動群眾，審查改訂成份，清查出大批地主，群眾覺悟提高》）不少地方，甚至把工商業者當作「化形地主」，公開侵犯他們的利益。康生在郝家坡常說：「地主是老財，老財就是地主」。對工商業者，康生有句定義，即「無商不奸」。對待幹部同樣以感情代替政策，把那些些了解下情的基層幹部（他們知道地富土地已經分散，搞不到多少鬥爭果實）的說法一概視為「右傾」和當作土改障礙而「超過」，叫做「搬石頭」。郝家坡支部書記名叫嚴朝臣，貧農成份，作風正派廉潔，就是有點好人主義味道，膽小怕事。康生認為這種人不能用，不能依靠，一直發展到把支部也一腳踢開。在這裡，可以舉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興縣胡家溝在「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群眾審查黨員」錯誤的口號影響下，批判了二區區委組織部長劉初生，稱他為「候補敵人」，被撤職，並開除黨籍。實際上，劉初生是個有影響的較好的幹部，興縣的許多幹部得知劉初生被斗、被撤職的消息以後，反映非常強烈。認為象這樣的好幹部被打成「候補敵人」，咱就早該撤職了。這樣的例子多得很。當時，我雖然是被「帶上」干工作的，對這些不符合黨的，的政策的作法，看不下去，常和他爭論，因為我是被「帶上」的，沒有發言權，最終還是康生說了算。在郝家坡搞土改工作的還有李伯釗、楊之華、谷羽、毛岸英、魏懷禮，以及太岳區派來的鄭海等同志，他們都認為康生的做法不恰當，也給他提了意見，但是康生聽不得別人的意見，一概斥之為右傾。也很霸道，他說的話，還要我們作記錄，油印出來存檔。這些東西很多，可以在中央檔案局查到。 「左」的錯誤越發展越嚴重，康生看了「後木欄干調查報告」，認為很好；可是對分局制訂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小冊子，卻大發議論，說是這個小冊子在重慶可以用，在晉綏不能用；並且說當我軍打過了長江時，就要宣布「土地國有」了。不久，分局下通知把這個文件統統收回來，燒掉了。毛主席一九四八年路過晉綏時說：「在你們這裡，馬克思主義本來就不多，有那麼一點還燒掉了。」毛主席說的「那麼一點」指的就是那本「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小冊子。正確的政策不要了，只好聽康生、陳伯達瞎指揮。當時，郝家坡附近出現了打人的情況，不僅打地主、富農、也打幹部、黨員。情況反映到康生那裡，他不僅不制止，反而說什麼，群眾發動起來了，有義憤嘛，打幾下也可以嘛。不久，打人之風便盛行起來，捆綁吊打一齊上，傷害了許多幹部黨員和中農，也打死一些好黨員、好幹部和積極分子，著名民主人士孫良臣也被打死，在群眾中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 一九四七年初夏，康生在郝家坡召開土改經驗交流會，各地土改代表團都派人參加。正在靜樂縣領導土改的陳伯達也來了。陳伯達去靜樂縣搞土改比我們郝家坡晚一些，但他很快就搞完了。陳伯達在會上發言，介紹他在靜樂縣搞土改的經驗，題目是「遇事和群眾商量」，實際上就是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甘當群眾的尾巴。晉綏分局通過的以農會名義公開發表的「告農民書」就號召什麼「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公然宣揚不要黨的領導，這一套尾巴主義的東西確實是從康生、陳伯達那裡弄來的。在運動中，陳伯達在靜樂縣槍斃了一個民兵英雄，說是惡霸，是「狗熊」。接著，他又抓了一個「五虎弟兄」，晉綏日報又加以宣傳，這可就不得了了，這裡也有「勞動狗熊」，那裡也有「五虎弟兄」，鬧的不可收拾。在這個經驗交流會上，康生大談其挖底財的經驗（實際沒有挖出多少），陳伯達聽了大叫起來：「唉呀，我犯了個大錯者誤，忘了挖底財啦，我要補課！」。本來，他在靜樂縣搞的那個點的土改結束了，卻又匆匆趕回靜樂縣去挖底財，「左」的勁頭真可以呢！ 對於康生、陳伯達的那些作法，晉綏地區廣大幹部和群眾早就有牴觸情緒，非常反感，康生不僅不作自我批評，反而大罵晉綏幹部思想右傾，跟不上形勢，要繼續「搬石頭」、「貧農團要代替黨支部」、「貧僱農坐天下，說啥就是啥」、「打亂平分」。在此種左傾思想基礎上，《晉綏日報》發表了內容非常錯誤的「為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的社論，還發表了針對工商業者和地下工作者的評論「過河必須拆橋」，這種言論不僅錯誤，而且造成的後果十分惡劣。報紙上還發表了批鬥晉西北臨參會副議長、著名民主人士劉少白的的長篇消息。影響所及，又是火上加油。一九四七年七月，晉綏分局召開土改整黨工作會議，又稱之為地書會議，各地委書記，土改工作團的負責人都參加了。這個會議是按照康生、陳伯達的旨意召開的。當時，本來運動已經搞得很「左」了，但會議的主題卻是繼續反右。通過這次會議，土改中的那一套「左」的東西合法化、系統化了。林楓同志是缺席受批判，而我是被作為批判對象參加這次會議的。會後不久，我就率領晉綏代表團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參加了由黨中央工委書記劉少奇同志主持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在這個會上，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在這個、大綱中，提出了成立「人民法庭」處理罪犯的規定。我們回來以後，在分局機關幹部會上作了傳達。但是，分局未提出任何具體措施，以糾正土改中左的偏向，而是任其發展。 一九四七年底，黨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即十二月會議。會議討論和通過了毛主席所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在會前，毛主席派喬木同志來臨縣調查劃分階級成份擴大化和侵犯私人工商業的錯誤。同時，喬木帶來毛主席在蘇區劃分成份的小冊子。其中規定地、富成份不能超過百分之八，而當時臨縣幾個點都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明顯地把一些中農劃到階級敵人陣營中去了。中央的這次會議批評了晉綏在土改中的錯誤。李井泉同志參加了這次中央會議，回來以後，及時發了三個關於糾正「左」的偏向的指示，但有關中央這次會議的情況，就連我和龔逢春同志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毛主席路過晉綏和我談話時，才了解到在中央會議上批評晉綏分局的情況。四月一日毛主席在蔡家崖軍區禮堂召開的會議上，發表了《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對於晉綏邊區的工作以及土改的成績作了充分的全面的估價。毛澤東同志指出：「晉綏的黨組織在抗日時期的領導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這表現在實行了減租減息，相當地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和家庭紡織業、軍事工業和一部分輕工業，建立了黨的基礎，建立了民主政府，建立了近十萬人的人民軍隊，因而就能依據這些工作基礎，進行了勝利的抗日戰爭，並打退了閻錫山等反動派的進攻。當然，這個時期的黨和政府是有缺點，這就是現在我們已經完全明白的，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的成份不純或者作風不純，以及由此產生的許多工作上的不良現象。但是，就總的情形來說，抗日時期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同志的這一估價，完全符合晉綏地區的實際情況，深受晉綏廣大黨員的擁護。毛澤東同志還指出，在過去的一年內，在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領導的區域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是成功的。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指出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同志指出：在過去的一年裡，晉綏的黨組織在工作中發生的「左」的偏向，主要地表現在三方面：「第一，在劃分階級成份中，在許多地方把許多並無封建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勞動人民錯誤地劃到地主富農的圈子裡去，錯誤地擴大了打擊面，忘記了我們在土改中可能和必須團結農村中戶數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數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體農村勞動人民，建立反對封建制度的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戰略方針。現在，這項偏向已經糾正了。這樣，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鞏固了革命統一戰線。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屬於地主富農所有的工商業；在清查經濟反革命的鬥爭中，超出了應當清查的範圍；以及在稅收政策中，打擊了工商業。這些，都是屬於對對待工商業方面的『左』的偏向。現在，這些偏向也已糾正，使工商業獲得了恢復和發展的可能。第三，在過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鬥爭中，晉綏的黨組織沒有能夠明確地堅持我黨嚴禁亂打亂殺的方針，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並給農村中的壞分子乘機報復的可能，由他們罪惡地殺死了若干勞動人民。我們認為，經過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對於那些積極地並嚴重地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壞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判處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當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對於一切站在國民黨方面的普通人員，一般地主富農分子，或犯罪較輕的分子，則必須禁止亂殺。同時，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進行對於犯罪分子的審訊工作時，必須禁止使用肉刑。過去一年中，晉綏在這方面曾經發生的偏向，現在也已糾正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三〇五頁）毛主席的講話，成了晉綏土改後期工作的指路明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糾正了土改工作中的偏向。例如：末期土改尚未分配土地的地方，把打亂平分改為抽肥補瘦，填平補齊。又如，對部分錯誤地被開除的黨員恢復了黨籍，對部分受到侵犯的中農的財產也得到補償等，受到群眾的擁護。 會後，毛主席應邀親筆題寫了兩張條幅： 一張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生產。 一張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毛主席的這兩條題字，是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後來，全國各地都影印了這兩張條幅，供幹部認真學習，指引我們黨取得了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