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十八

一九四四年底召開的邊區四屆群英大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對敵鬥爭、生產鬥爭，減租減息運動搞得生氣勃勃，部隊、幹部以及群眾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群眾情緒穩定，工商業也有了新的發展。由於大力開展「擠敵人」的鬥爭，日軍處於守勢，已不可能頻繁的進入邊區「掃蕩」。一九四四年秋冬，林楓、呂正操等同志到延安參加「七大」預備會議去了，我是副書記，雖然也是「七大」代表，為照顧工作，留在前方代理書記的工作，沒有參加「七大」。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希特勒戰敗；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和日軍早有勾結的閻錫山，命令他的部隊立即進入太原等城市，日閻合流，妄圖搶奪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蔣介石同時也發動了對各解放區的進攻。我們黨為了捍衛全國人民的勝利果實，對於蔣介石、閻錫山的進攻不得不進行反擊。這時，國內主要矛盾便由民族矛盾轉為階級矛盾。林楓同志在日本投降後不久，被調到東北。李井泉同志接任晉綏分局書記，我仍任副書記。這時，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員賀龍同志帶領部隊返回晉綏，一度解放文水，之後，親自到大同前線，指揮對國民黨傅作義部隊作戰。 這時，為了加強呂梁地區黨的工作，中央決定成立了呂梁區黨委。呂梁區黨委下設汾西地區的九地委、新絳地區的十地委、運城地區的十一地委。張宗遜同志為區黨委書記、軍區司令員、政委，羅貴波同志為副書記、副政委。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間，張宗遜同志調離呂梁區黨委，羅貴波同志接任區黨委書記、軍區政委，彭紹輝同志任軍區司令員。十一月，王震同志帶領二縱隊到呂梁地區，改由王震同志擔任區黨委書記、軍區司令員、政委。羅貴波同志仍為副書記、副政委，彭紹輝同志任軍區副司令員。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間，王震同志奉中央命令到陝北宜川一帶作戰。羅貴波同志又成了區黨委書記、軍區政委，彭紹輝同志仍任軍區司令員，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呂梁區黨委撤銷為止。 一九四六年夏，中央下達了《五四指示》。為適應新的形勢，完成新的任務，分局於六月召開了高幹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就關於發動群眾解決土地問題，根據《五四指示》精神，作了比較認真的討論。那時對晉綏地區的工作估計以及所應採取的方針政策，還是比較穩妥的，同時對於領導作風中的官僚主義作了檢查，是有收穫的。但是會議中由於對過去工作片面地強調了找缺點，挫傷了廣大幹部的積極性。例如，在各地、縣負責幹部匯報工作時，只准說缺點錯誤，不准說成績，缺點錯誤越多越好，一直發展到查算一九四〇年「四大動員」時的老帳，越算越泄氣，而領導卻說什麼「成績不說丟不了，缺點不說不得了」。這種專看缺點的作法，到四七年初召開的財經工作會議上又有了發展，指名道姓的指責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把邊區工作形容得漆黑一團。後來這種做法未加制止，並進而發展為逼、供、信，於是在幹部中就出現了這樣具有諷刺意味的說法：「反正我有兩個口袋，一邊裝的是羊毛，一邊裝的是豬毛，你要豬毛有豬毛，要羊毛有羊毛！」當時也竟將這樣得來的材料寫成文件大量散發，同時也報送給黨中央。這種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在土地改革中發展到頂點，在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嚴歷批評以後，才有所收斂、改正。我自己身為分局的副書記，明知這種做法是不對的，然而總以為自己參與了過去的領導不便為之辯解，未料到這樣竟然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這也是自己對黨和廣大人民群眾不負責任的表現。這一慘痛教訓，是我終身耿耿於懷，永遠不能忘懷的！ 在高於會議以後，分局根據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狠抓了新解放區的除奸反霸運動，同時抓了以下三項工作，這三項工作也就是把減租減息轉變為土地改革的準備工作，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很有成效的。 第一項工作是派出工作組，作農村階級關係和土地情況的調查。工作組出發前分局在蔡家崖召開會議，布置調查任務，賀龍同志和李井泉同志先後講了話。後來，這些調查組調查的結果表明，農村的階級關係和土地占有情況同根據地初建時的情況有了較大的變化，新中農普遍增多，李井泉同志強調要團結中農。由於形勢的發展，這項工作尚未結束，晉綏邊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就開始了 第二項工作是分局制訂了一個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文件：「怎劃分農村階級成份？」制訂這樣一個文件是根據中央指示的精神，井結合了晉綏解放區的農村實際情況制訂的。這個文件不僅考慮到山西農村和南方農村情況有所不同，也考慮到本解放區抗日戰爭以來政治、經濟、階級情況的變化。負責起草這個文件的是段雲、梁膺庸、呂韻、叢一平、方正之等同志。這個文件中，對於階級成份的劃分，有明確規定，並且引用本區的實例加以說明。例如：地主和經營地主，什麼情況才可劃為地主或經營地主，土地占有、剝削的方式和數量，然後舉幾個例子分別加以說明。這就大大便於農村工作幹部掌握黨的政策，特別是有利於即將到來的土地改運動。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在晉綏幹部座談會上講話時，曾把這個文件稱為馬列主義的文件。可惜的是，一九四七年土改運動開始不久，就被康生否定，全部收回燒掉了。 第三項工作是培訓幹部。從減租減息，過渡到土地改革，是兩種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農村政策。土地改革是一場從經濟上徹底消滅封建制度的運動，是在農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鍵性運動。為了適應這一運動的到來，分局決定培訓農村工作幹部，幫助廣大幹部實現思想上的轉變，開辦培訓班，並立即把邊區實驗學校遷到嵐縣的東村，分局決定由我任校長，王文達同志任副校長。分局的一些領導同志和我親自講課，主要是講土地改革的重要意義、政策、方針、步驟、紀律等。並聯繫邊區農村的實際，提出分類指導，區別對待的具體要求。當時，我們把農村分為四類：一類是好的模範村，村幹部好，工作能力強；二類是基本上是好的，但有缺點，甚至錯誤；三類工作不好，領導班子有明顯的問題的；四類是問題嚴重，不可依靠的。這四類村子，第一類和第四類是少數，總的說來是兩頭小中間大，這種分析大致符合實際，而且分類指導這種作法，也是比較好的。遺憾的感的是，運動一起來，由於康生、陳伯達的干擾和破壞，就來了個大放手，不加區別，幾乎全部否定了基層的領導，大大挫傷了基層幹部的積極極性，帶來了消極的後果，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嚴肅批評，教訓是很深刻的。 一九四六年底四七年初，分局從各機關單位、部隊抽調幹部，組成「土改工作團」，陸續到達農村，一場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