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十七

一九四二年底我從延安回到晉綏邊區時，分局正在河西同時召開高幹會議和邊區臨時參議會，這兩個會議是先後交叉召開的，先開高幹會，中間舉行了臨時參議會，臨參會結束後，接著又召開了一段高幹會議。在高幹會上，分局已經傳達了黨中央關於「反蠶食」、「擠敵人」的指示，我又傳達了毛主席和我談話的經過和口頭指示，與會的同志聽了傳達，都感到很振奮，躍躍欲試，想大幹一場。經過認真討論，在高幹會上，提出了一九四三年晉綏邊區的三大任務，這就是：「對敵鬥爭，減租減息和發展生產」。臨參會的內容和高幹會的內容是一致的，它是把高幹會的內容，即把三大任務具體化為施政綱領，在全邊區貫徹實施。晉西北臨時參議會選舉林楓為議長，劉少白為副議長。邊區政府的施政綱領，就是在林楓的報告中宣布的。除此之外，臨參會還決定發行公債，作為邊區貨幣的基礎。這是一項應急措施，很得力，很有效。後來，邊區的生產發展起來了，地盤也擴大了，財政收入改善了，大約只用了兩年時間，就把這筆公債全部還清，很得人心。 原先，晉綏邊區的形勢，正如毛主席所了解的一樣，地盤逐漸縮小，人口由三百萬減少到不到一百萬，日本侵略軍的連續不斷的「掃蕩」、三光政策和蠶食政策，給我們造成很大困難，八分區的副司令員劉德明同志、專員顧永田同志、五分區游擊大隊長李林同志就是在這一時期先後犧牲的。我們的幹部和群眾在頻繁的反「掃蕩」戰鬥中也受到較大的損失。從敵占區搞物資的渠道大大減少，戰士、幹部的生活極其困難，士氣確實不怎麼高。敵人把我們壓到黃河邊上，像晉綏分局的高幹會和邊區臨參會就不得不在河西召開，這就很說明問題。也就是在這個時間，劉少奇同志從華中赴延安，途經晉西北，在講話中批評了我們只注意搞飯吃而忽視群眾工作的缺點，並介紹了華中群眾工作的經驗。此後，以林楓同志為首的晉綏分局，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狠抓了群眾工作，邊區的形勢大大好轉。當時，幹部、群眾、部隊聽了中央的「反蠶食」「擠敵人」指示以後，精神立即振作了起來，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展開了深人的學習，並結合實際提出貫徹執行的具體辦法。林楓、周士第、陳漫遠、張平化、李夫克等同志和「抗聯」的同志以及設在軍區的民兵總指揮部的同志一起，專門學習和研究了毛主席「擠敵人」的指示。毛主席為什麼不提把敵人「趕出去」呢？這個「擠」宇是什麼意思呢？我們聚精會神地討論，力求領會其精神實質。經過討論，我們理解到，把敵人「擠出去」，是根據當時晉綏邊區敵我鬥爭形勢的實際，提出的對敵鬥爭方針。在敵強我弱的情況瓦趕出去，打出去，都不符合實際，軍區參謀長周士第同志還寫了「把敵人擠出去」的文章，在幹部、戰士、民兵和群眾中，廣泛宣傳毛主席的這一重要指示。經過在黨內外認真學習、動員和部署，一場扎紮實實的「擠敵人」的鬥爭開始了。「抗聯」的負責同志前邊我已列舉過了，民兵總指揮部的負責同志先後有慕純農、李一夫、衛一青、李碩等同志。這些同志在「把敵人擠出去」的對敵鬥爭中，均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起了一定的作用。 開展「擠敵人」的鬥爭，主要的方法是組織大批精幹的武工隊，圍困敵人據點，騷擾敵人，開展地雷戰。在反「掃蕩」戰鬥中，幹部、民兵和地方部隊堅持村不離村，區不離區，縣不離縣的方針，切實實行堅壁清野，勞武結合，地方幹部和民兵積極配合，支援主力部隊作戰，除此而外，還進行一項極為重要的情報和內應的活動，這就是要加強敵占區，主要是敵據點中的地下工作的配合。由於我在延安參加過淪陷區地下黨研究小組的工作，分局分配我負責分局城工部的工作。於是我們就大力開展了敵後城市、敵占據點和交通要道，以及廣大敵占區的地下工作。此後，我又把屬於晉綏邊區管轄的敵後城市工作人員，和準備派赴各敵占據點的工作人員陸續召集回分局，一邊參加整風學習，一邊學習毛主席關於敵後城市「精幹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指示，並以此十六個字為指針，總結各地的經驗教訓，提出改進工作的辦法，然後再派回到原地工作。挑選敵後工作幹部的條件為黨性強和有良好的社會關係。當時，在晉綏邊區東側，即日軍占領的各個據點，全部安排了我們的工作人員。從此以後，各個敵據點的情況，我們了解得一清二楚，里外配合得很緊密。敵人出發「掃蕩」，消息很快就傳回來，我們能及時採取對付的辦法。呂正操同志調來晉綏擔任軍區司令員後，又帶來一些幹部，如八分區司令員王長江同志、三分區地委書記孫志遠同志等，這些幹部同時也帶來了冀中軍民地道戰、地雷戰一套對敵鬥爭的新經驗。於是，我們在各地開辦了訓練班，訓練部隊和民兵，逐漸掌握這一套戰略戰術。其實，這些辦法也不難學，偏關、河曲、保德盛產硫磺，很多地方能自造火藥。我們又有磁窯，可以燒磁罐子做磁雷。到處是石頭，可以做石雷。也有象臨縣招賢鎮樣大的鐵廠，地雷並不難做。晉綏分局向全邊區提出了「家家造地雷，人人會爆炸」的口號。那時，日軍出發「掃蕩」，從汾陽峪道河進山，到興縣三百來里地，一兩個星期還走不到。走到哪裡在哪裡挨打，找不到糧食，找不到水，夜裡不能休息，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回到據點也不敢輕易出來。在分局成立以前，日軍據點一直修到靜樂、婁煩、離石大武、臨縣三交，連交城縣的芝蘭、岔口這樣的重要軍事重地（也就是清康熙年間，漢奸縣長趙吉士所寫的「交山蕩寇志」中所講的「永安堡」地帶)，也被日軍占領為據點。我們從實踐中積累了「擠敵人」的經驗：先把經常離開據點出來「掃蕩」之敵擠回據點，使之不敢出來，然後把交通線上的敵據點逐漸吃掉，就這樣擠呀擠呀，終於把邊區附近的日軍據點都擠掉了。將近兩年時間的鬥爭，晉綏邊區的人口由不到一百萬恢復到三百萬以上，並將平川地區幾乎全部變成兩面派政權。全邊區軍民喜氣洋洋，積聚力量，迎接不久將要到來的戰略大反攻。 在「擠」敵人的鬥爭中，呂正操、周士第、陳漫遠、李夫克等同志都曾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值得尊敬！一九四四年夏天，由國民黨政府組織的所謂盟國記者團，從延安來到晉綏邊區參觀。當時正是擠敵人節節勝利之時。記者團到達八分區司令部的時候，羅貴波同志正在指揮攻打汾陽縣協和堡、大營盤、火車站等日軍據點的戰鬥。記者團到達前線親自參觀了這次戰鬥。這一仗打得真漂亮，很快地拔掉了敵據點，還俘虜了好幾個日本人。打得這樣好，除了士氣高，指揮有方以外，我們設在敵據點中的地下工作人員起了重要作用。其實，些據點已經被我們控制了，要打哪個就能打下哪個，不過，有些敵據點，從全局考慮，暫時放在那裡不打就是了。盟軍記者團親眼看了這次戰氣高興得很，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個美國記者名叫福爾曼的，拍攝了大量照片回到美國以後，寫了一本書，其中專門記述了在晉綏參觀的情況，在國際上為我們作了宣傳。 對本地區的地主剝削農民的情況，分局作了調查研究。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相當嚴重，大大限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擴大再生產的能力。抗戰以來，許多農民，連維持原有的簡單再生產都很困難。但是，為了團結地主參加抗日，又不能採取土地革命時期的辦法，直接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少地和無地的貧苦農民，只能實行中央制訂的減租減息政策。區黨委為此通過行政公署制訂並頒布了「減租減息條例」，還頒發了在全邊區開展減租減息運動的指示。條例中規定：地租和利惑一律減百分之二十五，叫作二五減租。這項工作適當地減少和這項工作適當地減少和限制了地主的剝削，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負擔，對於發展生產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此外，根據有糧出糧的原則，適當的加重了地主和富農的公糧負擔。在《公糧條例》中規定農戶產量以平均每人五斗為起征點(每斗二十六市斤)。大小口平均產量為五斗以下者，免徵公糧，五斗以上者累進徵收。土地多產量多，徵收的公糧多，土地少產量少的徵得也少，這就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負擔。些地主富農則感到壓力大，有的以各種方法把土地轉讓出去，以逃避公糧負擔。後來，至發展到一些地主，也成了免徵戶，他家的人均產量不足五斗!到了一九四四年《公糧條例》又增加了「資產米」一項，即雖然糧食不足五斗，但家中資產尚多，也要徵收公糧。這一條當然是針對地主富衣的，群眾非常擁護。那時的減租減息和公糧條例，限制了地主的剝削並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勢在必行的政策。 在發展生產方面，我們學習陝甘寧邊區的辦法，一方面發展生產，搞小家務，以減輕群眾負擔。同時，大力組織領導群眾生國開展生產運動。在農村組織供銷合作社，對農業生產，提倡自願互利的變工隊、互助組，培養勞動英雄，紡織英雄，就象對待戰鬥英雄一樣給予榮譽和獎勵。晉綏邊區的氣候差別較大，南部的臨縣、離石較好，北部的河曲、保德、岢嵐、嵐縣較差，但是地廣人稀，可耕地很多，當地農民對土地實行輪作、輪休制。因此組織開伏荒是增產糧食的重要措施之一。穿衣有困難，就在離石、臨縣一帶發展種棉花，提倡自紡自織，效果很好。隨後並請離石、臨縣的農民為植棉技士，逐漸將棉花引種到河曲、保德一帶。辦法是採取密植，每株結五、六個棉桃。也可按期成熟，產量和質量並不在離石之下，既增加群眾的收入，又解決了軍民穿衣的困難。經過兩年努力，糧棉有了，吃穿問題解決了，基本上實現了毛主席發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在此基礎上，一九四四年冬召開了第四屆邊區群英會，這是邊區兩年來生產、戰鬥取得重大勝利的檢閱盛會和慶功大會。參加大會的包括戰鬥英雄，勞武結合模範，勞動英雄，紡織英雄，戰鬥部隊以及公安部隊的英雄人物代表，如段興玉、崔三娃、張初元、溫象拴、孫興昌、路玉小、張秋林、劉能林等。在會上，各路英雄模範，熱情地交流經驗，暢談生產戰鬥的心得體會，群英會的熱烈場面充分體現了邊區的大好形勢，是感人至深的。 還應當追述一下一九四三年的整風運動。這是一個學習運動，是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進行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經過學習，廣大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有所提高，心情舒暢。但是，在秋冬開展的搶救運動，直接衝擊了學習運動。開展這個運動的主要文件是中央下達的康生在延安作的「搶救失足者」的動員報告，而延安的搶救運動又直接牽連到晉綏邊區的幹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坦白就搶救，搶救什麼呢？搶救那些過去和現在充當了國民黨特務、閻錫山特務和日本特務的失足者。康生不斷給分局打電報，送搶救簡報，今天說延安的誰誰誰坦白交待了，是什麼什麼特務，供出了晉綏邊區某個單位的某某人也是什麼特務，過了兩天，又來了簡報，簡報上說，誰誰誰是假的，不是特務，本人推翻了。誰誰誰又坦白，又供出你們里的某某人是特務，弄得亂鬨鬨的，人人自危，不知哪天要戴個特務的帽子。我們執行政策「左」得很，經常通報抓特務的比例，有的單位抓出的特務竟占全部人員的百分之二十、三十還不罷休，而領導上居然也信以為真，弄得工作沒法進行。這種搶救運動的高潮，進行了一個多月，直接影響到三大任務的完成。當時分局正在召開群眾工作會議，因在行政公署出現了異常嚴重的事件，於是當機立斷決定停止搶救，轉入甄別工作階段。這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審干決定」，即九條方針，搶救運動才完全停止下來。搶救運動搞的時間不長，可是傷害的人很多，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甄別工作一直持續到日本投降才基本結束，這個教訓是十分深刻的啊！ 晉綏邊區還有一項特別任務，是護送幹部。晉綏邊區如同延安的門戶，敵後各根據地前往延安的幹部，或者從延安前往敵後各根據地的幹部，絕大部分要經過這裡。我們必須保證這些幹部安全通過敵人封鎖線。這項任務主要是由八分區、二分區、六分區擔任。在八分區的晉中平川，早期是經過文水縣的南胡堡的汾河渡口，在祁縣車站附近，既可以來往於封鎖線，又可以直接買票上火車。後來這條線曾經被敵人破壞，放火燒了南胡家堡，隨即改為以文水縣雲周西村為敵後交通據點，即署命的女英雄劉胡蘭的家鄉。雲周西村曾被群眾譽為小延安。這個小延安在對敵鬥爭中，在護送幹部渡河通過封鎖線的工作中，作出了顯著成績。一九四七年，劉胡蘭就是在雲周西村英勇就義的。在二、六分區主要是經過寧武、忻縣、崞縣和代縣之間的交通線護送幹部。在護送工作中，上至劉少奇同志和許多七大代表，下至各根據地的通訊人員，千百次的護送任務，沒有發生過重大失誤。這和六分區、八分區、二分區的幹部的高度負責精神是分不開的，也更是和各縣、區、村的幹部、民兵、武工隊以及廣大革命群眾的艱苦奮鬥的精神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