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十五
當我離開晉西北將要去延安之際，我想將一九二七年四月入黨，直至一九四〇年九月的這一時期的經歷再回顧一下，是很有意義的。當時我的入黨並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理想，從空想到科學，經過了實踐驗證後所下定的決心。中國的民主共和革命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經過多次的起義都失敗了。只有經過一九二三年國共合作，孫中山先生制訂了以俄為師的三大政策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後，同樣的軍隊和同樣的人民，不到一年的時間，北伐軍就勝利到達武漢，收復了武漢、九江的英租界，並進而會師鄭汴，全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已指日可待。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我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就可以成為不可戰勝的巨大力量。由於以蔣介石為首的投靠國際帝國主義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叛變，加以我們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妥協投降政策，導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徹底失敗。那時我還堅定地不相信中國革命會失敗，決心加入中國共產黨，繼續為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誠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過的那樣，當時我的馬克思主義認識水平是經過一個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的過程；我們當時還顧不上讀書，而且除了《共產黨宣言》等少數馬恩原著以外，尚未翻譯出版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可讀。那時我開始接觸到一點列寧的著述，還是從布哈林所寫的《共產主義 A、B、C》這本小冊子中所引用的列寧的論述中得知的。當我首次了解到列寧講的「一個慎重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對於自己所犯錯誤，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時，我十分嘆服！
「七·一五」武漢反革命政變以後，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我依然堅信革命不會失敗。依然相信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會成為第二次北伐的起點。後來我在上海接不上黨的關係，不得不回到晉南臨汾。我的想法是晉南為反閻派勢力範圍，我的社會關係較多，王瀛、朱志翰等共產黨人都在那裡，較易接上黨的關係。想不到閻錫山這時也「易幟」了，他採取了他一貫的比蔣介石更為狠毒的反革命伎倆，將山西籍的共產黨人幾乎一網打盡；除了殺掉的以外，大都關進了監牢和反省院。不久，對我和王亦俠也下了通緝令，從此我就過著逃難的生活，當然談不上讀書的機會了。直到一九二九年春到了上海，就業於上海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時，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這時我便得以實現我渴望已久的一個願望：研究在個體小農經濟的情況下，採取農業生產合作方式，應用現代化農業技術的設想；我也得到了一個良好的得以系統地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的環境。
當時我黨中央在上海四馬路辦了個半公開的書局，叫「華興書局」，翻譯出版了大量的馬列主義的書籍。我於這年暑假參加了無錫的農村經濟調查，在整理調查材料時，儘量購買了「華興書局」出的馬列主義書刊，我自己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些書刊。當時陳翰笙同志也支持我這樣做。我將這些書籍放在那裡任人傳閱，已經不是什麼秘密。隨後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黨內提倡學習辯證法。這時我也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辯證法進行了認真的閱讀和研究，然收效並不理想。對於辯證法的三原則，讀來讀去無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舉過的那些例子，我深深感到這是不可能達到廣泛應用的要求的。我自己雖有獨立思考的要求和習慣，對於那時候的立三路線、王明路線以及羅章龍等人的分裂主義路線，都有我自己的看法；然在當時鐵的紀律的威力下，也只能夠敢怒而不敢言了。一次，我們在法國公園的草坪上集會，由法南區委書記大老李主持召開各個支部聯合會。會上，交大支部的喬魁賢同志交給大老李一本托派刊物《我們的話》，說是在圖書館發現的。這本是件好事，反映了我們的同志對托派刊物是有一定的警覺性的。但大老李卻追問說：你看了沒有？喬說：我看了。於是，大老李抓住這一點就大批喬魁賢，一再上綱上線。我看不下去，說了一句他不看又怎麼知道是托派的刊物呢？結果，大老李勃然大怒，說你張稼夫居然給他辯護，我宣布，給你當眾警告處分。這是我入黨後受到的第一次處分。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的情況以及黨處於幼年時期理論上不成熟的表現。由於我參加過無錫、清苑農村調查，又經過長期的地下黨的生活，還當了兩年村長，對於社會問題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有一定的認識和體會的。我深感這些「左」的路線，不管是國際路線也罷，放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是圓鑿方枘，牛頭不對馬嘴的。但我無能為力，只好經常用「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句話來聊以自慰。其實，這也是唯心主義的話，我的這種心理狀況，正好說明我的馬列主義還是沒有讀通。
當我先後陸續讀到毛主席的論著以後，這才使我對於哲學和社會科學及其有關的某些具體問題，開始有點豁然開朗起來了。特別是毛主席在抗大所講的「辯證唯物論」，我自己並未親自聽講，經抗大回來的同志向我陳述了毛主席所講的內容，和他所列舉的許多；通俗而生動的事例，同時我也看到了他們帶回來的油印的「講授提綱」（直到今天我還保存著），我認為經他這麼一講就真正把馬列主義的方法論變活了，如果你沒有任何私心雜念的話，那你也就可以應用自如了。當然我的老師很多，如劉少奇同志和楊尚昆同志、羅榮桓同志、林楓同志、張友清同志、黃驊同志等，他們在實際工作中以身作則，對於我的具體指導，都使我逐漸得到提高，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
1945年張稼夫（左）和林楓（右）在晉綏分局。
由於直接的工作關係，林楓同志對我的幫助最大。他了解我的長處，也了解我的個性和缺點。少奇同志曾說過「林楓同志會辦事」，在我和他的接觸中深深有所體會。他先後在省委和北方局工作時期，充分地表現了他的突出的組織才能。他善於運用委婉的語氣和方式，既批評人，還使你並不反感。例如當我從運城擴兵回來在劉村匯報工作時，我就沒有多考慮，指責了部隊某些同志的錯誤作法，後來聽說那個同志因此受了處分，我才感到有些小題大做了。就在這時，林楓同志對我說：「少奇同志說過，稼夫同志是個好同志，就是有點不會辦事。」我開始還有點摸不著頭腦，旋即領會到正是擊中了我的要害。話雖不多，但對我的啟發卻是很大的。林楓風同志的會辦事的事例，就充分表現在這些地方，當他擔任少奇同志的秘書時，就已經理解了我黨在獨立自主原則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在少奇同志的指導下，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因而才得到了少奇同志的那句「好評」。他是那樣不露鋒芒、埋頭苦幹、平易易近人地善於接觸各種同志和各族各界的友好人士。對於各種不同類型的有缺點的同志和朋友，也都能夠做到取長補短、知人善任。這對於我個人來說，實在是值得我很好學習的。他經常對我說：「你偏激，你有善善惡惡之念」。他總是話不多，但發人深醒。我領會到他的意思：「善善惡惡」這句舊時代的格言，是小農經濟環境中獨善其身思想的產物。無產階級政治家則不能採取這種態度。因為社會，總是兩頭小、中間大的，中間層的人也有種種的缺點毛病，如果對這些「惡」，採取厭惡棄絕的態度，就不能爭取到大多數，革命就無法勝利。問題是要幫助那些有缺點的人提高進步，同臻於善，這才能團結起廣大的隊伍，壯大革命力量。這些道理我也會講，但不是經常能夠做到的。我也不是一個不能容人的人，可是常常由於激動的情況下，就不免要將心中容忍已久、不應該講出的話脫口而出。這是不是就是劉少奇同志所講的共產黨員的修養問題？一個共產黨員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所組成的先進政黨的成員，理應有高瞻遠矚的政治家風度，從最大多數人的最高利益出發，不利於黨的利益的話不說，不利於黨的利益的事不做，而不應該是一個隨感而發的自由主義者。這些道理我都懂得，也會給別人講述，就是有時自己不能完全做到，這就是一個政治修養的問題了。林楓同志經常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有海量，他所指的就是一個共產黨員所應該具有的政治修養，這是我們應該時時服膺的箴言。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林楓同志隨同楊尚昆同志來到一一五師駐地孝義，一一五師師部駐在碾頭村，政治部駐在申家莊，北方局就駐在張家莊。林楓同志對於羅榮桓同志和陳光同志（那時陳為一一五師代師長）尊如師長，所有一切黨的重大政策問題，事先都要向楊、羅陳請示，他們相處得是那麼協調一致，我現在回憶起來還歷歷在目。
——五師政治部有楊忠同志（已故）、楊勇同志、肖華同志、肖向榮同志、潘振武同志等，他們遵照毛主席的「我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教導，在孝義、汾陽、靈石、汾西以及洪趙一，都做了大量的群眾工作和建黨工作。為我們在晉西事變中能夠順利應付閻頑軍的突然襲擊，準備了充分的群眾條件和社會基礎。一九三九年春一一五師奉命進到 山東，給晉西南留下一個獨立的補充團，後又擴建一個團，稱為晉西支隊，和區黨委一起行動。支隊長是陳士榘同志，副支隊長是黃驊同志，一一團團長為楊尚儒同志，二團團長為何以祥同志。在晉西事變的戰鬥中，真正具有戰鬥經驗的主力，就是這兩個團，決死二縱隊等新軍的數量多、政治質量也強，然戰鬥經驗則甚差。高家條誓師以後，林楓同志實際上成為我方自衛還擊戰中的總政委，他帶了一部電台和中央軍委取得密切聯繫，他和陳、黃、韓等一直堅持在戰鬥的第一線，我和張文昂是留守後方的。我軍突過汾離公路封鎖線，到達晉西北以後，我就病倒在方山縣城。至於當時如何和晉西北區黨委取得聯繫，如何在軍三委總參謀長滕代遠同志的領導下，制定圍攻趙承綏騎兵軍的作戰計劃，以及關於兩個區黨委的合併，晉西北行政公署的成立等等，我一概均未能參加。當我回到臨縣時，賀、關率領一二〇師主力，已經返回到晉西北地區了，所有隨後的一切組織領導工作全部是由林楓同志會同賀、關和晉西北的其他同志們共同進行的。就我所知，林楓同志對賀龍同志、關向應同志是非常尊重的。至於林楓同志對工作中所出現的缺點和錯誤，歷來都是他自己主動承擔責任，從不將錯誤的責任推給別人和下級，這是盡人皆知的。
也許是由於他在天津南開上學時，打下了較深厚的文化基礎的緣故，他是那麼重視並熱愛文化教育工作；自己手不釋卷，同時也積極鼓勵同志們學習。當晉西區黨委搬到興縣北坡村時，就立即成立了黨校，由他本人兼校長，將原八地委書記饒斌同志調來任黨校的副書記。由於當時王達成同志尚在晉西南未歸，於是就將原三地委書記宋英同志調來區黨委擔任組織部長。饒斌同志是上醫學生，宋英同志是北大地質系學生，於是就流傳有林楓重用知識分子之說。與此同時，也在興縣城內設立了「晉西師範」，由杜若牧同志籌辦；在臨縣設立了「一中」，由王靜野同志籌辦。在關向應同志的倡議下，在離石縣籌辦了「賀昌中學」；顧永田同志壯烈犧牲後，在八分區邊山籌辦了「永田中學」。為了廣泛地輪訓「群眾工作幹部」，由林楓同志倡議，還在區黨委駐地附近設立了「實驗學校」，實際是一種類似「抗大」的中學，以學習黨的政策為主，同時也學習文化知識。實驗學校的第一任校長就是由抗聯主任閻秀峰同志擔任的，隨後鄭林同志和郝德青同志都先後擔任過這個學校的校長。足見林楓同志對該校的重視，而該校也確實為這一地區培養了大量的幹部。在可能條件下，各地也先後恢復了小學教育，而「冬學」則又是所有農村中都必須舉辦的普及性的通俗義務教育。
總之，林楓同志這個榜樣對我的薰陶和教益是十分巨大的。他自己所常說的，一個共產黨員所應具備的海量，這也就是是每個共產黨員都應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最高利益為自己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作為決定自己的言行的根據。這個對共產黨的黨性鍛煉的要求，我認為是毫無疑義的，理應做到的起碼標準。林楓同志用自己歷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了他是能夠言行一致、身體力行地完全做到這個標準。而我自己至今尚往往達不到這個標準，也只能努力勉勵自己，「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在這一點上我就遠不如龔逢春同志，所以當林楓同志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時，特地將龔逢春同志調來做他的助手，在任勞任怨這一點上，是他們二人的共同之處。
最後，我擬引用我與林楓同志之間的一段故事，用以結束我的這一回顧。這段故事的具體時間記不得了，大概是一九六〇年以後的事。那時我在文辦工作，林楓同志已患了心絞痛，在家中休養，由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同志任文辦的代主任。這一時期，我們遇到的違反黨的正常生活的事例逐漸增多起來。中央文教小組的組長是陸定一部長，副組長是康生，文教小組和文辦是直接有關的。由於康從中作祟，這期間不正常的事例不知有多少，而且往往朝令夕改，使人莫知所措。在那種情況下，連我這個容易激動的人也小心謹慎起來。於是我就去林楓同志家中，將自己看不慣的人和事全部向他講了出來，企望他能得便向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反映一下。他總是笑眯眯地傾聽著我的訴說，雖然有時神情上似乎也同情我的話，卻不肯明白表態。有一次，他聽了以後，竟開玩笑地對我說：「我看你這個人呀，最好退休了算了」。這就表明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於是我就很不高興地告辭而去。過了幾天，他打電話叫我去，談了一陣不相干的事，最後拿出一個信封來，交給我說：「這是我從《續資治通鑑》上抄下來的，你帶了回去再看吧」。我回到家中，打開一看，他在一張信紙上抄了這麼一段話：「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據說這是呂蒙正向宋太宗講的話。他的這一友誼的贈禮，對我說來是一種安慰，也是一個值得銘記的「箴言」。於是我就把它寫在一把摺扇上作為我的座右銘。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這樣一位寬厚厚忠誠的共產黨人，也被反革命分子林彪、四人幫的軍師康生、陳伯達迫害致死了。然而這並不能否定林楓同志這一馬列主義政治家的風度和黨性修養的正確性。他將永遠是我們當代的和下一代的共產黨員學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