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十四

晉西事變以後，我的身體因疲勞過度，肺炎病復發，大口吐血，就住在方山縣城療養。方山縣城，實際上是個小小的山村，我在這個山城住了大約一個月。這時，我發現吃的牛羊肉有股怪味，追問之下，始知是由於無知，竟把閻錫山所辦的農牧場中荷蘭牛和美利奴羊這些珍貴種畜也宰殺了。當即建議黨區委制止，挽救了對於這些進口的種牛、種羊的斬盡殺絕。隨後我回到了臨縣，後來又到了興縣。 晉西事變以後，晉西北成了黨中央與敵後各根據地聯繫的唯一孔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抗戰初期，賀龍、關向應同志率領的一二〇師從日本人的占領區中解放了七座縣城，開闢和建立了晉綏根據地，黨和群眾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礎。但這裡和晉西南比較起來，因自然條件差，群眾生活更苦一些，是山西最窮苦的高寒地區，無霜期很短。比如方山縣，生長作物的時間不到一百天，農作物的品種也受到限制，很多地區多種蕎麥和其他的小雜糧，如胡麻、糜黍、蕎麥之類，產量也很低。沿黃河地區的離石、臨縣、興縣比較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北部就更差，河曲保德一帶的民歌中就有「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的歌謠。我們初到晉西北的時候，有的地方的孩子們沒有褲子穿，所謂「糠菜半年糧」，生活之苦是可以想見的。 閻錫山挑起的十二月事變，不僅未能消滅新軍，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我們把晉西北的全部舊軍趕走，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抗日根據地，我們搞得很徹底，閻錫山的反動勢力垮得也很利落。整個地區，除原來的郵局以外，所有的舊政權都垮台了，所有的舊人員，逃走了一批，關了一批，經教育後又釋放了一批。整個晉西北成了我們的一統天下，磨擦、扯皮的事沒有了。在根據地內部徹底摧毀了閻錫山在各地的殘餘勢力，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獨立自主地進行根據地的建設，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各根據地還是不多的。在大規模的戰事結束以後，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由賀龍、關向應同志主持，在臨縣窯頭村把晉西南區黨委和晉西北區黨委合併，成立了晉西區黨委，由林楓同志任書記，原晉西北區黨委書記趙林同志任副書記，王達成同志任組織部長，劉俊秀同志任民運部長，龔逢春同志任社會部長，我任宣傳部長。一二〇師奉命從冀中回到晉西北後，原屬一一五師的晉西支隊開赴山東歸還建制。決死二縱隊、四縱隊、工衛旅、暫一師開赴邊山同蒲線一帶，開展對敵鬥爭。同時成立了以續範亭同志為首的新軍總指揮部，羅貴波同志為新軍政委，雷任民、張文昂同志任副總指揮。政權建設我們抓得也很緊，二月份就成立了晉西北行政公署，並向閻錫山發了電報，以保持在二戰區內的統戰關係。行政公署由續範亭同志任主任，牛蔭冠、武新宇同志為副主任。參加行署領導工作的當時還有劉墉如、段雲、梁鷹庸、湯平、黎化南、杜心源、張文昂、張雋軒，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劉少白、孫良臣。行政公署下設八個分區，並委任了專員以及各縣縣長、區長，同時，還重新調整了各地委、縣委等黨的領導班子。建立了晉西北軍區司令部，賀龍同志任司令，關向應同志任政委，續範亭同志任副司令員，周士第同志任軍區參謀長，陳漫遠同志任副參謀長，甘泗淇同志任軍區政治部主任，軍區後勤部長為陳希雲同志，軍區衛生部長為賀彪同志。司令部開始住在興縣城附近的李家灣，後來遷到蔡家崖；區黨委先住高家村，隨後移住離蔡家崖不遠的北坡村；行政公署原住在蔡家崖，後移住在趙家川口。至此，黨政軍領導機構的建設初步完成。 但是，困難也來了，這樣多的軍隊，黨、政幹部集中在這裡，群眾供應不起，部隊和地方的生活非常困難。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進駐到陝甘寧邊區的綏德專區，另有特殊任務。當時有許多單位，每日三餐吃黑豆，鹽和棉布也很緊張。而且，當時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國民黨和閻錫山打了敗仗，吃了大虧之後，並不甘心。國民黨政府已經調第一軍李文部隊進駐西安，有向陝北、晉西北進攻的趨勢，我黨不得不預作準備。因此，我們必須採取緊急措施，經賀龍、關向應晉西區黨委作了認真的考慮之後，作出了開展「四大動員」的決定。「四大動員」的內容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糧的出糧，有人的出人。具體說來，就是籌款，做軍鞋，籌糧，參軍，這四項任務都是硬梆梆的任務，不完成，我們就無法渡過困難，應付局勢。但是在當時的困難情況下，若不制訂出明確的政策，又要脫離群眾。擴軍、做軍鞋問題不大。籌款籌糧就頗為苦難，因為一般的群眾生活水平很低，並無餘糧和存款，相反的，有些赤貧戶還等待政府救濟，所以，不能在他們身上打主意。錢和糧都在地主和富農手裡。地主老財們的糧食吃不完，就用大磁瓮裝起來埋在地下。當時閻錫山的票子不值錢，群眾稱之為「大花臉大討債，二花臉二討債」。存在手裡很危險，說不定哪一天貶值得一錢不值了。地主老財們就將票子換成白洋，裝進壇壇里，也埋在地下。經過動員，開明一點的拿出一些糧食和款，交給政府，但是多數地主老財就是不干，有的還故意裝出一副寒酸的樣子，叫苦連天。但是，這欺騙不了群眾。俗話說，家有千石糧，外有百桿秤，誰窮誰富，本村群眾了如指掌。為此，我們必須走群眾路線，調查清楚以後，就發動群眾擠他，施加一點壓力，揭發他們剝削群眾的罪惡。說服動員和施加壓力相結合，結果動員出不少的現金和糧食，解決了很大問題。再加上區黨委號召節衣縮食，省吃儉用，既不傷元氣，又渡過難關。四大動員工作任務很快地勝利結束了。由於我們的經驗不足，掌握政策不嚴，在「四大動員」中，也產生了一些「左」的偏向，個別地方也發生了強迫命令以及捆綁吊打地主富農，召開鬥爭大會的現象，但是這些錯誤及時糾正了，林楓同志主動承擔了責任。問題是在糾偏過程中，又出現了右的偏向，有的地方把責任推到下邊，不分青紅皂白，隨便處理「四大動員」中的積極分子，甚至發展到槍斃積極分子，影響很壞。一九四〇年九月，我赴延安路過興縣康寧鎮，正好碰到槍斃「四大動員」中的積極分子事件。受害人是康寧鎮的一個石匠，槍斃他的理由是他拉了地主家的一頭牛。當時，我出面說情也不行，還是槍斃了。我到了臨縣就和當時的三地委書記白堅、組織部長魏懷禮、宣傳部長衛一清交換意見，一致認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我們立即給區黨委寫信，反映下面糾偏中的偏差，區黨委了解到，這類現象不是一件兩件，於是，很快做了部署，這種糾偏中的偏向也得到了糾正。 在「四大動員」過程中，群眾團體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工會的負責人是王永和同志，農會的負責人是呂韻同志，青年聯合會的負責人先後是羅毅、周頤、張凡同志，婦聯的負責人是姜寶箴、張育英等同志，文聯的負責人是亞馬同志。一九四一年，為了加強領導，區黨委把各群眾團體合組為「抗聯」，即「抗日救國聯合會」，總負責人是閻秀峰同志。在赴延安以前，我負責宣傳工作，所以這裡著重說說文化界的情況。 油印的《五日時事》報，到了晉西北以後，陸續出版了一個時期，後來從趙承綬的騎兵軍繳獲了鉛印機，設立了印刷廠，就改為鉛印的《晉西大眾報》，仍由王修同志負責。這張報紙是通俗報，是面向農民群眾的，續範亭同志為這張報紙題寫了報頭，晉綏分局成立以後改名為「晉綏大眾報」。這時趙石賓同志從延安回到晉西北，區黨委便決定出版區黨委的機關報，取名為「抗戰日報」，由趙石賓同志主編。趙去世後，廖井丹、郝德青、常芝青、周文同志先後主持報紙工作。郁文同志從新華總社來到晉西北後，就留下來負責建立新華分社，即晉綏總分社，並主持其工作，這是一九四二年的事了。這裡介紹一下趙石賓同志的情況。趙石賓，山西榆次縣人，抗戰前的地下黨員，他是犧盟總會的最早一批工作人員，總會宣傳委員會的骨幹。他既能寫政論文章，又能寫快板鼓詞，是個多面手，文字乾淨利落、深刻犀利，是難得的宣傳幹部。他一直在犧盟總會工作，後來跟隨牛蔭冠、呂調元同志到了秋林，任黃河出版社的總編輯，文化界地下黨的負責人。十二月政變以後，他從秋林偷跑到延安，他在延安參加了陝甘寧邊區的文化工作會議之後，就到了晉西北。他從延安帶來了一份毛主席的報告「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記錄稿，由他整理出來並加了封面，由區黨委油印科曹速同志刻印成冊，發給幹部學習。此後，阮迪民、高麗生、邵挺軍、王雷行等一批革命知識分子也先後來到晉西北，這就大大充實了宣傳、文化工作的隊伍。這一批同志分別分配在「抗戰日報」和「晉西大眾報」工作。趙石賓同志主持「抗戰日報」工作期間，非常認真，辛苦，對歪風邪氣，嫉惡如仇。因積勞成疾，一直發展到咯血，醫治無效，不幸在河西賀家川醫院去世，實在令人痛心，這是我到延安以後的事。他逝世時才三十歲，還沒有結婚呢！ 根據區黨委的指示，我們也狠抓了文化教育工作的建設。大約五月間，我們在興縣召開了文化工作座談會，號召分散在各個單位的和部隊的文化工作幹部歸隊，創建晉西北地區的各種文化機構。在這次座談會上，賀老總、關向應、續範亭等同志都講了話，肖三同志也參加了座談會。到會的同志明確了開展抗日根據地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對以後的工作起了很好的影響。文聯住在興縣城，再往後住在西坪村。當時，亞馬從工衛旅調來當文聯主任，盧夢從決死四縱隊調來擔任副主任，文聯成為抗聯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外，文化藝術團體，還有一二〇師的戰鬥劇社，這是一個當時有較高藝術水平的表演話劇的團體，負責人是歐陽山尊等同志。這個劇社不僅在晉西北受到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熱烈歡迎，就是在晉察冀邊區，在延安也有很大的影響。四縱隊、工衛旅、暫一師都有劇團，或文化宣傳隊，在宣傳工作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除「抗戰日報」社、「晉西大眾報」社外，還成立了「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些小叢書、劇本等。晉西北根據地，直通延安，得天獨厚，所以，延安文化界有什麼活動，消息很快就傳到這裡，我們得到很大好處。隨後，在抗戰七周年時，邊區還舉辦了「七·七·七」文藝獎金會，對於文學、戲劇、美術、音樂創作中的優秀作品，進行評獎，起了鼓舞創作的作用。以後繼續創作了一批較好的作品，如「呂梁英雄傳」。「王德鎖減租」、「打得好」、「劉胡蘭」等，頗受邊區的部隊和群眾的歡迎。 我在晉西區黨委工作的時間不長，只有半年多時間，九月就到延安去了。這半年，可以說是晉西北根據地建設的開始階段，這也可以說是一場開場鑼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