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十二

臨汾失守後，閻錫山的總部從臨汾撤出，經襄汾、鄉寧、吉縣，逃到黃河邊的小船窩，渡過黃河，到了陝西省宜川縣桑柏村。據說閻錫山這個老封建選定吉縣為他的總部，是採取對他吉利的封建迷信設想，隨後又選定陝西宜川縣為他的總部，是採取了宜於閻伯川的封建迷信設想。當時，閻錫山由於犧盟會提出「誓死不過黃河」的口號所迫，過了幾天，又從宜川搬回到山西省吉縣的古賢村。同年夏天，日軍掃蕩，閻錫山幾乎被俘，又搬到河西宜川縣的秋林鎮，直到晉西事變。當時，山西省委也隨同閻錫山的總部到了吉縣，閻錫山的總部搬到河西去了，省委當然不能過河。由吉縣回到鄉寧縣牛王廟附近的上章冠村一帶，和鄉吉特委住在一起，堅持游擊戰爭。我們省委有電台和中央與一一五師保持聯繫。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楊尚昆同志、林楓同志帶著北方局機關回到一一五師駐地孝義縣禪房頭村。北方局對外的稱呼叫總政後梯隊。當時，中央指示，根據山西抗日形勢的發展，各個抗日根據地已經創建了黨的領導機構，決定將山西省委改為晉西南區黨委，但是為了與閻錫山方面聯繫，仍保持省委的名義，林楓同志任書記，王達成同志任組織部長，張友清同志任宣傳部長。當時我和黃驊同志留在晉南鄉吉一帶搞建黨建軍工作，直到秋末冬初，我才隨曾思玉同志帶領的部隊回到禪房頭，參加區黨委的工作。 晉西南這個地區大部分屬呂梁山區，群眾生活比晉南平川苦一些，交通不大便利，文化比較落後，但是有一個極好的工作條件，那就是紅軍東渡時，在群眾中留下的深刻影響。一九三六年初，紅軍東渡時就是從晉西南渡河進入山西的。紅軍的政治宣傳工作搞的很深入，所到之處，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性質和紅軍東渡的任務，並且在行動上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深受群眾的熱烈歡迎。此外，晉南歷來是反閻派的中心，有反閻的傳統，閻錫山山西省銀行發行的票子就過不了韓信嶺。加之太原、臨汾失守以後，閻錫山、國民黨的軍隊不戰而退，潰兵成群結隊竄人晉西南地區，到處搶劫群眾的財物，姦污婦女，群眾恨之入骨。當八路軍、新軍來到這裡，消滅了這些害人蟲以後，群眾歡天喜地，說當年的紅軍又回來了，軍民關係非常融洽，因此，開展工作比較順利。從臨汾撤退到晉西十二月事變，近兩年時間，區黨委在發動群眾的同時主要抓了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工作。 關於黨的建設。區黨委主要抓了兩件大事，一是在農村建黨，二是培訓新黨員。當時，我們所處的環境是農村環境，工作對象主要是農民，任務是建立抗日根據地。因此，區黨委特彆強調應當在農村中建立黨的組織，在農民中發展黨員，並且要切實改變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幹部要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疾苦，關心他們的生活，傾聽他們的呼聲，和他們交朋友，啟發和培養他們的革命覺悟，吸收先進分子入黨。但是，我們的幹部，大多是知識分子，城市青年。會開大會，作報告，發傳單，而缺乏在農民中工作的實際經驗，接觸農民有困難，這是我們當時遇到的主要問題。區黨委的同志們知道我在無錫、保定搞過農村調查，後來又當了兩年村長，多少有點辦法，就派我給幹部講接近農民的體會。我寫了一篇文章《怎麼樣接近群眾》，發表在區黨委主辦的《五日時事》小報上，許多同志看了感到很新鮮，很解決問題。後來延安總政治部還在鉛印刊物《軍政雜誌》上轉載了此文。當時我用的筆名是石林山。 區黨委也經常轉發一些各地在農民中開展工作的經驗，使得大多數同志適應了農村環境，工作很快見到成效，發展了不少黨員。這些黨員多數都參加了各縣的游擊隊，後來擴充到新軍里，少數人經過動員 留下搞農村黨的基層工作，建立支部，，這一工作的進展也很快。這項工作的順利進行，和一一五師作了大量群眾工作也有很大的關係。一一五師進駐晉西南以後，遵照毛主席的「既是戰鬥隊，又是宣傳隊」的指示，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宣傳群眾，在建黨和建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為晉西南黨的建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發展新黨員，建立基層黨組織的同時，區黨委及時舉辦了訓練班（後改為黨校），分期分批訓練黨員，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林楓同志任校長，親自抓這項工作，以後由朱昔同志負責，班主任是褚鳳歧同志，羅榮桓同志的愛人林月琴同志，林楓同志的愛人郭明秋同志等。訓練班（黨校）開四門課程，統一戰線，游擊戰爭，黨的建設和群眾工作。楊尚昆、陳光、肖向榮、林楓、陳士榘、張友清、王達成等同志和我都輪流給學員講課。黨員訓練班每期十天、半月、最長的也只有三個月，結業以後回原地工作。全區黨員基本本上訓練了一遍。廣大黨員對我們的這種做法也很感興趣。有的黨員受訓一遍後又跑回來說：「我學到的已經賣完了。」要求繼續學習。通過訓練，普遍反應收穫很大。特別是對黨在當時的方針政策了解的比較透徹，比如我們黨所提出一些口號：「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節」等，都有了深刻的理解，並在實際工作中運用。區黨委還把中央的指示、決議以及毛主席的文章，有的用原文，有的改變形式，編人《五日時事》叢書出版，人手一冊。同時，區黨委又針對基層黨組織的情況，系統地編印了一批關於黨的基本知識小冊子，例如《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怎樣當好小組長》等等，供廣大黨員學習。經過以上的努力，為晉西南地區黨的工作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順利貫徹執行。 關於武裝鬥爭。早在抗日戰爭爆發不久，省委就根據中央指示，抓武裝鬥爭工作，組建武裝部隊，並在這些部隊中建立黨的組織。一九三七年八月，我黨通過犧盟會將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和軍政訓練團的大部改編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總隊。太原失守前後，又將總隊改編為四個縱隊。緊接著在各縣普遍建立了游擊大隊，並向全省一百零五個縣派出了犧盟特派員。又按專區建立了犧盟中心區，領導本區各縣的犧盟會工作。晉西南洪趙中心區的負責人是樓化蓬、閻秀峰、叢一平等同志，鄉吉中心區的負責人是岳維藩、劉舒俠、趙輝等同志，河東中心區的負責人是李濤、王竟成等同志。以後又通過犧盟會陸陸續組織起一〇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抗日少年先鋒隊以及隨營學校。太原失守前夕，通過太原地下黨和工會組織成立了工人武裝自衛隊。太原失守後，經清源、徐溝、文水、交城、汾陽轉移到晉西北山區，改編成工衛旅。在晉西北，通過戰地動員委員會和基層犧盟會成立了八個游擊支隊，後改編為新軍暫一師。這些武裝部隊和學校，名義上屬閻錫山領導，但在實際上，領導權是由我們黨掌握，革命力量占絕對優勢。閻錫山對於組織這些抗日武裝也感興趣，犧盟會一號召，廣大青年蜂擁而至，比以他的晉綏軍的名義招兵容易得多，花錢也少，用這些抗日部隊來保他的地盤，比晉綏軍好得多。我們是要抗日，要革命，閻錫山是要利用我們保住他的地盤，各有各的打算，這就叫做同床異夢吧。為了和晉綏軍相區別，我們就把新組建的部隊統稱之為新軍，把晉綏軍統稱之為舊軍。此後，為了加強新軍，又從八路軍抽調了一大批幹部到新軍中擔任領導職務，大大提高了新軍的素質。黃驊同志擔任省委軍事部長後，進一步加強了省委對軍事工作的領導。當時，晉綏軍在日寇進攻面前，狼狽奔逃，潰軍到處亂扔槍技彈藥。我們就把這些東西揀起來，武裝新軍和各縣游擊隊。黃驊同志在負責指導培訓新軍戰士的同時，也把紅軍中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應用到新軍中去，實行政治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教育。新軍的作戰，編制、後勤、供給，甚至連一天吃幾錢鹽、幾錢油都實行紅軍的一套作法，規定得很具體。黃驊同志還經常深入到部隊里去了解情況，一去就先鑽到伙房、馬隊里了解掌握情況，以後再找部隊中的我黨領導同志研究解決的辦法。那時，省委內部只有黃驊一人懂軍事，所有和新軍的聯絡、組織、訓練都是由他負責。我和林楓同志都不懂軍事，張友清同志主要抓了統一戰線工作，我們的一點軍事知識都是跟黃驊同志學的。 太原、臨汾失守以後，決死一縱隊和三縱隊到晉東南，四縱隊和工衛旅、暫一師駐在晉西北，二一二旅、二一三旅駐在晉南稷山、汾城一帶。當時，在晉西南地區活動的，有張文昂、韓鈞同志領導的決死二縱隊和張韶芳同志領導的政治保衛隊，大約各一個旅的兵力。後來，二縱隊發展成九個團，差不多有三個旅了。還有原屬李力果同志領導的少年先峰隊改編為一個總隊，在邊山一帶活動。除了新軍以外，在這一地區活動的有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一五師調山東後，留下一個補充團，組成晉西支隊。支隊長是陳士榘同志，副支隊長是黃驊同志。省委到了鄉寧以後，正式組織起省委衛隊，對外名義為一一五師獨立第一游擊大隊，黃驊同志任大隊長。游擊隊一開始是兩個連的兵力，後來發展成一個團。此外，各縣都組織了游擊大隊，大都在同蒲鐵路沿線活動，神出鬼沒地打擊日軍，並且控制維持會的活動。有時召集維持會的人前來開會，以八路軍的名義向他宣傳抗日，勸誡他們搞兩面政權，不准做壞事，要他們作出保證，簽字畫押。這以後，維持會長也給我們送情報，傳消息。游擊隊和地方幹部到敵占區活動，也由他們負責安全，很快打開了局面。 我們在洪趙地區和新絳、汾城等地打擊日寇、搞減租減息，很受群眾擁護，許多青年報名參加游擊隊，有的縣甚至成立了兩三支游擊隊。有的人甚至連老婆、孩子也不顧了，非參加游擊隊不可。聞喜縣還有一個女同志，也是非要跟部隊走不可，怎麼勸也不行，在部隊里什麼都干，洗衣做飯，一直跟到汾陽、孝義一帶，後來才硬勸回去了。游擊隊普遍建立起來以後，也帶來一個問題：這麼多的游擊隊怎麼辦？參加八路軍吧，經費、開支問題都解決不了；打游擊吧，自從日本人占領汾離公路以後，只到晉西南掃蕩過一次，就再也不來了。後來，我們就動員游擊隊員參加新軍，這是區黨委的一個重要戰略決策。大量的游擊隊員，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黨員，補充到新軍里，這就大大地提高了新軍的軍事素質和政治素質。後來，在十二月事變中新軍能夠頂住閻錫山和日軍的聯合圍剿，打不爛，拖不垮，不斷壯大抗日武裝，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執行區黨委這一決定的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問題。有些游擊隊願意編入八路軍，不願意編入新軍，原因是新軍雖然是共產黨掌握的，可閻錫山還掛個領導的名，不那麼美氣。經過說服教育，逐漸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實踐證明，區黨委的這一決定是是正確的。 關於統一戰線。在太原失守以前，我們對閻錫山上層的統戰工作，主要是由薄一波同志領導的十六人委員會進行的。太原失守以後，薄一波同志率領青年抗敵決死一縱隊和戎伍勝、董天知率領的三縱隊先後進入晉東南地區，十六人工作委員會實際上不存在了。這時，對閻錫山上層的統戰工作便由省委來抓。這一工作主要通過牛蔭冠同志領導的犧盟總會繼續進行。我們的方針仍然是中央制定的獨立自主和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既擁護閻錫山司令長官抗日，又反對閻錫山司令長官投降，我們的方針是明確的，方法是靈活的。但閻錫山這個老狐狸並不好對付，他本是留學日本的士官生，老親日派，曾經靠日本人在華北稱王稱霸，占領過北平、天津一帶。他還和汪精衛、馮玉祥合作發起過倒蔣運動，失敗後逃到大連在日本帝國主義庇護下對山西進行遙控。他還請人給他講《資本論》，以便為他所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前夕，日軍用飛機將他送回山西。他在山西搞了不少貌似進步的名堂，嘴上也會用不少的新名詞，什麼「土地村公有」、「物產證券」、「按勞分配」、「二的哲學」；還開辦西北實業公司，掛上「人民事業董事會」、「人民監政會」的牌子。花樣翻新，用以騙人，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其目的仍是鞏固他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山西人民的官僚統治。閻錫山的政治實質是：反共第一，反蔣其次，抗日第三。閻錫山把我陝北蘇區的存在看成是對他最大的威脅。在在晉南、晉西北地區為反共目的，修了許多公路，普遍先後成立了防共保衛團、好人團、公道團、親自編寫了反；反動歌詞：「共產黨殘忍殺人如割草，無論貧富皆難逃」等等。抗日戰爭開始以後，當日本人的侵略威脅到他在山西的統治時，他也提出「守土抗戰」的口號，但卻避免使用「抗日」這兩個字，叫「抗戰統一戰線」。他也深知要抗戰必須深入發動群眾，光靠他的晉綏軍是不行的。所以，他也模仿我黨的一些做法，研究共產黨發動群眾的經驗。可是又說：「不發動群眾是個空子，發動起來是個亂子。」還說什麼「農民是只老虎，可以吃掉敵人，也可以吃掉我們自己。」又想利用共產黨，又怕共產黨力量大了控制不住。閻錫山在他的內部公然宣稱，我們將要在日軍、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求生存。總之，這個老狐狸思想矛盾重重，行動詭計多端，是個不可輕視的傢伙。我們黨對閻錫山作過認真研究，認為他他本性不會改變，但也有可利用的一面，在抗日反蔣這一點上和我們還是有共同點的，所以決定和他搞統一戰線。我黨對於閻錫山的這一—戰略決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為八路軍的三支戰略部隊一二九師、一一五師、一二〇師進入山西，並且以山西為立足點，建立了華北三大塊抗日根據地，為堅持抗日戰爭，奪取最後勝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由於我黨統戰工作的成功，大大提高了黨和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軍的威望；同時，我們進入晉西南地區以後，我們搞的減租減息也和以閻錫山為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發生矛盾；再加上我們在新軍中建立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如設立政治委員、黨組織建在連隊等，也不合閻錫山的口味，他的反動面目也就逐漸暴露了出來。原來，閻錫山想利用新軍替他抗日，保護他的財產和實力，現在看到新軍、犧盟會發展很快，大權旁落之感威脅著他，因此，決心建立—個新的反動組織來維持他的統治。）。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臨汾西南的溫泉村召開了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名為「第二戰區抗敵工作檢討會議」（簡稱溫泉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由參加會議的一百零八名高級幹部發起，將原「自強救國同志會」改組為「民族革命同志會」，並增加了一批舊軍高級軍官為委員，其任務是企圖以同志會領導、控制犧盟會。在這次會上，還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團」，專門對抗「民先」，和我黨爭取青年。在這以前，閻錫山還在晉南辦起所謂「民族革命大學」，和延安的「抗大」相抗衡，攔截從內地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省委和北方局研究了閻錫山的反動政策以後，制定了三項對策：因同志會是為閻錫山的反動高幹控制的反革命政黨性質組織，除黨組織批准可以加入同志會的黨員以外，一般黨員不准參加同志會，而是和它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對於民族革命青年團，由於領導權已經掌握在我們手裡，允許我們的同志參加，從內部加強對它的控制；對民族革命大學，儘量把其中進步的學生介紹到延安去，或分配到決死隊和犧盟會去。在民大雖然有黨支部，但不大量發展黨員。事實證明黨的這三項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大大遏制了閻錫山的反動氣焰。到了六月，閻錫山在古賢村再次召開所謂「抗敵行政檢討會議」，並在會上確定了整頓舊軍，壓制新軍的方針。這兩次會議，是閻錫山由消極抗戰轉向積極反共的公開暴露。緊接著閻錫山又仿效蔣介石搞廬山集訓的辦法，把軍隊中的團、營以上軍官，政府中縣、區長以上的幹部和反動黨團中的骨幹，召集到秋林集訓，公開進行反共的組織準備工作。我們的地下黨員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會上作了堅決鬥爭。 一九三九年初，中央要求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去延安匯報工作。區黨委研究後，派我去延安向中央匯報晉西南地區的工作，和我同去廷安的還有靈石縣委書記梁樹棠等同志。晉西北區黨委的劉俊秀同志、鄭林同志等人也是和我同時到達延安的，住在延安中組部的窖洞裡。我們到達延安後，向中央匯報了晉西南的鬥爭情況，即怎樣以革命的兩手對付閻錫山的反革命兩手的情況，這就是既擁護他抗日，又揭露他的反共陰謀。我們的匯報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稱讚。後來，中組部陳雲、李富春同志又叫我到中央黨校和中組部訓練班等單位介紹了前方對敵鬥爭的情況，以及對付閻錫山的經驗。我去延安匯報時，帶了一些《五日時事》小報，給中央的領導同志每人送去一套。這是區黨委主辦的四開油印小報，毛主席題寫的報頭，編排印刷很講究。由王修、曹速同志具體負責，在前方很受歡迎。後來，主席給我寫了回信，說報紙辦得很好，希望向《新中華報》學習。在延安匯報完畢要返回晉西南時，當時在馬列學院學習的朱昔同志原名王耿人，吉縣人，曾在馮玉祥辦的汾陽軍官學校學習，並在那裡參加共產黨。一九三六年是中共太原市委的成員，負責農、青、婦工作。太原失守後任過山西黎城縣長，後來到了延安馬列學院。他和我同時回到晉西南後，區黨委分配他負責黨校工作。此人多才多藝，不僅辦黨校，還辦起一個劇團。他招收了一批青年學生和放羊娃，又找了一個懂戲的人教戲。區黨委認為辦得挺象樣，就在「七一」那天正式成立劇社，定名為「七月劇社」，先後由朱昔、葉石、裴世昌、高禹、郭木林等同志負責。這個七月劇社後來發展得很象個樣子，一直隨部隊南下到四川，後來卻被解散轉業了，真是可惜。在這段時間裡，晉西南區黨委也抓了文化工作，長城劇社、前鋒劇社等就是這時成立的。我們還在各地辦起了小學校，林楓同志對這一工作十分重視。臨汾失陷前，我們還邀請郭沫若同志領導的政治部所屬、張光年同志率領的演劇三隊到晉西南演出。還接待了丁玲同志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這對於推動晉西南地區的文化工作起了很好的影響。不少城鎮也開辦了新華書店，發售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毛邊書和刊物，受到廣大群眾和幹部的歡迎。 回顧晉西南區黨委這一段歷史，工作是搞得比較好的。無論是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工作都搞得有聲有色，成績比較顯著。除了區黨委的同志們的共同努力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這個區黨委有個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就地理位置講，我們和延安的黨中央只有一河之隔，中央的精神我們知道得比較早。我們還有電台一部，和中央保持聯繫，請示中央，直接聆聽中央的指示。同時，北方局機關從臨汾時起就一直和省委、區黨委在一起，我們的許多決策，都是和北方局一起研究決定的，這就是保證了我們的工作始終能夠沿著黨中央指引的方向勝利前進，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