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十

張稼夫 《庚申憶逝》
我從北平回山西的打算,是想和紅軍接觸,盡我的力量做一些工作。待我回到山西,紅軍已完成任務,發出回師通電,撤回黃河西岸去了。聽說汾陽、孝義城裡還能看到紅軍張貼的抗日標語,也能聽到有關紅軍的傳聞,如紅軍在文水縣開柵鎮打了大地主杜凝瑞家的土豪等,但卻不見紅軍的蹤影。於是,我就到了太原,住在大南門鐵匠巷的文水會館裡。隨後,通過趙青譽介紹,到了省立第一師範教書,暫時有了個立足之地。 紅軍東渡時,閻錫山驚恐萬狀,紅軍回師以後,閻錫山便掀起了白色惡浪。在太原和各縣捕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如國民師範的四名青年就是在這時被殺害的,甚至普通老百姓也深受其害,只要被認為是可疑者,均被刑訊,甚至虐殺。在太原市,任意搜查民房,無端檢查郵件,在書店沒收、焚燒進步書刊,沒收貨物,查封商店。這一時期的山西,城市裡百業蕭條,鄉村是路斷人稀,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但是閻錫山的暴行,壓不住群眾的憤怒,革命的烈火終究是會燃燒起來的。 我到太原不久,北方局派李寶森同志來太原,負責恢復中共山西省工委,整頓黨組織的工作。他是山西清源縣人,過去曾在山西大學讀書。他愛人是太原城內大豐客棧老闆的女兒,也是共產黨員。李寶森同志到達太原後,托郭森宇給我捎來一張條子,說要找我。這樣我們就約定的時間會了面,接上了我的組織關係。 我長期在南方工作,對於山西黨組織的情況,只聽過一些傳聞,並不了解內情。這次回到太原,才了解一些情況。據了解,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後,由於閻錫山憲警特務統治和殘酷鎮壓,以及山西黨組織受「左」的影響,不顧客觀條件,盲目、輕敵,所以屢遭破壞。不少優秀黨員被捕被殺,有的被迫離開山西,開展工作相當困難。我還記得,早在一九二七年夏,山西省委書記王瀛同志到武漢黨中央匯報工作,離武漢回山西前,曹汝謙同志在漢口晉陽樓飯莊為他們夫婦設宴餞行的情形,我和王亦俠同志作陪,那時王瀛同志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但是剛回山西,即被捕殺。此後,黨組織一再進行恢復工作,又一再遭受破壞,可見閻錫山手段之兇狠。不過閻錫山所採取的是比較隱蔽的先打進來然後一網打盡的做法,或假借種種名義加以暗殺或拘捕,關進監牢、訓導院或反省院(中央系),很少用公開屠殺和槍決的做法,具有極大的欺騙性。閻錫山不僅對共產黨如此,就是對於蔣系國民黨系統的CC和復興社也是一樣,均使其無法在山西境內存在。紅軍東渡回師之後,儘管閻錫山加強了鎮壓,革命力量仍是有增無減。我黨的抗日主張經過我軍東征宣傳,就更加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黨的力量又有了新的發展。接受以往的經驗教訓,工作搞得比較紮實。李寶森同志在這個基礎上,根據北方局的指示,恢復了山西省工委。由李寶森同志任書記,武永祥同志任組織部長。武永祥同志是平遙縣人,曾在太原師範讀書,他以「新新通訊社」記者的身份作掩護,未離開過太原,也保護了一批黨的骨幹力量,並保持和上級黨組織的聯繫。恢復山西工委的工作,開始主要是依靠了武永祥同志保存的骨幹力量。工委的宣傳部長是趙仲池同志,我是文教委員,負責和新聞、文化界人士的聯繫。當時,和我有聯繫的有亞馬、盧夢等人。盧夢現在北京文藝界工作,他是我介紹入黨的。劉子超、溫建功、宋維靜、朱寶善等人也是我聯繫。由外地回到山西來的人也由我負責聯繫,如雷任民同志,他於一九三六年回來以後,就是由我接轉關係的。後來,為了加強文化界的工作,又辦了個中外書店,推銷一些革命書籍,建立了一個文化界接頭的地點。 十月,北方局為適應鬥爭形勢的需要,派張友清同志來山西主持省工委的工作。張友清同志是陝北神木縣人,是我黨的久經考驗、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年輕時曾在太原第一中學讀書,和郝廣盛同志在北京中國大學入黨,曾在黃埔武漢軍分校學習,李光軍是他的好朋友,那時他們於禮拜日常到我家中來聚會。郝廣盛同志在反擊夏斗寅時犧牲了。張友清原名張學靜,是被送到安徽毫縣楊虎臣部工作的,隨後長期擔任地方黨的領導工作,曾擔任過北平市委書記、天津市委書記等重要職務。和張友清同志一起先後來山西的還有徐子榮同志和趙振聲(即李葆華同志)。他們來太原後,張友清同志就住在胡西安家裡,胡西安是共產黨員,和閻錫山有點親戚關係,住在他家不但保險,還便於了解官方情況。趙振聲同志住在武永祥家裡。那時,我住在太原南新街,徐子榮同志住在我家。我是個窮教員,不大為人注目,工作倒也方便。住在我家的還有省工委的秘書,名叫張永青,榆次縣人對外他就叫我表哥,叫王亦俠表嫂,當時王亦俠負責太原紗廠和紙菸廠的女工工作。我們和張永青同志處得很好,至今他還叫我們老倆口表哥表嫂,改不過口來。 張友清主持山西工委工作以後,李寶森同志調離,又增加了徐子榮同志為工委秘書長,趙振聲同志任工委組織部長,武永祥同志任組織部副部長,其他人事沒有變動。恢復省工委以後,又恢復了太原市委,趙林同志任書記。市委主要任務是在廠礦和學校開展群眾工作。當時山西的形勢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內蒙,正向綏遠進犯,危及了閻錫山的「勢力範圍」。所以他就提出了「守土抗戰」的口號,並於一九三六年的十月間進行了「綏東抗戰」。大約就在這段時間,周小舟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達太原。緊接著,中央又派彭雪楓同志到太原工作,這樣,就大大加強了對閻錫山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通過上層的和基層的關係,特別是群眾運動,促使閻錫山的防共反共政策有所收斂,在推動閻錫山接受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方面,成效是顯著的。 在張友清同志來太原之前不久,薄一波同志接受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太原,和閻錫山搞統戰關係,曉以大義,推動閻錫山參加抗日。接著,北方局決定成立一個由十六人組成的工作委員會,由薄一波同志負責,開展對閻錫山上層人士的工作,直接受北方局領導,不和山西工委發生聯繫。當時,太原還有一個由王世英同志負責的特科系統,主要任務是搞情報工作,也不和山西工委發生聯繫。這三個系統各自為戰,統一由北方局領導,工作成效非常顯著。閻錫山在我黨的統戰工作推動下,又迫於形勢,從他自身的利益出發,開始向抗日聯合方面轉化。九月,宋邵文、戎子和、劉玉衡等同志發起籌備成立了犧牲救國同盟會。由薄一波、牛蔭冠等同志負責領導,並將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調進犧盟會擔任各級領導工作,其中有楊獻珍、周仲英、韓均、董天知、廖魯言、李力果、馮基平、徐榮等同志。這樣,就充分發揮了這個群眾組織的作用,放手發動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促使山西抗日的形勢,迅速走向高潮,這在全國也是比較突出的。 營救工作也是當時的一大任務。那時在山西關押著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其中包括我們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王若飛同志。開始,閻錫山不承認太原監獄中有王若飛同志,經省工委和薄一波同志領導的十六人工作委員會的調查並和王若飛同志取得了聯繫以後,向閻錫山提出證據。他才不得不釋放王若飛同志。接著在第一監獄、陸軍監獄關押的一大批政治犯經黨組織的營救,也相繼先後獲釋。另外,閻錫山還辦了個訓導院。在這個訓導院裡,除了關押著一批政治犯,還關押著在紅軍東渡時俘虜的一部分紅軍小戰士和傷病員,企圖從精神上征服這批紅軍戰士。訓導院的院長是趙戴文,他是閻錫山的老師,山西省主席。院主任是叛徒郭挺乙,實際負責人是教導主任時逸之和教導員郭實甫,這兩人是共產黨員。後來,在這裡被關押的紅軍戰士和其他政治犯全部被營救出來,由我們黨接收送往各地、縣擔任領導工作或者到軍政訓練班,學習結業之後,編入敢死隊,這批同志和戰士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黨中央根據山西出現的新局面,從全國各地派來了許多優秀黨員幹部,並發動大批大批的革命青年到山西,參加抗日行列。當時我們黨的許多工作是通過犧盟會進行的。犧盟會有一套組織系統,薄一波同志是總領導,總部設有組織(由薄一波同志兼管)、宣傳(由裴麗生同志負責)、總務(由戎子和同志負責)等部門,辦有《犧牲救國》周報。各地設有犧盟中心區,各縣有犧盟特派員,會員是公開身份,遍布各地,影響全省。省工委的同志也戴一枚犧盟會的徽章,以作掩護。而大街上的攤販、車夫也以佩戴此徽章為榮。犧盟會是一個群眾性的組織,到底有多少會員也說不清,佩戴徽章的自認為是會員。我受省工委的指示,也參加犧盟會召開的各種會議,還給《犧牲救國報》寫文章。犧盟會的負責人之一宋邵文同志分管宣傳委員會,犧盟會的章程、計劃等大都是他起草的。這個委員會中和我經常接觸的有裴麗生、趙石賓和侯振亞等同志。 當時,我還另有一個任務,就是省工委指示我到民眾教育館工作,占領這個宣傳陣地,還給我派了兩位助手。一個是常芝青同志,交城人,中共黨員,搞文字宣傳工作。一個是搞美術的,名字記不清了,這個同志後來到了延安魯藝學習。這個民眾教育館名義上是官辦的,實際上成了我們黨的宣傳陣地,出壁報,印宣傳畫,散傳單,鬧個熱火朝天,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山西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越來越好。在元宵節那天,由犧盟會發起,太原市舉行提燈遊行,宣傳抗日。街上到處是耍龍燈,踩高蹺,劃旱船的遊行隊伍,每支隊伍都有宣傳抗日內容的節目,旗幟、燈籠上寫的也是抗日的、統一戰線的口號。當天晚上舉行各種報告大會,主題都是宣傳抗日的內容,十分紅火熱鬧。太原的群眾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的向前發展,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 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前,省工委通過犧盟會等組織辦起了各種訓練班,如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團、國民兵軍士教練團、國民兵軍官教導團、村政協助員訓練班、犧盟特派員訓練班等。這些訓練組織都是以閻錫山的合法名義搞起來的,大部是我們黨派人主持工作,受訓的也大都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這樣就從組織上為抗日戰爭作了準備。當時,黨的領導是完全合乎山西實際的,是非常英明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偉大的抗日戰爭爆發了,不久,劉少奇同志和北方局的其他領導人楊尚昆、彭真等同志來到太原,接著周恩來同志、彭德懷、肖克等同志也到達太原。我們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到來,使太原的抗日群眾運動又出現了高潮。此後,為了加強省工委的工作,北方局派林楓同志為省工委副書記,協助身伴侶病的張友清同志的工作。十月間,將我們這個要隨同閻錫山總部一起行動的黨委改組為中共山西省委,省委設立了軍事部,從一一五師調來習來黃驊同志為部長。黃驊同志是湘鄂贛根據地的老同志,人很精幹,軍事上很有經驗,在他負責軍事部工作期間,作出了出色的貢獻。 太原失守前大約兩個星期,林楓、張友清同志找我談話,說徐子榮同志到冀魯豫工作,由我擔任秘書長。又說,根據形勢的需要,省委一分為四,趙仲池同志調晉西北工作,趙振聲同志調到晉東北工作,徐子榮同志調冀魯豫工作,我們隨閻錫山的總部南下。閻錫山走到哪裡我們走到哪裡,以便隨時掌握他們的動向。同時,為了和閻錫山易山總部的稱呼相對稱,其他地區黨組織叫黨委或工委,只有我們叫省委,實際上是各自為戰。林楓和張友清同志還告訴我,閻錫山的總部要搬臨汾,要我去打前站,給省委找房子。我接受了任務,立即動身,到臨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