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九

一九三四年冬，為了和北方局取得聯繫，我又到了北平。住在宣武門附近的一個小公寓裡。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北平辦起了許多公寓，專供一些校外的游離學生、來往旅客們住。其特點是有許多小房間，一個房間住一個人，門口掛一個牌子，寫著旅客的姓名。當時，北平仍然處於白色恐怖之中，憲兵三團、便衣特務到處抓人，警車成天在街上嗚嗚叫。我在北平住下後，一面看病，一面找熟人打聽北方局的下落。 一九三零年我在河北搞農村調查時，認識了北平社會調查所的韓德章等人。韓德章等知道我到了北平，就和我取得了聯繫。這時我才知道他們在天津《益世報》編副刊，叫「中國農村經濟」，每星期出一至二期。韓德章知道我在西北安村當過村長，對農村隋況比較了解。就約我為《益世報》副刊寫文章。我剛到北平，生活無著落，當下也難找到北方局，就答應了。把我在山西農村了解到的情況寫了一篇文章，以張稼夫的名字，發表在《益世報》的副刊上。我用張稼夫的字公開發表文章，意在找黨，其實也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以後薛品軒來看我。關於薛品軒前面已經介紹過，我們一起在上海社會研究所工作時，就很了解他。此人為人正派，他知道我是共產黨員，也了解我們黨的一些活動，有時還為黨作事，但是當時沒有入黨的要求。他被解聘以後，通過關係回到北平，在北平法商學院學學習，他看見我門口的牌子上寫著張稼夫三個字，大吃一驚。對我說：「你怎麼這樣大膽，上海、南京的國民黨特務正在找你，你還敢把名字寫在門口。」接著，他告訴我，張西濤被捕，石凱福後來也被捕了。石凱福被捕後寫了脫黨聲明，表示不革命了。他讓我趕快把門口的牌子摘掉，重寫了一個假名字，又勸我另搬一個地方住。我問他，石凱福現在在哪裡？他說，石凱福出獄後，覺得沒臉見人，隱名埋姓，不知哪裡去了。我又把來北平找北方局的事告訴他，他說願意幫忙，勸我不要著急。後來，我和北方局接上關係，他起了重要作用。薛品軒走了以後，我就從公寓搬了出來，後來根據薛品軒的建議，搬到北大農學院附近的羅道莊一個小小的農村公寓住下。一邊養病，一邊打聽北方局的下落，有時也到城裡看望朋友。同時也給報紙、刊物寫點文章，以維持生活。《動亂前夕的山西政治與農村》，就是應薛暮橋同志之約，在此時寫作，發表在《中國農村》雜誌上的，署名悲笳。這些文章都是以我在文水縣西北安村當村長時收集的材料為基礎寫作的，其內容也都是以山西農民的悲慘生活事例，揭露閻錫山的黑暗統治，以及農民的反抗鬥爭。 一九三五年夏，當紅軍正在長征途中，奔向抗日前線的時候，蔣介石在華北加緊了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活動，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定」，允許日本進駐灤東非軍事區，唆使殷汝耕掛起「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政府的賣國媚日政策，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慨。首先，在北平爆發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學生運動，大中小學生紛紛上街遊行示威，抗議運動波及全國。我也投入了這一運動，參加了示威。也就是在這一運動中，我認識一些黨的地下工作者，如：北大的徐熒均，是徐燮均的弟弟，他是北大地下黨支部的成員。又如，法商學院的地下黨支部成員姜玉荷，後來改名姜珊，她和薛品軒的關係很好，後來到了一二零師的三五九旅，現在中國科學院教育局工作。他們知道我的情況，也很同情我，但都無法找到北方局，無能為力。後來，經過薛品軒的介紹，我結識了張路一，他從薛品軒那裡了解到我的一些情況，對我很親近。有一天，他領來一個小青年，這個青年人連童聲還沒變。張路一說，他叫張驍，他可以幫忙為我給北方局送信，我自己心裡有點顧慮重重，可是，除此而外，別無他法。最後，我還是寫了個報告，叮嚀再三，把報告交給了小張驍。從此以後，我再沒有見到他。直到前年，我在科學院見到一個名叫張文松的同志，覺得此人很面熟，我通過人事部門一查原來他就是幫我送報告的張驍。我問他還記不記得送報告的事，他說為了送那個報告，還受了批評。就在張驍把我給北方局的報告拿走以後不久，北方局一個姓李的同志托人轉告我，說我給北方局的報告收到了。經調查研究，認為報告是可信的，同時對我在文水縣的工作表示讚揚。但又說，北方局至今沒有收到過上海黨組織轉來的關係，待查明以後通知我，要我安心養病，至於工作問題，待以後安排。這時已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的事了。 不久，我得到了紅軍在山西渡河東征的消息，並且看到了「東征宣言」。接著又得知，紅軍已經占領了晉西地區，先鋒部隊南到侯馬，北達晉祠。這消息使我興奮不已，紅軍已經到達我的家鄉，我還坐在北平幹什麼，於是我就匆匆離開北平，回到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