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八
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間，我離開南京回山西工作。臨走前，我把工作向南京市籌委的同志作了交代，把家具都給了人。又把我的書裝了兩大網籃，上面放了一些鞋襪衣服，就上路了。那時，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控制得很嚴，路上帶著書是很危險的。我從南京走時，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許多人都去送我，我穿得也很闊氣，西裝革履。因此，車警也不敢查我。到了徐州，就不行了，非查不可。我也不怕，處之泰然，用腳踢踢網籃叫他檢查。他打開一看，全是鞋襪衣服，說誰要看你這些東西！讓我把箱子打開，結果是什麼也沒查到，悻悻的走了。以後，就平安無事了。一直到了茅津渡，住了一夜，第二天雇了個騾子車，到了臨汾，和王亦俠同志會齊，一起回到了西北安村。
從南京回到山西鄉下來，是一種新的和上海、南京大不相同的工作環境。工作任務，工作對象不同，生活環境和政治環境也不盡相同，因此必須採取新的工作方式進行工作。我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把農民作為主要工作對象。同時，還要作縣上、省里的上層人士工作，創造一個穩妥的隱蔽環境。
我回家不久，廣惠渠發大水，從汾河引水的大渠決口了。這是一條引導汾河水冬灌土地的大幹渠。通過蛛網狀的大小支渠，平靜而混濁的汾河水流進農田。冬灌一次有時可以淤積數寸厚的肥沃河泥，是一大水利設施，兩岸農田得其利已經若干代了。往年發大水，廣惠渠的水通過下游的磁窯河，瓦窯河能夠順利地流人汾河。這一年，下游的村子在廣惠渠上攔腰築了一條橫渠攔洪，把廣惠渠的千道堵住，大水一來，主流不通，越漲越高，渠道決口，高杆作物還不大要緊，矮稈作物就全淹了，大水眼看就要進村，群眾很著急。當時村長張祝三是個靠搖貨郎鼓賣布頭起家的經營地主，人緣很不好，農民群眾找他想辦法，出主意，要求到下游刨渠放水，他不敢負責，轉身逃走不敢回村。群眾無奈，就到大廟撞鐘，集合全村商討辦法，我也去了。大廟裡，人們吵吵嚷嚷，亂作一團，誰也不敢作主到下游放水。有些人衝著我發脾氣，說我念書識字，跑南闖北，做了大官，眼看水要進村，也不拿個主意，想個辦法！當時，我感到很為難。自己是共產黨員，眼看群眾利益受到損失，那就太不像話。組織群眾到下游刨渠放水吧，又牽扯下游村莊的利益，弄不好，要引起衝突，甚至動武傷人。我考慮再三，決定把這副擔子挑起來。我親自到下游選了一個地勢低洼，莊稼比較少的地點，決口放水，同時派人到下游村莊辦交涉，說明利害，希望諒解。處在下游的村莊的人們，聽說我是從南京回來的什麼要人，還帶著手槍，這樣就取得了「諒解」，問題總算解決了。
這一炮打得很響，縣上的人也很佩服，我就乘機做工作。因為我是反閻派，又是共產黨員，閻錫山明今誦緝討我，訴須浩點氣氛。我把蔡元培給我的聘書放在手裡，對外宣傳我是回家養病的，又宣傳我無意從政，專搞學問。這可起了大作用。遠近親朋都主動和我接近。文水中學的校長魏森林還請我去文水縣中學教書。但我是來西北安村建立聯絡站的，不能離開，就婉言謝絕了。
就在這時，我的哥哥提出要和我分家。我剛回村時，家裡人以為我在外面發了財，可以沾些光。事實卻不是這樣，我帶回的東西，除了書以外，並沒有多少錢。我回來後，經常客人不斷，在家又吃又住，也引起哥嫂的不滿，要和我分開過。我想這也好，我也需要一個單獨的住處進行我的工作。我分得了一所院子，有五間房子。修理了一下，又栽了些樹，弄得比較隱蔽。這樣，就可以做聯絡站的地點了。
我翹首期待著北方局派人來和我聯繫。半年過去了，卻是杏無音信。轉眼就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這時西北安村選村長。其實，閻錫在山西搞選舉，有名無實，不過藉以騙人罷了。且不說窮人不可能當選，就是選上村長，也耽誤不起那份功夫，最終還是有錢有勢的當村長。然而，西北安村大開冷門，我居然全票當選。縣政府看我雖無錢卻有勢，不僅在縣上，在省城我也有許多認識的人。文水縣的縣長叫郭同文，霍縣人，他老婆就是王亦俠的學生。就這樣，順水推舟批准我當了村長。這個差事，我雖說沒興趣，但是，卻可以使自己有個合法的身份，便於今後的工作。因此，也就應承了。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中，這卻成了我的一條罪狀，說我是閻錫山的「黑村長」，真是可笑至極。我在西北安當村長時，另外還有兩個副村長，我把財務、日常事務等都分配給他們兩人去管，我自己專管修治廣惠渠。我首先組織群眾修渠，把渠壩修的又厚又堅固又整齊，並且和下游的村莊打通關係，共同商量把乾渠修通，以便把水送到磁窯河，消除這個地區的水患。在修渠時，我又採取按土地的多少累進派工的辦法，分配土方量。土地越多，出工越多，應完成的土方量越大，減輕貧下中農的負擔。一些地富人家出不起工，只好花錢僱人頂替，這也使一些貧僱農得到了好處，很受貧苦農民的歡迎。由於大家齊心協力，很快就把乾渠修通了。
這一年秋季又發大水，來勢很猛，快要溢出大幹渠。我日夜帶著人在渠上守護，直到水位下降，我們才鬆了口氣。白天就不派人守護了。一天中午，忽然聽見鐘響，上渠一看，原來是對岸交城縣王家寨的人怕淹了他們的土地，竟把我們的渠壩扒了口子，大水猛衝進村來。村裡的人氣得眼都紅了，要去王家寨打架，在對岸開口子，放水淹了王家寨。我認為打架扒口子放水，非出人命不可。我吼了一聲：先堵壩後打架，保住村子再說。帶領大家下水打壩堵口子，人多幹勁又大，不到太陽落山，就把水口堵住，人們也累壞了。可是，大夥還吵吵嚷嚷，要去王家寨打架。我勸大家回村吃飯，吃完飯再去，把大家勸了回去。我又動員村公所殺羊打酒，讓大夥吃喝一頓。完了，各人都跑回家裡睡大覺去了。半夜，我故意派人去各戶叫人，不但沒有人出來，還遭受各戶妻母的責罵。這樣，一場武鬥被制止，我的目的也達到了。接著就是和王家寨打官司，打了一年多，一直打到省建設廳。省建設廳派了專員下來調查，王家寨無理，打輸了。為了給對方施加壓力，慰問災民，我又聯繫南岸五個村子，搞聯合義演，演唱了五天大戲。我的賓客盈門，都是我出錢招待。本來這一時期，我在社會上也廣交官員、士紳、知識分子，以及各階層人物，建立了廣泛的社會關係。平日交友好客，就使我經濟上漸漸拮据，五天大戲，吃喝招待，開銷很大，終於把我分得的土地除了六畝多的祖塋地外，都典賣了。當了兩年村長，把我的家產賠了個精光，一時傳為奇談。但我的社會關係越來越廣泛了。交城縣的公安局長白仙淵，渾源人，是我在太原農校的同學，要我介紹些人給他。我就把那些比較正直、會武術的小伙子給他介紹了不少，實際上也是安插我的人，抓槍桿子。我在西北安村一共呆了兩年，至此，算是站穩了腳跟，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等待北方局組織來和我接關係，但始終沒有等來，也不知出了什麼問題。朝思暮想，心急如焚，於是起了外出找黨的念頭。那時我的肺病又發作了，我對鄉親們說要到外地看病，實則是為了避免村里人繼續選我為村長。於是便到北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