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七
我到了上海住在四川路「狂飈出版部」。高長虹不在上海，只有鄭效洵在那裡守攤子。當時，上海白色恐怖十分嚴重，要找到黨組織並不容易。後來為了維持生活，我把在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講稿，改寫為《中國農民經濟問題》交給鄭效洵，讓他幫我找地方出版。鄭效洵就去找潘漢年和張申府。潘漢年在武漢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辦《革命軍日報》時，我經常給報紙寫稿，來往較多。張申府是我在北京認識的。我從北京赴武漢，他還資助過我們路費。那時他也是共產黨員，但我並不知道，他們看了我的稿子後，把我介紹給陳翰笙。陳翰笙是江蘇無錫人，北大歷史系的教授，曾留學美國，和美國進步作家斯沫特萊的關係很好，和蘇聯塔斯社也有聯繫，在學術界頗有影響。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中受過傷，現在是中共黨員。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後，蔣介石要在南京建立中央研究院，聘請蔡元培先生任院長。蔡元培和蔣介石有矛盾，不願意去南京，就在上海搞了個中央研究院上海辦事處應付蔣介石，上海辦事處的總幹事為楊杏佛。此外，蔡元培還在上海辦了個國際書刊交換處，同時，又在法租界福開森路辦了個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下設民族學組、法律學組和社會學組，他自己任所長兼任民族學組組長。法律學組組長是王雲五，社會組組長是陳翰笙。社會學組的主要任務是搞社會調查研究，特別著重於農村調查研究。同時，上海北新書局的北新月刊也要出一期「農村經濟」專號。因此陳翰笙看了我寫的《中國農民經濟問題》一書的稿子以後，非常高興，說這部書稿可以發表，預付了我二百元稿費，並聘請我參加他領導的社會學組，和他一起到無錫去搞農村調查。這樣，我就成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成員。既然有了立足之地，就有了充裕的時間找黨，也就不那麼發愁了。
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地下黨負責人是李蒼江，他是江蘇宜興人，無錫師範畢業，公開的身份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所搞剪報工作。他對我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要吸收我入黨，向潘漢年作了報告。潘漢年知道我在武漢寫過入黨申請書，他說如果有人證明我已經入了黨，就可以恢復黨籍。否則，就由他和李二人介紹我重新履行入黨手續。我對他們說，曹汝謙同志是我的入黨介紹人，現在北平搞兵運工作，可通過組織查證。不久，經過曹汝謙同志的證明，很快恢復了我的黨籍。從此，我又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心裡踏實多了。這個黨支部共有十多個黨員，其中只有一個女同志，名叫吳婉賢，支部常在她家開會。我們這個支部和上海交通大學的黨支部，都在法租界，均為文化機關支部，屬上海市委法南區委領導。交通大學地下黨的支部書記是喬魁賢，成員有孫克定、王鎮鈺等人。另外還有劉芝明，是東北人。「九·一八」以後，在上海組織「東北旅滬同鄉會」，他以東北旅滬同鄉會會長名義，宣傳抗日，活躍的很。法南區委書記是一位姓李的同志，我們都叫他大老李。具體負責和我們聯繫的是鄧拓同志。那時我們的對外半公開組織叫做「社聯」，即社會科學家聯盟，是上海八大聯之一。
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前，我們的支部書記是李蒼江同志。四中全會以後，他調走了，支部書記就由我接任。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一、利用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招牌，開展馬列主義的研究和宣傳。我們在許多學校、機關，建立了「社聯」基層組織，對外稱「社研」，即社會科學研究會，是學術團體。組織工人、學生和職員學習馬克思主義。我們還經常到各個基層的「社研」組織去講課，辦夜校，教育、培養了不少工人和青年學生，擴大了黨的外圍組織，他們中間的不少人後來參加了共產黨，壯大了黨的隊伍。二、利用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合法身份，掩護黨的幹部和開展各種活動。一九三一年，顧順章叛變，致使中央受到很大損失。惲代英等同志就是這時犧牲的。那一時期，我們社會研究院成了保險柜，這是因為有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的招牌，又是在法租界，我們學術機關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許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到我們這裡隱蔽過，有時還在我們地下剪報室開會。由於黨的紀律，對於來我們這裡隱蔽或開會的人，從不打聽姓名。直到在延安見到劉錫五、曹軼歐等人，談起在上海的情況，我才知道他們曾在我們那裡隱蔽過。當時，由於左傾機會主義的統治，命令基層黨組織搞飛行集會，遊行集會，散發傳單，而且是定時、定點，實際上等於把我們的活動事先告訴了敵人，給黨的基層組織造成許多無謂的犧牲和極大的困難。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服從上級指示，參加了這些活動。同時我也向中央寫過報告，希望改變這種作法，充分利用我們合法的身份，多做一些調查研究工作。這樣的報告我不止寫了一次，都是通過鄧拓同志轉給中央的，但都是石沉大海，沒有反響。三、進行調查工作。如，一九二九年暑假，我們社會學組到無錫做農村調查，參加這次農村調查準備工作的有：陳翰笙、王寅生、王立我和我。王寅生是陳翰笙的學生，無錫師範畢業，後來考入北大，曾經在李小峰的北新書局工作。王立我，是從金陵大學請來的，河南羅山縣人，後來到了陝西武功西北農學院。另外還吸收了上海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無錫師範的一些學生參加這次調查活動。其中有劉瑞生、錢俊瑞、張錫昌、徐燮均、李白英等。在整理調查材料的時候，薛暮橋（當時叫薛雨村）、孫冶方（當時叫席勉之）、姜君辰等同志也參加了。我們也學習《資本論》，研究馬克思的關於地租理論，分析當時農村的階級狀況，劃分地主、富農、自耕農、佃農等幾個階層，列出表格，選擇典型，一村一莊，一家一戶地進行調查。我們的調查方法，先對全縣作一個概括調查，有多少人口、多少耕地、產量等等。在此基礎上，區分水地和旱地，商業區和工業區的不同情況，把全縣分成若干個有代表性的區，然後，再在各個區選幾個有代表性的村莊，挨家挨戶地進行調查。我們調查的內容很細，包括農業生產力水平，擴大再生的能力，農民的消費標準，各種捐稅、人口數目等等。這種深入的調查工作，使我們了解到農村的許多真實情況，對於國民黨統治下的廣大農民的悲慘境遇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尤其是，通過調查，培養、鍛煉了自己接觸群眾，做群眾工作的能力。這些，對於以後我在山西搞黨的地下工作，以及晉綏根據地的建設、土地改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一九三零年暑假，我們又去河北清苑縣搞農村調查，也是採用這種方法。當時，北平的社會科學調查所也派人參加了，其中有該所的韓德章等人。參加這次農村調查活動的還有：保定二師的石凱福、項世澄以及薛品軒等人。薛品軒是河北省臨城縣人，當時雖然不是黨員，但很富有正義感，是我黨的同路人。一九三六年年，我到北平和北方局接關係，他曾給了我不少幫助。薛品軒、石凱福、項世澄在此次調查活動結束後，先後都到了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石凱福、項世澄還人了黨。這次在河北保定清苑縣的農村調查，使我了解到北方農村情況和無錫農村情況懸殊至巨，河北的經營地主多於純粹出租型的地主，中農戶數的比例大於貧農戶數等等。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對上海發動了進攻，駐守上海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的推動之下奮起抗戰，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但蔣介石反動集團卻採取妥協投降政策，下令十九路軍停止抵抗，破壞上海軍民抗戰。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我們地下黨組織根據上級指示，發動上海群眾進行支持十九路軍的活動，宣傳演說，募捐勞軍，組織救護隊，搶救傷員，大長十九路軍將士的志氣。我們還和交通大學黨支部共同組織了「徐家匯民眾抗日會」，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受到上海軍民的讚揚。但是由於我們的工作方方式不夠謹慎，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發現了社會科學研究所有共產黨組織，於是國民政府下令讓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遷往南京京，置於國民黨中央的直接監督之下。臨行前，黨中央派人找我談話，說四中全會以來，南京地下黨組織屢次遭到破壞，希望我們到南京後，把南京地下黨組織恢復起來，並通知我為南京市委籌委書記。
我在上海工作了將近三年，在一九三一年，我的肺病大發作，大吐血，所里把我送到杭州西湖葛嶺療養院去療養。據說這是南北朝時葛洪煉丹成仙的地方，風景十份優美。我在那裡養病，不工作，也不減薪，條件很好。但我遠離周圍的同志們，離開了戰鬥的生活，條件雖好也感到無聊，感到呆不下去。住了一個星期，就自己買票回到了上海，住在海格路紅十字醫院裡，也就是現在的華山醫院。該院有個奧地利的大夫叫包梅，他宣傳人工氣胸療法治療肺病。做這個手術很危險，需要組織上批准和親人簽字，但組織上和王亦俠同志都不同意我做手術。那時，我早已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覺得如果活著不能為黨、為革命工作，成天躺著，那還有什麼意思？於是，我就和同病房的一個商務印書館的病人商量，由我寫一個聲明，說我是相信人工氣胸療法的，自願作手術，出了問題我自己負責。寫好以後，讓他給我簽字證明，這才作了手術，也沒出什麼問題。手術後，我每隔十天都要到醫院裡去充氣一次。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遷往南京以後，也沒有間斷。當然，病了，是個壞事，但是病卻給了我一個來往於南京上每的藉口，按時到上海向上級黨組織匯報工作，傳遞情報，並得到指示。
我們是在二月間搬遷到南京的。這裡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心，控制極嚴。我第一次來南京工作，人生地不熟，還要時刻戒備敵人的暗算，行動格外謹慎。為了便於工作，我每天中午去中央大學吃包飯，儘可能多認識一些人，和知識分子以及上層人物接觸。我也利用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公開身份，胸前戴上中央研究院的圓牌牌，進出於國民黨南京黨部和各大專院校。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有進步人士，也有反動分子。我看人下菜碟，對進步人士和不那麼反動的人，就宣傳我們黨的抗日主張，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倒行逆施的劣跡。對於反動分子，我主要是通過他們得到一些我們需要的情報。例如，南京黨部有個叫荊有麟的，是晉南人，我就利用老鄉關係，收集到不少有關國民黨內幕的情報。在南京市兵工署，我們也通過一位過去的同事張輔良，了解若干兵工署的內部情報，及時報告了上級組織。
在南京市委籌委工作期間，我發展了兩個黨員，一個是張西濤，一個是李光軍，都是山西省平陸縣人。張西濤是黃埔軍校四期學生，人很正直，在黃埔同學會中頗受人們的尊重。他的部隊在湖北黃岡「剿共」時，舉行了起義。當時，程子華同志是他那個連隊的排長，他是連長，程子華同志率領部隊起義，把他也俘虜了。根據紅軍優待俘虜、去留自由的政策，他被釋放回來，在國民黨南京市警察廳當科長。因為他曾經被紅軍俘虜過，因此回來以後不受重用，成天打麻將消磨時光，對國民黨十分不滿。他還經常對我說，早知道回來如此，還不如當時留在紅軍那裡了。後來，我們市籌委研究了他的情況，決定發展他入黨。以後為黨做了許多工作，其中包括搞到國民黨內部用的軍用地圖，以及對蘇區的「圍剿」計劃等重要軍事機密。李光軍是黃埔武漢軍校的學生，張友清同志在太原一中的同學，入黨時，工作很積極，為黨做了不少工作。
在南京這段時間，我每隔十天去上海看病，進行人工氣胸治療。為了工作方便，我在法國公園附近租了間亭子間，我帶回來的情報，和上級的指示，都是由一個姓徐的黨內交通員在這個亭子間轉遞，從未發生問題。南京地下市委籌委的工作進行的比較順利，但是由於左傾思想的指導，上級黨組織一再催促我們要在南京開展群眾性的騷擾蔣介石後方的活動，以牽制「圍剿」蘇區的兵力。於是，我們在南京市區內貼標語，散傳單。我到中央大學吃飯，還把傳單散在飯廳和校園裡，甚至把標語貼在南京市警備司令部的圍牆上，確實弄得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不安寧。同時也引起中央研究院負責人的不安，到七月份就把我解聘了。於是，我就赴上海請示上級應當怎麼辦。和我接頭的是黃大偉同志，開始接頭的是黃大偉同志，開始接頭是在愛多亞路寶隆醫院裡，後來改在一個小旅館裡。一開始我就請求到蘇區去，我說我學過農業，對農村情況熟悉，到蘇區有用武之地，我在南京已經暴露身份，呆不下去了。後來，黃大偉同志說你身體不好，需要養病，指示我回山西，在老家西北安村養病，同時建立聯絡站，負責中央蘇區和陝北蘇區的交通聯絡工作，還說這是中央決定的，並規定了聯絡暗號：來人帶兩瓶魚肝油，問最近身體好一些嗎？回答說：就那麼回事。黃大偉同志還告訴我，等我回到山西，就把我的組織關係轉到北方局，由北方局派人和我聯繫。我回到南京，把籌委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離開了南京。
我在上海社會研究所工作了將近三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了四個多月，兢兢業業，不管工作多麼緊張，身體怎麼不好，但是心情非常愉快。在黨的領導下，受到了很大教育，增長了很多知識，積累了一些鬥爭經驗。但是由於工作得不夠謹慎，暴露了身份，給黨造成損失。後來，據我所知，我離開南京不久，一九三三年的下半年，張西濤同志不幸被捕。接著，石凱福也被抓起來了，李光軍被迫出走，到了天津。他給我來一封信，說他「失戀了」。暗示他和組織失去了聯繫，問我怎麼辦？當時，我也和組織上斷了聯繫，因此，也無法給他幫助。其餘的黨員以及進步的人士也均被先後解聘，逐出中央研究院。南京市委籌委又受到一次打擊。從我們在基層工作的人的親身感受中，可以看出左傾機會主義給黨招致的損失是多麼嚴重！我常常回憶這段歷史，並且提醒自己：這一慘痛教訓，是萬萬不能忘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