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五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以後，鑒於當時的險惡形勢，毛澤東同志指示，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提前畢業，分散回去搞農民運動，聽候黨的召喚。這時，曹汝謙同志調到湖北省政府警衛二團擔任黨代表，住在南湖，我也被調到曹汝謙同志那裡當宣傳幹事，高君宇同志的妹夫王之銘當組織幹事，郭扶人當秘書長。這樣我就離開了農講所，走上了新的崗位。 四月下旬，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大會對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批評，但是沒有能夠制止和克服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也沒有在組織上把陳獨秀從領導崗位上撤換下來。大會以後，陳獨秀變本加厲，仍以總書記的身份發號施令，繼續推行他的投降主義路線，使革命陷入愈來愈深刻的危機，給黨的事業招致了極大的損失。不久，大約是在五月中旬，駐紮在武漢西側，用以防備四川軍閥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在蔣介石的收買和策動下，乘革命軍遠在河南前線，後方空虛之機，勾結十五軍劉佐龍部和川軍楊森部，悍然進攻武漢。夏斗寅率領叛軍一直打到離武昌十里的紙坊，形勢非常危急。就在這危急關頭，葉挺同志率領部隊從河南前線，星夜返回武漢，向叛軍進行英勇反擊。武漢的工人、農民、糾察隊和學生，都參加了保衛武漢的戰鬥。我們警衛團和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學生，包括女生隊，全部上了火線，打退了夏斗寅叛軍的進攻。但是，戰鬥剛剛結束，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蔣介石的策動下，又發動叛變。反革命武裝查封了湖南省總工會，解散了省農民協會、國民黨省黨部、省黨校和其他革命團體，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武裝。他們搗毀了省特別法院，釋放了被監押的土豪劣紳。所有擁護武漢政府，反對蔣介石、剷除土豪劣紳的標語，都被撕毀。大批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逮捕殘殺。反革命勢力還組織了反動政府，成立了清黨委員會。蓬蓬勃勃的革命中心武漢，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這就是歷史上的「馬日事變」。 與此同時，那個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高喊「左派站過來，右派滾出去」的汪精衛，卻搖身一變，露出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下令禁止土地革命，解散了湖北省兩個最大最有影響的黃崗和黃陂農民協會，扼殺農民運動。汪精衛還撕毀了國民政府聘請蘇聯軍事顧問的協議。接著又召開秘密會議，正式宣布和共產黨決裂，並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並在全省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全國性的革命團體，如中華全國總工會也被吏解散。不久，寧漢合流。至此，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終於葬送在蔣介石、汪精衛等反動派之手，徹底失敗了！ 大革命失敗後，曹汝謙等同志和我隱蔽下來，根據中央的指示搞兵運工作，疏散、安置從前線撤退下來的部隊人員。這時黨中央發了一個指示，號召黨員轉入地下，利用各種社會關係，積蓄力量，待機而動。但是對在軍隊工作的黨員必須聽候中央的統一安排，不准自已行動，這項工作是由周恩來同志親自抓的，具體的工作由曹汝謙同志等搞，我也參加了這一工作。軍事黨員幹部，分別安排在京山、黃崗、麻城、六安、毫州等地。因為這些地方，我們黨的群眾工作有基礎，便於掩護。當時的武漢已是一片恐怖世界，悄悄地接個頭，告訴他們去哪裡，找什麼人，給點路費，立即離開武漢，奔赴目的地，想多談一會都不可能，緊張極了。 兵運工作結束以後，曹汝謙同志說黨中央將遷往上海，通知我作些準備，和他一同去上海，接受新的工作任務。王亦俠這時由於有了身孕，行動不便，我就通過北伐第六軍十八師的關係，把她安排在十八師師長張軫的家裡當家庭教師，以此為掩護，隱蔽下來。在十八師有一個團，從團長，一直到營、連、排長，不少人都是我在河南開封搞學生隊的士兵。團長周屏仲就是學生隊的一個連長。十八師的師長張軫是國民黨的左派，後來在解放戰爭中起義到了我們這一邊。「四·一二」蔣介石叛變以後，十八師奉命東征，向南京進軍。周屏仲還勸我也跟他們一起去，說要直搗蔣介石的老巢。我因有任務在身，要和曹汝謙一起去上海，婉言謝絕了。沒想到，臨上船時，曹汝謙同受上級指示，要隨何成濬的部隊到北平去，向我交待了到上海後接頭地點、人名、暗號，我便一人離開了武漢。到了上海，我按照組織的規定去接關係，不料對方一問三不知，規定的暗號對不上。後來才知道，這聯絡站已經被敵人破壞了。這是我初次到上海，人生地疏，舉目無親，不知怎樣才好。正在為難之時，忽然想起高長虹正在上海，他還給我通過信。於是我到霞飛路附近找到了高長虹，他問我來上海乾什麼，我說找王之銘。他聽了大吃一驚，說王之銘被國民黨抓走了，被打的死去活來。既然我唯一的一個聯絡點已被破壞，只好另打主意。於是向高長虹借了三十元錢，又回到了武漢。此時曹汝謙同志已經到北平去了。我和組織上失去聯繫，為了站住腳跟，隱蔽下來，我通過張公館給張軫和周屏仲發了個電報，說明我的處境，表示願意去他們那裡工作。張軫和周屏仲給我回電錶示歡迎。這樣，我就到了十八師，被任命為師部的少校參謀。我在十八師的時間並不長，一共只有兩個多月。寧漢合流以後，程潛也倒向蔣介石一邊，回師西征，去打唐生智的部隊，張軫對此很不滿意，成天罵娘。後來，蔣介石進一步收買和控制這支部隊，所有國民黨的左派都換掉了，原第六軍的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林伯渠同志也被「禮送」，實際上被趕出了第六軍。其他一些黨員也都轉入了地下，停止公開活動。另派了國民黨右派分子張在禮到六軍當政治部主任。隊伍的土氣也越來越低，也不想在在十八師呆下去了。大約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的時候，十八師在半壁山和唐生智的部隊打了一仗。這時，我得了痢疾，不停地瀉肚子。部隊到了九江，我實在不能走了，就把我送到當地一個叫做「生命活水」的教會醫院，住院治療。有好幾次，醫生都以為我快不行了，把神父請來給我作禱告。但我又奇蹟般地活下來了。病好了以後，我就向張軫提出，不再跟部隊走了，請他們把我送回武漢。就這樣，我又回到了武漢。那時王亦俠懷孕快生產了，在武漢也很不安全，我倆商量決定，先回山西，將來把孩子留在老家，再去找黨的關係。就這樣，一路冰雪地，風聲鶴唳，回到臨汾時，已是一九二八年年初。由於農講所和黃埔軍分校中的叛賣分子的告密，閻錫山對我和王亦俠同志的通輯令已經下達，我們的處境更加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