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憶逝 · 四

我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份的上半月，到達武漢的。當時武漢已經成為全國的革命中心，共產黨的中央機關也遷到了武漢。群眾運動蓬勃發展，特別是工人運動更是振奮人心，前線不斷地傳來勝利消息。在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等同志領導下，數十萬勞工群眾舉行示威大會，革命群眾占領並收回了英租界，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我們就是在這種高漲的革命形勢下到達武漢的。王亦俠同志考取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女生隊，她是山西籍唯一的女生。我也經人介紹到武漢中民運動講習所當教員。這個講習所是毛主席繼廣州農講所之後在武漢創建的第二個農講所，毛主席任校長。周以栗同志任教務主任，他的妹妹周敦祜是我在北大旁聽時認識的朋友。我到講習所任教就是她介紹的。她和楊開慧是北大的同學，都在農講所上作。農講所有一個講農業常識課的教師，因為有政治問題被解聘了。由於我學過農業，周敦祜介紹了我的情況，周以栗就分配我教農業常識課。當我在太原農專上學時，就十分重視實際應用。回到家鄉我就將學到的現代農業科技，講述給農民。但農民並不買我的賬，這並不完全是由手他們落後，而是由於封建剝削和農民的貧困化，無法採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技術。因此，當我在農講所講「農業常識」時，就想到當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後，不採取合理化辦法是無法應用現代農業技術的。我講農業常識，實際上重點講的是農業經濟，農業組合，即農業生產組合，消費組合等，因當時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但土地分散以後，怎樣搞？這是個新問題，所以重點講農業組合，實際上就是合作化。講義全部由自己編寫。我白天上課，晚上寫講義，常常通宵不眠。離我的住處不遠，就是鐵軍的營房，往往軍隊的起床號響了，我才能躺一會，然後就去上課。儘管如此，由於受整個革命形勢的感染，每個人都興奮得很，精力充沛，不但不感到疲乏，白天還要擠時間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當時國民革命軍的總政治部主任是鄧演達，國民黨的著名左派人物，副主任是郭沫若，宣傳科長是潘漢年。國民革命軍總政部辦了一張《革命日報》它的副刊叫「革命青年』。副刊的編輯是高歌，是高長虹的弟弟，我和他是在北京世界語學校認識的。他經常約我寫稿，發表在「革命青年」上。差不多每期一篇，有的同期發表兩篇，都是政論性的文章，署名張觔，有時署觔子。 在這段時間裡，我結識了不少共產黨人。他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表現出的那種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以及遠大的思想和求實作風使我倍感欽佩。不久，即四月十二日，在北伐軍節節勝利的時刻，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殘酷的屠殺共產黨人。這一血的事實給了我極其深刻的教育，認識到中國的革命依靠舊軍閥以及他們領導的舊軍隊，是沒有成功希望的，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黨，才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我堅定地選擇了共產主義的道路，向組織提出了我的入黨要求，把入黨申請書交給了曹汝謙同志。曹汝謙同志，字效公，山西省應縣人，廣州工作時，很受周恩來同志的器重，北伐時被分配在湖北人何成濬師擔任黨代表。在武漢這段時間裡，我和他的交往甚多，受益非淺。我的入黨申請書也是經他看後，由他送交黨組織的。四月下旬，曹汝謙同志找我談話，通知我已被批准為中共正式黨員。從此我被吸收進我國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行列，心情非常激動。 形勢在發展，嚴峻的考驗在等待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