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一個中國人的信 · 到底怎麼辦？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絕學無憂。 ——老子：《道德經》第十九章 大約一個月前有兩個年輕人到我這兒來討小冊子[1]。一個戴著鴨舌帽，穿著樹皮鞋；另一個戴著曾經是很講究的黑色禮帽，穿著破皮靴。 我問他們是什麼人。他們帶著毫不掩飾的驕傲告訴我，他們是從莫斯科被趕出來的工人，因為在那裡參加了武裝起義。途中他們被僱到我們村的果園當看守，工作還不滿一個月。昨天果園園主辭退了他們，說他們慫恿農民毀果園。而他們微笑著否定了這種說法，聲明他們只是每晚到村里去走走，和夥伴們聊聊天而已，沒有慫恿任何人。 他們倆，特別是那個更活躍一些的，笑起來黑眼睛放光，並且露出一口白牙齒的工人，都讀了不少革命文獻，於是不管恰當不恰當，滿嘴外來語：演說家、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人、剝削等等。 我問他們讀過什麼。皮膚微黑的那一個笑著說，他讀了各種各樣的小冊子。 我問，是什麼樣的小冊子。 「什麼樣的都有，比如《土地和自由》。」 我問他們讀後有何感想。 「裡頭寫的全都正確。」皮膚微黑的一個說。 「到底是什么正確？」 「就是生活變得無法忍受了。」 「為什麼無法忍受了呢？」我問。 「怎麼『為什麼』？既無土地，又無工作，政府無緣無故地摧殘壓迫老百姓。」 於是他倆相互打斷話頭，述說哥薩克如何用皮鞭抽老百姓，警察如何亂逮捕人，甚至把什麼罪也沒犯的人槍殺在他們家中。 我舉出一些理由說武裝起義是不好的，是非理性的事情，皮膚微黑的一個聽了只微微一笑，接著平靜地說：「我們可不這樣看。」 當我講起殺人是罪惡，講起上帝的時候，他們交換了一下眼色，黑眼睛的年輕人聳了聳肩膀。 「那麼按照上帝的律法就該任人剝削無產者了嗎？」他說，「過去是這樣，可現在人們覺醒了，再不能……」 我拿給他們一些小冊子，大部分是宗教內容的；他們瞟了一眼標題，看樣子很不滿意。 「大概你們不喜歡，那就不必拿去了。」 「那為什麼？」皮膚微黑的一個說著把書塞進懷裡，然後和我告別。 雖然我沒有看報，但是根據家裡人的談話，根據我收到的信件，根據來訪者的敘述，我知道最近一個時期在俄國發生的事情，而且特別了解（正是因為沒有看報）社會和百姓的觀點最近發生的驚人的變化。變化在於，如果以前只有某些人指責政府的某些命令，那麼現在是所有的人，除去極少的例外，都認為政府的全部活動是罪惡的和非法的，認為一切風潮過錯都在政府。持這種觀點的有教授，有郵電部門官員，有文學家，有小店主，有工人，甚至還有警察。「杜馬」解散以後這種情緒更加強烈了。最近又發生政府天天殺人的事情，這種情緒就達到了最高峰。 這些情況我都知道。但是和這兩個人的談話對我產生了特別的影響。這次談話就像一股推動力，突然使正逐漸凝結的液體變成了冰，突然使我在此以前感受到的這類印象變成了明確的、毫無疑問的信念。 和他們交談之後我明白了，政府為了鎮壓革命正在施行的種種罪行，不僅不能鎮壓革命，反倒使革命烈火燃得更旺。我明白了，即使革命運動由於政府的暴行所造成的恐怖而暫時平息下去，它也不會被消滅，而只是暫時潛伏起來，今後必然還會以新的、更大的力量爆發出來。我明白了，現在熊熊燃燒起來的火焰已勢不可擋，與燃燒物的任何接觸都只能擴大火勢。我明白了，只有從政府方面停止一切鎮壓措施，不僅停止死刑和逮捕，而且停止各種形式的流放、迫害和查封，這場發了狠的群眾的可怕鬥爭才有可能停止。 我堅決相信，現在政府所能採取的最好辦法就是在各方面向革命者讓步，准許他們自行安排，按照他們認為更好的方案安排。但我同樣堅信，這樣的建議，如果我提出來的話，只能被當做我完全瘋了的表現來對待。因此，儘管我完全明白，政府的這種駭人聽聞的活動繼續下去只會壞事，而不能改善現狀，但我既不打算寫出，也不打算講出這一建議。 又過了將近一個月，我的假定不幸越來越被證實了。死刑、屠殺和掠奪越來越多。我從人們的談話中和偶爾翻閱的報紙上得知這一點。我也知道，人民和社會對政府的情緒變得越來越敵對。 前兩天在我散步的時候，有一個坐在農民大車上與我順方向而行的年輕人，從車上跳下來，走到我跟前。 這個人個子不高，留一撮淡褐色的小鬍子，聰明而不和善的面孔帶有不健康的顏色，目光沮喪。 他穿一件破舊的皮夾克和一雙高統皮靴。頭上戴著一頂藍色的有直盔頭的制帽，正像別人給我解釋的，這是時髦的革命服裝。 他向我討小冊子，顯然是作為交談的藉口。 我問他從哪裡來。 他是我們附近村子裡的農民，不久前那裡的許多被關進監獄的農民的妻子曾來找過我。 我很熟悉這個村子。我曾帶去法定的識字課本，總是特別欣賞漂亮而機靈的當地居民。在我的小學校里，特別有才華的學生都是從這個村子來的。 我問起那些關在監獄裡的農民的情況。他以一種近來我遇見的人都有的不容置疑的堅信態度說，所有的事都要歸咎於政府。他告訴我，這些農民無緣無故地給抓去，打得遍體鱗傷，並且關進了監獄。 費了很大的勁我才從他那兒打聽清楚，到底給這些農民定了什麼罪。 原來，如他所說，他們都發表過演說，召集過群眾集會，會上講了沒收土地的必要性。 我說，要確立一切人對土地的平等權利，只有使土地再也不做任何人的私有財產，而不能採取土地收歸國有或者其他任何強制手段。 他不同意這個看法。 他說：「為什麼呢？只要組織起來就行。」 我問：「怎麼組織起來？」 「到時候就清楚了。」 「怎麼，又是武裝起義嗎？」 「這是可悲的必然。」 我講了在這種場合我經常講的道理，就是用惡不能戰勝惡，戰勝惡只能通過不參與暴力的途徑。 「可是已經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沒有工作，沒有土地。出路何在？」他皺著眉頭瞧了我一眼說。 我說：「從年齡來說，我可以做您的爺爺了，我不和您爭辯。只是有一點我要告訴您這個剛剛開始生活的年輕人：如果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不對的，那麼你們的所作所為，或者準備做的事同樣是不對的。您，作為一個正在形成習慣的年輕人，只需要好好過日子，不犯罪，不違背上帝的律法。」 他不滿地搖搖頭。 「每個人有自己的上帝，千百萬人就有千百萬個上帝。」 我說：「不管怎麼樣，我還是勸您停止幹革命。」 他回答說：「到底怎麼辦？總不能老是忍耐、忍耐吧，到底怎麼辦？」 我覺得，我們的談話不會有什麼結果，就想離開，但他留住了我。 他說：「您能幫助我訂一份報紙嗎？」 我拒絕了他，並且帶著沉重的感覺離開了他。 這個人已經不是失業的手藝人，現在有成千上萬的手藝人在俄國各地流浪。他是住在農村的種地的莊稼人。 回到家中，我發現家裡人也處於同樣沉重的情緒中。他們剛剛看過新收到的報紙（這是十月六日的事）。 女兒對我說：「今天又有二十二個人被處死。這簡直是駭人聽聞。」 我說：「不僅駭人聽聞，而且荒誕之至。他們幹得越來越不像樣了。」 「那麼到底怎麼辦？總不能讓這些殺人搶劫者逍遙法外吧。」不知道誰說了在這種場合常說的話，我已經聽到過許多次了。 「到底怎麼辦？」這句話正是那兩個從果園出來的流浪漢和今天那個農民革命家對我說過的。 「不能乖乖地忍受既危害國家，又危害人民的道德淪喪的政府所製造的瘋狂慘劇。我們對我們必須採取的措施也感到反感，但是到底怎麼辦？」第一種人，即革命者，這樣說。 「不能允許那些自稱是組織者的人奪權，並且按照自己的意思治理俄國，敗壞俄國，毀滅俄國。當然，暫時採取的措施是嚴厲的，但是到底怎麼辦？」另一種人，即保守分子，這樣說。 於是，我想起了和我接近的革命者，和我接近的保守分子，今天這個農民，還有那些定購和製造炸彈、殺人搶劫的不幸的、誤入歧途的革命者，以及批准、組織戰地法庭，在那裡開庭、槍斃人、吊死人的同樣不幸、同樣誤入歧途的人們。而這兩種人都想使自己相信，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應該的；同時他們又都重複著同樣的話：「到底怎麼辦？」 「到底怎麼辦？」兩種人都這麼說，但他們說這話意思並不是問：我到底怎麼辦？而是說，如果我們不再干我們所幹的事，那麼大家的境況更要糟糕得多。 所有的人都如此習慣於這個奇怪的問題，其中包含了對最駭人聽聞、最傷天害理的行為的解釋和辯護，以致沒有一個人想到問一問：「你這個問『怎麼辦？』的人，到底是什麼人？你怎麼有權通過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都認為是可惡的行為來安排別人的命運呢？你怎麼知道，你所想要改變的恰恰應該改變成你覺得是好的樣子，或者你想要保持就一定必須保持它原有的樣子？要知道，有許多像你一樣的人，他們認為是不好的、有害的，而你卻認為是好的、有益的。而且你怎麼知道你所做的事會產生你所預期的後果，雖然你不會不知道，那些後果，特別是在涉及各民族生活的事業中的後果往往完全違反他們為之而乾的目的。而主要的是，你有什麼權利去做違背上帝的律法的事情，如果你承認上帝的話；或者說違背全世界最通行的道德法則，假如你除了通行的道德法則以外，不承認任何法則的話。你根據什麼權利自認為不受這些最普通、最不容置疑的全人類通行的法則管束，這些法則與你的革命事業和你的政府事業都不相容。 如果你真的是作為問題，而不是作為辯護提出「怎麼辦？」這個問題，而且把這個問題理所應當地跟自己聯繫起來，那麼，答案本身就是最簡單明了的。答案在於，你不應該想像自己作為沙皇、部長、士兵，或者某個革命委員會、武裝起義的工人戰鬥隊的代表和成員必須做什麼事，而應該作為一個人按其本性去做那個把你送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力量要求於你的事。這個力量為著自己的某些目的才賜予你清晰明確的律法，銘刻在你和所有人的良心上。 對「到底怎麼辦？」這個問題可以回答：所有的人永遠只應該去做上帝經常要求於一切人的事，使那種荒誕的、引向犯罪的迷霧立即消散，因為人們在迷霧的籠罩下不知為什麼以為他們才是千百萬人中的一批佼佼者（其實他們是迷誤最深、背離生活的正確道路最遠的人），仿佛正是他們應該決定千百萬人的命運，並為了這千百萬人的可疑的幸福，去干那些給這千百萬人造成不是意料中的，而是明顯可見的災難的勾當。 存在著為一切有理性的人們所公認的普遍的法則，它由傳說，由各民族的宗教，由真正的科學，由每個人的良心所證實。這一法則的內容是：一切人為了同樣完成自己的使命和達到最大的幸福都應該相互幫助，相互愛護，至少不應該蓄意侵犯別人的自由，謀害別人的生命。可是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相互分派各種角色，一些人被看做國王、部長、士兵，另一些人是各種委員會和團體的成員。而且人們如此認真地進入自己的角色，以致忘記原來的實際的職位，還使自己和別人相信完全不必遵循普遍的法則，有時甚至可以並且應該違背這一法則，而違背永恆法則會給個人和人類社會帶來比遵守理性的、對一切人來講是最高的普遍法則的人更多的幸福。 在規模龐大、組織複雜的工廠里工作的工人從廠主那裡得到明確的為他們自己承認的規章條例，知道為了工廠的工作順利進行，也為了個人的福利，他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可是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絲毫不懂得工廠是如何進行生產的，卻要工人們相信，他們應該停止做由廠主批准的事情，而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這樣工廠才能正常運轉，工人才能得到更大的福利。 ［…………］ 我知道，對於相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實際意義的人來講，這個簡單明了的答案會顯得抽象而不實際。這些人認為可行的答案在於，那些對自己行為的後果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在一小時後自己是否還活著，卻清楚地知道任何屠殺和暴力都是惡的人，畢竟還是需要藉口建樹設想中的別人的未來幸福而去做他們自己似乎知道可能產生什麼後果的事，而且做出他們仿佛一點也不懂屠殺人折磨人是惡，只知道必須有這樣或那樣的帝制，這樣或那樣的憲法的樣子。 許多喪失明確的人類天賦和使命感的人會是這樣，但我想，因目前各種慘劇和罪行而感到痛苦的絕大部分人，最終總會識破認為人壓迫人合法、是善行的人們陷身其間的可怕騙局，而一旦識破這一騙局，他們就將永遠擺脫參與暴力或屈服於暴力的瘋狂狀態和犯罪行為。只要所有的人能夠明白，人人應該永遠只做一件事：執行主宰宇宙的本源要求於人的事。任何一個沒有喪失理智和良心的人，一旦忘記自己的一切社會地位——部長、警察、好鬥的或不好鬥的黨派的主席或一般成員，都不會意識不到這個要求。這樣一來，非但不再會有充滿人類生活，特別是現在充滿俄國人生活的慘劇和災難，而且還會有地上的天國。 哪怕只有一部分人照這樣行事，那麼這樣的人越多，世上的惡就越少，而人類的心靈急切盼望的天國也就會越早實現。 （1906年10月） 倪蕊琴 譯 〔據《列夫·托爾斯泰全集》，百年紀念版。〕 * * * [1]指宣傳托爾斯泰主義的小冊子。托爾斯泰經常免費送給普通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