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少男少女 · 憶魯迅先生

1924年冬天的一個下午，被一位熟朋友領著，我靜靜地走到北京西城偏僻的一角，到魯迅先生的住處。一扣門，便被讓進去，因為來訪是事先約定的。不大的四合院裡種著幾棵小小的樹，一點聲音沒有，靜寂得有如古寺。上邊居中的一間房分成兩段，我們走進靠里的一間小屋。一位留著短短的鬍鬚，上身穿著灰色毛線衣，褲腳扎著腿帶的人從書桌跟前站起來。不用介紹，從額角和那炯炯有光的眼，我便知道這就是我所景仰的魯迅先生了。 在阜陽的師範學校讀書時，每月有一件難以忘卻的事，這便是《新青年》的寄到。拆開來第一先看看有否魯迅先生的文字，對於卷首的大議論倒並不熱切地想要拜讀。以後先生常有譯著的零篇發表，這些都最深切地引起我對於文學的嗜好，同時對於作者的好奇心，也隨著增加起來了：我願望見這樣的人物。這是很自然的。但那時候覺得這希望很是邈遠，因為我實在說不清離北京有多少路，也沒有想出究竟怎麼可以走到的方法。 1923年到北京讀書時，魯迅先生的文學活動正蓬蓬勃勃，我的要瞻仰瞻仰先生風采的心倒冷卻一些了。我是從鄉間初來的人，生怕一種叫作「架子」的怪物，聽說城裡人多半都有這樣一條「守門狗」，我想魯迅先生大概也是不能例外的了。但是以後從間接的聽聞得知魯迅先生並不是凜然可畏的人物，頗歡喜和青年人談天說笑；可是我不完全相信這樣的話。 1924年7月我譯了《往星中》，過些時，領我的那位熟朋友便拿給魯迅先生看去，因為先生常向他說太少見青年人的譯作。我想這譯稿不進紙簍，也得放在那裡吃一二年塵土吧；不料只過了十幾天，那位朋友便告訴我說，譯稿不僅看過，並且記出一點有待商酌的地方，留待有機會面談一下了。這是一種意外的喜悅，也就是約定去訪魯迅先生的緣由。 我們所進的那一間屋真可以說是「斗室」。後牆上部全是玻璃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院落，有幾棵稀疏的小樹；窗下是一張木板床，雖然不寬，卻幾乎占去了屋裡四分之一的地方，我就被讓坐在這張床上。右手是一張茶几，兩張木椅；左手便是先生著作的書桌，先生就轉過桌前的椅子，在書桌跟前坐下來。 這屋裡的一切和先生的衣服被都有一種鄉里的樸實味，談話又毫無虛套立刻開始，我心裡很泰然，覺得和我對談的是一個誠誠懇懇的人，絕不是有一點架子的作家。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所經歷的人生經驗是何等深刻，他談話時的兩眼顯然表示著他的觀察是何等周密和銳敏。聽到不以為然的事情時，他的眉頭一皺，從這你也不難看出他能感到怎樣的悲憤。笑話是常有的，但卻不是令人笑笑開心的笑話，那裡面總隱藏著嚴肅和諷刺。他的談鋒和筆鋒一樣，隨時有一針見血的地方，使聽者覺得這是痛快不過的談吐。這是魯迅先生所給我的最初的印象，在以後的接談中除了他有時偏於抑鬱，有時偏於愉快外，我覺得沒有什麼大改變。 魯迅先生是不斷吸菸的，所以這間小屋裡早就充滿了濃盛的煙了。看出我是怕煙的，他便笑著說，這不免太受委屈，隨即要去打開窗子。我說不怕的，也就趁談話有一段落，起來告辭，因為怕久坐耽擱他的工作。他說，既不怕，那就無妨再坐一時了。所以第一次的訪問經過的時間頗長久，送我們走時他還叮囑常去談天。 和他談天是一種愉快的經驗，我們看著他的心和機智自然地活動，比讀文章更多一種親切感；所以這以後，我們兩三個熟朋友總隔幾天去訪他一次。先生是健談的，往往一談幾點鐘毫無倦容，我們也不到夜深不願走。有時我們知道他的寫作都在夜晚，稍談些時便勉強要告辭，但他說他唯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談談天，我們若有閒暇，在他是並無妨礙的，我們自然樂於再坐下去。先生是愛吃糖食和小花生的，也常常用這些來款客；有一回隨吃隨添了多次，他的談興還正濃，我料想兩種所存的不多，便笑著說，吃完就走。他說，好的，便隨手拿出一個沒有打開的大糖盒。這以後，有一回打開盛花生的鐵盒時，裡面適逢空無所有，他笑著說，這次只好權演一回空城計了。 所談的話現在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事。只記得有一次問起他怎樣寫作，他詳細地說了說他作小說的經驗。他說偶然有一點想頭時，不先急急忙忙就寫，遇到或想到可寫的人物特性時，也是如此。這樣零碎的想頭在心裡慢慢融化，覺得人物有了生命，這才將段片的拼湊成整篇的東西。全篇寫就以後，才細看哪些地方要增刪。最後還注意到字句自然的韻調，有讀起來覺得不合適的字眼，再加以更換。他又說，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兩樣東西，一是戀愛，一是自然；在要用一點自然的時候，他不歡喜大段的描寫，總是拖出月亮來用一用罷了。 關於罵人，記得也常談到，他說一見到虛偽，卑污，和其他令人作嘔的世態時，心裡的悲憤便覺得非吐不快。有些個人代表一種世態，罵他並不出於私怨，只是藉此批一批社會的嘴巴罷了；社會是冥頑的，先生常嘆息著說。在這樣的談話中，你親切地覺得有一顆熾熱的心在。 每次談話之後，我都覺得有一種爽快之感，仿佛給清晨的涼風吹拂了一樣。深夜走出先生的住處時，那偏僻的小巷裡早就沒有人聲人影了，他總望我們走遠了才進去。北京的冬夜有時是極可愛的，在那靜寂的街道上步行著，先生的聲音和容貌還縈繞在腦際，這印象永遠不會磨滅！先生離京南去時，我們感到莫大的惆悵。現在先生長逝了，我的悲痛怎樣深切地喚醒這珍貴的記憶呵！ 魯迅先生對年青人的誠懇態度，從譯稿的看改和幾次的談話已經使我深信無疑了，所以以後偶有寫作也寄給他去，我知道他是不會笑年青人幼稚的。在收到我的一篇題作《生活》的小說時，他立即回信道： ……我略改了幾個字，都是無關緊要的。可是，結束一句說，這喊聲里似乎有著雙關的意義。我以為這「雙關」二字，將全篇的意義說得太清楚了，所有蘊蓄，有被其打破之慮。我想將它改作「含著別樣」或「含著幾樣」，後一個比較的好，但也總不覺得恰好。這一點關係較大些，所以要問問你的意思，以為怎樣？ 1925年5月17日 先生對一個初學寫作的人竟這樣周到，實在令人感愧。以後送去自己和別人的寫作時，常常覺得是一種可笑的唐突，也誠實說出自己的所感，但先生總說，哪有一生下便長成的人呢？說到我們譯文的生硬，先生總比喻說，能有不先澀苦的果實嗎？遇有實在費解的地方，他總另用小紙條註記，夾在譯稿裡面，等見到時商酌。《黑假面人》的人物譯名，幾乎全給先生改正了，他笑著解釋說，以中國的名姓譯外國人的名字也許在懶惰的讀者看著很順眼，但在譯者是絕對不可以的。但是譯名是可以隨意寫上幾個字的嗎？這裡卻也需要一點斟酌！長體和扁體的字要間雜起來，一律長體或扁體是不好看的。 這使我想起他在1927年剪寄給我的一篇社論，在所罵的「中國的學者」中有一位鄧南遮。在這篇大論後面先生寫著：「這是1927年（注意：20世紀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以上！）6月9日香港《循環日報》的社論。硬拉D』annunzio入籍而罵之，真是無妄之災。然而硬將外人名字譯成中國式的人們，亦與有罪焉。我們在中國談什麼文藝呢！嗚呼鄧南遮！」更有附註說：「但該報發如此之『新』的議論，是少有的。前幾天轉載嚴修們反對跳舞的信，還有許多空白字。你想，嚴先生之文而還以為有違礙字樣，方正可知。」 注意可笑的事物確是魯迅先生的一種特性，我想這也就是他的諷刺所以深刻而多方面的緣故。有一回他寄給我大概也是香港出版的一種報紙，上面登著「徵求爸爸」的廣告，看了令人笑倒。現今的報紙上認賊作父的事情盡多，慧心的讀者隨時可以遇到這樣的材料，我想不必再多舉什麼例子了。 未名社的成立是1925年的事。那時《往星中》的譯稿已經放在他那裡不少時了，他常常想到出版這本書的問題，雖然我們並不敢認為這譯稿有什麼印行的價值。對於普通以銷售為標準的出版家，先生是極端憎惡的，也不願和他們有什麼交涉。因此，有了自己印書的意思了。這是毫沒有什麼宏願的，只是先生對幾個青年的一點鼓勵，使他們能勤勤懇懇地努力，增加些文學的趣味罷了。 初成立的未名社，是設在北京大學第一院對面一個公寓裡的，實際就是素園的一間小小的住屋。先生在北大上課後常常到那裡去談天，偶然也就遇便吃飯，有過經驗的人大概都知道北京學生公寓的飯是怎樣的吧，然而先生只願照樣吃，添點菜（哪裡有好菜）便極為不安。問到上課覺得有興趣嗎？先生總常謙說，哪配教什麼呢，不過很歡喜年青人，他們也還沒有討厭自己，所以一點鐘是還樂於去教的。討厭？聽過先生講台上談吐的，誰會忘記那樣的喜悅！ 這一年也是《語絲》最有生命的時期，繼《新青年》之後最為一般喜愛文藝的青年所期待的，怕就是這個小型的刊物了吧，至少我是這樣想。先生和啟明先生的文章使這個小刊物有一種特殊的風味，是許多其他的刊物怎樣也模擬不了的。他們的文章都有自己人格的印記，深為一般青年人所喜愛。魯迅先生的筆鋒怎樣使「正人君子」們頭疼，在這裡是無須多說的了。 這時期先生除教書，作教育部的事，並不斷譯作外，也忙些校閱印稿的瑣細事。先生的譯著印行時，總親自校閱，也有些這樣的小經驗，喜歡向我們述說，例如莫使一行的頂上一格有無所屬的標點符號，便是其中之一。經他說過後，看別家印的書籍上有這樣缺點時，便覺得非常不順眼，經我校過兩次的印稿，他往往發現還有錯誤，有些不服氣，我總想在他所校的印稿中找出偶一疏忽的地方來，但成功的時候卻絕少。談起來，他故意自傲地笑著說，你看，年歲和經驗倒是有些用處的了！ 記述這樣瑣事時，我感到深切的悲哀！有一次我去訪他時，見他的神色很不好，問起來，他並不介意地答道：昨夜校長虹的稿子，吐了血。我的心立刻沉下去，幾乎流了淚。以後他再也沒有提起過，但那片刻所留的悲傷印象，哪裡能磨滅？先生的貴重生命，竟這樣毀滅了一部分！ 常有人責難先生助長了有些青年人的狂妄，其實這哪能由先生去負責？在他們露出狗尾巴時，先生不惜去痛踢他們一腳，以這樣算作有笑話可看的人們，可曾設身處地想一想這種經驗是怎樣滋味嗎？然而先生還繼續愛護青年人，為他們賣別人所不肯出的苦力，因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在這樣崇高的人格前面，我們是只有俯首的。 魯迅先生歡喜革新，是始終一致的。他在《未名叢刊》里印行的《蘇俄文藝論戰》，大概是新文藝理論中最早的一本了吧。然而人常說，他是隨著別人足跡跑的。十多年前，高爾基這名字在中國還很生疏；但那時先生便以他的作品翻譯太少為惜，常常向我們提起來。現在是，正如最後一次相見時先生所說，連官報也大印高爾基的像作號召了。「空頭文學家」之多，常常使先生嘆息，所以有遺言中那樣沉痛的警戒。不過，這樣的話似乎是以少說為佳的，我還是記述一點瑣細吧。 在小小的事情上，先生也往往喜歡和人異趣。記得有一回他指著《出了象牙之塔》裡面六號字的小標題，問我是不是很新穎，自己說，這是他第一次試用的。書店的廣告先生也不歡喜，往往自己動筆老老實實寫幾句。看完我自己擬的一個廣告，他說，好的，看了這樣廣告來買書的讀者，該不會罵我們使他上當的；因為，那個廣告實在「生硬」得可以。不使讀者上當，這是先生常常用以警戒未名社的話。先在期刊上發表又行集印成書的，如《君山》和《朝花夕拾》，對於再行買書的期刊的訂閱者，先生囑咐都只收一點印刷的成本，人少或竟送給。我以為從這樣一點小小的事，也不難窺見先生著作的良心。 書面的裝潢，也是魯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對於書店的隨意污損畫家的原稿，或印刷時改變了顏色，他都很為憤慨。在一封寄給我的信中，先生有幾句話這樣說：「《墳》的封面畫，自己想不出，今天寫信託陶元慶君去了。……近來我對於他有些難於開口，因為他所作的畫，有時竟印得不成樣子，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顏色都不對了，這在他看來，就如別人將我們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樣。」（1925年11月8日）一次為遺漏了作書面人的名字，先生特為寫信到未名社囑咐另印一頁，加裝進去。 因為魯迅先生所樹的敵非常多，有些人常常以為他有一種難與相處的壞脾氣。這對於先生的性格，我認為是一種誤解。和先生相處稍久的人都會覺得他是極富感情，感覺極為銳敏，對人很能體貼的人，就因為感覺銳敏，所以不免多疑，這是先生自己也並不否認的；但若得到坦然的解釋，他也立刻就可以釋然於懷。在先生離開北京的幾年中，因為路遠和傳言，他對於未名社的事情也頗多誤會，往往爽爽快快寫信來詰責；然而一明真相，他就一如往昔。我們感覺慚愧，無以對先生的是：經過許多的摧殘和波折，我們的貢獻遠不如他的所期。在我們今年4月最後一次晤談時，先生愉快地談到未名社，說到現在還很有人懷念它的存在，我覺得是一種很大的安慰。不料為時不過數月，先生就和我們永別！ 先生的長逝，使我不能不聯想到素園的死和未名社的解體，而覺得這種損失，對我是一種更痛切的悲哀。記得1929年5月先生回北京時，一見便問我們怎樣去看素園，過兩天我們便一同到很遠的他養病的地方去。在暢談了幾點鐘之後，素園才想起幾次讓請先生吸菸，他都搖頭說不吸了，是為避免使病室里有煙味，不是真的戒絕；再三說了對自己無礙，先生才走出病室，站得遠遠地急忙吸完了一支紙菸。這是小事，是的；然而小事裡正可以見體貼。先生對素園說，對於北京的朋友是常常懷念的。在接素園逝世的消息時，他深以不能再圖歡晤為哀。素園逝後，有些令我們悲憤的事件，我和先生幾次晤談時，他都絕口不提，因我提而偶一談到，他也只有傷感，絕無諷刺，這種動人的體貼，不是高貴的性格是不會具有的。 在這次回北京時，我還記得有一件小事，可見先生連細微的小節也未嘗不注意。在要將幾本書分送給人時，談到一位女孩，我們說已經出嫁了，先生笑著說，那就以不送為妥了。 因為先生是富於感情的，所以往往因失望而悲憤，對於醜惡的世態和不悅意的人物都痛加攻擊。這是先生所樂為的嗎？不的，他不能自已。這樣磨滅了生命，先生常常深為惋惜。在這次回北京，和我前今兩年在上海和他晤談時，他都含著深的悲哀向我說：這使我的靈魂粗起來！先生說完這話之後總沉默多時，向前定睛凝視，這時你不難看出他心裡的經過是怎樣的。我永遠不能忘記這樣悲傷的面影！ 壞脾氣，自找苦吃，也許有人這樣說。是的，我們福氣。我們沒有那樣的感覺，那樣的感情：我們是有福了！我們用不著發這樣的悲嘆：這使我的靈魂粗起來！ 先生是樂於助人的，尤其是對於受社會迫害的人。無地容身的F君的眷屬，聽說多時寄居在先生的家裡。最後相見時，我們談起深為我們懷念的F君，先生自己並不提這件事，卻只說到他的誠實。諷刺著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對於自己的攻擊，先生故作莊重地向F君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F君連忙搖頭擺手說：那弗會，那弗會！笑聲在耳，先生卻已長逝！ 受迫害而毫無生計的人，先生往往讓抄編一點他自己的文章，拿去代為換些稿費。選編他的雜感集的，聽說就是一位死於非命的戰士。 然而對於掛羊頭賣狗肉的「革命文學家」，先生是深惡痛絕的。在寄給素園的一封信中，有著這樣的話： 上海去年嚷了一陣革命文學，由我看來，那些作品，其實都是小資產階級觀念的產物，有些則簡直是軍閥腦子。今年大約要改嚷戀愛文學了，已有「惟愛叢書」預告出現，「美的書店」（張競生的）也又開張，恐怕要發生若干小Sanin罷，但自然仍掛革命家的招牌。 我以為所謂戀愛，是只有不革命的戀愛的。革命的愛在大眾，於性正如對於食物一樣，再不會纏綿悱惻；但一時的選擇，是有的罷。讀眾願看這些，而不肯研究別的理論，很不好。大約仍是聊作消遣罷了。 （1931年）4月7日 「革命的愛在大眾」一語，可以概括先生近些年的精神和活動，也是發動他思想的原動力。在這裡，我想只摘錄幾句信，以見先生對於新的文藝的信心：「中國的做人雖然很難，我的敵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終當為文藝盡力，試看新的文藝和在壓制者保護之下的狗屁文藝，誰先成為煙埃。並希兄也好好地保養，早日痊癒，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1931年2月2日，寄素園） 說到助人，還有一件我願意記述的事。因為想換取自己的學費，我想將所譯的《黑假面人》賣出去。素園在寄給先生的信中順便提了一下，先生於是回信說：「《黑假面人》費了如許功夫，我想賣掉也不合算。……未名社之立腳點，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書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覺無聊。所以此書仍不如自己印。霽野寒假後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當於1月10日以前將此款寄出，20日左右便可到北京，作為借給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賣去，除掉付印之本錢後，然後再以收來的錢還我就好了。」（1926年12月5日） 幾經還付，先生總不肯，因為那本書的印成既遲，賣去又慢，收回印刷的成本更是渺茫無期的。「一·二八」戰役時有先生受難的流言傳到北方來，我到北京的寓所探詢消息時才將這百元還付了，而先生卻寫信來表示感謝！ 一生戰鬥，在思想界有了這樣深遠的影響，而且喚醒了「無聲的中國」，先生卻向不曾以領袖自居，而持著非常謙遜的態度。記得1927年瑞典的S先生對中國的新文學很感興趣，想托已故的L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選譯魯迅先生的作品，送給管理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委員會，S先生以為是很有希望的。他們托T君寫信去徵詢同意時，先生回信說，就作品言，自己是不配的，《小約翰》那樣的作品自己萬作不出，而望藹覃並未得獎金，若憑一張黃臉皮，則又不是自己所願。 和先生接談過的人都知道他的談話中有一種特殊的機智和風趣，是很值得記載的；先生的生活若好好地寫起來，對於世人也可以有無限的教益。先生不歡喜有傳記，從他的最後一次談話中我是知道的；然而我覺得很是可惜，所以北來寫信時仍然提起，並且說以最有機會聽錄先生談話的廣平女士寫作最適宜。先生的回信卻是這樣的謙虛：「我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於別人給我作傳的，因為一生太平凡，倘使這樣的也可做傳，那麼，中國一下子可以有四萬萬部傳記，真將塞破圖書館。我有許多小小的想頭和言語，時時隨風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實，亦不過小事情而已。」（1936年5月8日） 然而細想起來，先生的傳記也是並不必要的；他的全部著作也就是他的傳記，因為那些真都是他「以生命寫成的文章」。 先生寫作之勤，常常使我們驚駭、憂慮，因為我們知道他近幾年的健康遠不如前，而他又不肯休息。1934年的夏天見到先生時，他的形容很憔悴，談起來，知道他不能安居。這以後偶然的來信中也常有病老之感，每讀到都只能徒自嘆息。今年4月見到先生時，知道大病新愈，勸到休息時，他總只搖搖頭，嘆聲氣罷了，先生也談到些動他悲憤的事，深嘆這些使自己的靈魂粗起來。離開先生的寓所時，我的心裡含著難言的悲哀。我覺得我們不配有這樣偉大的人。 先生生前常哀「無聲的中國」，也就對這樣的中國，獻給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從先生的死看來，中國多少是有聲的了；這聲是魯迅先生的創造。願這聲不會隨著魯迅先生的死而消沉！ 「吃的是草，擠的是奶」，先生這樣譬喻他的一生。願費了這樣貴重犧牲擠出的奶，—吸進民族的生命里去！ 「革命的愛在大眾」。先生長逝了，先生的愛卻永遠存在。大眾應當常常記住怎樣才配接受先生的愛。 1936年11月11日，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