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少男少女 · 同青年朋友談談我的青年時期
我年輕的時候讀過一篇文章，《假如我再做大學一年級學生》，大意是說他想要怎樣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學習，以獲得最大的益處和成就。這篇文章對我有些幫助，就是我因此想了想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學習。但是幫助不大，因為他的理想同我大不相同，我的生活和學習多半靠客觀環境決定，而環境是很不利的。我想，我首先要靠主觀努力，才可以爭取到生活和學習的條件，這在那時候要比現在艱苦多了。
我的家庭人口眾多，幾乎只靠父親一人經營小商業維持，真是家無隔夜糧，地無半寸土。我勉強從八歲開始，在一處私塾寄讀，小學成立時轉入小學。連讀本都是由父親抄寫，沒有什麼學費，所以讀畢業了。
我的家鄉霍邱縣，同其他七個縣，屬於阜陽，那裡有個第三師範學校是公費，管伙食住宿。這是我唯一可以入得起的學校，連川資每學期三五元錢就可以了。父親讓我進這個學校，第一次就考取了。我想成績所以較好，與私塾小學的語文教學很有關係。教師講得十分生動清楚，聽的人自然很有興趣，學的積極性自然很高。那時讀的都是文言文，講清楚後，一要求朗讀，用一種頗為特殊的聲調，我覺得比現在一般朗誦好聽多了。二要求背誦。我認為朗讀和背誦都是很好的。還有一點最有益處，就是從塾師起，鼓勵我們課外自己閱讀小說。塾師教我從《三國演義》開始，一讀就興趣很濃，真是廢寢忘食。讀完《西遊記》《水滸》《今古奇觀》等之後，就讀《紅樓夢》《西廂記》。鄉間書少，幸而門前有個賣書租書的老頭兒，對我很客氣，很願借書給我看，什麼《七俠五義》《濟公傳》等等，讀起來也津津有味，不肯釋手。這些課外的自由閱讀，對我很有好處，特別是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
五四運動是在1919年5月發生的，我9月到阜陽第三師範時，那裡已經受到影響了。文學革命開始還要早些，所以一開學，學生就有文言和白話兩派，但對立還不很顯著。李何林和韋叢蕪比我遲去一年，比我早一年的有陳素白，我們志同道合，贊成白話，擁護新文化、新文學。那時阜陽很落後，完全沒有賣新雜誌和報紙的地方，我們幾個人湊點錢去訂購，記得有《新青年》《少年中國》，有副刊《學燈》的《時事新報》，有副刊《覺悟》的《民國日報》。新書憑廣告去郵購，有時很上當。教師幾乎全反對白話文，所以我們求新知識的活動完全是自發自覺的。
我覺得「自覺」對青年很重要，但也不要排除適當的指導，有機會時也不要放過。我有一些小學同學在武昌讀書，從通信知道，他們有一位很好的熱心教導青年的教師—在中華大學附中教書的惲代英先生。我寫信向他討教一些問題，他很快復了一封長信，主要教導我們要了解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思想發展史；讀書的範圍要廣泛些，不要只限於文藝，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都應該讀。為解決我們買書的困難，他說可以向他們所辦的利群書社去購買，不僅可以八折，不合適的書還可以退換。這封信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可惜信早在兵災中丟失了。
我上三師第三年，陳素白和韋叢蕪都病了，住進療養室，這是正常的規定，我一人護理他們，常常不能上課，更不用說別的活動了。學期快結束時，他們總算好了，這時有些同鄉常來看看，當然不免歡笑。有一天晚飯後，突然鐘聲大作，有人通知我去開會，原來是對我聲討，說我們「霸占療養室，陰謀要將洪水猛獸引進三師」。那時所謂「洪水猛獸」就是「共產共妻的共產主義」的代詞。這倒是太恭維我們了，我們對此連一知半解還談不上。發言的只有一個劉某，無人響應。多年後我們曾在北平相遇，聽別人說，他已經做了國民黨的特務；但我無法也無興趣去核實。韋叢蕪和我憤然退了學。我們當時不是，以後也不是參加實際革命鬥爭的戰士。我當時的興趣與志願是小學教育。
對我那樣處境的青年說，失學是一大不幸；但我一點也不悲觀失望，真正處之泰然。我的父親絲毫沒有責難我。那時我們從要去蘇俄的韋素園得到一些共產主義宣傳品，連我父親讀過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這對於我是很大的鼓勵與安慰。但是眼前有一個實際要解決的讀書問題，父親為此很費思索，有點感到苦惱。但是他為我講解了《孟子》里的幾句話，使我受到很大的啟發：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為這樣教誨，很感謝我的父親。
三師的生活很艱苦，伙食費還要被剝削。學生每周打一次「牙祭」，一人可以吃到一片薄薄的米粉肉，一碗黃豆芽湯煮麵，我多年不忘它們的鮮美味道。我想這就是青春的魅力吧—它將生活詩化了，美化了，留下些甜美愉快的回憶。這並不是偽化捏造，這是大自然惠贈給人的禮物，不知珍惜，對過去一些艱苦或不如意的事情還在記憶中怨天尤人，顧影自憐，那就免不了笨伯之譏了。
我父親的教誨和我自己的這點體會，似乎還可以供青年同志們參考。
我的身體很瘦弱，引起不少人的關懷。體育老師王益恭技術極好，也是個和藹可親的人，受他的影響，我積極參加體育鍛煉，打八段錦拳，做柔軟操，也玩球類。我在不同的時期總堅持不同形式的體育鍛煉，就是這時候打下的基礎。我離開三師後就和這位老師失去了聯繫，我至今覺得是一大憾事。
我從三師帶回一本簡寫的《天方夜譚》，一本簡單的英漢字典。我查字典硬讀，居然看懂故事的梗概，真是別開一個天地，比《三國演義》等還引我入迷。我決心自學英文，讀文學書，從這裡開始，雖然我對小學教育還並未淡漠。
當然，學外國語能有很好的教師，有多聽的條件，自自然然循序漸進學習最好；但是我那時並沒有這樣條件，我覺得自學達到暢利閱讀並非難事，只要肯切實用一年功，多數人都可以辦到。
韋叢蕪的大哥在安慶做教育工作。我1922年春天到安慶，師範學校公費，學生有地區限制，轉不成，中學自費，入不起。那時到處軍閥專橫，兵即是匪，即舉二事，就夠令人寒心。學生為教育無經費和平請願，軍閥開槍打傷些人，打死一人，雖然抬著血衣遊行，也只是叫幾聲，空走一趟。緊靠城外，一個女校被軍隊強姦，自殺的人很多，社會默然無聲。在這樣環境中，個人失學也就算不了什麼大事了。韋叢蕪和我受五四運動和文學革命影響，雖然對反帝還不甚了解，對反封建倒很熱心，我們為此辦了一個周刊《微光》，主要寫些反封建的文字，我也寫過些首小詩。我們悲觀，但不絕望，我們努力探求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但並未參加實際革命鬥爭。當然，那時共產黨成立不久，我們也無法接觸，得不到組織領導。我們只紙上談兵，讀些能得到的宣傳文字。
韋叢蕪的大哥組織了一個商品陳列所，商務印書館在那裡設了一個售書處，我做義務的小店伙替他們賣書，因此頗有機會讀到些新書刊。我想，一個青年處境無論怎樣不好，若是自覺努力，總可以找到時間和機會自學點什麼。時間越少，機會越難得，就越有價值，利用好了，就越有收穫。
我在安慶練習冷水浴，一直到水面結了碎小的冰屑，我也沒有停止。可惜以後到北方沒有堅持。
1923年春，因為韋素園苦勸，我和他同陣到北京讀書。川資是從故鄉的親戚借的，還有一個小學同學傾囊相助。春季沒有什麼學校可入，便藉助字典自學英文，秋季才入了崇實中學。自學期間和入學費用全靠自己想法了。外文還很半瓶醋，可用的只有一支筆，我便編譯點短文投寄報紙，居然被刊登了，每千字得五角錢。一上來學校功課很吃力，稿費也不是總來得很順利。記得有一次春節後，實在山窮水盡了，對於北方的天氣也不了解，一時覺得還暖，便把唯一可當的大衣當了幾元錢。這以後3個月出不了門。我們以後只作為談笑的資料，並不以為苦。我想這也是青春的魅力發生作用吧。
我雖然還堅持體操鍛煉，身體依然瘦弱，有大夫預言我活不到四十歲。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傳言，說韋叢蕪和我是出席過全國網球賽的選手。體育教師不相信我們的解釋，我們表演一番出出醜，傳言才平息了。
1924年暑假前，我得到一本《往星中》的英譯本，讀了很喜歡，便想將它試譯出來，素園有這本書的原文，他也鼓勵我一試。我利用暑假譯完，很想向魯迅先生請教。我的小學同學張目寒是先生的學生，由他將譯稿送去。先生很快就看了，並因此建議成立未名社，印行青年人的譯著。我得到先生的鼓勵與教導，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1925年在崇實畢業後，我上了燕京大學，和韋叢蕪同住一屋。他患肺結核，那時迷信新鮮空氣，嚴冬也開窗睡覺，終夜寒風拂面，我倒也並未感冒過，可見嚴格鍛煉很有用處。二年後我就休學邊辦未名社，邊在孔德學校教書，因為韋素園已經病倒了。從這時起，除教書外，兼從事譯著，一直如此。1928年因為出版我譯的一本書，未名社被查封，我被捕關了50天。燕大不准我復學，我也不想再上，不能再上，因為只有我可以接辦未名社了。教書幾乎拿不到工資，在未名社是盡義務，幾年就債台高築了。韋叢蕪又開始走入歧途，時時鬧些無聊糾紛，我看未名社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這時我到孔德學院教書，一邊譯《被侮辱與損害的》，得稿酬1600元，一半給大家庭維持生活，一半作為存社版稅，代素園還了從未名社的借款。我的心裡輕鬆多了。
經李何林和朱肇洛介紹，我1930年秋到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任英語系主任。我自覺很難勝任，基礎功太差，只有拚命努力，邊教邊學。第一二年無暇譯作，以後經魯迅先生督促，利用部分時間和寒暑假期譯書。現在回顧起來，我用於切切實實打好基礎，系統學點專門學問的時間，被譯書占去的太多，結果兩方面都沒有做到好處。一有機會，我就勸勉青年莫學我的辦法，就是為這個緣故。
我的身體仍然瘦弱，工作也比較繁重，但是我能堅持勞逸結合，堅持體育鍛煉，在女師院時及在以後，每天必午睡後散步，也喜歡划船。即使在嚴冬，每晚工作後，我必在戶外快走20分鐘，直到全身涼透，然後洗臉漱口才睡覺。我幾十年中幾乎沒有生過病，與這種生活習慣很有關係。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我的青年時期也就結束了。
我在文章開始時提到一篇文章，那是「事後諸葛亮」，自然也可供參考，但總不如當代人所寫的青年時期的回憶親切，作為借鑑更有用處。因此，我也濫竽充數，寫一篇這樣的文字。
1983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