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 第十二篇　明治初年中之改革（1867—1873）

少年時期的明治天皇 一 八六七年，孝明天皇患痘而崩；子睦仁即位，是為明治天皇。明治雖年少，然勇於進取，長於決事，尤知人善用。當踐祚之初，全國紛擾，土佐藩侯山內豐信首請將軍慶喜歸政；慶喜從之，上表辭職。尾張紀伊二侯，自以身屬親藩，扶翼無狀，遂自劾辭官；朝議稱其勞積，優詔不許。於是二侯感悟，誓忠於天皇，親藩離貳，將軍之勢益孤。天皇既詔許歸政，獨令西南藩侯，來至平安，議定國是。藩侯僉謂宜廢幕府；天皇乃即下詔廢關白征夷大將軍等官。初，慶喜上表，天皇嘗賜以密詔，謂歸政後將重用之。及廢幕令下，慶喜幕吏及公卿黨於將軍者，皆見擯不用；詔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悉以仇幕之親王藩侯藩士充之；向之仇幕得罪者，免罪復官，許其入京；其親幕者，嘗握重權，執政時久，一旦失位，心自不服。詔下之日，親幕藩侯有率其眾歸於二條城者，以慶喜在其地故也。天皇更遣人傳命慶喜，令其自辭內大臣及歸封地；當時藩侯，未有尺寸之地奉與朝廷，獨令慶喜納土，此其待遇之不平，益令幕吏驚擾。慶喜乃與其親臣議，以為「近日朝議，皆奸臣矯詔所為」。因令其兵嚴備不測；諸藩之守闕者，亦爭戒嚴，狀如對壘。然慶喜眾少；從者因謀曰：「如坐而受制於人，孰若據大阪咽喉之地以制人哉！」慶喜然之，遽歸大阪。朝廷驚疑，乃使人說之曰：「官銜例稱前內大臣；幕府管地，其俟公議課稅。」慶喜答謂：非稅全國，不能獨課其地——相持未決。會浪士之在江戶者數百人，匿於薩藩之邸，掠劫財物，襲擊幕吏，慶喜聞之，令發兵爇薩邸，屠戮暴徒；又復上疏，請斥薩臣之與朝議者，朝廷不省。 身著武士服的德川慶喜 慶喜已使人上討薩表，召親藩內藩之兵，謂將清君側。但親藩尾張，歸心朝廷，不肯出兵。其來會者，凡三萬人；慶喜命將率之入京。朝廷則令薩長等藩之兵嚴守要害，阻其前進。幕兵前來，人馬睏乏；入夜，守兵出而襲擊，徹旦不息。明日，天皇更拜親王為征討大將軍，率藩兵在京者，兼程助戰，軍勢大振；幕兵遂潰。初，敗報數至大阪，幕吏猶恃其人眾，不以為意；及聞眾潰，上下驚愕，士氣沮喪；或請慶喜馳歸江戶，力謀再舉，或請其出監軍，背城一戰，爭辯不已。慶喜孱弱無能，不能自決，卒乃於夜，倉皇乘艦東走；城中無主，惶恐紛亂，人爭先逃；但余屬吏二人，留守空城。三日後，藩兵入城，見其器械糧糈委棄如山，悉據而有之，軍士大喜。大阪既下，西南之路，通行無阻，援軍日集；朝廷乃更聲數慶喜之罪，奪其爵位，令兵進討。 慶喜歸於江戶，征討之師，日漸逼近。尾張藩士，有欲助江戶者；藩侯諭以大義滅親之理，誅其首謀，慶喜之援兵遂絕。且自大阪陷後，將士氣沮。及西軍來攻，或請借兵於外，或主嚴守要害，或說海軍襲據大阪，迄無定議。慶喜與勝安芳謀；勝安芳明大義，力勸歸順。慶喜從之，以書誡其屬曰：「勿拒官軍。不用命者，猶剚吾腹也。」遂退出城外，居於寺中。然將士有不悅其行動者，猶私相團結，各自拒戰。慶喜數使親臣上書謝罪，請求停攻。勝安芳固善於西鄉隆盛，復往見之，陳說慶喜悔罪之狀。隆盛因上呈，說征討將軍，暫勿前進；繼遣使者二人，宣旨赦慶喜之罪，令其歸獻幕府管轄之地及軍艦火器，將士在城中者即出城。慶喜奉詔；將士之不服者，多自逃去；海軍管領榎本武揚率軍艦八艘夜遁。武揚嘗學海軍於荷，其坐艦為日本艦中之最大者，既駛至陸奧，餘眾竄至奧羽者，與其地之藩侯結合，相與共謀報復，聲勢大振。及西軍進討，歷久戰爭，次第敗之；武揚失援，復駛往蝦夷，據有其地；朝廷更追討之，餘眾乃降。亂平，幕府之地歸於朝廷；天皇命人繼慶喜之職，領駿河、遠江、陸奧等地，食祿七十萬石，號曰靜岡藩，又分奧羽為七藩，蝦夷為十一藩，以封功臣。 方慶喜之潛歸大阪也，外人驚愕，各國公使因來至大阪，謁見慶喜。法使問曰：「今後交涉，誰能負責？」慶喜曰：「政體將憑公論定之。事前，余惟崇信義，守條約，以重邦交。」眾退；法使乃進策曰：「戰必難免。苟需援助，法願助君。」慶喜卻之。及戰，朝臣岩倉具視告議定參與曰：「自慶喜奏開兵庫，朝議主和。今待歐美諸國，其與中國等。」又召薩士大久保利通等，以其所著之《改革論》示之，文中詳論攘夷之非，因使歸藩遊說其上下。復命使者謁見各公使，附書曰：「幕府條約，自後繼續有效。」使團得書，開會議之；英使首主承認維新政府，列國公使，遂相繼贊同。政府對外之地位乃定。天皇尋下詔於國中，略曰：「世事變易；迫於大勢，朝議和外。嗟爾有眾，毋懷疑惑……自今對外交涉，從公辦理。」未幾，朝廷復照會各公使，請其勿售火器於叛者；各國許之，宣布中立。西南強藩，以藩士遊說之結果，亦上書天皇，請修外交之禮。天皇延請各公使，荷法二使，相偕入朝，禮遇甚周。然以世居深宮之神胤，忽接見「夷狄」之使者，愛國志士，拘於舊俗，大怒奮起。當英使入見，途為刺客所擊，賴衛兵之力得免，傷英人二。英公使歸館，天皇即致書道負罪之意，捕行刺者，梟首示眾，復與英人之傷者以恤金。先是，兵庫戍兵，嘗忿英人，揮槍刺之，英使令兵尾追，拘留日艦。事聞，朝命捕兵正刑以謝之。其后土佐藩士，殺法水兵十四人；法使大怒，提出要求四事：（一）遣重臣謝罪，（二）禁佩刀者入居留地，（三）償金十五萬元，（四）捕誅暴徒。限三日答覆；政府許之。自此以往，外交形勢，國人共喻，無復虐殺外人者，浪士之禍始止。 方討幕時，朝廷更改官制，置太政官代，總決萬機；分神祇、內國、外國、海陸軍、會計、刑法、制度七科，科設總督一人；其下為參與，分掌事務，名曰行政官衙；另設議定，陳議新政，贊助訂法。逾旬，改三職七科為總裁、神祇、內國、外國、軍防、會計、刑法、制度八局，總裁局置正副總裁、輔弼、顧問辦事史官等；各局各置督正權、輔正權、判事等。一年之中，官制屢改，始簡而終繁，員吏增多。其所以然者，朝廷自謂復古，模仿古制；其實古制適於簡陋無事之朝廷，必不能存於事務繁雜之過渡時代，且其重要官員，多以皇族親王任之，易啟藩侯嫉妒之心；其下臣屬，皆年少英明果敢有為之藩士，無能之親王，反為所制，故時感困難。又其先各科之組織，分設總督參與議定三職，科內事務，無人專治。及改八局，始有專員，各治其事。綜之，維新初年，事無經驗，困難叢生；其所以屢改者，惟求制度適宜於其時而已。 朝臣始以復古為標榜，強藩則以覆幕為目的；故慶喜歸政之後，復古維新，漸為朝藩爭執之點。復古雲者，政出朝廷，由文官輔政，而武人閒居，受其管轄，若昔孝德改革之時，此非強大藩侯所欲也。蓋藩侯之所以亟於覆幕者，為奪政權耳。其所議決之政事，輒自謂天下公論。公論根據於藩侯之意旨，顯見其不願受制於孱弱之朝臣；其下藩士，又多英哲知能之士，力主統一，進行改革，益不能與頑固之朝臣共事，相惡漸深。於是天皇乃親臨南殿，率公卿諸侯，祭天祀神，而宣讀誓文： 身著戎裝的明治天皇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二、上下一心以盛行經綸。 三、文武一途，下及庶民，使各遂其志。 四、破除陋習，從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識於世界，以振皇基。 傷「廣興會議」，「文武一途」，此皆天皇所以安藩侯之心者。會議雲者，非謂國會，指藩侯會議也。其「破除陋習」，「遠求知識」，則又示國中有為之士以將欲改革力務富強之決心。自誓文宣讀後，政府之政策遂定，而朝臣之勢寖衰。天皇又下詔於國中曰：「朕以幼弱，忽紹大統。……今日之事，朕自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立於艱難之先，纘古列祖之鴻緒，勤求治跡，庶幾不溺天職，無忝為億兆之君。……爾來列強對峙，各自爭雄之時，獨我國疏於世界之形勢，固守舊習，不謀一新其國命。朕若徒居九重之中，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憂，恐遂受與國之凌辱，上羞列聖，下苦億兆。故今與百官諸侯誓，欲繼述列祖之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辛苦，經營四方，安撫億兆；冀終開拓萬里之波濤，宣布國威於四境，置國家于山岳之安。……汝億兆，其善體朕志，相率去私見，采公議，以助朕建業而保全神州，使列聖之神靈得以安慰。……」觀上詔旨，辭意空疏，若不知其所指，但以其空疏，政府得因時事之需要，解釋行之，以符眾望，抑亦空疏之便歟？ 初，慶喜逃歸江戶，朝命進討。旋下詔親征，車駕發自京師，幸臨大阪，閱海軍會操。大阪在平安西南，瀕於大海，扼交通之沖，貿易興盛，其城建於豐臣秀吉，高巍宏壯。及車駕至，薩摩藩士大久保利通，遂上奏請遷都於此。蓋時舊都，歷史上之習慣已深，難於改革；遷都則遠舊習，顯示人民以維新之意。但朝議不可，天皇復歸平安。俄而慶喜歸命，詔改江戶為府。江戶在本州中部，東臨太平洋，便於交通；幕府建設於其地二百餘年，城池之雄偉，街市之整齊，冠於全國。慶喜獻城後，屋市未毀，人民安堵，故遷都之議復盛。卒至東北亂平，車駕遂幸江戶，改幕府之宅第為宮殿，號曰東京，而稱平安曰西京（一曰京都）。 晚年時期的德川慶喜 先是車駕歸自大阪，朝廷復改官制，徙太政官代于禁內。太政官分設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七官，各治其政。又置議官，分上下二局；上局有議定參與，下局分議長議員，局員多系藩侯所推舉之武士。因薩長藩侯，連署上奏，請選人材，採納眾議，朝廷借符廣興會議之誓，遂召集之。然藩士與會者，知識陋隘，性偏守舊；政府咨以廢除武士佩劍之例，局員全體二百餘人，皆力反對。後議救濟賤民之法，及期投票，又闃然無人；政府乃命其閉會。一八六九年，又改官制，以行政官為太政官，置神祇、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宮內外務六省。一八七三年，卒解散二局。議官之所以失敗者，其原因有二：（一）局員多為武士；武士自為特殊階級，唯求保己權利，輕視平民，不能知其需要，自不能有為。（二）議局權限，朝無明文；其所討論議決者，將何以實行？是其性質猶學校內之學會耳；事無專權，焉能責其有為？ 1868年年底，16歲的明治天皇從京都前往東京 青年敢為之藩士，漸握朝權，進行改革，乃易衣冠，禁喝道，許民遊歷，去邪教之禁，令民得信教自由。初，外人在住留地者，得建教堂，國中耶教之勢復盛。一八六八年，政府嘗令曰：「嚴禁邪教，凡為教徒者，當受重罰。」令出，各國公使，嚴重抗議，謂為輕視其國人所信仰之宗教。外交官答曰：「數百年前，嘗禁耶教，今懲教徒，蓋本於舊律。且事屬於內政，外人無干涉之權。」結果教徒之在長崎左近者，朝令徙之；然遠徙者殊少。蓋是時官吏，懼攖外怒，不敢實行也。一八七二年，朝議始許流者歸鄉，宗教之禁告終。 內亂定後，維新之基礎，日漸鞏固，其猶能為朝廷患者，厥為藩侯。以藩侯擁據封地，自治其人，儼若列國；其下臣屬，復忠於其主，赴水蹈火不辭，不易統一也。長門藩士木戶孝允，深悉其弊；歸說其主曰：「倒幕復政之功雖成，諸藩分據之勢如故。萬一不逞之徒，一呼而起，人心搖動，將釀政變。為今之計，莫急於正名，而使諸藩奉地歸朝。」藩侯稱善，戒之曰：「汝謹勉之，毋激成變。」孝允往告大久保利通，利通以為然；說西鄉隆盛，亦如之。長薩已定策，乃連合土肥，由四藩上奏。其文曰：「朝廷不可一日失者大體也；不可一日假者大權也。自聖人建國開基，皇統一系，萬世無窮，普天率土，莫非其地，莫非其臣，是為大體。一予一奪，以爵祿維持天下，尺土不能私有，一民不得私攘，是為大權。……方今大政維新，天皇親總萬機，千載一時之會也。有其名者，不可無其實；欲舉其實，莫如以明大義，正名分為先。……臣等所居者天子之土；所牧者天子之民；安可私有！今謹收版籍以獻，願朝廷善為處置，可與者與之，可奪者奪之。列藩封土，宜下詔命，從新改定。自製度典刑軍旅之政以及戎服機械之制，一皆出自朝廷，使天下事無大小咸歸於一。然後名實相副，始足與各國並立於海外。……」書上，諸藩效之，爭請歸土。時朝廷猶不敢輕決，天皇乃詔親王大臣行政長官及諸藩使者議之；始許其請。其有未請歸土者，令自上書。旋下詔委藩侯二百六十一人為藩知事，定其俸祿，約當其封土收入十分之一；廢公卿諸侯之稱，號曰華族。其下藩士，改為士族，朝廷給以廩祿。於是廢藩之基始立，實一八六九年也。 自朝命藩侯為知事，治理其地，封建之餘習，未能盡除。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憂之，籌謀實行廢藩置縣之策，曰：「非得薩長之助，事必難成。」議定，天皇命岩倉具視為敕使，偕木戶、大久保二人，至鹿兒島山口，厚慰薩長之主，賜以御劍，諭以朝旨。皆無異議。一八七一年，政府謀合強藩之力，實行廢藩，罷行政長官數人，而以土肥之士代之。朝議將決，獨西鄉隆盛之意有不可測者。政府使人說之；隆盛曰：「諾，吾將以死任之。」於是天皇召藩知事之在京者，諭之曰：「……朕曩納諸藩奉還版籍之請，命藩知事各奉其職。但數百年之因襲已久，或有名實不符，將何以保億兆對萬國乎？朕深慨之！今廢藩為縣，去繁就簡，除有名無實之弊，免政令多歧之憂……」藩侯咸奉命；其在外者，召之入京，朝廷更委任知事，以治其地。封建割據之勢遂終。藩侯在京，享十一之俸。其下藩士，政府仍如其祿以與之。 天皇下詔廢藩置縣 諸藩封地，多自其先祖於鋒鏑萬死之中艱難辛苦以得之，傳之子孫，期於無窮，一旦朝命廢之，藩侯不敢有違，其故何耶？試分述之。（一）自東北亂平，朝廷收幕府所轄及諸藩與亂者之地，面積過於全國三分之一；天皇又嘗揀西南精兵為其親衛，朝廷之權日隆。覆幕而後，君臣之義益著，藩侯所封，莫非天皇之土地。分散之小藩，何敢違拒？（二）薩長土肥四藩，地大兵強；幕府之亡，多出其力。自四藩相結，力主廢藩；苟有拒絕反抗者，將生戰事，自顧力不能敵，唯有奉命而已。（三）藩侯庸弱，不能有為。自朝廷委為藩知事，每不能盡其職，大權仍歸於藩士之手。又其先治藩也，歲入之粟雖多，然須支付武士俸金行政費用，偶值歲歉，常患不足。今朝廷以其收入十分之一與之，孱庸者，得安享重金，才能者，更借謀入京以求高位。（四）廢藩之後，四十萬之武士，政府仍以其祿與之。武士力能養家，廢藩與否，初若無關己事者然。其具才能掌握藩權者，政府復收而用之，向為藩侯之下，今為天皇之臣，好名之士，殊樂為之。（五）日人忠於天皇；天皇之命，輒不敢違。美人郭立富斯Griffs時在日本，記其所見之事，略曰：「廢藩令下，藩侯召赴京師。一侯將行，武士送者數逾千人。上下悲泣，若離慈母，藩侯慷慨而去。」二百餘侯之中，竟無一人肯抗皇命，其忠君愛國，有足多者。綜之，廢藩置縣，勢在必行。其能於數年之中廢之，和平無事，則木戶、大久保籌謀之周，殊足欽佩。 廢藩置縣，其影響於農工商民者，至為重要。先是農夫耕於藩侯之地，歲納田稅，嘗過其收入之半；居於其鄉，不得他徙，困苦類於農奴。其工人居藩內，製造貨物，不能銷售於外，價值低廉，家多窮困。商人則限於藩禁，運輸不易，地位最低。及廢藩後，農夫自有其田地，出入自由；貨物輸運，途無所阻，需要供給，各得其宜；工業漸盛，貿易亦漸發達；惟於武士則有不利焉。武士自昔享特殊權利，傲視一切；及政府採行徵兵制度，彼此遂一律平等。及一八七三年，政府令藩士年俸在百石以下，而願悉領其俸者，得領半數現金，半數公債；世襲之俸，領六年公債；終身之俸，領四年公債；公債利率，按年八分。其所以然者，武士俸金，若按月與之，僅能贍養其家，不能資以經商耕種，故今悉數與之，助其獨立謀生；且國家財政困難，發行公債，亦藉以輕擔負。惟其時領俸自謀生活者，為數甚少。至一八七六年，政府因又下令，強其領取公債；其全數俸金逾千元者，利息五分；百元以上九百九十九元以下者，六分；百元以下者七分。結果以武士素尚忠信，鄙厭欺詐，驟出經商，往往喪失資本；其耕種者，購買田地，資先耗去，遂致生活困難，情殊堪憫。 昔日藩內收入，惟賴田賦。其標準不一，種類繁多，制度雜亂，賦稅奇重。及土地歸於朝廷，政府謀整理之，始丈量田地，估定價值。其納稅者，錢可代米，又許人民得售買田地。由是朝臣主張漸分二黨：一主立改田賦，一請繼續緩進。但前說勢盛，進行益力。至其田稅標準，系取一八七〇—一八七四年之平均收入，定為稅率，百分取三。房基較重；森林山地，納稅極少。其後減稅，改納百分之二點五。高原山地，不能耕種者，收為國有。神社田地，道路溝洫，概免納稅。凡此經營，歷十年之久始竣其事，耗庫金三千餘萬，亦云奢矣。但其制度公平確實，可以一勞永逸，維新之大政至是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