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式的革命 · 哲學的未來 [1] [2]

埃德曼（Edman）教授為我的演講確定了這個題目。這個題目比起任何我想到過的題目都要生動。他告訴我：五年前，他聽過我關於這個主題的演講。幸運的是，我已經忘了那時候我講過什麼。五年前，我比現在懷有更多的希望。在這過去的五年里，我的恐懼增加了；而關於我不得不說的東西，則更多的是我的恐懼而非希望。 我將簡要地陳述我看哲學——哲學的事務、哲學所涉及的事情——的立場來作為開始。我想，從我的立場出發，最貧乏的關於哲學的觀念就是：哲學是關於「存在」（being）的理論，就像希臘人所稱呼的那樣；或者，哲學是關於「現實」（reality）的理論，就像這麼多現代哲學假設哲學之所是的那樣。正如我後面會提到的，哲學在現在的後退，其偶然的、積極的好處之一是：哲學從未在處理「現實」方面獲得過任何偉大的成功，這一點現在正變得清楚起來。而哲學有望從更人性的立場去處理問題。 我的觀點是：哲學處理的是文化問題，在寬泛的意義上使用「文化」。這一點，人類學家已向我們顯示得很清楚了——即處理人類關係的樣式。它包括這樣一些主題，如語言、宗教、工業、政治、好的藝術，其前提是有一個普遍的樣式貫穿其中，而非彼此割裂和獨立的東西。哲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到混亂表象的下面，這種混亂在快速的時代變化中特別顯著；到浮於表面現象的後面去；到那土壤中去，在其中，現有的文化有著它的根基。哲學的事情是人類與他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的關係，就人類和這個世界都受到文化的影響而言——這一點遠超過人們通常所能想到的。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沒有什麼「物質世界」或任何被叫作「物理學」的東西像現在這樣被當作一個主題（subject matter）的。僅僅是當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個特定層次的時候，物理學才成為一個突出的主題。有很多東西——萬物有靈論的東西——必須得褪去。以前，這個世界是通過人類的眼睛，依據人類的習俗、欲望和恐懼而被看待的。直到現代科學的開端（16世紀），一個特殊的物質世界才開始被認識和普遍認可。這僅僅是文化的轉變力的一個例證，從原料（raw material）的這個寬泛意義上來講。 因為哲學的事情與存在於人類和他的世界之間的關係有關（因為兩者都受到文化的影響），所以，哲學的問題隨著人類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變化而變化。一個例子就是在我們這個機器、技術等等的時代中增長了的知識。哲學的問題於是必定要變化，雖然可能會有一些根本的結構保持不變。所以，哲學的歷史還得繼續書寫。當然，這需要依據文化的鮮明特徵來看待和記錄它。對於這一事實，在當代歷史中存在著一種形式主義的認識——他們被分成古代哲學、中世紀哲學和現代哲學，以及西方哲學和東方哲學這樣的截面。這些名稱為那些材料充當了特定的標題。但是，他們在哲學體系的細節中並不被貫徹。 現在，我要開始講我的希望和恐懼了。對哲學的希望是：那些專門從事哲學的人們將意識到，我們正處於一個歷史性時代的終點，以及另一個歷史性時代的開端。老師和學生應該嘗試著去辨識正在發生的是怎樣一種變化。無論如何，這樣一個對變化、時代、世界歷史中的新紀元的識別，並不是我的發明。每一種歷史都能從形式上辨認出各個時代的分隔。我們正在接近一種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的變化；作為一種變化，我們正在經歷的變化，和中世紀失去它對人民的信仰和行為的控制的時候所發生的是一樣的。現在，我們認識到，這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這個新紀元在很大程度上伴隨著伽利略和牛頓，以及始於大約16世紀的新自然科學的結果，因為那種科學的應用使人類的生活方式和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革命。這一切創造了現代文化的特徵及其基本問題。 破壞性的特徵比建設性的方面更為顯著。有一段時間，所呈現的對這個世界的研究沒有不提及原子裂變的。現在我們明白了：這是意味深長的，因為它是一個已經在科學中發生的變化的象徵。 這已經是沒有什麼秘密的事實了：科學研究及其應用在自然科學方面已經遠遠超過人文主題方面的研究——經濟學、政治學以及道德。這一單邊的超重，為哲學在未來的發展中應寄望於什麼提供了線索。16世紀和17世紀的哲學家們也許認為他們是在處理關於現實的理論，但實際上，他們推進了新的自然科學。他們從事科學批判，因為自亞里士多德以後，它在中世紀就已經沒落了。他們提出要有一種不同的宇宙論的必要性。18世紀，特別是在啟蒙運動中的法國，以及一定程度上在英格蘭，哲學家們試圖在人文和社會學科方面做一些同樣的事情，但是缺乏材料和工具。他們清除了很多東西，然而，他們的建設性的東西卻從來沒有這麼了不起。我想，現在，我們潛在地擁有了智力上的資源，可以令哲學為人文和社會學科的推進做一些同樣的事了。老一些的自然科學，在擺脫了萬物有靈論的殘餘之後，就與人的問題毫無關係了。這樣的科學對付的是一小堆一小堆的物質：它們相互分離，存在於外在的空間與時間之中，而時空本身也是相互分離、割裂於任何所發生之事的。自然科學已經近乎推翻了上述論點。由此，通過在生理學和生物學中的應用的增長，自然世界的物質（material）也就不再像以往那樣固定地被矗立在人的問題的對立面上。科學自己已經除去了那種老的意義上的物質（matter）。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物質已經成為一個與人的問題相關的背景；只要牛頓主義者的觀念還在盛行，它就不可能發生。 要實現我所說的希望，有很多障礙。一個非常嚴峻的障礙就是這個世界目前的狀況，它是如此可怕、如此驚人（毫不誇張地講），以至於很難應付。有一種傾向是指望一些對其問題非真實的、本質上是反動的解決方案——回到希臘或中世紀時期的觀點，或者在哲學上採用一種逃避的方法；因為我們看來解決不了實際的問題，如果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紀元開端的話——因為這些問題可能得花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有效地解決。 哲學中最令人喪氣的事就是新經院哲學的形式主義了，這在中世紀也發生過。在這麼多的情況中，今天的形式以其自身為目的。它是一種形式的形式，而不是主題材料的形式。但是，今天這個世界中的主題如此混亂和無序，以至於難以處理。我就是如此來解釋這一從對於人類生活的實際致力到純形式議題的撤退——我很猶豫是否要叫它們議題，因為除了更多的形式外，什麼都沒有產生！它對任何人都無害，除了哲學家。這一撤退解釋了在哲學問題中，對公眾問題不斷增長的漠不關心。 極權主義企圖找到一套可以解決每個問題的完整藍圖，則是另一種反應的形式，也是一種危險得多的形式。這一點，我們在法西斯主義中，以及依我看來，在今天的布爾什維主義中，都已經看到了。 要了解當前的形勢，需要很大的勇氣。要識破它，將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但是哲學的希望在於，它會參與引發那些將在人類行動中貫徹完成的運動。 第一步，要儘可能坦誠地看到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以及可能變成的那個世界是什麼樣子的。我們至少應該把我們的目光轉向它，並面對它；哪怕我們不能用我們的雙手和肌肉為它做得太多。但我們不應該做的是：編織起很多網，像螢幕那樣令我們看不到真實的形勢。如此看來，形式主義也許是一個有希望的象徵。也許這是一個共識的開端，即哲學家並沒有到達任何地方，無論是處理具體的事情，還是處理某些根本實體。這個反應可能是個開始，令我們更為嚴肅地嘗試面對今天的文化問題。科學已經廢除了過去幾個世紀中這麼多的二元論，像精神與物質、個體與社會，等等。這些二元論，僅僅是因為文化環境而曾一度有生命力的回聲。我們正在脫胎於這些二元論。我們需要知道，我們可能會成為怎樣一個有系統的東西。 哲學無法在解決這些議題上做得比17世紀的哲學在解決物理學問題上所做得更好，但是今天，哲學家可以分析問題和提出假設，這些假設可能獲得足夠的傳播（currency）和影響力（influence）來為之服務。所以，它們可能被那最終唯一的一個檢驗方法——實踐活動——所檢驗（鼓掌）。 另有一件事，那就是——你們這些學生，的確有著與任何專業的學生曾經在任何時候有過的同樣大好的機遇；但是，這需要很大的耐心、很大的勇氣，以及（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很大的膽量。 （徐志宏 譯） * * * [1] 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7卷，第386頁。 [2] 杜威於1947年11月13日給紐約州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畢業班所作的演講。速記報告，收藏於卡本代爾：南伊利諾伊大學，莫里斯圖書館，特別收藏，5號文件夾，第55盒，杜威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