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說紅樓 · 乾隆手抄本
——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公案
趙岡教授談《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公案——關於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稿〉》，發表於一月十七日聯副，謂此稿本曾經徐嗣曾收藏，不確！據趙文知聯經出版公司影印此稿，其原本收藏者為楊繼振，請從楊繼振談起。
趙文：「楊繼振字又雲或幼雲……隸內務府鑲黃旗，即上三旗包衣人士。」又引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楊繼振，字幼雲，漢軍鑲黃旗人，工部郎中，收集金石文字，無所不精，於古泉幣，收藏尤富。」又謂：「楊繼振著有《星風堂詩集》及《五湖煙艇集》。」蓋有兩誤：楊繼振為漢軍，絕非包衣，清朝內務府，最初固為上三旗包衣所組成，但內務府世家不必盡為包衣，自順治入關後，漢人而入旗者，皆為漢軍，不稱包衣。從各種跡象來看，楊繼振絕非包衣而為漢軍，此非幾句話可以解釋得清楚，亦與這一重「公案」無太大關係。姑從略，此其一。楊繼振藏書之所，名「星鳳堂」而非「星風堂」，此其二。
漢軍或用兩名，遇漢人則冠漢姓，遇旗人則避漢姓，故楊繼振又名繼振。《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有繼振而無楊繼振，其傳見《清畫家詩史》。手頭無此書，未能引錄。
中華書局版《中外人名辭典》作楊繼振：「清陽湖人，字幼雲，愛藏書，數十萬卷，卷帙精整，標識分明。」最後八字為楊繼振所自道，則敘其為陽湖人，亦可信其確有所本，後面還要談到，此處不贅。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楊繼振條下有按語：「春宇先生諱宜振，漢軍鑲黃旗人，道光乙巳恩科進士，工部侍郎。同治乙丑視學江蘇，昌熾以童子受知幼雲先生，不獨藏泉最富，金石圖書亦皆充牣，近漸散佚，昌熾得其奇零小種，藏印累累，每冊有『楊』字圓印、『石箏館』、『猗歟又雲』印，兩紙黏合處，有『雪蕉館』騎縫印，卷首有長方巨印，其文曰：『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藏，自少及長，嗜之彌篤；積歲所得，益以青箱舊蓄，插架充棟，無慮數十萬卷，暇日靜念，差足自豪。顧書難聚而易散，即偶聚於所好，越一二傳，其不散佚殆盡者，亦鮮矣！昔趙文敏有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靜幾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予謂吳興數語，愛惜臻至，可雲篤矣！而未能推而計之於其終，請更衍曰：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星鳳堂主人楊繼振手識，並以告後之得是書，而能愛而守之者。』又題後云：『予藏書數十萬卷，率皆卷帙精整，標識分明，未敢輕事丹黃，造劫楮素……』」又引敘：「鮑康為繼幼雲跋《幣拓》冊子：『春宇同年之弟幼雲，與余有同癖，壬申解組旋都下，聞幼雲收藏益富。』」
按：宜振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翰林，同榜有於同光政局絕大關係的兩人，即文祥與閻敬銘。宜振於同治三年四月升補為工部右侍郎，正為文祥隱主朝局之時，次年冬外放為江蘇學政，至十一年秋返京，回任工右，光緒五年正月調戶部右侍郎，七年四月病免。
以上所引數據，可以約略歸納出楊繼振的經歷行蹤：
1.楊繼振當其兄放江蘇學政時，是在江南。葉昌熾所謂「以童子受知幼雲先生」，當是昌熾以童生赴考，而繼振佐其兄閱文，取中昌熾。
2.楊繼振做工部郎中，當在宜振外放之時。因為兄為本部堂官，弟須迴避，即不能為本部司官。度繼振北返，當在同治五、六年時，鮑康於同治十一年（壬申）到京「聞幼雲收藏益富」，可決其此時在京。
3.當宜振回任後，繼振又須迴避，即或居官，亦為閒曹，而非必須常到衙門的司官。所以鮑康《戲柬繼幼雲》詩，有「翩然塵海兩閒鷗」之句。
4.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前六卷脫稿於光緒十六年前，而星鳳堂藏書已漸散佚，自是繼振已下世的明證。
我作上述分析，意在為研究楊繼振及其所藏此《紅樓夢》稿本者，提供線索：
1.《中外人名辭典》說楊繼振為陽湖人，必無誤。繼振自述，「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藏」以及「益以青箱舊蓄」等語，在在證明其出身書香世家；而《紅樓夢》稿本上鈐有「江南第一風流公子」印，更明明道出原籍。按陽湖即常州，明朝末科狀元（崇禎十六年癸未）楊廷鑒常州人；子大鯤、大鶴，於順治十六年、康熙十八年先後入詞林；大鯤一孫，亦為翰林，大鶴之後，尤為出人頭地。一子祖楫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翰林；另一子椿，字農先，後其兄六年成進士，楊椿工古文，少為姜宸英、朱彝尊所賞識，後為李紱、方苞所推服，雍正及乾隆初在史局二十餘年，著作極富，其子名述曾，字二思，乾隆舉鴻博，官至侍讀學士，主修《通鑑輯覽》，垂成而卒。楊繼振疑即此楊家之後，至於如何入旗，尚待細考。
2.與楊繼振同時的藏書家，有劉位坦父子，位坦字寬夫，順天府大興人，是「天子腳下」的土著，因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磚，名其書齋為「君子館磚館」，又名「磚祖齋」，家居京師後孫公園。所以題一門聯「君子館磚館，孫公園後園」。
位坦子銓福，字子重，亦好藏書。適之先生的「寶貝」，甲戌本《紅樓夢》，即為劉銓福舊藏。劉氏父子與楊繼振同時同地同好，同為縉紳中人，應無不相識之理，然則既同有《紅樓夢》異本，自亦無不相互借閱校勘之理。兩者曾有何淵源，不妨探索。
關於徐嗣曾，趙文中說：
周春在其《閱紅樓夢隨筆》中則說有人親自讀到這套全本《紅樓夢》。周春之文如下：
「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雲，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為佳話。」
周春，浙江海寧人，字芚兮，號松靄，黍谷居士，生於雍正七年，卒於嘉慶二十年，中過進士，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上述那條記載是書於甲寅（1794）中元日，庚戌是1790年，此年以前最後一次鄉試是1788年。楊畹耕買到兩部鈔本的時間，應該更早一點。
誰都可以看得出來，趙文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明明是「雁隅」其人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何以張冠李戴說「楊畹耕買到兩部鈔本」？
趙文中又說：
據我查證，楊畹耕即是徐嗣曾，乾隆二十八年進士，
累遷福建布政使，五十年（1785）擢巡撫，五十六年病卒于山東行次。《福建通志》中有其任官紀錄，但名下注「榜姓楊」。《清史》卷三百三十三有傳云：
「徐嗣曾，字宛東，實楊氏，出為徐氏後，浙江海寧人。」
此人與周春是海寧小同鄉，前後中式，應該是相當熟的朋友。徐嗣曾本姓楊，畹耕可能是早期的字或號，他中進士後才改徐姓，故榜上仍姓楊，乾隆五十二年，因清兵溺斃案，下吏議，赴京，事既定，於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想來這兩部鈔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間買得者。乾隆五十三年各省有鄉試，按清朝考試制度，應由當地巡撫出任鄉試監臨，於是徐嗣曾便於該年鄉試攜帶《紅樓夢》入闈，閩中傳為佳話。五十五年秋，台灣生番首領為了高宗八旬萬壽，自請赴京祝嘏，嗣曾奉旨率生番首領前往熱河行在瞻覲，想來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經蘇州時，才把有關《紅樓夢》這段佳話告訴了周春，這些事都發生在程甲本問世以前。
說楊畹耕即是徐嗣曾，趙文必有所本，可以不論；但果如所云，我可斷言，徐嗣曾絕未收藏過這兩部一名《石頭記》、一名《紅樓夢》的鈔本。因為趙文所考證的徐嗣曾的經歷，與事實大有出入。
事實如何呢？第一，乾隆五十二年徐嗣曾根本不曾赴京「打官司」；所以，第二，即無所謂「於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然則，第三，「這兩部鈔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間買得者」，即是毫無根據的空想；再說第四，康熙五十三年雖逢大比之年，而徐嗣曾並未入闈監臨；於是，第五，「徐嗣曾便於該年鄉試攜帶《紅樓夢》入闈」之說，亦成子虛；還有，第六，如果徐嗣曾曾與周春相晤，地點應該在海寧，而非蘇州；最後還有個無關宏旨的第七，徐嗣曾死在乾隆五十五年，而非五十六年，這一點連《清史稿》都錯了，《清史稿·列傳》：「五十五年……命率詣熱河行在瞻覲。十一月回任，次山東台莊，病作，遂卒。」其實，徐嗣曾是死在這年十月而非十一月。
先談第一點，徐嗣曾擢巡撫的第二年有林爽文之亂，「調浙江兵經延平吉溪塘，兵有溺者，嗣曾坐不能督察，下吏議」（見《清史稿·列傳》）。按：「下吏議」者，交吏部議處，並未實令徐嗣曾赴京，所謂「坐不能督察」，即為「失察」，亦非重罪；即為重罪，按清朝的規制，是派大員馳赴福建查辦。除非天子親鞫，或必須兩造對質，而非特簡親藩按問，不能定其是非者，才會召令督撫赴京。
林爽文之亂，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平定。其時閩浙總督李侍堯、常青皆駐廈門、泉州，為福康安辦後路糧台。總督專管軍務，則民政自須巡撫負其全責，亦絕不可能召徐嗣曾赴京，且逗留經年之久。
王氏《東華錄》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上諭：「徐嗣曾本系漢員，由科甲出身，朕因其辦理地方事務，尚能循分妥協，是以擢用巡撫。朕平日信任委用，原非若福康安、李侍堯可比；但以柴大紀如此款跡昭然，在浙江既有聲聞，福建自更有物議，徐嗣曾豈毫無聞見者？著該撫即將柴大紀各款跡詳晰查明確實，並此外有無別項劣跡，一併據實參奏，該撫已往之咎，朕已不加深究；今經特旨詢問，若再有徇隱之處，則是自取罪戾，恐不能再邀曲貸！」此諭十分明白，「溺斃清兵案」已邀曲貸，而其時徐嗣曾人在福建，並非在京。
徐嗣曾既未赴京，則回任之說，不攻自破。茲更一考徐嗣曾乾隆五十三年一月至八月的蹤跡，僅據王氏《東華錄》可知：
1.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命徐嗣曾接辦台灣郡城、嘉義等處改建磚石城垣事宜。
2.同月，命在台灣為福康安建生祠；後知即由徐嗣曾董理此事。
3.五月，福康安、徐嗣曾會奏，審問柴大紀經過。
4.七月，福建藩司伍拉納補授河南巡撫，但以「徐嗣曾見在台灣承辦城工諸事，其巡撫事務系伍拉納護理」，特命俟「徐嗣曾回至內地後」，伍拉納再赴河南新任。
5.八月，徐嗣曾奏報，興建福康安生祠事宜，特命「李侍堯、徐嗣曾著准其一體列入」，並親定木牌位置，徐嗣曾居左三。
如上所述，徐嗣曾這年一直到八月都在台灣，則鄉試在省城，徐必不在闈中，鄉試監臨雖為巡撫的專責，但如巡撫因故不能入闈，亦可由總督、學政或藩司代理。「雁隅」不知何人，看字面是個別號，查《（歷代人物）別署居處名通檢》並無此名；如果有心追索，就當時夠資格入闈監臨的閩中大員或閩籍人士的詩集中，細加搜檢，當有所得。
關於徐嗣曾在乾隆五十五年入覲一節，王錄所載，亦甚明白。是年三月初上諭，台灣獅仔等社生番頭目一十二名均願赴京叩祝萬壽，著徐嗣曾帶同，務於七月二十日以內，前赴熱河。
同年十一月初一記：徐嗣曾卒，調浦霖為福建巡撫。按徐嗣曾死在山東。奏報到京，至少要兩三天工夫，可知死期必在十月而非十一月，否則，不可能初一便有上諭。至於徐嗣曾自福州至熱河，必是經建甌、浦城，翻仙霞嶺入浙，循信安江入富春江，經子陵釣台而到杭州，再由運河北上。這是最近也比較舒服的一條路，到清末還是如此，寶廷放福建主考，來去都是這麼走法，因而才有「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這種風流公案。
運河經海寧、經蘇州，但我不知趙文何所據而想到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經蘇州時，才把有關《紅樓夢》這段佳話告訴了周春」？
《海昌備志》載：「松靄潛心著述，所居著書齋。終歲不掃除，凝塵滿室，插架環列，臥起其中者三十餘年，四部七略，靡不瀏覽。」周春號松靄，卒於嘉慶二十年，享壽八十七。如「三十餘年」以三十五年計，則自嘉慶二十年逆推，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後，周春即自鎖於他的「夢陶齋」中了，徐嗣曾順道往訪，自然是在海寧，而非蘇州。
寫到這裡，我想趙岡教授一定會承認，徐嗣曾並未收藏過這兩部鈔本。不過，這兩部鈔本從「閩中」這個方向去追尋源流，可能是走對了路子，我願提醒趙教授：有正本的祖本收藏者戚蓼生，在乾隆五十七年是福建按察使，他的八十回鈔本，名為《石頭記》，莫非與「雁隅」所得的八十回鈔本是同一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