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說紅樓 · 紅樓傾談
——畸笏之謎與李母之死
趙岡先生：
由「聯經」轉來一月廿九、二月一日大函兩件（附於本篇文末），均已拜讀。足下的謙沖誠摯，令人感佩。關於《紅樓夢》的研究，在足下已成專業，而我的工作不容許我致力於此，因為我抽不出那麼多時間。做考據會上癮成癖，況是像《紅樓夢》這樣的題目，如入寶山，目迷五色，流連即成陷溺，很難自拔。仿佛記得康熙朝的理學名臣湯潛庵先生說過，平時一味袖手談心性，亦是「玩物喪志」。如果我做《紅樓夢》的考據，可以滿足我的興趣，但必然荒廢我的本業，似亦等於玩物喪志？
前為足下作補充，寫《我看〈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公案〉》，就手頭現成資料，掇拾成文，寫完丟開，並不費事。但這次讀完您的第二封信，卻使我大感躊躇，辱承下問，不可無以報命；而垂詢各點，皆屬於紅學高層次的研究範圍，必須深思熟慮之後，方能奉覆。幸好春節有兩天半的假期，丙辰除夕守歲，窮竟夜之力，重讀大作《紅樓夢研究新編》以及其他有關的著作如《紅樓夢敘錄》之類，重新考慮我以前在這方面的心得，覺得有些概括性的看法，可為芻蕘之獻。
重讀《紅樓夢研究新編》，對賢伉儷在紅學方面搜討之勤，研審之精，實在佩服。不過，容我坦率以道，有好些看法令人不敢苟同，尤其是「畸笏叟是誰的問題」，我們有很大的歧見。畸笏絕不會是「曹荃之幼子」，更不會是李煦的長子李鼎！
畸笏之謎
我想任何一個讀過脂本的人，都會覺得畸笏應該是：
第一，是曹雪芹的長輩；
第二，對曹雪芹有極大的影響力；
第三，與曹雪芹始終共富貴、同患難；
第四，此人曾趕上曹家的全盛時代，不但見過曹寅，而且自己當過家。
准此而論，「曹荃之幼子」為雪芹之叔，李鼎為雪芹的表叔，固合乎上述的第一個條件，但其他條件皆不合。尤其是李鼎，表叔比較客氣，何得在十三回用「因命芹溪刪去」這種妄自尊大的語氣？而況李鼎之為紈絝，亦沒有資格說這樣的話，甚至我亦懷疑他有沒有批《紅樓夢》的資格？
唯一合乎上述四條件的，只有一個曹。您假定「曹生於1694年」，我以為不妨提早一年，假定他生於1693年(康熙卅二年癸酉)，至1762年（乾隆廿七年壬午）為古稀之年，自署別號始加一「叟」字。這當然是個假設，但應是合理的假設，如果能夠成立，可作為畸笏是曹，非李鼎的旁證。
此外旁證還很多。如您所引「甲戌本第三回，寫黛玉被領著去見賈赦，賈赦讓人告訴她：『老爺說了，連日身子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其上有眉批：『余久不作此語矣，見此語未免一醒。』」這意思是說，他當年亦曾像賈赦那樣，常用這些話作為懶怠接見親戚的藉口；今非昔比，端不起這樣的架子了，故謂「久不作此語」。而在李鼎，則根本不可能「作此語」，因為不管他年紀大小，只要有李煦在，他始終是「大少爺」而非「老爺」。曹則在襲職織造成為一家之主後，當然為下人尊為「老爺」。
畸笏即曹，是我多少年來一貫的看法，重讀大作中所排比的批語之後，益覺自信不虛。於此，我想先對大作第三章第一節的「書中人物」，稍作討論，您說：「書中的寶玉似乎不完全是曹雪芹自己的寫照，而是雪芹與脂硯兄弟兩人的共同寫照。」
果如尊論，則書中由寶玉所反映出來的曹寅在世時的故事，如「西堂產九台靈芝」等等，便無著落。因為不論雪芹或是如您所考證的脂硯即曹天佑，都沒有見過曹寅，則所有曹寅在日，西堂延賓、飛觴醉月的豪情快舉，都不應有曹雪芹、曹天佑的影子。
寶玉與曹
看起來，寶玉大致應該是曹顒的寫照。只有曹顒在寶玉那樣的年齡，曹家才有榮國府的那種繁華。借省親以寫南巡，隱王妃而為元春，關目暗暗相合。同時，畸笏的批語，亦便十、九可解，試舉數條如下。
一、第三回寫寶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曉之花」，有批：「少年色嫩不堅牢，以及非夭即貧之語，余猶在心，今閱至此，放聲一哭。」您以為此批出於脂硯之手，我以為應是畸笏所批。曹與曹顒年齡相仿；當時曹家長輩或星相之士對曹顒「直言談相」時，曹亦曾親聞。其後果然，曹顒以弱冠之年，病歿京師，為曹家帶來了類如周初武王克殷，天下未寧而崩的嚴重局面，瀕臨著整個家族解體的大危機。是如此創巨痛深的記憶，曹閱書至此，安得不「放聲一哭」？而這副眼淚，當然亦是撫今追昔，感激涕零——感激康熙特意安排他繼嗣襲職，扭轉了曹家幾乎無可避免的崩潰的命運，其事類似周初周公的攝政，此為取名「賈（偽）政」的由來。（拙作《文史覓趣》，十年前由台北驚聲文物供應公司印行，中收一文，專論此節，不知曾蒙察及否？）
二、甲戌本第二回，「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句旁，夾批：「先為寧榮諸人當頭一喝，即是為餘一喝。」此明明是曹自悔，當康熙破格以李煦「八視淮鹽」，為曹寅生前上百萬銀子的虧空補完之後，曹如能痛自警惕，把浮而不實的空架子收起來，量入為出，不再虧空，又何致有以後的革職抄家？按：曹與李煦的情形不同，雍正對李煦無好感，而對曹則猶有矜憐之心，在密折的批示中，諄諄教誨，勉以循分供職，凡事只要聽怡親王允祥的話，不必亂找門路。誰知曹少不更事，積習如故，雍正為了整飭吏治，才不能不作斷然處置。是則「身後有餘忘縮手」，對曹來說，自是當頭棒喝。您說李鼎「看到《石頭記》這句書文，感到是當頭一喝」，竊恐不然，因為他家始終是他父親當家，即令他想「縮手」，亦由不得他做主也。至於下句，所謂「眼前無路想回頭」，意思是此刻方知當初之誤，如果這時再做織造，必不致再蹈前失，可惜已無機會了。如謂紈絝追念往日揮手千金，恨不及早回頭，免致今日凍餒，固然可通，但不如曹的情況來得更貼切。而況此一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道是「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劃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據俞平伯校本），明明是寫曹當家時候的光景。
三、此接上引之例而來，第十三回，鳳姐思量寧國府五病：「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諉；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甲戌本有批：「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於三十年後，令余悲痛，血淚盈腮。」此更是非曹不能有此語氣。因為此「五病」，一言蔽之，是齊家無方，並非主人征歌選色，揮霍無度，以致敗落；與李鼎的情形完全不同。曹繼嗣襲職，情況既如周公之攝政，便應有周公那種「一飯三吐哺」的招賢求治之心；而他只是整天由清客陪著，飲酒賦詩，幹些雅人深致的玩意，以致「五病」齊發，終於破家。若說京中胡亂打點，場面難以收束，或者上有高堂，不完全能由他做主；而所言五病，純為管理下人，而竟不聞不問，豈非要負破家的完全責任？自取之咎甚重，所以自責如是之深！
契合獨深的共同看法
不過您對寧國府的看法，我頗有契合獨深之快。您說：「寧國府的很多事跡，是影射蘇州李煦一家，只要我們不硬性假設《紅樓夢》是一部自傳，一部家譜，曹家與賈家的人物，永遠保持一對一的關係，則我們的推想是可以說得通的。」這話就寫過一千萬字小說的我來說，可謂搔著癢處。誠如所言，「秦可卿這個人物」，「確是雪芹想要『極力一寫』的關鍵性人物之一」，其人其事，必有所本。這個問題，由於我們有此契合，受到您精神上的支持，我敢於放縱想像，作這樣一個大膽的假設，向您請教：
我以為如寧國府影射李煦一家，則新台之丑的男主角，應是李煦，女主角應是李鼎之妻。其事則又可能發生在康熙五十九年夏天，「李煦奏摺」三七四，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初二日：「竊奴才家人曹三齎折南回，於四月十八日到蘇州去；四月初一日魏珠傳萬歲旨意，著奴才兒子李鼎送丹桂二十盆至熱河，六月中要到。欽此。欽遵。奴才即督同李鼎挑選桂花，現在雇覓船隻裝載，即日從水路北行，李鼎遵旨押送熱河。理合奏聞，伏乞聖鑒。」由蘇州至熱河，在夏天要走一個月，所以推斷李鼎在端節過後即已動身，至十月廿二日方回蘇州。
您根據「靖本」推測第十三回被刪的情節：「秦可卿一定是在寧府某處遺落了她佩戴的簪子。此物後來被賈珍拾到。他認識此物是秦氏的，於是親自送還給可卿。此時秦氏正在天香樓上更衣，賈珍一頭闖入，醜事因而發生。」我還可以為您補充：時當盛暑，想是可卿新浴初罷。「更衣」二字，在從前的用法很多，含義微妙；說不定這一段中還包括「窺浴」在內。足下以為如何？
如說醜事發生在李鼎不在蘇州之時，則李鼎上京不止一次，何以見得必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夏天？這要跟「王熙鳳協理寧國府」合起來看。據「李煦奏摺」三八八，「生母病逝，遵遺命代具謝恩折」知李母文氏於十一月初五日「忽患內傷外感之症」，延至十一月十五日去世，享壽九十有三。按：李煦之妻韓氏歿於康熙五十三年，「冢婦」又在夏天「淫喪天香樓」；如今老母又逝，則主持中饋，三代皆缺，此所以不能不邀請素以精明強幹著稱於戚黨中的「鳳姐」去經紀這件「婚喪大事」。曹雪芹善於綰合人與事，誠如您所說「書中人物的親屬關係，與實際曹家上世的親屬，大都吻合。但是書中人的事跡與真實人物的事跡又不符。雪芹往往是把某一代的事跡，排在另一代人身上」。所以第十三回寫「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亂鬨鬨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的豪門喪事，應該是李煦九十三歲老母之喪的實錄。
試參李母死因
耐人尋味的是，李母的病因；所謂「外感」，照中醫的解釋，無非風寒侵襲；「內傷」與「外感」並稱，必屬於遭遇了至為拂逆之事，感情上受了重大刺激。而此「內傷」又是「忽患」，可知拂逆之事，突如其來，相信必由李鼎於十月廿二日回蘇州後所引起。
李鼎之妻的死因，李老太太在起初是不知道的。因為照中國人至今依然的傳統，凡遇到這樣的悲劇，一定盡力瞞住上了年紀的尊親，怕年邁高堂情感上承受不住。及至李鼎回蘇以後，問起嬌妻的生前死後，少不得會有人泄漏；因而父子之間曾有嚴重的衝突，可能不得不驚動九十三歲的老祖母；甚至李鼎向祖母去哭訴，亦在意中。此即為「忽患內傷外感」的由來，「外感」二字或許還只是陪襯之筆。
紅學領域中的處女地
如上所作的假設，倘能證實，即是在紅學的領域中發現了一片未經開發的處女地，我衷心希望您來做小心求證的工作。這裡就我想到的線索，提出來供您參考：
一、蘇州織造署，就明朝皇親嘉定伯周奎的住宅改建，應該有記述其園林之勝的文獻，可印證曹雪芹筆下的寧國府，如會芳園、逗蜂軒、天香樓諸名目。
二、康熙稽查臣下，採取相互監視、個別查詢的辦法。倘或李煦有此醜聞，必有人密奏；或康熙風聞其事，密飭某人打聽。當時如兩江總督長鼐、江蘇巡撫吳治禮、杭州織造孫文成等人繳回的朱批折中，或有記述。
三、李母去世，時人必有弔唁詩文，或者有蛛絲馬跡，可以進一步推知其死因。李煦與當時名士的交往，雖不如曹寅之密，但亦頗有數人，若能細作檢查，當有所得。要想了解蘇州織造衙門有何亭台樓閣，檢查其時的詩文集亦是最好的方法，因為文酒之會，必有題詠之什，可資考據。
四、細查李鼎的履歷。按：十三回「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親來上祭」，此「掌宮內相」指「領侍衛內大臣」。為了「喪禮上風光些」，賈珍要為賈蓉捐個前程，戴權吩咐小廝：「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又賈蓉的銜名是「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可知賈蓉所捐者乃「三等侍衛」。《清史稿·職官志四》：「侍衛……三等，正五品，二百七十人，旗各九十人。」與戴權所說的「三百員龍禁尉」，數目相近。侍衛由上三旗內選派，賈蓉是夠資格的。捐納之事歸戶部掌管；但侍衛是否可由捐納而得，頗成疑問。即或可捐，亦必是虛銜；而「御前侍衛」由侍衛內特簡，更非同小可。十三回內所寫賈蓉的銜名，想是故意混淆，不欲確指清朝的官制。但如李鼎確實曾在康熙五十九年當過三等侍衛，則是以賈蓉影射李鼎的確證。
科場與書坊
至於您第二封信中提到的問題，似乎想證明《紅樓夢》有南北兩個流傳中心，北方為八十回的《石頭記》，南方為百二十回的《紅樓夢》，而後四十回可能為曹李兩家在南方後人所撰寫刊行。如果您真是想證實這個假設，可能會徒勞無功。
在大作中，您提出程丙本的說法及分析，確是有功紅學的不刊之論。事實上程本三次刊行的過程，照您的考據，已很明白。可惜，您對科舉制度，以及科舉與出版界的密切關係，了解稍欠深入。否則您就會說程丙本刊於壬子年，不會說「刊於壬子年或以後」。因為高鶚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鄉試中舉；次年己酉正科會試落第；再次年庚戌會試又落第；辛亥、壬子兩年幫程偉元搞《紅樓夢》，下一年癸丑會試，當然要下場。會試在春三月，如果不是在壬子年冬天結束《紅樓夢》校改的工作，即無法去準備舉業。
我曾請教過台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處長、目錄學家昌彼得先生，說有無專談清初書坊的書？他說沒有。不過，我覺得《儒林外史》中的記載，頗可窺見當時書坊的情形。書中屢屢談到「闈墨」，即將近科鄉會試中式的八股文，加以精選批註，以供士子揣摩之用。是故每逢大比之年，書坊必定大做一筆生意。准此以言，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至嘉慶元年丙辰，這首尾十一年真可說是書坊罕見的黃金時代，因為十一年中，共有六次鄉試，六次會試；三次正科，三次恩科，茲列表如下：
五十一年丙午鄉試。
五十二年丁未會試。
五十三年戊申預行正科鄉試。（按：五十五年庚戌、乾隆八旬萬壽，例開恩科。但辰、戌、丑、未本為會試之年，所以庚戌正科會試提前一年舉行，則鄉試便當提前兩年。）
五十四年己酉預行正科會試。
五十四年己酉恩科鄉試。
五十五年庚戌恩科會試。
五十七年壬子正科鄉試。
五十八年癸丑正科會試。
五十九年甲寅恩科鄉試（乾隆登極六十年）。
六十年乙卯恩科會試。
六十年乙卯恩科鄉試（嘉慶改元）。
六十一年（嘉慶元年）丙辰恩科會試。
除了乾隆五十六年以外，這十一年中年年有試事，五十四、六十兩年，更是春秋兩闈，（事實上，乙卯、丙辰本為正科年份，如加開恩科，仿八旬萬壽之例，則五十八、五十九兩年，亦應是一年兩闈。）漪歟盛哉！
書籍的流通，亦即是南北的交流，每借公車北上或落第回籍時，完成其功用。到京會試，則琉璃廠訪書及隆福市逢九、逢十廟市逛舊書攤，固為必有的節目；但南方如有新出刊本，或送人，或托帶，或販賣，亦常借公車而大量流傳於北方。是故說《紅樓夢》南北各有一個流傳中心，固為事實，但謂北方流傳八十回本，南方流傳百二十回本，是不太切實際的想法。
程本印行過程
根據您的考證，以及上列的貢舉年表，我推斷程本校訂印行的經過是如此：
一、乾隆五十六年春天，程偉元以八十回抄本及後四十回續稿，托高鶚校訂，高會試落第，窮愁潦倒（程偉元所謂「子閒且憊矣！」），欣然應諾，一面校，一面印，至冬至竣工，趕在年關前發行，是為程甲本。
二、程甲本的銷路奇佳，印數亦不少，這可從元春繡像及程偉元序文雕版破損這一點上去推斷。至於銷路之好是因為《石頭記》這部書的名氣，已流傳了二十幾年，多少人嚮往而不得寓目；一旦公開發行，且為一百二十回，自然爭著先睹為快。再者，壬子年恩科會試的舉人，至少有一半是在年內北上，人數總在一千以上，購以自閱之外，少不得還要買一兩部準備送人，平均以每人一部計，在一個壬子年的新年中，光是這部分可以銷一千部。
三、程偉元當然早就顧到南方的市場，但如在京印書南運，則有諸多窒礙，京中供不應求，並無大量余書，是其一；天寒地凍，水路不便，且亦非漕船「回空」之時，是其二；舟車駁運，費錢費事，是其三。既然如此，何不將原版送到蘇州刷印？此即是你所考出的胡天獵藏本的程乙本。
四、程乙本的銷路很壞。考究其原因：①《石頭記》一名，在南方的知名度本不如北方，再改了《紅樓夢》，更少人知；②不論程甲本，及略為校改過的程乙本，錯字都很多，加以北方的口語，南方不熟習，閱讀更加吃力，口碑自然不佳；③因為赴京會試的緣故，少了許多新科舉人，便少了許多顧客；④知道《石頭記》或《紅樓夢》並有意購置者，寄望於京版會比蘇版來得好，托人在京代購。
這些原因都是可以改善的，或者由時間來消失的。時間對蘇州萃文書屋更有利的是，壬子年有恩科鄉試，在江寧、杭州、南昌、福州等地，秋天還能做一筆好買賣。既然京本大獲其利，何妨不惜工本，大幹一番？而在高鶚，除了優厚的物質報酬（我疑心不用「文粹堂」而用「萃文書屋藏版」的名義，是意味著此書的權益，為雙方所共有：利潤由程、高拆賬，與文粹堂出版其他書籍有別）之外，也還有愛惜羽毛之意，因而就程乙本大加改動：包括程序「紅樓夢是此書原名」，改正為「石頭記是此書原名」在內。
高鶚的此一工作，必在壬子年秋冬間完成；其理由已如前述，他要結束這一項雜務，才能專心一志準備舉業，再有個確證，見於周春《閱紅樓夢隨筆》自序：「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苕估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即指程丙本而言。周春此序作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所謂「苕估（湖州書商）以新刻本來」，自不必死看作程丙本於甲寅年始問世；但以時間計算，壬子還未有程丙本，則可斷言。
至於高鶚未寫「三版序言」，推想是出於程偉元的生意眼，因為二版滯銷，存書甚多；如果明明白白說明是三版，並指出添改了兩萬餘字之多，則二版必無人問津，全成廢紙；所以不能不打個馬虎眼，希望將二版夾帶出去。同時，二版「引言」中，程高已大吹特吹，前八十回的錯字既已「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內容亦「廣集校勘，准情酌理，補遺訂訛」；後四十回又以秘本自炫，「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為修葺，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誰知忽然增添了如許文字，改正了如許錯誤，豈非自明其前言為虛？
程本的來源
程偉元所獲抄本的來源，我以為前人筆記中，有一條很重要，即是大作第四章第三節開頭，您認為「值得特別注意」的《樗散軒叢談》：「乾隆五十四年春，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抽換裝訂，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漁利，今天下皆知有《紅樓夢》矣！《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第原書僅止八十回，余所目擊。後四十回乃刊刻時好事者續補，遠遜本來，一無足觀。」您不能確定作者寫此條筆記的時間，其實是很清楚的：稱「蘇大司寇」則必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正月至五十九年甲寅十一月，蘇凌阿刑部尚書任內；過此則蘇凌阿調江督，當稱「蘇制軍」；如在嘉慶二年九月以後，則以蘇凌阿入閣，當稱「蘇相國」。而在「天下皆知有《紅樓夢》矣」之前，著一「今」字，亦可知必在程丙本出版以後不久所寫。
其次，亦可確定其所見的「八十回本」即蘇凌阿的藏本，因為如在他處「目擊」自當註明出處。倘未見過蘇凌阿的藏本，則「原書僅止八十回」，後四十回「乃刊刻時好事者續補」，即成武斷；也許蘇藏即是百二十回本，那又怎麼說？
如上所述，由於時間上的密切銜接，有理由相信程偉元所得的八十回本，本自蘇凌阿家；或許蘇凌阿重裝鼠傷之書，即是交給文粹堂承辦，亦是很可能的事。
如果這個假設能夠成立，便可進一步再做一個假設，即程序所言確為實情，既得八十回抄本後，於乾隆五十四年春天至五十六年春天，「竭力搜羅」，逐步收全，經高鶚校訂後，始付剞劂。看來是程偉元有意想刻一部「全書」出來，而絕無作偽的證據。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後四十回，決非程、高所續。
後四十回非程、高亦非曹、李後人所續
後四十回來源不明，續作者是誰？恐怕將成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不過，我不以為會有曹、李兩家後人在南方所續的可能。因為在京的旗人，在外省罷官後，必須歸旗，以便控制，此項禁例在雍正、乾隆年間更嚴。於此，我要附帶指出，所有研究曹雪芹身世的專家，對八旗制度的了解，似都欠深入，因此忽略了好多傳說的可靠性，如張永海世居香山門頭村正黃旗，屬健銳營右翼，「自稱是雪芹晚年的鄰居」。這話便相當可靠，照道理說，曹雪芹既屬正白旗，不應住在正黃旗營房；殊不知雍正年間，為了打破下五旗旗主與屬下的密切關係，曾採用各種分化隔離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八旗都統原為旗主屬下的行政官，而特簡皇子或親、郡王充任，則原來的旗主，如為世襲的鐵帽子王，即不得以皇子為屬下；如為貝勒、貝子，則不得以親、郡王為屬下，無形之中，將旗主支配全旗之權直接移於都統，間接歸於君上。這在雍正雖出於私心，而事實上為「軍隊國家化」的一項重要步驟。
此種分化隔離的手段之一是，調旗管理營房。是故只要各旗都統處有戶籍底案，雜居並非厲禁。而健銳營設置於乾隆十四年，與「雪芹晚年」之話亦合。如果當時訪問者，能依旗下制度去追溯曹雪芹的一切，譬如平郡王福彭，亦即曹雪芹的表兄，乾隆初年當過正黃、正白旗都統，對曹家可能有怎樣的照應，以及乾隆十三年福彭的去世，對於曹家是否又一次嚴重的打擊？都很值得去探索。
從回目看脂本
《紅樓夢稿》影印本，至今尚未能細讀，因而這一次無法多談。不過關於脂本的先後，根據回目的分析，我認為甲戌本確早於其他各本，其先後次序是：甲戌本，己卯庚辰本，己酉本殘本（原藏五十三回，補抄二十七回，今剩一至四十回。以舒元煒己酉年序，稱己酉本），甲辰本，有正本，紅樓夢稿。
茲先談第三回，各本所作回目是：
甲戌本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
己卯庚辰本 賈雨村夤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己酉本 托內兄如海酬閫師 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甲辰本 托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有正本 同上
紅樓夢稿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甲戌本的回目製得極其空泛，而且「收養」二字亦頗不妥，林黛玉竟似棄兒。己卯庚辰本重製，有「賈雨村夤緣」「林黛玉拋父」，意義是豐富得多了，但「賈雨村夤緣復舊職」，畢竟只是枝節，無非林如海正好托他送女進京的一個因由，書中亦只一筆帶過，根本不值得強調；所以己酉本改為「托內兄如海酬閫師」，事實上雖仍是「賈雨村夤緣復舊職」，但改以林如海為主格，同時道出他與賈政的娘舅關係，以及賈雨村為林黛玉的老師，無疑地最後勝於前。以「閫師」對「孤女」，可信其為原作；但閫師一詞出於杜撰，不免費解，故甲辰本改為「訓教」，有正本因仍未改。而「訓教」二字意思仍覺不夠醒豁，且字面上與「孤女」亦對不上，最後終於改為紅樓夢稿，亦即程甲本上的「薦西賓」。
再說六十一回，除甲戌、己酉兩本無此回以外，其他各本如此：
己卯庚辰本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甲辰本 同上
有正本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徇私
紅樓夢稿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顯然的，回目中上下兩個「情」字，是抄錯了的；甲辰本將錯就錯；有正本改了一半，但改得不好；到紅樓夢稿才完全改對。
己酉本與甲辰本的關係至為密切，但補抄部分所據者為甲戌本，如第七、第八回，甲戌、己酉兩本的回目完全相同，而與他本皆異。己酉早於甲辰，證據不一而足；如三十九回回目，己酉本作「村嫽嫽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問底」，甲辰本已改為「村姥姥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姥、嫽相通，但須查字典才會知道；小說求通俗，當然要改回姥字。
又一證在第九回回目：己卯庚辰本作，「懲風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頑童鬧學堂」，甲辰本同程甲本：「訓劣子李貴承申飭，嗔頑童茗煙鬧書房。」而己酉本作：「懲風流情友入學堂，起嫌疑頑童鬧家塾。」足見己酉本直接庚辰本，過錄時誤將「學堂」「家塾」倒置，至甲辰本始改如程甲本。兩相對照，後勝於前，亦殊顯然。
甲戌本的評價
至於甲戌本早於庚辰本，除了脂批特多，以及那關係重大的十三回之外，「抄閱再評」四字，鐵案如山。不過甲戌本決非畸笏在丁亥年整理出來的新定本，而是另外有一位有相當文學修養的人，在丁亥年以後，以甲戌本為底本，搜羅了各本的脂批，試圖重新編輯成一個理想的本子。您所說的「唯一的例外是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條行間夾批『若從頭逐個寫去，成何文字。《石頭記》得力處在此，丁亥春』」，這可能是全稿初步編輯完成，並謄清後，又發現有一條批，暫記於此，以待第二次處理。
由甲戌本現有的形式，可以推知此君的編輯方針是，每回加「回首總批」「回末總評」，前者提綱，後者總結；涉於瑣碎而又必要者，則用雙行夾批，取消眉批，以期閱讀省力。「彩明」一節，明明可以看出此君的苦心，至於提出來的眉批，可能是暫時堆置的材料，與第一回那條行間夾批一樣，都還待考慮處理的方法，是擺在回首、回尾，還是正文之下？
如上所述，仍然承認您認為甲戌本是個「新定本」的看法；不過此新定本所根據的底本，則為早於其他脂本的甲戌本。我這樣說，不知您認為公平否？丁巳新正初四寫畢。
趙岡教授第一封信
聯經編輯將大文影印寄來，所指正各點，考證其詳，所稱極是，均依尊意一一刪改。該文系弟病床上草草寫成，不像樣子。
弟原來曾有兩個不同的假設，第一，雁隅是一個人；第二，雁隅是指北方某地。因為楊畹耕有姓，而雁隅前不冠以姓，似乎不一致。弟曾按兩種假設分頭進行，不過有一點，我的意思是認為此人買到過百二十回全套《紅樓夢》，但絕不是楊繼振這套，楊繼振這一套似乎是「雜湊」，並非原是一套。不過無論如何徐嗣曾已經被剔除了。
趙岡教授第二封信
拜讀大作後，我忽然得到一個重要啟示，想要重新檢討過去的一些想法，並要請教先生，看看有無材料支持我的新想法，故冒昧再寫一信。
過去我有一個大偏見，認為《紅樓夢》一書是發源於北京，所有的抄本都從北京曹家傳出來，後四十回續書人不管是誰，也應是在北京附近。第一次的刊本是在北京發行，從這裡推衍下去，我不假思索地假設楊繼振是住在北京，是旗人，百二十回抄本也是從北京買到，根本忽略了他是江南人士。我而且進一步假設，任何人得到抄本都一定是在北京書坊買來的。
現在回想起來，這是很大一個偏見，《紅樓夢》的流傳可能就有兩個中心，南京或蘇州可能就是南方的中心，與北京的流傳過程完全是獨立的，事實上，有許多線索，過去因為先入之見，而被忽略了，譬如：
（一）周汝昌證明曹雪芹曾回南去過一次。
（二）靖本似乎是始終在江南流傳的抄本。
（三）周春提到之人買到抄本兩部，也不一定是在北京。
（四）在程甲本出版一年多以後，就有九部《紅樓夢》運到日本，是由浙江去的，版型是袖珍本，一部只兩冊（一套兩部）。為了試著向這個方向探索一下，我正在設法追查曹李兩家乾隆年間（三十年以後）有何人在江南，如李鼎、李鼐之下落。
另外想請教先生：有無資料證明①楊繼振是否是在南方得到了百二十回本？②東觀閣南方有無分號？
最後，以先生之意見，認為南方有曹李兩家之後人，續寫此小說後四十回，獨立以《紅樓夢》之名向外流傳，可能性究竟如何？換言之，《石頭記》八十回本是北方本，《紅樓夢》百二十回本是南方本的假設，是否值得推敲？
此祝
文祺
弟趙岡
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