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說紅樓 · 寶玉的年齡
——《紅樓夢》中的假事真情
一、先提結論
《紅樓夢》人物的年齡，特別是寶玉，前後錯亂，忽大忽小，是這部流傳了兩百年的文學名著的一大缺點，而在研究《紅樓夢》的人看，這一大缺點乃是最感困擾同時也最感興味的問題。從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一文發表以後，「《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的說法，鐵案如山，再不可移。因此，要解決寶玉的年齡問題，必先從確定曹雪芹的年齡，也就是他的生卒年份入手，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
曹雪芹死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除夕，生在何年，則難斷定，但大致不外乎以下三說：
◆胡適之先生假定他四十五歲，應生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
◆周汝昌確定他生在雍正二年（1724）初夏，實際年齡三十九歲半。
◆林語堂先生支持大某山民的推算，認為寶玉當生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實際年齡四十六歲。
以上三說有一個共同的根據，即是敦誠挽曹雪芹的那句詩：「四十年華付杳冥」。不過胡先生是往「大」處看，林先生亦是如此，而周汝昌則看死了「四十」兩字，在年齡上遂有五六歲之差。
這五六歲之差，何以會引起大問題呢？我認為影響及於寶玉的年齡的混亂，猶在其次；最主要的，還在這最初的五六年之中，曹家有一大變故：雍正五年抄家，曹家翌年返居京師。如照周汝昌之說，則抄家之時，曹雪芹不過三四歲，對於曹家在金陵如何富貴，並無所知；照胡、林兩先生的假定，曹雪芹那時十歲左右，早熟的孩子，已很懂事，才談得到「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這一點，在史學上關乎本事的考證；在文學上，屬於生活的體驗，關係太重要了。
我一直傾向於胡先生的看法，不過我在正式研究此一問題之前，並無成見，一切要看證據說話。現在我先把我的研究結果寫在下面：
曹雪芹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中旬，實際年齡四十七歲半。他是曹顒的遺腹子，行二，但卻是曹寅唯一的嫡親的孫子。
要讓讀者接受我的研究結果，得由淺入深分三段來證明：
◆證明周汝昌「四十」之說，何以不可信？
◆證明曹雪芹在抄家之前，已「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
◆證明曹雪芹是曹顒的遺腹子，生於康熙五十四年。
二、曹氏世系
先從周汝昌的考據談起。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一書，據他自己說：「大部還是我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作學生時課餘所草。」以後此書大概被用來作為「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之一，所以加上些「妄人」之類不負責任的罵人的話，明眼人可以看得出來他的言不由衷的悲哀。
此書在「紅學」的範疇中，夠得上稱為一部巨著。在考據方面，大致如林語堂先生所評：「整理之勤，用心之細，自有他的地位。周書確有很多寶貴材料，有新收穫。」我認為他最大的貢獻是：考出曹子猷是曹寅的孿生弟弟（也可能晚一年生，總之年齡極近，極為友愛），同時推論他單名一個「宣」字，而曹宜則是曹寅另一幼弟。此一發現，極為重要，使得曹雪芹的身世更為明白。不過就在這條考據中，也還有商榷的餘地，現在綜合他的考據和我的意見，將曹璽一支的世系，列簡表如下：
但是，非常遺憾的，周汝昌對於材料的整理，雖用的是科學方法，而對於材料的運用卻主觀得厲害。換句話說，經過客觀整理的材料，只在能支持其主觀的認定時，方被選用，否則就抹殺不論。
他的「主觀的認定」是什麼？第一，對人有成見，如力攻高鶚；第二，太執著，把《紅樓夢》看成一字不可易的曹氏家乘，甚至據紅樓人物以訂曹氏世系，此是反客為主、本末倒置的做法，既欠妥當，亦無必要。
即因如此，細細看去，就可發現許多矛盾。我的第一段證明，主要的方法，即在找出他的矛盾來否定他的自信過甚的「四十」之說。
三、「四十年華」與「四十蕭然」
周汝昌的「四十」之說，有三個消極的理由、一個積極的理由。
先說消極的理由：第一，假如雪芹真箇活了四十五歲，敦誠為什麼不寫成「四五年華付杳冥」，而非作四十不可呢？事實上，不但是「四五」，除去「四三」平仄不調外，從「四一」到「四九」，敦誠都可以寫，而他單單要寫四十，足見不是無故。這是不能推諉為「舉成數而言之」的。
此說主要的用意，用攻胡先生「這自然是個整數，不限定整四十歲」的說法。其詞甚辯，似難駁倒。但試問：敦誠是不是絕對可以信任的，四十便說四十，四五便說四五？不是。只看他《寄懷曹雪芹》詩自注「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就可證明，敦誠不是不可能犯錯誤的。
但是，我又認為敦誠不可能不知道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因為當乾隆十三四年時，他在八旗宗學所見到的曹雪芹是：「接䍦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這種不修邊幅、佯狂自喜的名士派，所予人的印象，起碼是在三十歲以上（請參閱後文談「虎門」一節），那麼到了乾隆二十九年做輓詩時，相隔十五年，很容易算出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而所以仍寫「四十」，我以為可能是故意犯此「錯誤」，用意在強調曹雪芹的境遇之可悲。
關於敦誠挽曹雪芹的詩，大家都知道「四十年華付杳冥」那一首，實際上初稿是兩首，見敦誠所著《鷦鷯庵雜詩》，我托人轉抄了來，並錄如下：
四十蕭然太瘦生，曉風昨日拂銘旌。腸回故壠孤兒泣（原註：前數月伊子殤，雪芹因感傷成疾），淚迸荒天寡婦聲。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故人慾有生芻吊，何處招魂賦楚蘅？
開篋猶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雲。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他時瘦馬西州路，宿草寒煙對落曛。（見《鷦鷯庵雜詩》）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渺漠魂應逐（註：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新婦飄零目豈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故人唯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坰。（見《四松堂集》）
由上引可以看出，初稿雖有兩首，但不及後一首具體而沉痛，而敦誠由兩首刪定為一首，顯然亦因原作還不足以表達其內心的悲悼之故。最可注意的是原作為「四十蕭然太瘦生」，是說四十歲還窮愁潦倒，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四十歲是事業大定之年，如果四十歲還不得志，那幾乎就此生無望了，所以「四十蕭然」之句，不必看死了就是當年的情況。至於改作既然要強調其境遇之慘，那麼四十「舉成數而言」，亦就不必改動了。
周汝昌把這條證據看得很重要，我卻認為並無太大的關係，只要找得出更好的理由和證據，此詩「四十」一句，可以存而不論。
第二，假如雪芹真的生於康熙五十七年，則到雍正六年曹氏落職籍家北返時，他已十一歲，不用說聰慧早熟的雪芹，一個笨孩子也該把南京和沿路情形記個清清楚楚。但雪芹書中於此兩者，連正面一筆都沒有，足證他並不記得。又如第五回寶玉向警幻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脂硯的批說：「『常聽』二字，神理極妙！」可見雪芹對於南京，影響皆無，南京是個什麼樣子，他只能從旁人嘴中「聽說」的。
三條消極的理由，此條力量最薄弱。知道不知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寫出來又是一回事，何得混為一談？如照周汝昌的邏輯，凡曹雪芹所寫的，都是他所親歷的，那麼曹雪芹北返以後，從未到過蘇州，何以又「正面」寫「姑蘇城，城中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云云這一段文字？又，「常聽人說」如何如何，是極普通的話，何得謂之「神理極妙」，照我看，脂硯特拈「常聽」兩字，正是提醒讀者，此中大有文章。真真假假，分析曹雪芹的創作心理，真有「不得不言，而又不得明言；不可不假，而又不可全假」的苦衷（以後我將作一專題討論）。獨怪周汝昌如此相信《紅樓夢》是句句真言，偏偏不相信開頭「故將真事隱去」這一句，是何道理？
他的第三個消極理由，說起來比較複雜，也最有意思，那即是由父親的年齡來推斷兒子的年齡。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時，他的獨子曹顒才十八歲，繼任織造，到五十四年病死京城，曹奉旨入嗣為曹寅之子，其時最大也不過二十歲。他這兩點考據，並無疑問，下面是他的推論：
……曹……至康熙五十七年才當二十三歲，假定始生雪芹，一歲，到雪芹十三歲時，曹該年才三十五歲，然而《紅樓夢》敘寶玉至十三歲時，「賈政……忽又想起賈珠來……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第二十三回），已然不是四十歲上人的光景……再次，寶玉之上，有元春，有賈珠，賈珠娶妻生子，賈蘭才小寶玉兩三歲，則雪芹斷非頭二胎，第十八回亦言「賈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合起來看，謂雪芹生於康熙五十七年，絕難相合。即令生於雍正二年，到十三歲曹亦不過四十一歲，仍舊只嫌其早，而不嫌其晚。（按：此言賈政四十一歲不大像「鬍鬚將已蒼白」的樣子也。）
讀者請注意，周汝昌是絕對相信曹雪芹筆下所記，一無虛假，元春、賈珠亦確有其人，那麼請問，曹是哪一年生曹雪芹的長兄（賈珠）的呢？
照周汝昌在《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所記：當雍正八年時，雪芹七歲，曹三十三歲，侄（賈蘭）五歲。假定其長兄（賈珠）十六歲結婚，十七歲生子，則該年如在世應為二十一歲，虛歲上推二十年，康熙四十九年生，一歲。而其時曹只十五歲，就算曹家有早婚的傳統，而且結婚第二年即生子，曹也非得十四歲結婚不可，這已然大不近情理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大兒子小爸爸」，年紀將「犯衝突」，而況該年（康熙四十八年），曹顒剛剛上京當差，還未結婚，曹年歲不足而又婚在兄前，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事。
我舉出他的這個矛盾，不足以直接證明曹雪芹非生於雍正二年，但可間接證明周汝昌的論斷不夠科學，他從賈政的「鬍鬚」，去找年齡的答案，不能令人心服。
四、子虛烏有的「元妃」
周汝昌的所謂一個「積極的理由」，即上文所提到的《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以下簡稱「年表」），他說：
我的辦法是把《紅樓夢》全部讀過，凡遇年日季節的話，和人物歲數的話，都摘錄下來，編為年表，然後按了上推所得的生卒年把真朝代年數和小說配合起來，看一下符合到什麼地步。
我配合的結果，兩者符合的程度竟是驚人的，而且還有出乎意料的證據。符合的是：從雪芹出生配合寶玉降世起，到雪芹十三歲，書中寶玉也正好十三歲。書中這一年，就是從第十八回起敘至第五十三回止的一年——最詳細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也剛剛就正是真史上最重要，關係曹家最巨的乾隆改元……
在《年表》之後，他說：
……這樣一部大書，百十萬言，人物事情，繁雜萬狀，而所寫歲時節序，年齡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實在令人不能不感到驚奇！偶爾也有兩三處欠合的，皆非重要，從整個著作看，實在提不到話下。……
這樣真年數與小說年表的配合結果如此恰當，實出我初意料想之外。假如依胡適的四十五歲的說法，配上去，倒無不可，只是最重要的「第十三年」便要落到雍正八、九年上，那時曹家北歸不久，倒霉得正不可開交，怎麼寫成全書中最高興的一年呢？
綜合我的證據，我堅持我的意見：曹雪芹是生於雍正二年（1724，甲辰）的初夏，……而他的小說，不獨人物情節是「追蹤躡跡」，連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確確的。
從這段話看，其躊躇滿志的神情，溢於言表。同時也可以看出，考證《紅樓夢》和曹雪芹的年齡，最重要的是他十三歲的那一年。這一年中的大事是「元妃省親」，如果元妃有其人，則大觀園的地點有著落，曹雪芹十三歲那一年在何處有著落，從而年齡問題也有著落，所以「元妃省親」四字，尤為關鍵所在，首先有加以一考的必要。
然而，我躊躇久之，竟不知從何考起？因為曹雪芹對虛構的「元妃」，還說得「像煞有介事」；而周汝昌一口咬定必有其人的「元妃」，竟連他自己都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他引《清會典》所載皇貴妃儀仗，與《紅樓夢》第十八回元妃歸省所敘鹵簿相比，下斷語說：
所敘竟全合。……皆非虛揣妄測可比。可見雪芹必曾身經目見。
又說：
雪芹寫元春歸省，禮儀鹵簿，偌大場面，井然不紊，若未身經，單憑虛構，未必寫得如此生動得當。《紅樓夢》書中的官階，都有誇大，則「皇貴妃」一名，應亦減等視之。
又說：
元春未必即是妃，可能是嬪以下的等級，因此史冊上不載。
那麼賈元春到底是次於後的「皇貴妃」，還是下皇貴妃三等的「嬪以下的等級」？是嬪，則曹雪芹不當看到「皇貴妃」的鹵簿，是「皇貴妃」則何以又說「可能是嬪以下的等級」？
其次是所謂「東宮」，《年表》中敘說：
一日，賈政生辰，忽有元妃晉封訊。按賴大云：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是指乾隆尚為太子時事明甚。
按：清朝自康熙以後，即廢立儲之制，皇子成年後，在宮外分府另居，即位後移居宮內，此親王府通稱「潛邸」，自是取龍潛於淵之義，何來「東宮」與「太子」之說？同時，親王郡王的妻妾稱「福晉」「側福晉」，更無所謂「晉封」之事。凡此都是曹雪芹故留破綻自明其假託的筆法，而周汝昌竟信以為真，豈不可怪？
最荒唐的還是他強作解人，引乾隆即位後，准親王貝勒於歲時令節各迎太妃於邸第的上諭，謂：
乾隆於雍正十三年秋即位，十二月已有此旨，則前此起意與轉年建元，准嬪妃才人回家，正合符契。
此附會其詞的論據，就算能夠成立，但起造「省親別墅」，照他的算法在雍正十二年，那麼，難道「寶親王」（乾隆為皇子時的封號）預知明年將登大位，便可有權「准妃嬪才人回家」，所以早早告知賈政起造「省親別墅」，以便「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
總之，周汝昌所舉元妃省親必有其事的證據和理由，支離破碎，合在一起來看，簡直不成話說。至就曹家的實際情況而論，我們亦找不出任何跡象，說他家有個女兒，曾被選入宮，即令真有其人，也決非貴妃，然則省親之事，豈非子虛烏有？
周汝昌所制的《年表》，毛病還多，絕難取信於人，如林語堂先生就是。不過攻一說易，立一說難，而且後說能立，則前說不攻自破，因此，我應該進行第二段的證明，證明曹雪芹的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上，幼年所經歷的「極繁華綺麗的生活」是在金陵，而非北京。
五、雍正五年以後
第一個理由：每一個了解曹雪芹的身世的人，都應該想到，曹抄家以後，回到北京，由他的後任隋赫德，「酌量撥給」在京的房屋以供居住，就不可能再有《紅樓夢》中所描寫的那樣的氣派。
家道中落，其一。天潢貴冑、冠蓋如雲的天子腳下，有什麼人把一個抄了家的六品小主事放在眼裡，「秦可卿」如果死在北京，何至於會有「東、南、西、北」四王來祭？其二。即令「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依然還有相當的財勢，可是雍正的作風，曹家已經親自領教了，試問以戴罪之身，還敢擺那樣鐘鳴鼎食的排場嗎？其三。
還有一個不大為人注意的小節，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反證：清朝開國鑒於前明之失，對太監加意防閒，嚴禁干政，雍正、乾隆兩帝，尤其峻厲，乾隆三十九年太監高雲從泄漏記名人員名單，審問屬實，高雲從處斬。案中牽涉到大學士于敏中，當時雖僅交部議處，但傳說他病喘未死之時，乾隆賞他一件棺殮用的陀羅經被，暗示他自殺，後來又比之為嚴嵩，即因他交結太監之故。又如乾隆巡幸灤河，巡檢張若瀛杖責不法內監，特擢七級，即是有意制抑太監使其不敢為惡。照此看來，《紅樓夢》十三回，寫「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公然賣官一節，如在雍、乾之際，就不大可能。不過，康熙時情況比較不同，曹寅密折中，常有「太監梁九功傳旨」的字樣。又康熙五十九年曹折朱批：「今不知騙了多少瓷器！朕總不知，以後非上傳旨意，爾即當密折內聲名（明）奏聞，倘瞞著不奏，後來事發，恐爾當不起，一體得罪，悔之莫及矣。……」曹雪芹寫夏太監需索，當本此而來，但必定是在曹織造任內，抄家以後就沒有什麼秋風可打了。
其次，是地點問題。周汝昌對此有專章討論，根據曹摺子「所有遺存產業，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認為「住房二所，很像『寧、榮二府』」，從而涉及曹子猷的芷園，說是「影影綽綽的大觀園」。按雍正六年曹抄家後，隋赫德一折云：
……再曹所有田產房屋人口等項，奴才荷蒙皇上天恩浩蕩，特加賞賚，寵榮已極……曹家屬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今其家屬不久回京，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
既雲「少留」，又雲「不久回京」，則所謂「酌量撥給」，即是曹家原有的「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的一部分，彰彰明甚。鮮魚口空房自不必談，如是另外兩所住房，無論如何也不會像書中所寫的寧榮兩府那樣的規模，大觀園更不用提了。當時的北京，除了王府賜第以外，做官發了財的，多在原籍置產，絕不會在北京大治園林，因為享用不長（調任外官或退休回籍），而且帝輦之下，耳目眾多，大起樓台豈不是自己掛貪污的幌子？
同時，房屋的大小與人口的多寡，必成正比，那樣大的房子，得多少人來管理？曹寅康熙四十八年謀移婿居，在折中有「擬於東華門外，置房移居臣婿，並置田莊奴僕，為永遠之計」的話，可見他在京本無多少奴僕。又，曹抄家以後，在金陵的「人口」已賞給隋赫德，在京的「人口」則是「酌量撥給」，而現在寫寧榮兩府「家生子」與「非家生子」，三代俱在，毫無星散之象，怎可能會是雍正六年以後的情況呢？
六、敦敏、敦誠與曹雪芹
再就「同時人的證見」來看，首先得注意敦誠、敦敏他們的詩，胡先生在他的考證中，引過六首，我所知道的，共有十一首（輓詩算兩首），依年份排比如下（見於《胡適文選》及本文已引者，只錄題不錄全文）：
乾隆二十二年 敦誠
寄懷曹雪芹（內有「揚州舊夢久已覺」句。）
乾隆二十五年 敦敏
雪圃曹君別來已一載余矣，偶過明君琳養石軒，隔院聞高談聲，疑是曹君，急就相訪，驚喜意外，因呼酒話舊事，感成長句：
可知野鶴在雞群，隔院驚呼意倍殷。
雅識我慚褚太傅，高談君是孟參軍。
秦淮舊夢人猶在，燕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頻把袂，年來聚散感浮雲。
同年 敦敏
題芹圃畫石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
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磊時。
乾隆二十六年 敦誠
贈曹芹圃（內有「廢館頹樓憶舊家」句。）
同年 敦敏
贈芹圃(內有「秦淮風月憶繁華」句。)
同年 敦敏
訪曹雪芹不值
乾隆二十七年 敦誠
佩刀質酒歌
乾隆二十八年 敦敏
小詩代柬寄曹雪芹
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詩才憶曹植，酒盞愧陳尊。上巳前三日，相勞醉碧茵。
乾隆二十九年 敦敏
挽曹雪芹（初稿兩首，改定一首，俱見前。）
同年 敦敏
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
花明兩岸柳霏微，到眼風光春欲歸。
逝水不留詩客杳，登樓空憶酒徒非。
河干萬木飄殘雪，村落千家帶遠暉。
憑弔無端頻悵望，寒林蕭寺暮鴉飛。
試看以上各詩，「揚州舊夢久已覺」「秦淮舊夢人猶在」「秦淮風月憶繁華」等句，無一不是證明曹雪芹的「繁華夢」在南非北。敦誠「廢館頹樓憶舊家」句，與敦敏同年（乾隆二十六年）同題（《贈芹圃》）「秦淮風月憶繁華」句合著，當然也是指的金陵。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乾隆二十五年敦敏的那首七律。此詩全為寫實，而且層次井然，由「雅識」一聯，可知在此以前，敦敏還不如他弟弟敦誠那樣與曹雪芹相知有素，經此一番「話舊」，才有更深一層的了解。所謂「話舊」當然是指「秦淮舊夢」（如所「話」為敦敏與曹雪芹之「舊」，則詩中應提到「虎門」——八旗宗學），「人猶在」三字，明指曹雪芹是親歷「秦淮舊夢」的人，下接「燕市悲歌酒易醺」七字，緊扣小序「呼酒」語，拉回實境，見得曹雪芹當時酒入愁腸的情態。此詩格律嚴謹，除開頭「雞群」兩字對「隔院」的人有些不客氣以外，通首到底只敘作者與曹雪芹兩人之間，呼酒話舊，不及他人。周汝昌把「人猶在」三字，解為「紅樓夢書中人猶在」，意在否認曹雪芹曾歷「秦淮舊夢」，是沒有效果的。
歸納敦敏、敦誠的詩，還可以得到一個反證，如果曹雪芹北返以後，曾有過像周汝昌所肯定的那樣豪華的生活，何以他們的詩中隻字不提？敦敏弟兄對曹雪芹的身世很清楚，而且相當同情他的遭遇，在交遊上，特別是曹雪芹死前數年，時有往還，果真曹家在北京有個已成為「廢館頹樓」的「大觀園」，豈能不去憑弔一番，形諸吟詠？這個消極的證據，在「秦淮舊夢人猶在」這一積極的證據反襯之下，特別顯得有力量。
敦敏、敦誠論交的經過，有個叫吳恩裕的人，在《有關曹雪芹八種》這部書中，作過很好的考證。他考出敦誠於乾隆二十二年在喜峰口《寄懷曹雪芹》的詩中，所謂「當時虎門數晨夕」的虎門，乃指「八旗宗學」，典出《周禮》：「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果毅親王允禮作《宗學記》更明白指出：「即周官立學於虎門之外，以教國子弟之義也。」敦敏、敦誠詩中，「虎門」二字迭見，而尋繹詩意，亦無一非指學塾，如「虎門絳帳遙回首」等等。
敦誠於乾隆九年初入宗學讀書時，才十一歲，敦敏也在宗學讀書，年十六歲。敦誠詩中所說的「當時」，吳恩裕認為：
不應當指敦誠初入宗學時的乾隆九年。因為十一歲的敦誠是無論如何不能欣賞三十歲的曹雪芹那種「接䍦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的風度的。而是應該指乾隆十四五年左右，敦誠年已十五六歲，他的哥哥年二十至二十一歲，曹雪芹則三十四五歲的時候。這時，不但二十多歲的敦敏，就是十五六歲的敦誠，也能夠欣賞曹雪芹那種疏狂傲岸的態度了。
這段話說得很中肯。但我可進一步補充：非三十四五歲的曹雪芹，也不可能有那種疏狂傲岸的態度。因為個性的成型和發展，需要有時間的過程。曹雪芹絕不是矯揉造作的人，他的時代也不是王猛的時代。魏晉之際，亂頭養望，捫虱高談，是一種「術」，而康雍乾三朝，全盛時期的旗人，正在講究飲饌服飾，那麼，以紈絝出身的曹雪芹，變成如此不修邊幅的名士派，得要多少年呢？如照周汝昌之說，乾隆十三四年時，曹雪芹才二十五六歲，是不是已能形成此種性格，姑且不談；但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如出之以疏狂傲岸的吊兒郎當的姿態，頗難令人容忍，則是一定的。敦誠詩中「容君傲」的「容」字，正以其年齡大得太多，才能被「容」。
曹雪芹在八旗宗學幹什麼呢？他不是宗室，而且早過入學的年齡，所以絕不是敦誠、敦敏的同窗，吳恩裕說有「兩個可能」：「不是做小職員，就是做助教。」我認為小職員的成分居多，因為敦誠、敦敏題贈曹雪芹的詩，都是出於憐才之一念，視之為友的口吻。以「虎門當時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兩句看，可知曹雪芹住在宗學裡面；那麼，《紅樓夢》必有一部分寫成於「虎門」，敦誠、敦敏是不是他的最早的讀者？他們有沒有提供過任何意見？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七、何時開始寫《紅樓夢》
關於曹雪芹的年齡問題，我們還可以從他的創作過程去研究。
周汝昌綜合甲戌、庚辰兩脂本的朱批，考定《紅樓夢》在曹雪芹生前，即已經過五次批閱，每次評閱相去約兩三年之久，「抄閱再評」在甲戌（乾隆十九年），那麼首評上推兩年，在乾隆十七年「前四十回當已撰成」，這推論是合理的。
按甲戌本第一回前有七律一首，最後兩句是：「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假定「首評」時即有此詩，則開手初寫時，當乾隆七年；即以甲戌而論，最晚亦在乾隆九年，照周汝昌「四十」之說，乾隆九年，曹雪芹才二十一歲，這就有兩點疑問，不能不加以研究。
第一，其時曹家當已敗落，「二十一歲」的曹雪芹，謀生之不遑，哪裡會想到去寫小說？按中國文學創作的情況來說，不外乎兩類：環境優裕，或至少不愁生計，耽於吟詠，刻意求工，在少年時期，即有相當成就，此類可以納蘭容若為代表。此其一。賦性不合時宜，到處碰壁，中年窮愁潦倒之際，或未能忘情於名利，或者胸中有股突兀不平之氣，借稗官說部以為發泄，此類可以吳敬梓為代表。此其二。以「二十一歲」時的曹雪芹來說，兩類皆不合。
第二，寫小說，特別是寫實主義的小說，生活經驗是先決條件。以《紅樓夢》的接觸面之廣、人物之多、刻畫人情世態之深刻，無論如何不是曹雪芹在「二十一歲」時所能辦得到。
或謂：曹雪芹是天才，不可一概而論。不錯，我絕對承認曹雪芹是天才，但是生活經驗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的，二十一歲的天才，可能推翻「相對論」，可能勝過貝多芬，但不可能寫出一部世態百相、形容入妙的大小說。
或謂：曹雪芹寫了十年，大可以一面吸收，一面發揮。這話似是而非，因為曹雪芹不是在寫「聊齋型」的筆記小說，寫一條算一條。這樣一部預定要寫百回以上的大小說，如果不是就完整主題、全盤結構、人物造型、場景安排等等，大致瞭然於胸時，豈可貿然下筆？
說到最後，頂頂明顯的還是創作衝動的問題，若非閱盡繁華，飽歷辛酸，追憶往事，痛悔莫及，千萬遍思量，產生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就不可能維持十年之久。
因此，如說曹雪芹在二十一歲就開始寫《紅樓夢》，照我所了解的小說作者在創作時所必需的條件而論，我絕對不信。以我的推論，曹雪芹在乾隆九年時，正當三十歲，就是此時開始寫《紅樓夢》，也已非具有相當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相當的天才的人不辦了。
八、無稽的新帝寵信說
周汝昌的錯誤在太執著，執著於「四十年華」那句詩；太主觀，主觀認定乾隆改元後，曹家出現「中興」的局面，才有「全書中最熱鬧最高興的一年」。我在寫《我看紅樓》一文時，對此說將信將疑，深入研究，才知大謬不然，除前面的論證以外，還有兩點，須得一辯。
第一，他說曹家「當中有允禩、允禟關係一段，始抄家敗事」。所舉證據是雍正六年七月（按：此時已是抄家以後）隋赫德一折：在江寧織造衙門左側萬壽庵，查出鍍金獅子一對，系康熙五十五年塞思黑（滿語「豬」，雍正為允禟所改的名字）到江寧鑄就，因鑄得不好，交曹寄頓廟中。按康熙諸子爭位事，為清朝一大疑案，曹家既遲至五年年底抄家，又「蒙恩諭少留房屋」；而此折一上，後情又不可考，只知曹依然健在，那麼，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曹家是此政治鬥爭中的犧牲品呢？最妙的是周汝昌引隋折以後又說：「此事後情詳細則不可考，疑有拯曹氏未致一敗塗地者。」此更令人費解了。
第二，雍正十三年秋，乾隆即位，追封曹振彥為資政大夫，曹起官內務府員外郎，周汝昌據以為獲「新帝之寵」的證據（當然，照周的看法，主要的是「元妃」的關係）。其實誥命追封，事極平常，曹起官，亦不過起復舊員通案中的一個，如何可說是「獲新帝之寵」？如真獲寵信，該再回江寧當織造才是。乾隆是一個最愛用私情的人，而且寵信甚專，福康安弟兄（乾隆內侄）一門煊赫；和珅用事數十年；劉石庵父子宰相；紀曉嵐充了軍又召回。如果曹是椒房貴戚，絕不至於只當一個小小的員外郎。至於說「是後曹氏似遭巨變，家頓落」，則以前提（所謂「中興」）既遭否定，假設（所謂「巨變」）自難成立，無須枉費求證的功夫了。
總結我以上一、二兩段的論證，有利於周汝昌「四十」之說的，充其量只有「四十年華付杳冥」那一句詩；其餘從他的家世、遭禍情況、個人經歷、與敦誠敦敏弟兄的交遊，以及創作過程等等來說，無一不是顯示曹雪芹死時，得年在四十五歲以上。
但是，說四十五歲以上，到底還只是一個說得通的假定，究竟有多少歲呢？
因此，我還得進行最重要的第三段的證明。當我研究已有結論，動筆寫本文以前，為了想儘可能多了解曹雪芹的身世，曾托人抄了吳恩裕談「虎門」的一節文章，已見前述。在他的考據中，敘敦誠於乾隆九年入宗學之後，有一段括號以內的文字：「（關於曹雪芹的年齡，是按曹顒的遺腹子計算的，若以雍正二年的說法計算，則是年應為二十一歲。關於此點，還可以討論。）」我不知吳恩裕何所據而云然？也不知另外還有什麼討論的文字？但我有確確實實的證據和理由可斷定曹雪芹是曹顒的遺腹子，就必定生於康熙五十四年，一而二，二而一，乃是在一個答案中解決了兩個問題。
九、馬氏懷孕上達天聽
為行文方便起見，容我先將曹寅死後的情況，作一簡述。
康熙五十一年六月，曹寅至揚州書局，料理《佩文韻府》的刻工。七月初感受風寒，轉而成瘧，托他的妻舅蘇州織造李煦乞求「主子聖藥」，康熙即頒「金雞拏」，驛馬星夜趕遞，「限九日到揚州」，朱批李折「你奏得好」，並詳示金雞拏的服法，最後囑咐：「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萬囑萬囑萬囑！」
藥到揚州，曹寅已經去世。李煦上一折，說曹寅虧欠公款，無貲可賠，身雖死而目未瞑，現以視鹽任滿，乞求代管一年，以完其欠。按自康熙四十三年起，曹寅與李煦奉特旨：十年輪視淮鹽（即一年一輪擔任「巡視兩淮鹽務監察御史」，是有名的「闊差使」），下一年該曹寅輪值，所以李煦有「代管」之請。康熙批云：「曹寅於爾同事一體，此所奏甚是。唯恐日久，爾若變了，只為自己，即犬馬不如矣。」康熙五十二年初，曹寅的獨子曹顒奉「特命」繼承父職，管理江寧織造，時年十九歲左右。八月，復差李煦巡鹽。「代管」的一年，余銀五十八萬餘兩，除清完虧欠外，尚多三萬六千餘兩。十二月，曹顒將此余銀「恭送主子，添備養馬之需，或備賞人之用」，康熙朱批：「當日曹寅在日，唯恐虧空銀兩，不能完，近身沒之後，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銀，爾當留心，況織造費用不少，家中私債，想是還有，朕只要六千兩養馬。」
到康熙五十三年，十年輪管鹽務任滿，李煦貪心不足，以虧欠甚巨為理由，復請繼任。這一次康熙沒有答應他，點了「實能效力鹽務」的兩淮鹽運使李陳常為巡鹽御史，並囑李陳常為李煦償補虧欠。其時曹顒在織造任內，又有了新的虧空。同年冬，曹顒、李煦、曹一同進京，曹顒病故。
曹寅的妻子李氏，在三年以內，夫死子亡，而且還虧欠著公款，真已瀕臨了家破人亡的命運，但想不到絕處逢生，康熙替她處分了家務，特命曹出繼為曹寅之子，並承襲江寧織造之職，同時又命李陳常代為清補曹顒任內的虧欠。李氏得到消息以後，感激得親自「赴京恭謝天恩」，這是逾越體制的行為，所以「行至滁州地方」，為李煦「飛騎」攔了回去。
曹即是《紅樓夢》中的賈政，那應該沒有問題。他大概是曹宣的幼子，排行第四，曹寅有「予仲多遺息，成材在四三」的詩句，長次不知名，「三侄」名頎，善畫，四侄可能就是曹。
曹宣官侍衛，家居京師，但曹從小就住在他伯父伯母那裡，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折「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帶在江南撫養長大」，可證。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康熙即因曹與李氏情如母子，才讓他承嗣襲職，以期他能孝順老母，敬重寡嫂（曹顒之妻馬氏）；否則，照中國宗法上的習慣，不應以二房的幼男為長房的繼嗣。
但是，在這時還不能斷定，說曹寅就沒有他自己的親骨血了。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曹接江寧織造任，次日上謝恩折，中間有一段說：
奴才之嫂馬氏，因現懷妊孕，已及七月，恐長途勞頓，未得北上奔喪。將來倘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這幾句話太值得注意了。因為依照中國的倫理觀念，這個懷在馬氏肚子裡的孩子，乃是曹寅唯一的嫡親的孫兒或孫女，其為李氏所重視，不言可知，那麼後情如何，該有個著落；同時康熙對曹家的家務既然關懷備至，而且馬氏懷孕之事，已經「上達天聽」，是則無論生男生女，或者夭殤，曹亦必定有摺奏報，而竟無有，豈不可怪？
如果當年在故宮所找到的全部康熙朝的密折，能讓我們細細檢查一遍，問題或易於解決，無奈此時此地辦不到，因此，我只有作大膽的假設。此假設不外乎四種：生女夭殤；生女長養成人；生男夭殤；生男長養成人。如是前三種，可以不必細考，如是第四種，即曹顒的遺腹子長養成人，則以其在曹氏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必當為曹雪芹所提到，那麼在《紅樓夢》中是哪一個呢？賈璉不像，賈珍更不像，難道就是寶玉？
當我一想到這個「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人物，真所謂恍然大悟，就那一瞬間，各種證據，不求自至，恰如永忠吊曹雪芹的詩「都來眼底復心頭」，向之不可解者，如寶玉出生何以寫得如此離奇，賈母何以如此鍾愛寶玉，賈政與寶玉之間何以看來總像缺乏父子之愛等等，似乎都易於索解了。
現在我從《紅樓夢》中找四條證據獻給讀者。
十、證據一：生日正在初夏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寫的是四月里的光景，周汝昌說曹雪芹生於「初夏」，即本此。何以知是四月？因當天白天「憨湘雲醉眠芍藥裀」，當天晚上，寶玉說「天熱」，但「脫了大衣裳」，身上還穿著「緊身襖兒」，如是五月，則應寫照眼的榴花，又不當「大衣裳」之內還穿「緊身襖兒」。故知是四月。
何以知是中旬？因寶玉生日第二天，賈敬服「丹砂」而亡，尤氏計算因國喪在「孝慎縣」守陵的賈珍，「至早也得半月的功夫」，方能趕回，「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入殮」。賈珍星夜奔喪「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則到家之日，必在月初，否則應寫「擇於『出月』初日」，由月初上推半個月，故知是中旬。
按曹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折，謂馬氏懷孕「已及七月」，則四月中旬生產，合懷孕八個半月，乃是極普通的現象。又康熙五十年，曹寅得家報得孫(時曹顒在京當差)，張雲章《朴村詩集》有《聞曹荔軒(曹寅別號)銀台得孫卻寄兼送入都》一詩可證，但參看「將來倘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的話，可知五十年所生者，必已夭殤；而曹雪芹行二，又無可疑。
十一、證據二：恰好十三歲
周汝昌《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排比第十八回後半至五十四回，均敘寶玉十三歲一年間事，林語堂先生亦指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事在一年之中，蘇雪林先生則以寶玉的年齡，始終跳不出「十三歲的大關」而深滋困擾，於此可知，確定曹雪芹十三歲那一年，到底在何時何地？成為解決其年齡問題的主要關鍵。
按康熙五十四年（1715）生，依中國虛齡計算，落地一歲，則至雍正五年正好十三歲。這一年底曹家抄家，翌年北上，故曹雪芹十三歲那一年，在其個人是生活的分水嶺、命運的轉折點，實具有不可磨滅的慘痛紀念。
周汝昌說胡先生推斷曹雪芹生於康熙末年的理由，其二是：「因為曹雪芹如果生得晚，就趕不上曹家的繁華，所以要把『四十年華』放長五年，特意叫他趕到康熙末年，經一經所謂當年的繁華。後者的論斷，實在可笑得很。」現在由於自然而為產生的結果，證明曹雪芹確是趕上了「當年的繁華」；反而是周汝昌為了要使得曹雪芹回到北京以後，仍有一番繁華可「趕」，特意安排一個毫無根據的「乾隆改元，曹家中興」之說，變得「可笑得很」了。
十二、證據三：賈政似周公旦
《紅樓夢》中人名，常是另有含義，如甄士隱為「真事隱」、賈雨村為「假語村（言）」、單聘仁為「善騙人」、秦可卿為「情可輕」等等，不一而足。
甄之為真，賈之為假，乃是確切不移的諧音，因此賈政就是「假政」，賈政字曰「存周」，合起來看，明明用的是周朝初年的典故。
按：「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此乃周初一個最嚴重的局面，不得已乃有周公之攝政。」（錢穆先生《國史大綱》）此即所謂「存周」；「假政」之為「攝政」，也就不言可知。周公與武王之子成王為叔侄，這不是明明告訴讀者，曹與雪芹也是叔侄？
依曹氏的家世與《紅樓夢》中所描寫的賈政之為人來看，曹雪芹安排「賈政字存周」的用意，當在說明以下三點。
第一，江寧織造一職，在曹璽、曹寅、曹顒三世，都是父死子繼，如果曹顒不是早亡，等曹雪芹長大成人而聖眷依然不衰，則雪芹亦必可承襲此職。其間出現兄終弟及的局面，乃是不得已的變格，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出而攝政的史實相類，所以賈政這個名字，具有極好的象徵意義。
第二，就曹寅之妻李氏來說，三年之內，夫死子亡，後嗣莫卜而官課待補，正面臨著一個所謂「最嚴重的局面」。曹家子弟雖多，但康熙所眷顧者只是曹寅，若無為李氏視如己出的曹，使康熙深信其必能孝母敬嫂，即不會有令其承嗣襲職的最佳安排。所以曹的「假政」，雖是儻來的富貴，但從另一角度看，亦正有「存曹」之功，否則，就連以後十三年的繁華，亦不可得了。
第三，曹視曹寅夫婦，恩逾父母，在感恩圖報的心情之下，必有一番打算，「假政」以後終有「歸政」的一天，如果希望曹雪芹在他死後，具有繼承其織造一職的能力，那麼從小督責極嚴，也就無怪其然。
總之，從「賈政字存周」這個名字中，不但百分之百確定了曹與雪芹的關係是叔侄而非父子，並且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曹的處境與態度，是個很重要的證據。
十三、證據四：第三十三回大有文章
此一證據等於「證據三」的引申，即是我們從《紅樓夢》的本身去求解釋，也就是排除史學上的障礙以後，用文學的觀點來看《紅樓夢》，才知道許多形容入妙、極其委婉深刻的好文章，被我們忽略得太久了。特別是第三十三回寶玉「大受笞撻」，賈母與賈政發生衝突那一大段，照雪芹是李氏唯一的嫡親孫兒，曹為李氏的嗣子、雪芹的叔父這一層實際關係來看，內蘊的精義全出，試為分段析釋如下：
（原文）正沒開交處，忽聽丫鬟來說：「老太太來了。」一言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乾淨了。」
（解）祖母疼孫兒，事極平常，但護短從無如此說法；祖孫結成聯合陣線，視第二代為外敵，更悖乎情理。以血統而論，曹雪芹如為曹所出，則父子是真，祖孫是假，親父管教親子，以中國舊時的傳統，旁人只可解勸，無權干涉，現在竟勞只有過繼關係的祖母來替「假」孫子拚命，完全不合乎「疏不間親」的道理。只有祖孫是真的，父子是假，並且李氏只有唯一的一個嫡親孫子，才會在過度疼愛之下，急不擇言地說出「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八個字；否則，知書達禮的曹老太太，說話就太沒有分寸了。
「乾淨」二字，大有深意，我認為李氏（賈母）對曹（賈政）有著很深的誤解，她不認為他管教雪芹（寶玉）的動機出於善意，誤認為那是一種排斥孤兒寡婦的手段，這場衝突之所以鬧得如此嚴重，即因有意氣之爭在內。請參閱後解。
（原文）賈政上前躬身賠笑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腳，喘息一回，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作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的？」
（解）「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意味親子已死繼子不能孝親承志，這對賈政是極嚴厲的指責，所以「這話不像」；「不像者」，賈政看賈母的來意，不像是單純地為了心疼寶玉，所以忙著跪下解釋其教訓寶玉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嫡親父子，則嚴父教訓，自然出於望子成龍之意，旁人不會懷疑，本人更無須解釋。
「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的？」李氏（賈母）這兩句話，就表面看並無疑義；細一研究，卻又不然。此處「你父親」三字，自然是指曹寅，但曹寅在日，曹是以侄兒的身份為伯父所撫養，承嗣襲職都是曹寅身後之事；此日說「你父親」固然不錯，當初則是伯父教訓侄兒，這與父親教訓兒子，血統不同，親疏有別，難以類比。只有曹與曹雪芹是叔侄關係時，賈母的話才說得通，其意若謂：你伯父當初教訓你這個侄兒，如何慈愛；你今天教訓你的侄兒，竟用「下死手的板子」打他，是何道理呢？
（原文）賈政又賠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作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著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說著，便命人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
（解）賈母的話，照前一段看，是要留下寶玉（不該管你打不打）和王夫人回「南京」去，但下一段話又要帶走寶玉，可知「你的兒子」云云是作者故弄玄虛、欲真還假的筆法。此「我娘兒們」四字包括賈母自己和王夫人母子，與賈政（曹）相對的親疏關係，表現得非常清楚。王夫人或系雪芹之母馬氏。南京建都，始於東晉，王敦、王導兄弟大用，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謠，馬氏假託為王夫人，疑本此而來。
一則曰「厭煩我娘兒們」，再則曰「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真是俗語所謂「話里有骨頭」，賈母把賈政打寶玉，看得別有用心，豈不顯然？
（原文）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為官作宦的，也未必想著你是他的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
（解）賈母對王夫人說的那段話，乃是借題發揮，人人皆知，但是究竟意所何指？過去我從未想到應該深究，現在才知道寫得確切不移，妙到顛毫。原來賈母的意思是：你小時候，我把你當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疼你，到長大成人當了織造，就不把我放在眼裡了。如果當初我不疼你，就不會有承嗣襲職這回事，那麼，今天要生氣也就無從生起。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賈母認為最痛心的是，排斥她的不是別人，竟是自己一手撫養提攜才造成今天的地位的曹。此即所謂「少生一口氣」。
現在我們來看這一衝突的過程，賈母先則曰「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乃指責賈政不孝；再則曰「回南京」，等於變相地宣布斷絕母子關係；而這一番借題發揮，又無異痛責賈政忘恩負義。這話要傳出去，賈政豈不成了「名教罪人」？所以「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的確，不孝尊親，言官可以參劾，此在仕途中無立足之地；母子關係被否認，則在家族中無立足之地；忘恩負義，為任何人所不齒，並在社會中亦無立足之地了。
按：賈政對母親說話，不當自己稱名。此層頗為人所詬議，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為強調個人人格的最後立場，對本非所從出的過繼之母，自己稱名，我以為亦不算太離譜。
（原文）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乾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
（解）俗語說「打狗看主人面」，既知寶玉是賈母的「命根子」，則打寶玉，就是打擊賈母，或者說是向賈母示威。李氏（賈母）始終誤認曹（賈政）要否定她的地位，所以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
「乾淨」字樣，片刻之間凡三見，此處更謂「心裡乾淨」，越發露骨了。
十四、假事真情
本文的考據工作，就我現在所能看到的材料來說，只能做到這裡為止。如果我的結論能為讀者所接受，那麼我們在重讀《紅樓夢》時，將會發現許多新的意義，並更易於了解它的主題。不過，同時，我也為讀者帶來了新的問題，最明顯的是：
◆如果賈政與寶玉是叔侄，曹雪芹為何把他們寫成父子的關係？
◆如果「大觀園」無其名，「元妃」無其人，為何虛構？
其實這些問題，胡適之先生早就給了我們解答：
《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既然「將真事隱去」，就必須有一部分虛假的情節來代替，這一部分「虛假」的情節，乃是用來發抒「真實」的情感。如果《紅樓夢》的時間假、地點假、人名假、情節假，連情感也是假的，那就不成其為一部好小說，更不值得費那麼多功夫來做考證研究的工作了。
當然，我這樣簡單的回答，讀者是不會滿意的，但如細作論述，將軼出本文的題旨以外。關於《紅樓夢》的主題以及曹雪芹為何「將真事隱去」的原因等等，容以後有機會時，另作研究報告以就教於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