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二十四章　大戰與印度

英國大文豪兼著名的史家威爾斯說，1931年9月18日的事變（即「九·一八」事變）是近代史的轉折點。不錯，從「九·一八」到「一·二八」，這是中日戰爭的醞釀時期。到了1937年的「七七」事變，中日戰爭才正式爆發。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這個義勇軍進行曲，充分表現中國全體人民抗敵的決心。 在「七七」事變以前，中國是四分五裂的，可是盧溝橋的炮聲，把全中國人民喚醒過來。中國的抗戰，引起印度極大的興趣。因為印度是殖民地，中國是次殖民地，二者同病相憐。在中日戰爭以及後來所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關係至為密切。 甘地個人認為中印兩國應該互相合作，使大家都得到益處。他曾進一步向中國政府解釋，印度之所以堅決地要求英國退出印度，並不是想削弱印度的防禦的力量，因而使中國處於十分尷尬的局面。老實說，印度絕對不會向任何侵略者屈服，更不會犧牲中國的自由獨立，以便爭取印度的自由獨立。無論日本統治中國或印度，這對於彼此都有害，對於世界和平更有害。不過要印度幫忙中國，它本身應該先爭取自由獨立的地位，不然，什麼辦法都無從談起。 甘地不但願意以印度為反抗侵略的根據地，而且也希望中國和印度在獲得領土主權的完整後，彼此能夠通力合作，使亞洲，甚至全世界長享和平康樂。 因為日本在中國所向無敵，這無形中加強德國的混世魔王希特勒併吞整個歐洲的決心。德國一面組織德、意、日軸心，一面簽訂德蘇協定，到了時期成熟，它便進攻波蘭。英國負著保護波蘭的責任，所以它一見德國動手，便正式宣布對德宣戰，這是1939年9月1日的事情。 雖然甘地認為希特勒和張伯倫「易地則皆然」，但在心靈深處，他仍然愛護英國。可惜英國的政府當局對於印度的地位和尊嚴，一點也不懂得尊重，在印度總督還沒有預先和印度的立法議員談商之前，竟冒冒失失地宣布印度已經處於戰爭狀態，而且須負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責任。 這種強姦民意的行動，使印度全體人民非常憤慨，他們認為英國這種辦法有損印度的國體，有傷印度人民的人格。尤其是甘地，他振振有詞地對英國政治家的行為表示不滿。他覺得，假如印度要幫忙英國，它應該毫無條件地予以幫忙，而且須按照非暴力主義的辦法。另一方面，印度須成為自由的獨立的國家，這才符合民主政治的辦法。「請問，英國要把非常不願意的印度硬拉出來打仗好呢？還是爭取心甘情願的印度的合作，以便維護真正的民主政治好呢」？二者的區別，明若觀火，相信酷愛民主自由的英國人對於印度的地位和心情，應該有徹底的認識。 平心而論，自由獨立的印度的幫忙才有價值，假如英國能夠給印度以這樣的保證，那麼它的領袖才有資格向民眾宣傳，以便爭取他們的信任。因此，他請求英國的政治家忘記陳舊的論調，給印度歷史寫下一新頁。 1940年6月17日，法國投降，到了7月3日，甘地就發表一封情文並茂的公開信，《致每個英國人》，他說： 1895年，我曾替在南非做工人、商人，以及他們的助手的同胞，向每個英國人呼籲，那封信發生效果。從我的觀點看來，那封信雖然很重要，但是，把當時我所呼籲的理由，和目前我所呼籲的理由相較，簡直是微不足道。我向每個英國人呼籲——不論目前它在什麼地方——請他採用非暴力的方法，不要採用戰爭的方法，來調整各國間的關係以及其他事情。你的政治家宣稱，這次戰爭是為民主制度作戰。他們還提出其他許多理由，那些理由，你已經記得爛熟。我認為，當戰爭結束的時候。不管怎樣結束，沒有一個民主制度會保留下來代表民主制度。這次戰爭對人類是一種詛咒，也是一種警告。它是一種詛咒，所以它運用空前沒有的規模來屠殺人類。參加打仗的人和沒有參加打仗的人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分別。沒有一個人，沒有一件東西，能夠倖免。撒謊變成一種藝術。英國負責保護小國。可是一個又一個小國都被消滅，至少目前是如此。它是一種警告——假如沒有人閱讀牆上所寫的東西——人類將降低為禽獸，而禽獸的行為，他將引以為恥。當衝突爆發的時候，我閱讀過那種東西。但我沒有勇氣說出那種文字。上帝給我勇氣把它說出來，幸為時未晚。 我呼籲停止戰爭，並不是因為你已經筋疲力盡，不能打仗，而是因為戰爭在本質上是壞東西。你要扼殺納粹主義，你絕對不能採用無關痛癢的辦法來扼殺它。你的兵士像德國的兵士一樣，採用同樣的辦法來毀滅。唯一不同的地方，也許你所採用的辦法不如德國人那麼徹底。假如事實是如此，你不久也將採用和他們那麼徹底的辦法，雖然不會比他們更徹底。在其他條件下，你沒法子贏得這次戰爭。換句話說，你要比納粹更殘忍。無論多麼公允的理由，都不會保證每分鐘正在進行的漫無目標的屠殺。我認為，今天正在延續地採用不人道的辦法，並不算公允的理由。 我不想英國被打敗，我也不想它在野蠻的力量——不論用體力或腦力來表現——的考驗中得到勝利。你的體力上的勇敢，已是公認的事實。你是否要證明，在毀滅的力量上，你的腦力也像你的體力那樣沒有敵手？我不希望你和納粹從事這樣不尊嚴的競爭。我膽敢向你推薦更光榮、更勇敢而又不會辜負最勇敢的兵士的辦法。我要你不用武器和納粹打仗，或者，假如我保留軍事上的術語，運用非暴力的武器。我要你放下你現有的武器，因為在拯救你或人類，那種武器是毫無用處。你會引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把你所擁有的國家的東西搶走。讓他們搶走你的美麗的島國，以及你的許多漂亮的建築物。你可以捨棄這一切東西，但你不能捨棄你的靈魂，或者你的頭腦。假如這些人要占領你的屋子，那麼你就離開它們。假如他們不讓你自由通行，那麼你就讓自己——男人、婦女、小孩——給他們屠殺，不過你一定要拒絕向他們效忠。 這種步驟或者這種方法——我把它叫做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方法——在印度運用的時候，曾得到相當成功。你在印度的代表們也許會否認我的要求，假如他們真是如此，我倒要為他們惋惜。他們也許會告訴你說，我們的不合作並不是完全不用暴力，而是從仇恨產生的。假如他們提出那種證據，我倒不會否認。假如完全非暴力，假如所有不合作者都對你表示善意，那麼我敢說，作為印度主人翁的你，將變成印度的學生，因為你比較我們有更大的技巧，所以你可以把這武器造成完善的地步，以便應付德國和義大利的威脅。的確，過去幾個月間的歐洲史將要用不同的方法來寫，歐洲免得流了許多無辜的血，許多小國免得被占領。 這個呼籲並不是出於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的人的手筆。我曾非常嚴格地在連續不斷的五十年時間內實行非暴力及其可能性。我曾把非暴力應用於家庭、機關、經濟、政治生活上。我不知道非暴力在某一宗事情上行不通。有的時候，它似乎行不通，我認為這應歸罪於自己的不是。我不敢說自己完全對。但是我敢說，自己是個熱烈追求真理的人，而真理是上帝的另一名稱。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我發現非暴力主義。傳播這主義是我一生的使命，除了實踐這使命外，我對生活沒有什麼興趣。 我敢說，我是英國人民長久的沒有利害關係的朋友。有一度，我曾經成為你的帝國的愛人。我認為這辦法對印度有利。當我知道，在本質上它不會有什麼好處，所以我就運用——現時還在運用——非暴力的方法來打擊帝國主義。不論我的國家終極的命運如何，我對你的友愛還存在，而且不會減少。我的非暴力主義要求普遍的愛，你在這種普遍的愛中所占的地位可不小。就是這種愛促使我向你呼籲。 願上帝給我的每個字以力量；靠上帝的名義，我開始寫這篇呼籲；靠上帝的名義，我結束這篇呼籲。願你的政治家有智慧和勇氣來響應我的呼籲。我告訴總督閣下說，我將為英國政府效勞，假如他們認為我的效勞對於達到我所呼籲的目標有什麼實際的用處。」 這篇富有哲理和歷史的意義的公開信，好像石沉大海一樣，並不會發生很大的影響。甘地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到了7月7日，這是說，距離他的公開信發表二十天之後，他曾用他的母語——古吉拉特文——寫了一篇《曠野的呼聲》，同時，他還宣布，從今以後，他僅用母語寫作，然後用非常可靠的英文和印地文的翻譯再發表。 事實上，《致每個英國人的公開信》，根本沒有人理會，因為和他最有關係的國大黨同志既然不聽他的話，他怎麼能夠期望他人？ 但是，「德不孤，必有鄰」。甘地生前雖然不能使他的主張一一付諸實施，不過由於他的信仰堅定，理論正確，所以千年萬代之後，他的言論總有成為事實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