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二十二章 決心退政壇
自甘地號召反對法律的行動後，殖民地政府便採取更嚴厲的手段來對付他。一方面，國大黨被宣布為非法團體；另一方面，報紙雜誌不得刊載甘地的一切活動的行蹤，甚至不許登載他的照片。此外，政府儘量逮捕反對法律的行動的一切支持者——從1935年1月起，至同年9月止，從一萬五千人逐漸減至二千八百人。這樣一來，殖民地政府便興高采烈地覺得強硬政策已經成功，從此以後，甘地的大名可以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了。
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自1932年9月甘地絕食後，他的大名又不脛而走。印度的人民，尤其是一般印度教徒，以如醉如痴的態度，接受他的指揮。須知高瞻遠矚的英國政治家，最懂得看風轉舵，知難而退。他們眼看甘地的偉大的力量實在沒法子壓下去，同時，印度全國所掀起的社會問題，非甘地出面來解決，恐怕永遠成為僵局。就在這種新認識下，甘地可以接見記者了，他的聲明也可以發表了。
於是甘地便停止絕食。接著，他發表了一項聲明說：「支持國大黨與政府和圓桌會議合作這個有價值的建議，誰也不會比我更高興。」
印度總督威靈吞勳爵對於甘地還不大信任，他躊躇不決地不知道怎麼辦，最後，他只好於1932年11月9日打封電報給倫敦殖民部大臣去請示。電報說：
甘地自己決定集中他的注意力和活動於賤民問題，這事情明若觀火。因此，他從事反對法律的行動也將會銷聲匿跡。這種新發展，和我們相配合，我當然不會再去干擾他。甘地自己也許願意反對法律的行動暫時停止下來，同時，關於賤民問題我們所給他的一切便利，這也許會轉移注意力，減低你所關懷的壓力。
八個月前，當甘地開始絕食後的第一周內，他已經接近鬼門關：因此，政府不敢冒險再拘留他，匆匆把他釋放。同日，他針對反對法律的行動這問題，發表了一篇聲明，建議把這種行動暫時停止六個月。他說：
我只能說，關於反對法律的行動，我的意見一點也沒有改變。我只能讚美無數反對法律的行動者的英勇和自我犧牲的精神。雖然這麼講，但我又不能不說這種運動所帶來的秘密性，將破壞成功……。
無疑地，一般群眾已經害怕得要命，政府的法令已經使他們畏縮了……。
現在我要向政府呼籲，假如他們希望在本國得到真正的和平，他們應該利用這停止反對法律的行動的時期，無條件地釋放所有反對法律的行動者。假如政府方面有這種決心，那麼「暫定的條約」大可得到。
甘地在潘那的一個朋友的家裡受了三星期的嚴格考驗；他使政府，他的同志和醫生的恐懼落空，因為絕食之後，他仍能夠生存。當他正在恢復健康的時期，那些未曾被監禁的國大黨員，都聚集於他在潘那寓所的床邊，評判當時的政治形勢。討論的結果，證明許多國大黨人都覺得取消反對法律的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雖然關於取消這種行動的方式和條件，大家的意見仍不一致。大家授權給甘地，讓他去探聽和平的可能性，同時，須和總督威靈吞勳爵接觸，不幸又碰了釘子。
碰了釘子之後，事情進展得很快。甘地決定恢復反對法律的行徑，不過這種行動僅限於少數人。他宣布說，他有意從阿默達巴的修道院步行到古吉拉特的一個鄉村，因為據他知道，當採取反對法律的行動時，該村吃虧最厲害。
8月1日，他被捕，監禁於潘那，不久便被釋放，不過他須奉命不得離開潘那城。他違反命令，結果，又被捕，判處一年徒刑。回到監獄後，他便於8月16日開始絕食，因為殖民地政府不給他以種種便利，讓他繼續進行處理賤民的工作，像他上次在耶拉夫達監獄時所享受的權利一樣。政府拒絕「聽命」。到了絕食的第六天，他被送到醫院，當他的病況較嚴重的時候，他又被釋放。他說：「這次被釋放，我一點也不高興。這是一種恥辱，因為我把同志們帶到監獄裡，可是因為絕食的緣故，我得到釋放。」
這些事情不但使政府為難，而且使他的幾位最親密的同志大感失望。當1932年九月，他實行絕食的時候，他已經給反對法律的行動以極大的打擊；當主要的政治鬥爭正在進行中的時候，他卻開闢了第二戰場，要急急解決社會問題。1933年5月，他所實行的21天絕食，可以說是和政治問題沒有絲毫關係，可是，當他被釋放之後，他卻把反對法律的行動擱置下來，停止活動，為期六星期，不過他呼籲政府採取互惠的態度，這似乎是和平談判的序曲。這樣一來，兩位比較好鬥的國大黨人——即鮑斯（S. C. Bose）和巴特爾（V. J. Patel）不得不公開宣布，作為政治領袖的甘地已經失敗。那時，他們還旅居歐洲，但他們卻要求國大黨要根據新原則、新方法來作徹底的改組，以便選出新領袖。雖然後來甘地曾局部恢復反對法律的行動，但大勢已去，而這種行動也徒托於空言，而不見於實際的表現。
事實上，甘地取消反對法律的行動，不但一般國大黨員不大了解，而且他最親信最得力的助手——尼赫魯——也覺得驚奇。那時，尼赫魯還關在監獄裡，他聽到這消息，非常痛心。他認為自己從1917年認識甘地以後，十七年來彼此的關係，正是水乳交融，絲毫也沒有阻礙，現在突然發生這個大事件，他恐怕自己和甘地的關係就從此中斷了。
針對這事情，甘地也非常痛心。他除了痛責自己一頓外，他只好準備讓自己一個人來干反對法律的行動，這辦法當然是很不實際。
平心而論，國大黨的許多要人之所以表示憤怒和憂慮，並不一定是不贊成甘地取消反對法律的行動，或者說他在時間上選擇得不對。自政府採取嚴厲的手段後，全國已經暫時處於麻痹的狀態。國大黨的許多黨員覺得，假如他們的領袖的戰略，多作政治上的考慮，少作道德上的計較，他們相信政府方面將遭遇更多的麻煩。雖然他們都贊成向英國爭取自治的時候，須採取非暴力的政策；不過他們僅贊成避免使用武力，不贊成甘地無故帶來種種束縛。1933年5月，甘地很坦白地非難秘密的辦法和非暴力的主張相反。然而政府壓迫人民的機構簡直是無孔不入，假如不採用秘密的辦法，最好是放手不干反政府的獨立運動。
說來真奇怪，國大黨和殖民地政府的立場完全相反，但他們對於某一種行動卻同樣地十分重視，例如集體地反對法律，或拒交捐稅。但是，當甘地主張取消反對法律的行動，並且準備以全副精神從事建設計劃的時候，政府便可高枕無憂，因為他們覺得政治的危機已經過去了。
革命運動，甚至非暴力主義，很難無期限地維持高潮。國大黨黨員坐監的達七萬八千人之多；破家蕩產，損害身體的也有幾千人。假如爭取國家獨立自由的意志更強盛，那麼坐監的人數將無窮無盡，就是政府要採取最強硬的壓迫手段，恐怕也無濟於事。說來近於荒謬，甘地覺得遺憾的，並不是更多人沒有坐監，在他的心目中，數目根本不算怎麼一回事。他所引為遺憾的是，雖然大多數人民都信仰非暴力主義，但在內心上，他們並沒有停止怨恨英國人。假如在反對英國的統治的同志中，有少數人能夠完全停止怨恨英國人，他相信這辦法也許會使統治者洗心革面。事實上，自實施反對法律的行動四年之後，英國人對付國大黨的手段也更毒辣，而且懷疑更加深；政治的恐怖也更變本加厲。因此，甘地才下個結論：他的非暴力主義還沒有做得到家，全國人民需要進一步受非暴力主義的訓練，而著手處就是暫時停止反對法律的行動，代之以積極的建設。
在這種情形下，國大黨人認為暫時須停止活動，反對法律的行動，現在似乎僅限於甘地一個人，雖然這事情並沒有作正式的宣布，不過一般人都覺得反對法律的行動已經告一結束。甘地曾和一般黨員舉行多次討論。最後，他深信大家早已筋疲力盡，不可能再繼續反對法律的行動，同時，卻有少數人主張恢復獨立黨，重新加入立法會議。
形勢急轉直下，殖民地政府知道國大黨已經正式取消反對法律的行動，所以它便於1934年6月6日，發出一道命令，讓國大黨再成為合法的團體。
這樣一來，殖民地政府覺得大勝利。另一方面，國大黨的許多黨員都認為取消反對法律的行動以及恢復獨立黨，是一件極不愉快的事情。他們以為犧牲所得的代價不大，而且這等於自己承認失敗。
甘地也知道同志們都有這樣的感覺，其中表現得最強烈的應推尼赫魯。尼赫魯說自己陷於「精神上的孤立」（Spiritual isolation），同時，還訴說國大黨的理想已經降低。這兒甘地不得不坦白地答道，他的理想並沒有改變。「我還是像1917年以來你所認識的我，對於共同的目標，我還有同樣的熱情。我希望使本國達到完全的獨立，像英文這個名詞的含義所說的一樣。使你覺得痛苦的每個議決案，事實上都按照這理想來起草的……。但是，在認識時代的需要上，我自知很有辦法，所有議決案不過是這些辦法的反映罷了。」
上邊這一段的解釋，他的少數親信當然一聽就明白，可是一般黨員還是免不了有誤會。有些人對於他的方法和意見已經覺得厭倦，他們有時會假裝接受他的政策，雖然他們心裡並不贊成。此外，他們以為他控制國大黨太過分，而且還會幹涉到民主的精神。
這些無謂的誤會，甘地還看得開。最使他難堪的，就是他本人和國大黨的知識分子之間對於非暴力主義這個極難的問題有很大的歧見。自他傳播和實行非暴力主義已經十五年，可是那些自命為他的信徒的人對於這問題竟沒有深刻的了解，這怎麼不使他傷心。
黨內的意見既然這麼分歧，同時，他本人的興趣已經從政治轉到社會的建設計劃，所以他就從1934年10月起，正式引退，雖然他曾聲明，他並不是憤怒地失望地退出國大黨。
以後的三年間，甘地的主要興趣，將不在政治，而在農村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