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二十一章 開圓桌會議
1930年11月，英國召開第一次圓桌會議，以便討論印度的憲法問題。雖然那次會議有印度人參加，不過他們並不是國大黨的代表。
1931年1月，甘地和國大黨的一些領導人物得到釋放。接著，甘地和印度總督厄文勳爵會談，結果，於3月5日達致協議，即所謂「甘地·厄文協定」（Gandhi Vrwin Agreement）。厄文勳爵答應釋放其他政治犯，數目達十萬人之多。甘地也答應取消反對法律的行動，並且願意派代表到倫敦去參加第二次會議，時間是從9月14到12月1日。雖然這次會議也不能產生一種憲法，不過甘地在倫敦小住的時期，曾博得許多人同情印度。事實上，甘地把他和英國人民非正式的接觸當做「真正的會議」。
當甘地在倫敦時期，他喜歡住在東區貧民窟的金斯利大樓（Kingsley House），雖然他在會場附近的爵士橋（Knightbridge）也有一間辦公室。他曾拜訪許多要人，包括英皇、英後、蕭伯納、坎特柏萊主教、拉斯基教授、斯馬特將軍。他和報界的關係十分融洽。當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穿著腰布，他答道：「你們穿著燈籠褲，我不過沒有穿這玩意兒罷了。」
因為被壓迫者最了解被壓迫者，所以甘地住在東區貧民窟里的金斯利大樓的時候，他心裡有說不出的愉快。他每天早晨出去散步的時候，許多人向他請安，尤其是小孩們，他們包圍著他，向他問長問短，他覺得自己好像仍住在印度的修道院一樣，給小孩答覆簡單而又深刻的困難的問題。他告訴他們關於自己的童年的故事，並且教導他們說，以德報怨，比較以怨報德的辦法好得多。
蕭伯納早就想和甘地見面，所以這次有機會讓他們暢談一個鐘頭。他們廣泛地討論人類學以及宗教、社會、政治、經濟問題。蕭伯納認為他和甘地算是一流人，在社會上占了極少數。他曾問甘地說：「這次圓桌會議是否會使你覺得不耐煩？」甘地很悲哀地答道：「它不只需要忍耐。整個會議是個煙幕彈，而我們所辯論的問題仍停留不前。我曾問他們，為什麼不徹底坦白地宣布你們的政策，讓我們有所選擇？但是英國的政治的本質似乎不會這麼幹。它一定要走圈子，跑了冤枉路！」
有人說，白金漢宮的招待會是個重要事件。甘地雖然對於英皇和英後十分尊敬，但他卻不敢作如是觀。這些招待會到底有什麼意義？英皇和英後是否真正接近人民？他們辦過什麼事情？他們能辦事情嗎？這是否像個啞劇。有人說，甘地曾去過白金漢宮，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假如這種招待會是那麼沒有意義，為什麼他不會拒絕？
針對這事情，甘地曾說：「我是處於非常尷尬的局面。我到這兒來做客人，不是當我的國家的代表。因此，我應該小心做事，但我不能告訴你們，我做事是怎樣小心。你們以為我會贊成首相在少數民族委員會裡的演講嗎？我本來想當時當地反駁他，但我卻一聲不響地坐下來。我回到家裡，寫了一封語氣很溫和的信。然而這一周我又遇著一宗道義上的問題，我被請參加英皇的招待會。為著印度所發生的事情，我覺得那麼痛心，弄到無心參加這種集會。假如我是自動到這兒來，那麼我將毫無猶豫地作個決定。可惜我是個客人，所以我才猶豫不決；我不能很輕率地做一宗事情。我無時無刻不想到這事情的道義上問題，而不是法律上問題。」
當甘地認為在道義上他必須赴會的時候，他便寫了一封很有禮貌的信給張伯倫勳爵，一面感謝他的盛情，一面暗示他說，他和其他印度代表們將穿著便服，而不穿著禮服。他一向不參加這種招待會，這次卻是個例外，免得被人當做沒有禮貌。
當英國首相麥唐納主持一次全體代表大會的時候，甘地發表了一篇歷史性的演講。這篇演講可以概括他個人對於英國的統治與印度的獨立的態度。他說：
雖然你們邀請國大黨，你們卻不相信國大黨。雖然你邀請國大黨，你們卻拒絕他們代表整個印度的要求。當然在這兒你們盡可抗拒他們的要求，而且我也不可能證明他們的要求；但是，事實還是一樣，假如你們發覺我提出這要求。我之所以要這樣做，因為偌大的責任曾落在我的肩膀上邊。
國大黨代表反叛的精神。我知道在一個要通過商量，以便達到和平解決印度困難問題的會議里，「反叛」一詞似乎不應該被提出來。一位又一位演講者起來說，印度需要通過商量、辯論，以便達到自由，假如大不列顛真正會通過辯論，而答應印度的要求，那麼這將是不列顛最大的光榮。但是，國大黨並不會這麼主張。國大黨另有意見，而那種意見將使你們不愉快。
我聽見好幾位演講者……都這麼說，假如印度充滿著沒有法律、反叛、恐怖等精神，那麼它將有大災害。我不敢冒充研究過歷史，但是，當我做學生時代，我也修完一門歷史課程，我知道歷史書里染遍為自由而奮鬥的志士的鮮血。沒有經過極大的苦難而又能夠達到自由的目標的國家，這例子我可不知道。暗殺者所用的劍、毒藥碗、步槍手的子彈、戈矛，這些從事毀滅的武器和方法，一路來都被愛好自由的人所運用。歷史家並沒有譴責他們。我並沒有替恐怖分子做策略……。為著爭取自由，人們曾經奮鬥，人們曾經失掉他們的生命，人們曾殺死他們所要驅逐的人，或者不幸被後者所殺。
接著，甘地提到國大黨所採取的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活動，可是，他也知道任何政府不許有反對法律的行動，也不贊成公開的反叛。雖然如此，他仍堅持自己所主張的以和平的方法來達到印度獨立自由的願望。寫到這兒，甘地不禁激昂慷慨地發表他的內心話：
我的生命操在你的手裡。工作委員會，全印國大委員會的一切會員的生命都操在你的手裡。但是，記住，這幾百萬啞子的生命都操在你的手裡。假如我的能力做得到，我真不想這些人的生命被犧牲。因此，請你記住，假如天從人願，我能夠達到光榮的解決的目的，那麼任何重大的犧牲，將在所不計。你知道我擁有最大的妥協精神，假如我能夠以國會所運用的精神來感動你，而這種精神就是印度應該有真正的自由。你要叫它什麼名字，這完全隨你的便；你無論叫它什麼名字，玫瑰的味道還是香的，不過這應該是我所需要的自由的玫瑰，而不是人造的產品。假如你的思想和國大黨的思想，這次會議的思想和英國人民的思想，可以用同一文字具同一的意義，那麼你將覺得國大黨往往有妥協的精神。但是，只要大家沒有同一的思想，同一的定義，這是說，當你我使用同一文字的時候，含義並不一致，那麼妥協便不可能。
接著，甘地又侃侃而談地發揮他的意見。他覺得英國政府似乎會相信他個人，但不相信他所屬的國大黨。須知組織比較個人大得多，而個人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假如英國政府真正相信他個人，那麼它最好是相信整個組織。事實上，除了組織以外，他個人是毫無力量。假如英國政府懂得運用國大黨，那麼一切恐怖行為將自行消滅。可惜英國政府不懂得正視現實，往往舍本求末，結果，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最後，甘地斬釘截鐵地下個結論說：
你不知道我們並不需要小麥所製成的麵包，我們卻需要自由所製成的麵包：只因沒有自由，所以成千成萬人才發誓不要和平，或者給國家以和平。
甘地來自印度民間，深知印度的內情。他認為少數民族的問題如沒有解決，印度的獨立是毫無希望，印度的自由也是毫無希望。這次甘地之所以毅然決然前來倫敦，參加圓桌會議，因為他希望自己也許能夠解決問題。但他要不殫煩地再三聲明，只要外國的統治者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存在的一天，那麼社團和社團之間，階級和階級之間，永遠不能達到真正的友誼。
甘地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他認為英印的合作是否能夠繼續下去，這關鍵不操在他自己的手裡，這主要的是操在首相的手裡。再進一步，這關鍵也不是操在首相的手裡，而是看各種環境來決定，而環境絕不是首相或甘地所能轉移的。因此，他要趁機會向大家致謝，上自英皇英後，下至他所逗留的東區最窮苦的人民，都包括在內。
不管圓桌會議的結果如何，甘地老是覺得這次逗留英國的期間，他曾得到各界人士最大的敬意和最大的友誼，而這些敬意和友誼，他將永遠不會忘記。
他是個在極端混亂中而又能保持鎮定的人，他認為凡事都可以公開，所以他最反對秘密會議。他整天和各界男女接觸，電報和信件隨便亂丟，誰也可以拿來看。真是至誠動人，他的態度的誠懇，連那兩位被派來監視他的暗探也大受感動。他和他們做朋友，所以他可以叫他們做任何事情。
最使人難忘的，就是甘地從印度寄了兩隻表給這兩位暗探，上邊刻了「甘地敬贈」。假如暗探有機會寫他們的回憶錄的時候，他們對於甘地的印象不知道應該怎樣描寫。
在晚禱期間，滿屋子都擠滿了人，因為他們很熱烈地要了解他的生活狀況。至於每天早晨，當甘地從他的公寓抵達辦公室的時候，簡直是滿座生春。他從車子裡快快跳出來，即刻坐下來紡紗。房間的每個角落都坐滿了著名的雕刻家、藝術家，因為他們都急急要從他的身上找到他們所需要的題材。和他同來開會的各位委員，環坐在他的周遭，靜聽他的意見。那些從世界各國來的男男女女，更以一瞻他的風采，一聽他的言論，為無比的光榮。
當他在倫敦開圓桌會議的時期，他曾抽空到英國的紡織品中心的蘭開夏去參觀。那時，因為甘地提倡紡紗運動，禁用外國布，所以蘭開夏的紡織工人大受影響。慈悲為懷的甘地，雖然同情他們的處境，但他不能不表示他的立場。他告訴他們說，窮人心目中的上帝，不外面包和牛油，因為當他們飢腸轆轆的時候，他們根本不會想到別的事情。他又說，他之所以穿著半裸體的腰布來拜訪他們，因為他是那些半飢餓、半裸體、啞巴的人民的唯一代表。只因他的態度誠懇，說話坦白，所以蘭開夏的工人也照樣給他以熱烈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