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十九章　沉默的一年

在康波省開會時，甘地沒有參加政治議決案的辯論，這事情可以說明他要退出積極的政治活動。在1926年出版的《青年印度》（Young India）第一期上，他正式宣布停止巡迴旅行一年：「至少到12月20日止，除了健康或者其他不能預見的事件的迫切理由外，我不會在修道院外活動，更不會離開阿默達巴城。」他曾和那些參加康波會議的重要同志商量之後，才達到這結論。他之所以採取這種決策的理由是：第一，給他的疲倦的四肢以儘量休息的機會；安薩里醫生（Dr. Ansari）再三吩咐，教他禁止可以避免的腦力勞動。第二，使他能夠親自照顧薩巴瑪蒂修道院；事實上，自1915年，他創辦該修道院後，他就沒有親自照顧。第三，使他能夠把新成立的「全印紡工協會」（All India Spinners' Association）在健全的有條不紊的基礎上辦理業務。 甘地是個言出法隨的人。他的主意一定後，說干就干，說不干就不干，除了通過他的雜誌，以言論和全國同胞相見外，他真是足不出戶。《青年印度》每周刊載甘地的自傳一章，這種文字引起普遍的注意。整個印度的報紙，得自由翻印他的自傳。他曾答覆他的朋友說：「我有機會編輯的雜誌的文字，應該成為公共的財產。版權並不是自然的東西，這是現代的慣例，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許是需要的。但是我絲毫沒有想到，以禁止各報轉載自傳各章來增加《青年印度》的銷路。」雖然如此，但他並不贊成貪得無厭的出版家把他的自傳印成單行本：「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自傳什麼時候能夠寫成，我不喜歡這些東西零零碎碎地出版，或者沒有經過我自己校訂，或者在我監督下請人校訂之後，便匆匆出版。」《我對真理的試驗的故事》，繼續不斷地連載三年，後來分為兩冊印行。第一冊，1927年出版；第二冊，1929年出版。自傳的原文是用他的母語古吉拉特語寫成的，英文譯本是由他的兩位秘書迪賽（Mahadev Desai）和拜雅拉爾（Pyarelal）執筆的，不過這東西曾經他自己親自監督，有時還經過沙斯特里（Sastri）或美拉女士（Miss Mira）的指導下才完成的。自傳的最後一章，曾談到「納波會議」（Nagpur Congress）。事實上，從那次會議里，他才正式參加印度的政治活動。「從今以後，我的生活是那麼公開，我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沒有人不知道」，在自傳連載最後的一期上，他曾這麼說。《自傳》的姊妹篇《在南非從事非暴力運動》（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於1928年出版。這本書一半是在耶拉夫達監獄（Yeravda jail）寫的，一半是他被提前釋放後，在外邊寫成的。 甘地非常關懷「非暴力運動的修道院」（Satyagraha Ashram）的院員和「古吉拉特學院」（Gujarah Vidyapith）的學生。他時常朗誦印度古代的經典給修道院的院員們聽。至於「古吉拉特學院」的學生，他們倒喜歡他對於《新約》的解釋。有些批評家說，甘地是信仰基督教。他們問，「《聖經》里到底有什麼東西是我們的神聖的經典里找不到」？甘地答道： 我主張每個有教養的男女，以同情心來研究世界各國的經典。假如我們肯尊重其他宗教，像我們喜歡人家也尊重我們的宗教那樣，那麼研究各國的宗教，便成為神聖的任務。我們不要怕別的國家的宗教會影響到我們的長大的兒童。我們以鼓勵他們自由研究一切乾淨的東西，以便解放他們的人生觀。當有人把本國的經典宣讀給青年人聽的時候，秘密地或公開地希望他們會改宗，這一點倒使人害怕。那時，他一定會有偏見，存心討好本國的經典。就我本人而論，我的研究和尊重《聖經》、《古蘭經》以及其他經典，這和我自稱為忠實的正統印度教徒，完全吻合。凡是執迷不悟的，或者把善行當做惡行的人（假如他能夠得到古代人的核准，或者得到梵文書籍的支持），就不算是正統的印度教徒。我宣稱自己是個忠實的正統的印度教徒，因為我雖然拒絕一切違反我的道德觀念的東西，但我總覺得印度的經典能夠滿足靈魂的需要。我很尊重地研究其他宗教，這並不減少我對於印度的經典的尊重或信仰。它們在我對於印度的經典的了解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們擴大了我的人生觀，它們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印度經典上許多晦澀的章節。 人們控告我秘密做基督徒，這事情並不新奇。這是毀謗，同時，又是恭維——說毀謗，因為有人相信我能夠做任何秘密的事情，為的是恐怕被公開。事實上，沒有一件事情能夠阻止我不敢公開承認基督教或者其他信仰，只要我覺得這是真理，而且需要這種信仰。一有恐懼心，就不會有宗教。說恭維，因為這是說他們很不願意承認我有能力賞識基督教的美麗。假如我能夠按照自己對於《聖經》或《古蘭經》的解釋，自稱為基督教徒或回教徒，那麼我將毫無猶豫地把自己叫做基督教徒或回教徒。這樣一來，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都是同一意義的名詞。我相信，在其他國家裡，根本沒有印度教徒、基督教徒，或回教徒。那兒，所有的人不是按照他們的標誌或職業來批判，而是按照他們的行動來批判，不管他們所乾的是什麼職業。當我活在世間的時候，總有這些標誌。因此，我喜歡保留我的祖宗的標誌，只要這不會阻礙我的發展，或者攔阻我不能和其他地方的一切好東西同化。 我的通信員所透露出的高度敏感性，正好說明這個不幸的國家所流行的不容忍的浪潮的深度。讓那些能夠容忍的人屹立不動。 當1926年間，除了和他有關的機構外，他極少在外邊演講。四月間，他在「阿默達巴國家音樂協會」（National Music Association in Ahmedabad）開年會時的演講，可以說是例外。他是個對於音樂有深刻的認識的人，所以他希望把音樂介紹到沒有音樂的地方。以下是他的言論： 有個著名的古諺，現在已成為俗語，這是說，「不懂音樂的人」，不是禁欲主義者，便是禽獸。我們絕對不是禁欲主義者，因此，就我們缺乏音樂的程度而論，我們是更接近禽獸。要懂得音樂，必須把音樂灌輸到生活上。目前流行的不和諧，正好說明我們是處於悲慘的景況。在沒有和諧、沒有音樂的地方，那兒就沒有獨立。 凡是不和諧，或者每個人僅彈自己的調子的地方，那兒就有壞政府或無政府。獨立運動不能感動我們，因為我們沒有音樂。當我們能夠號召百萬人很和諧地或者一致借用上帝的名義來歌唱一種音樂，我們將踏上獨立的第一步。假如我們不能做到這麼簡單的事情，那麼我們怎麼能夠贏得獨立？ 過去三年間，我們在阿默達巴開設免費的音樂班，由一位專家作指揮。然而參加音樂班的人不過十名，認真地經常來上課的不過四人，這事情不能使我們安慰，但我們是在希望中生活。凡是有污穢、骯髒、可憐的地方，那兒就沒有音樂。它暗示完全相反的環境。假如我們給音樂作廣泛的解釋，假如我們把音樂當做統一、和諧、互助，那麼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部門的生活可以不用音樂。 目前音樂已經降低到這地步，它僅指歌女的歌喉。我們很害羞地不敢把我們的姐妹或女兒送到音樂學校去讀書。有人很迷信地主張，凡是缺乏甜蜜的聲音，便算是最優秀的歌喉。老實說，音樂是最古老最神聖的藝術。《吠陀經》的詩篇，是音樂的寶藏；《古蘭經》的詩句，絕對不能用沒有音樂的聲調來朗誦。《大衛的詩篇》給我狂歡，同時，使你回憶《吠陀經》的詩篇。讓我們復興這種藝術罷。 我們看見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音樂家們並肩地參加音樂會。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看見在我們生活的其他事務上能有同樣友愛的聯繫呢？到了那時，我們的嘴裡將同時叫著羅摩和羅曼（Rama and Raman）的名字。 我很高興，你們中間有人贊助音樂。假如有更多人送他們的兒女到音樂班來讀書，這將算是他們對於國家的進步的一部分貢獻。 在這一年間，甘地極少出門，除了五月間他曾到孟買和印度總督會過面。甘地是被請去討論農業問題。他告訴總督說，他和皇家委員會的意見相左，他仍堅信自己的不合作的意見，而且大體上對於任何委員會沒有信心。在他和總督晤談兩次的時間，他曾談到農業、牲畜、紡車等問題。在歸途中，他被國大黨的工人攔住。他們質問他說：「你既然自稱為不合作者，為什麼你還去見總督？」 甘地答道：「不合作者應該在本能上知道，我不會做違背我們的信條的事情。假如我有做——我承認我也容易犯著過失的——那麼他們應該否認我，不過他們仍須堅定他們的信仰。」 甘地脫離政治，對於印度問題不加評論。表面上，他是沒有活動；實際上，他是「集中行動」。他曾說：「我曾停止干預印回的爭論，因為在這時候，我如干預，我相信只會壞事。此外，那時還有賤民問題，全國性的教育制度問題，紡車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是傾全力來干。」 然而甘地念念不忘的，還是印度廣大的農村。他親切地覺得，他越深入農村，他越受農村的貧苦的景象所感動。農民和耕牛在一起工作。事實上，許多農民在知識上在生活上差不多降低到耕牛那麼可憐的地步。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因為人類能夠用腦和用手，可是一般貧苦的農民，既不能用腦，又不懂得用手，結果，他們的腦力和手工越來越落後。這簡直是最大的浪費。 經過一年的沉默之後，他對於印度的獨立運動，更有堅強的信心，而入手處應該是喚醒廣大的農村的人民，參加獨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