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十八章 能說又能行
為著深入民間，認識民間的疾苦，甘地只好到處旅行。凡是他的足跡所到的地方，無論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幾千、幾萬人總要聚集在一起，靜聽他的訓話。他這種旅行，可以說是號召廣大的群眾改信他的教義的旅行。沿途可歌可泣的事件，實在記不清，數不完。
有一次，甘地一行人的火車，耽擱在比哈爾省（Bihar）的一個鄉村，有個老婦人親自來見他。她說：「先生，我現在是一百零四歲了，我的視線已經模糊了。我曾經參觀過許多聖地。在我的家裡，我供奉兩個神殿。像我們信奉羅摩（Rama）和黑天（Krishna）一樣，我們也把甘地當做上帝的化身。在我沒有見到他之前，死神是不會出現的。」這種簡單的信仰，使印度的幾百萬群眾到處興高采烈地歡迎他。大家異口同聲地高喊「甘地萬歲！」
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鄉村到另一個鄉村，甘地曾到佛教廟和回教堂去演講。民眾這麼熱烈歡迎他，有時愛護得過分，使他覺得頗不耐煩。在巴利沙（Barirsal），他曾很率直地對二萬五千名群眾說：「我到了一個地方，大家都忙著高喊『甘地萬歲』，人人都準備膜拜於我的腳下，但沒有人願意聽我說話。我覺得很討厭自己，同時，也討厭周遭的人物。當我聽見『甘地萬歲』的呼聲，每個詞句好像利箭一樣，穿過我的心。假如有一度想到這些叫喊的聲音能夠為你們帶來獨立，那麼我的受苦也是心甘情願。但是，當我發覺人民的時間和精神浪費於這種無用的叫喊，而且真正的工作都沒有人幹的時候，我倒希望他們給我預備一個火葬場，讓我跳進火坑，以便熄滅使我憂心如焚的火焰。」
在他最初三個月的旅行時期，他注重抵製法庭、學校、大學。後來，這種運動的消極政策，再也沒有被提及，而他卻特別注意非暴力問題，印回統一問題，建設問題。
1921年9月19日，甘地發表一篇演講。他說：「喀拉蚩的歷史性會議舉行的時候，可惜我沒有出席。假如我在場，那麼我也一定支持這議決案。」那時，印度殖民地政府的高壓政策，剛好是加強這運動。他本來決定在9月30日來完全抵制外國布，開始不服從政府的命令，可是政府的倒行逆施，迫得他必須提前兩星期來接受政府的挑戰。
自來革命或任何一種運動的成功或失敗，主要的是看領袖的人格。假如領袖能夠言出法隨，以身作則，那麼一般群眾當然會跟他跑。相反的，假如他口是心非，言行矛盾，嘴裡說的是一套，手裡乾的又是一套，那麼一般群眾馬上會看出他的弱點，永遠不會接受他的領導。
甘地就是這麼一個說得出做得到的硬漢。他既然要抵制洋貨，所以他乾脆脫下筆挺的西裝，決定使用一條土產的腰布來纏身。此後，他無論在什麼場合，人們只見到這位半裸體的身圍腰布的托砵僧一樣的人物。
針對這問題，他特地發表一篇宣言。他說：
我知道許多人覺得很難即刻取代外國布。幾百萬人民都太窮了，他們不能購買充分多的卡基布來代替他們所丟掉的布。讓他們心甘情願地採用腰布罷。就我們的氣候而論，當每年的暑季，我們根本不需要什麼來保護我們的身體。讓他們不要一本正經地講究服裝。印度從來不堅持男人須把全身蓋得密密，以便證明他們有文化。為著示範作用，我提議至少在10月31日以前，丟掉我的帽子和背心，以後無論什麼時候，我需要保護身體，我僅用腰布來纏身。我之所以這樣改變，因為我時常躊躇不決地不敢給人以什麼教訓，恐怕自己做不到，同時，因為我急急要找出一種辦法，使他們更容易改變，以便丟掉他們的西裝。我認為丟掉洋服對我是很需要的。因為我光頭赤身，是一種哀悼的標誌，是我在本國這部分的標誌。我們越來越要哀悼，這事情對我更見親切，因為年底轉眼就到，可是我們還沒有得到獨立。我要說得清清楚楚，我並不希望諸位同志也不用背心和帽子，除非他們覺得真是需要這麼幹。
甘地又說：
我敢肯定地說一句，假如工人足夠，那麼在一個月之內，每省每縣都能夠製造充分多的東西，供給各自的需要。我主張除了製造國貨之外，任何活動都完全停止。我甚至主張糾察隊由酒店退出，因為我相信喝酒的人認識清心的新精神。我要教導每個不合作運動的人，把坐監當做生活上的家常便飯，而不會想到其他事情。假如在十月這個月內，我們能夠組織製造的機構，而且會搜集到外國貨，那麼我們便會造成鎮定的和平的氣氛，以便開始反抗法律，假如那時真是需要這麼做。但是，我堅決相信，假如我們能夠表現堅強的人格，組織的能力，自製的力量——這些是完全製造國貨所需要的條件——那麼我們將達到獨立，不用其他條件。
不久之後，甘地的確變成半裸體的托缽僧。9月21日上午十時，他請了一位理髮匠來剃頭。第二天，他就要坐車到外地去旅行。他一早就起身更換衣服。他把帽子和背心丟掉，不過他做了一個小布袋來裝置以前放在背心的口袋裡的東西。接著，他使用腰布來纏身。朋友們勸他不要穿著這樣的服裝。他告訴他們說，他並不想做個隱士。目前他所採用的服裝，在南非的人民的心目中，根本不是怎麼一回事。他堅決地使用腰布。翻天覆地的暴風雨似乎即將來臨。
9月24日，甘地向回教徒呼籲。他要求他們保持非暴力主義，但不要採取消極的態度。他也要求他們步阿里兄弟的後塵，而且故意不服從命令，以便引起政府的干涉，把他們關起來。他很自信地認為這種運動將繼續進行，姑定一批領導人物要坐監。只有前仆後繼的精神，才能夠使自由獨立及時實現。
甘地深知從殖民地蛻變為獨立的國家，是個非常困難的事情。因此，他要煽動全體人民，鼓起勇氣，豎起脊梁，迎接來日大難。他把「獨立」一詞的定義，叫做「放棄死亡的恐懼心理」。他既然掌握邏輯的精神的力量，所以他想把一路來屈服於淫威下的印度，變成奮勇直前的印度。他曾嚕嚕囌蘇地說道：「假如我們要得到獨立，那麼我們大多數人應該放棄死亡的恐懼心理；不然，我們就沒法子達到獨立，當兒童或青年或老人死亡的時候，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心煩意亂，坐立不安。事實上，隨時隨刻都有人生，有人死。新生的歡樂，死亡的哀悼，我們都覺得是很愚蠢的事情。凡是相信有靈魂的人——無論印度教徒、回教徒、拜火教徒，以及其他任何教徒——都知道靈魂是不死的。這一系列的思想，將會幫忙我們掃除死亡的恐懼心理，你瞧，一個人既然不怕死亡，他還會怕什麼？」
甘地之所以要提出這問題，因為他知道，假如印度要提前獨立，那麼它一定會遭遇宗主國強烈的對抗，而首當其衝的領導階層，甚至同情獨立運動的普通老百姓，難免要挨打、坐監、殺頭、槍斃。雖然勇敢的人會視死如歸，但他們仍須步步提防。免遭毒手。須知在非暴力的鬥爭中，愚蠢的人沒有存在的餘地。
甘地所提倡的抵制外貨的運動，在孟買一地區雷厲風行，除了歐籍人士，一些英印混血兒、拜火教徒，以及當地少數富有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當焚毀外國布的事情舉行的時候，大批民眾都圍觀。甘地告訴民眾說，他即將推動違抗法律的行動，屆時政府所擁有的軍隊也許會開槍來屠殺民眾。但是，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要求孟買的人民須保持鎮靜，千萬不要無故生事。
當甘地對巴洛立（Baroli）的民眾演講的時候，別的地方的暴民便開始干擾一般愛好和平的市民，阻礙交通。到了傍晚，給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暴民，他們的兇猛的情緒更見高漲。甘地得到情報，知道嚴重的暴動事件正在醞釀中，而且全城各處都發生擾亂秩序的事情，他馬上出去制止暴動。
那時，拜火教徒參加歡迎英太子大會的行列，這事情顯然是違反公意，所以他們便變成大家攻擊的目標。當他們從歡迎會回來的時候，他們頭上所戴的外國帽，身上所穿的西裝，都被人家拿下來，付之一炬。許多酒店被搗毀，有些電車被燒掉。一個警察署和另一間屋子也被燒掉。四個警察被人活活打死，還有幾個受傷。甘地親自跑到現場來觀察，那兒萬頭攢動，周遭都是嘈雜的聲音，而且非常混亂。當他們發覺甘地也擠在人群中，他們更是瘋狂地示威，同時，高喊口號，說什麼「甘地萬歲」。甘地把他們訓了一頓，命令他們離開，他給受傷的警察們灑水，很耐心地看顧他們，直到他們被送到醫院去治療之後，他這才離開。
全城各處都傳來屠殺和暴動的新聞，吵吵鬧鬧，直到深夜而後止。甘地親眼看到這些恐怖的景象，所以他的內心的痛苦可以說是無法形容。只因痛苦萬分，他一夜不能熟睡。在悲傷和悔恨的心理的交織下，他回想自己指導這次抵制外貨、提倡國貨的運動時所懸的鵠的，現在這種希望已經落空，殘暴和互不相讓的精神卻繼續增加。他自怨自艾地責備自己，而且表示相當失望。
甘地本來希望在一年之內就使印度得到獨立，現在事與願違，距離獨立的目標越來越遠。普通人不用說，連國大黨的同志們也反唇相稽。針對這事情，甘地不得不來個解釋。
甘地認為他要定個期限，以便實現獨立的目標，這事情是無可非議的。事實上，他所提出的條件是輕而易舉，假如人民能夠履行他所提出的條件，那麼在一年之內就得到獨立，這一點也不困難。再進一步說，他所定的期限，並不是對一般人來說，而是希望國大黨的領導階層更能夠負起他們的責任。
假如他沒有定個期限，那麼他相信大家不會捐到那麼多錢，買了那麼多紡車，同時，也不會製造出那麼多的卡基布，以便分配給全國貧苦的人民，尤其是孟加拉、聯省、旁遮普三處英勇的表現，更使人覺得他們是視死如歸，前仆後繼，絕對不怕挨打和坐監。
但是，殖民地政府決定鎮壓這個運動，而印度人民也決定忍受一切壓迫。到了年底，被捕的人數多達三萬人。此外，還有成千成萬人準備為著獨立自由這個大宗旨，作壯烈的犧牲。
獨立自由還沒有露出曙光，不過印度人民精神上的束縛已經解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