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十五章　獻身國大黨

當甘地在南非活動的時候，他已經知道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是印度唯一的政黨。他也知道英國保守黨人一聽到國大黨這個名字，就會表示厭惡的情緒，但是，假如他要遷就英國人，而不敢採用這個冠冕堂皇的名字，這未免太過懦弱。事實上，這個機構是表現印度最高的政治願望。最難得的是，這個機構的領導人物那洛芝（Dadabhai Naroji）是甘地最崇拜的大人物，因為甘地在倫敦求學時期已經認識了他。 甘地曾說： 因此，我就變成國大黨的信徒，而且希望它的名字能夠家喻戶曉。因為自己毫無經驗，所以我並不想去找一個新名字。我也害怕做錯了事情，所以我教印度人把他們的組織叫做那達爾印度國大黨。（Natal Indian Congress）。 與會的人一致表示贊成他的提議。到了1894年8月22日，那達爾印度國大黨就正式成立，亞丹（Abdulla Haji Adam）被選為會長，甘地被選為義務秘書，另外還有二十三名印僑的領袖被選為副會長。接著，大家一致通過章程，開始活動。 現在讓我追述印度國大黨的歷史。 遠在1885年12月28日，印度國大黨已經產生，地點是德巴爾高古達學院（Tejpal Gokuldas College），七十二名代表都是全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像甘地從事獨立運動時，很得力於幾位英國的友人一樣，當國大黨剛成立的時候，首先高舉義旗的人物也是英國人。他的名字叫做休姆（A. O. Hume）。休姆精通印度的歷史，洞悉世故與人情，他深知1857年印度的大暴動，完全是殖民地政府的高壓手段應有的後果。假如政府要保障類似的事情不至重演，最好的辦法是讓沸騰的民氣有發泄的機會。這是太平門，這也是長治久安的決策，雖然他愛護英國是會多過印度。 1883年，他寫了一封公開信致加爾各答大學畢業生，他要求五十名品學兼優的人才出來，發起組織一個團體，負起道德上社會上政治上復興祖國的任務。他說： 只要找到五十名品學兼優的人才來做發起人，那麼事情便能夠辦得成功……。你們是國家的鹽。假如從你們這些優秀分子中找不到五十名富有犧牲的精神，富有愛護祖國的熱誠，富有大公無私的由衷的愛國主義，以便爭取帶頭作用，甚至為這個宗旨而貢獻他們的餘生，那麼印度便沒有希望。它的人民將永遠成為外國統治者手下極卑賤的孤立無援的工具，因為「他們應該敢打擊，這才能夠得到自由」。假如思想界的領袖也是這種可憐蟲，或者很自私地僅想照顧個人的利益，而不敢為國家去打擊敵人，那麼他們就天公地道被人蹂躪，為的是他們不值得更好的報酬……。 假如你們這些優秀分子，同時也是全國內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士，為著個人的安樂和自私的目標，不能夠從事堅決的鬥爭，以便替國家爭取更大的自由，……那麼你們的朋友們便算錯了，而你們的敵人便算對了……那麼目前所有進步的希望便算完蛋，而印度也不配得到比目前的政府更佳的待遇。 休姆這封富有煽動性的公開信發表後，全國各地的人民紛紛響應，而印度國大黨的組織就開始形成。他的本意僅想組織一個聯盟，專門從事社會工作，讓各省現有的組織，負起政治活動的責任。他把這意見跟印度總督達夫靈勳爵（Lord Dufferin）商量，後者認為政府首長很難知道真正的民意，同時，一般報紙的言論也不大靠得住。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著想，最好有一個真正能夠代表國家利益的團體，好讓政府當局知道弊端的所在，因而想法改善。休姆又徵求他的意見，可否請孟買省總督李勳爵（Lord Reay）來做國大黨第一任主席，他也很精明地答道，只要總督在場，一般人民恐怕不會侃侃而談地說出良心話。他還進一步說，只要他還在任的時期，他的名字最好不要和國大黨聯在一起。 作為「國大黨之父」的休姆，他是個很識相的人物。只因他立志為印度的人民服務，所以他肯接受副總督的榮銜，同時，他和他的夫人不大隨便接受人家的招待。 到了國大黨正式成立的時候，主席一職當然由那洛芝擔任。那洛芝是個新聞記者，經濟學者，同時，又是婦女教育的倡導者。他的生活嚴肅，對於鴉片煙的買賣深惡痛絕。遠在國大黨產生前的四十年間，他已經任勞任怨地獻身社會運動。他前後三度被選為國大黨主席。他活到九十二歲，被全國人推崇。「他的頭髮雖潔白如雪，但他的內心卻蘊藏青年人的烈火」。這兩句話可以代表國人對他的認識。 同一事件，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完全相反的按語。當國大黨第二屆大會舉行的時候，各種重要的人物都參加。因此，加爾各答的《政治家報》（The Statesman）說：「這些人物可以很驕傲地說是我們統治百年的果實。」但是倫敦《泰晤士報》卻說：國大黨「主要的是不甘心的求職者——幻想的人物——他們在本國毫無利害關係。」它還下個警告：「這些清談俱樂部的代表們也許會嚴重地危害公共的安寧。」 只因國大黨從籌備的時期起，便和一些對印度問題表同情的英國人發生密切關係，所以這更可以證明國大黨所要鬥爭的對象，不是英國人，而是英國的統治。再進一步說，國大黨代表全國各階層人物，不論等級、信仰、宗教，所以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印度教徒，第二任主席是拜火教徒，第三任是回教徒，第四和第五任是英國人。起初，僅有兩名回教徒參加，到了第六屆大會，在全體702名代表中，回教徒已占了156名，等於22％。 殖民地政府認為國大黨至多是五分鐘熱度，或曇花一現。雖然他們是怒形於色，而且決定劇烈反對，但它的黨員的人數卻與日俱增。並且能夠年年開大會。到了1889年第五屆大會舉行的時候，代表的人數已經達到1889人。 這一切事情，當然使殖民地政府滿肚子不高興。雖然國大黨在創辦的初期，曾得到最高當局的同情，可是，由於力量的增加，同時，因為它開始採用強硬的政策，所以它便被政府當局視為暴動者。 休姆知道殖民地政府雖然經過國大黨三年來不斷的呼籲，不過他們仍執迷不悟，一點也不讓步。因此，他決定採取劇烈的民眾宣傳的辦法，希望當局能夠領略事態的嚴重。為著實行這計劃，他便請求大家幫助基金。果然登高一呼，全國響應。各地前後開了一千多次會，其中有些會議，參加的人數多達五千名。據悉當時所散發的宣傳品也多達五十萬份。 這樣一來，殖民地政府大起恐慌。總督達夫靈勳爵否認他和國大黨有任何關係。接著，殖民地政府就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當第四屆大會要在阿拉哈拔（Allahabad）舉行的時候，政府便想盡辦法，使這會議開不成功。國大黨要找個適當的地點來蓋天幕也找不到。總督高盧文爵士（Sir Auckand Colvin）和回教徒的領袖賽阿默爵士（Sir Syed Ahmed）攜手合作，組織了一個「反國大黨的聯合愛國協會」（Anti-Congress United Patriotic Association）。賽阿默爵士還號召一般回教徒對於國大黨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針對這問題，休姆曾再三和印度總督高盧文爵士討論。他很坦白地指出人心的向背，時代的思潮，不幸殖民地政府對於這種近情近理的言論竟熟視無睹，充耳不聞。國大黨曾發了十七封請柬，恭請總督參加在加爾各答舉行的第六屆大會，不過這些請柬一封封被退回來，理由是政府官員不許參加政治會議。就在這時期，孟加拉省政府發出一項通告給各部門的首長和秘書說：在印度政府的命令下，政府官員「以觀察者的身份出席這種會議，算是不聰明，假如參加這種會議的一切進行的程序，將絕對被禁止」。 奎松勳爵更是變本加厲，他的荒謬的言論，曾引起公憤。當1904年，他在預算案辯論會裡說道：印度人「按照他們的環境、遺傳、教養，都不能夠負起英國統治下的高級職務的責任」，而「印度文官里最高的職務」，應該「照一般的原則，由英國人來擔任」。 在加爾各答大學舉行畢業典禮時，他又發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講。他毫無理由地侮辱了印度人，說真理一詞並不是東方人的道德，在印度的史詩里，真理一詞也沒有占了崇高的地位，相反的，它僅歌頌「忠實的人所實行的很戰功的欺騙法」。他把知識階級叫做空談家、淺薄的愛國主義者，絲毫沒有勇氣。最後，他還否定到底有「印度國這麼一回事」。在他對商業團體的演講里，他曾再三聲明「行政和剝削，二者應攜手合作」。 奎松勳爵是個非常頑固的信仰官僚政治的人物，他深信英帝國是上天的設計的一部分，而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將維持得很長久，印度應該成為英國的「屬地」。 當1903年在德里的印度藩王接見室里，他反對教堂採用《基督精兵向前》那首聖詩。他的理由是，當君主發表宣言的時候，這些印度兵既不是基督教徒，而且「聖詩」里聽說的「皇冠和寶座會消滅，帝國會興亡」。等句子，多少包含著不相稱的悲觀論調。 奎松勳爵完全低估國大黨運動的力量。他給殖民部政務次長的信說：「我個人的信念是，國大黨搖搖欲墜，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促進該黨平靜地滅亡，當我還在印度的時候。」不料壓迫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他不知不覺地把印度反抗現狀的情緒團結起來，結果，他比較前任所有總督給國大黨以更大的幫忙。他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孟加拉省劃分為二，這事情等於英國了結它在印度的統治的開頭。 1887年，國大黨主席那洛芝在倫敦小住。由於事務繁忙，他僅能抽出一小部分時間來處理黨務。只因他的人格偉大，所以許多人願意給他以必要的幫忙，結果，「印度國大黨駐英委員會」終於成立。那時，甘地還是個法科的學生。 這是甘地和印度國大黨的淵源，等到他從南非載譽回到祖國之後，他才正式和國大黨發生密切的關係。此後的三十年間，國大黨的成功和失敗，甘地都占了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