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十二章　第一次坐監

1906年，南非端斯華爾政府公報刊印一種擬議中的法令，需要所有印度人向政府登記，以後須隨身攜帶登記證，不然，就要坐監或驅逐出境。這個法令綽號「黑法案」（Black Act），甘地初讀這法令的時候，他真真切切地覺得，假如這法令被實施，這等於「南非印度僑民絕對毀滅」。那時，印僑的領袖們曾舉行小組會議，自甘地把這法令的內容向他們解釋了之後，他們就贊成開大會，對於「黑法案」提出一些反建議。 9月11日開大會那一天，帝國戲院擠得水泄不通。大會由印僑協會主席賈尼（Abdul Gani）主持。他是個老印僑，在社會上很有地位。大會提案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這樣：假如這個法令變成法律的時候，全體印僑誓必反對，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甘地把這提案向到會的聽眾詳細解釋，聽眾個個洗耳恭聽。接著，這提案有人正式提議，有人附議，再經幾位富有煽動力的演講家的說明後，便一致通過。 甘地對於群眾運動很有經驗。他知道一般群眾「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此外，群眾是感情用事，而感情是時常變動的東西。因為這次的提案，大家指天為誓，堅決反對，所以甘地更需要坦白地指出它的後果，好讓他們在心理上有所準備。甘地告訴他們說，萬一政府不接受這提案，那麼他們須心甘情願地準備挨打、挨餓、受侮辱、做苦工、坐監、驅逐出境。稍微一動搖，中途屈服，這等於懦夫，將來會遺臭萬年。 甘地希望大家重新考慮之後，才舉行宣誓；千萬不要輕易宣誓之後，再度變節。就他本人而論，他早已把死生榮辱置之度外。 甘地這次演講，群眾大為感動。他們決定接受他的領導，準備犧牲一切來反對「黑法案」。 當時甘地和一般同志，把這次運動定名為「消極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後來他細心一想，這是英文的詞句，恐怕在民間不大流行。他曾登報徵求讀者來定名，經過再三斟酌後，他才決定採用Satyagraha。這個字的意思是真理，包括仁愛和堅定，而仁愛和堅定將會產生偉大的力量。自此以後，Satyagraha一詞不脛而走。它的意思是指「非暴力主義」，以代「消極的抵抗」。 1907年7月，「黑法案」付諸實施，住在南非的一切印僑都要登記。當政府發現登記的人寥寥可數的時候，它就下令抓人，以便強制實行這法案。到了那年聖誕節，政府就給印僑的幾個領袖——包括甘地在內——以一紙通知書，問他們既然不按照新法律所規定的登記的辦法，為什麼他們不應被驅逐出境。 地方法院審問個別的印僑領袖，要他們在48小時內，或者7天至14天內出境。 到了1908年1月10日，政府限定的時間已經終止。同日，他們須出庭聽候判決。據甘地知道，有些印僑被判坐監三個月，做苦工，罰巨款；假如他們沒有現錢付還罰款，他們須再坐監三個月。甘地認為，假如那些人的行為算是犯罪，那麼他所犯的罪將更大。因此，他要求地方法院給他以更重的處罰。但是，地方法院不接受他的要求，僅罰他坐了兩個月監。 原來地方法院是他常造之地，不過平時他以顧問的資格來此地，現在卻以被告的身份來給人家審判。但是，他的行為光明磊落，所以他雖坐在犯人的席位，他一點也不覺得難過。 法庭里擠滿幾百名印度人和其他律師。當他被判決後，他就被警察帶進監獄，大門一關，開始過著寂寞的生活。這時，萬感交集，家庭、法院、群眾大會，好像春夢一樣，了無痕跡，而他自己卻成為犯人。在今後兩個月間，會有什麼變化呢？他是否要坐滿兩個月監？假如要求坐監的人數逐漸增加，那麼他顯然不必坐滿兩個月監。假如監獄不至有人滿之患，那麼坐監兩個月，真是度日如年。 他細心一想，覺得自己太過虛榮，太過無聊。自己時常告訴人家說，須把坐監當做住在堂皇富麗的旅館，須把反對「黑法案」所得的後果當做無比的幸福，須把一切犧牲當做最大的享受！為什麼這些正確的認識現在卻逃逸得無影無蹤？自己這麼一質問，好像吃了一劑補藥一樣，膽量來了，同時，他也開始嘲笑自己的愚昧無知了。 在約翰內斯堡監獄裡，他自己的衣服被獄卒收起，改穿監獄的衣服。這種衣服骯髒得要命，但是，為著堅持自己的無抵抗主義的信仰，只好咬緊牙齦，勉強穿起來。獄卒記錄他的姓名住址後，把他放在一間較大的監房裡邊。不久之後，許多同志也進了監獄，並且告訴他說，他們也得到同樣的判決。因為大家同住在一間監房，所以大家都覺得很愉快。 監獄的大門，下午六時關閉。大門雖沒有鐵枝，但非常堅固。門頂上有個小洞可通風，因此，大家覺得關在監獄裡，好像被鎖在保險箱裡一樣悶氣。 在南非的監獄裡，監房分為兩類：一邊監禁白種人，一邊監禁黑種人。印度人被判坐黑種人的監房，所以甘地就和黑種人住在一起。 監獄的飯菜，淡而無味，飯又煮得太爛。甘地和他的同志要求監獄的醫官給他們以一些作料，並且告訴他說，印度的監獄准許犯人用作料。醫官很嚴厲地答道：「這兒並非印度。監獄裡的食品，根本談不上什麼作料，」所以不准。經過多次的交涉，他們才可以自己煮菜，每周限兩天，時間僅限中餐一頓。 住在監獄的同志們，個個下了最大的決心，以最愉快、最寧靜的心情，履行坐監的期限。他們不必做苦工，閒著無事，大家努力從事掃除的工作，把屋內外打掃得十分潔淨。 同樣住在監獄，各種犯人的待遇是不平等的。只有白種的犯人能夠分配到床鋪、牙刷、毛巾、手帕，印度的犯人卻得不到這種待遇。中國的犯人所得的待遇更壞，甘地往往想法使中國和印度的犯人能夠得到同等的待遇。總督准許非暴力主義者使用桌子和文房四寶。在獄中，甘地精研英國大文豪兼名史家卡萊爾關於彭斯、約翰生、司各特、培根的論文集，以及有關於托爾斯泰、羅斯金、蘇格拉底等人的著作。這些書他往往會一讀再讀。早晨，他讀印度的經典；中午，他多數閱覽英譯的《古蘭經》。到了晚上，他教導一位中國的基督教徒讀《聖經》，因為那位先生要學英文。他開始翻譯卡萊爾和羅斯金的著作為古吉拉特文，可惜他被提前釋放，所以這種翻譯工作並沒有完成。此外，他每天早晨還和友人從事柔軟運動。 非暴力主義者的被捕，引起印度和英國強烈的抗議。斯馬特斯將軍和他的閣員時常開會，接著，他派了一位幹員去見甘地，提出妥協的條件。內容是，印僑須自動登記，詳細情形由政府和印僑共同決定。據悉，假如大多數印僑肯自動地登記，那麼政府可以取消「黑法案」，同時，想法使自動登記成為合法。 1月30日，約翰內斯堡的警監給甘地安排一輛專車，前往拜訪斯馬特斯將軍。二人見面之後，甘地便告釋放，而甘地的一切提議，被政府完全接受。 那時，甘地的身邊沒有半分錢。他向南非總督的秘書借錢來買火車票。晚上九時，才抵達約翰內斯堡車站。他片刻不停，坐車前往牛頓的回教堂。到了午夜，他居然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對一千名印僑演講。他說：「這次問題的解決，使印僑的責任大大提高。我們應該自動登記，以便證明我們無意把一個印度人秘密地或錯誤地帶進端斯華爾。」 甘地的話剛剛說完，質問的聲音就洋洋盈耳。有一位巴生人（Pathan，住在印度西部的阿富汗人）說：「是你告訴我們，只有犯罪的人需要指模。是你說，一切鬥爭集中於指模。那些言論是否能夠和你今天的態度相稱？」 甘地答道：「假如根據『黑法案』來簽字，這已經算是罪惡，更不用說指模了。但是，現在環境變遷了。假如你想用武力來強迫我接受你的意見，那麼在大家的心目中，在你我的心目中，我都變成一文不值。假如我以兄弟或同志的身份來接受你的意見，這倒能夠反映出我的謙恭和斯文。」 巴生人很唐突地告訴甘地說：「我們聽說你出賣印僑，從斯馬特斯將軍處領到一萬五千鎊的代價。我們絕對不印指模，同時，也不許別人這麼辦。以阿拉為證人，我發誓要把那位領導登記的人打死。」 甘地指出，那些發誓不印指模的人，大可不必印。他答應給那些願意登記而不想印指模的人以一切可能的幫忙。但是，他加了幾句：「我不喜歡這位朋友用死來恐嚇我。我也相信，一個人也用不著指天為誓來殺別人。我既然負責辦理這事情，同時，又算是印橋的公僕，在責任上我應該領導大家印指模，而且我祈求上帝，請他恩准我這麼幹。死在一個兄弟的手裡，而不死於疾病或其他原因，這對我一點也不痛苦。我對於我的兇手，絕對不懷半點憤怒或仇恨的意見，我知道這事情將增加我的永久的福利，而我的兇手以後也會認識我是完全無罪」。 清晨三時，甘地回家。七時，他即前往監獄報到。過了一小時後，他和其他同志，得到通知書，說他們可以正式釋放，這是1月31日的事情。印度社團在監獄大門外歡迎他，然後大家共同前往參加歡迎會。 2月10日，星期一，九時三刻，甘地和他的同事們剛剛離開他的辦公室，準備到政府那邊去領取登記證。八名粗人，在那位體格魁梧奇偉的亞蘭·默（Mir Alam）的領導下，跟蹤他們。當他們快要抵達登記局的時候，亞蘭就問甘地說，他要做什麼。甘地答道：「我準備蓋上十隻指模，領取登記證。假如你跟我去，那麼我就先給你弄個登記證，只需印兩隻大拇指，然後我也要領一張，印上我的指模。」 說時遲，那時快，亞蘭馬上給甘地吃了一棒。這一棒雖然沒有打中他的脊骨，但甘地已經吃不消，突然撲倒，上唇和臉部受傷，牙齒被打落了一個，前額撞到石頭上。接著，亞蘭一般人還是拳腳交加，幸虧有人解圍，卒免當場被他們打死。 嘈雜的聲音，引起在場的白種人的注意。亞蘭及其黨羽拔足狂奔，但不久之後，就給歐籍人抓住，交給警方。甘地被人救起來，送到歐籍人的辦公室。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杜克牧師（Rev. J. Doke）把他帶到家裡，延醫診治。在這當兒，甘地請登記局的職員，把文件拿來，讓他即刻登記。登記局的職員，請甘地休息一會見，但是，他答道：「我宣誓要拿第一張登記證，假如我仍活在人世，假如這種行為被上帝接受。因此，我堅持此時此地要領取登記證。」 在病榻上，甘地即刻打電報給總檢察長，替亞蘭一般人說情。因為亞蘭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們那種行動是錯誤，所以更值得警方原諒。此外，亞蘭是個回教徒，甘地是個印度教徒，說不定這種流血事件也許能夠使印回團結起來。 杜克牧師一家人招待甘地非常周到。事實上，杜克牧師認識甘地還不到一年，但二人的關係親如手足。他曾一度任《印度民意報》的編輯，而且是撰述甘地傳記的第一人，那是1909年的事情。 從那時起，甘地養成一個好習慣，這是說，他隨時隨地能夠坐而假寐；假寐了幾分鐘後，他又能夠精神奕奕地從事他的任重道遠的工作了。 以後幾個月間，他繼續不斷地在《印度民意報》上發表文章。他的意見得到大多數印僑的贊同。到了5月9日，即自動登記最後的一天，在八千份申請書中，有六千份得到批准通過。於是甘地就請政府履行它的諾言，把登記這事情做得更合理化，使亞洲人能夠接受。